张角 ——儒教与道教，从这里分道扬镳



我们的教科书一向把黄巾之乱称为农民起义，在各种游戏、动漫等现代媒体里面，黄巾首领张角也被塑造成一个低端的民间神棍，富含神经病的气质，但这是对原初道教的历史不了解所致。

实际上，东汉是儒教与道教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走向分道扬镳的时代。张角的黄巾起义，不过是东汉原始道教与儒教一系列战争中的高潮而已。而黄巾起义失败后，儒教与道教的战争也并未停止，反而在两晋十六国再起波澜，甚至出现道教势力割据一方乃至毁天灭地的局面。

道教的教众也并不是后世农村里那种低端的巫婆神汉，其中的骨干是有品位、有学问的地方豪族。他们起事的目的并不是装神弄鬼或者杀人越货，而是为了实现天命，实现天下太平。他们的组织方式与理论建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宇宙秩序中的儒道同源

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陈寅恪先生曾言“唐之事近于古，宋之事近于今”，日本京都学派亦阐发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性格迥异。故而我们今天对古代社会的印象，多是宋以后，特别明清以来的印象，因为今天的社会跟明清社会仍有很多共同点，这就容易形成一种“一切古史皆明史”的偏颇看法。

但是，即便我国从秦以后就一直实行专制集权的“秦政”，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社会也是很不一样的。用对明清社会的认识去套唐以前的社会，就会出现很多认识偏差，比如认为东汉张角的黄巾起义跟明清的白莲教起义差不多。

虽然张角那套搞法确实是日后白莲教的祖宗，但运作上却比白莲教要高大上太多。白莲教主要在底层民众中流传，所以时常凸显出低俗、土的气质，而张角的太平道则是同时在上层和下层流传，无论涵盖面、组织度还是理论高度，都非后世的白莲教可比。

这是因为，唐以前的社会（含大唐），无论豪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对“天命”的说法都深信不疑。说他们迷信也好，虔诚也罢，他们认为要当天子，光有实力还不行，还得有天命。而张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在部分上层人士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上古中国并不是如一般印象中那样宗教观念淡薄，任何文明原初时代都是“神道设教”，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信仰中虽然也有鬼神，但鬼神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商周以来，华夏文化的信仰中至高无上的是有秩序、有生命的宇宙，或者通俗点说就是老天爷，即《诗经》所谓“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宇宙是一切的所在，鬼神和人类都不过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上古中国信仰的其实是一种类似于佛教的法则宗教，所以后来佛教能够很快在中国发扬光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一神教虽然也来到中国，却不能像佛教一样风靡天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信仰与华夏信仰有同属法则宗教的这一层亲缘关系，只不过跟佛教相比，华夏的宇宙信仰在具体的宗教体验上更重视巫术式的感知，而不是逻辑上的推导。

因为没有一神教那样至高无上的神的压制，所以在不违背宇宙秩序的大前提下，在具体事务上，华夏文化因春秋战国时代频繁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很快走向实用理性化，而原本属于神秘主义范畴的宇宙秩序也被儒家义理化了，比如孟子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把政治范畴的义理强加到了宇宙秩序的头上。但这并不是说宇宙信仰就不存在了，大家给老天爷按自己的意思画像，但并没有不敬老天爷，相反，儒家义理因为老天爷神秘力量的加持而更加被老百姓认可。

所以上古时代的儒家，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构建政治哲学，一方面也兼营代言老天爷的业务，而儒家最早也是出于巫官。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人认为坑的是方士而不是儒生，认为焚书坑儒是造谣，殊不知秦汉时代儒生和方士很多时候是兼职的。所以这么细究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明并没有特别显著的特殊性，与同时段其他文明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

既然头上有一个主宰一切的宇宙秩序，那么宇宙的意志自然也会反映到人间事务之中，人间事务，当然也包括天下大乱，也包括朝代更替。因此在上古时代，对于改朝换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天命说”，认为哪家胜出是因为有天命在身；另一种是“逐鹿说”，认为哪家胜出是因为拳头大或者智谋高。

因为“逐鹿说”认同暴力，不利于知识分子限制暴力以及暴力的升级版皇权，所以唐以前的知识分子一般是认同“天命说”的。另外那时的社会观念也相信“天命”，知识分子作为类似祭司的角色就更加崇信，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比如东汉班彪，并不认为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他在《王命论》中说：

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又如南朝沈约，在得天下的问题上，也是推崇天命说，反对逐鹿说，他编撰的《宋书》里面有专门的志书《符瑞志》，《符瑞志》中如是说：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甚至直到晚唐，大道士杜光庭还借助《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故事来强调天命，反对草昧英雄，该传奇故事的末尾说：

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

判定谁有天命的方法是否科学另说，但在上古至唐朝，对“天命”的信仰是广泛而坚定的，皇帝为了证明自己身膺天命，需要嘉禾（三苗共穗之类的特别禾苗）、黄龙（黄色龙卷风）等祥瑞，需要持有历史久远的传国玉玺，需要重视王朝的五行生克与天象的对应关系，以辅助其维持统治。

然而，经历过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惨烈乱世后，王纲解纽，社会状况却如后晋安重荣所言：

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故而从中唐开始，以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政治合法性领域中的“天命说”在士大夫那里已经逐渐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说”。即士大夫更多地从现实层面要求皇帝行仁政，来获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关注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从秦汉以来带有神学意义的五德终始、传国玉玺等元素也不再被重视。

虽然在民间掺杂佛教、道教、明教及上古神学（天命、谶纬）等内容的迷信思想仍然流行，并成为白莲教、无为教等民间宗教起事的土壤，但因为缺乏文化精英的参与，这些民间宗教的理论水平一般都比较低。而上层社会对这一套话语从宋代就已经不感兴趣，到明清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至此社会上才形成宋明以来我们相对熟悉的信仰状况：上层士大夫对民间宗教多持防范、敌视的态度。

但在唐以前，情形是不一样的，上古儒教、原始道教都与巫术有诸多纠缠，儒教和原始道教之间也就有大量共通的东西。这时儒家虽然是两汉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在民间还远没有到宋以后那样一家独尊的地位，所以在主流社会的话语权方面，与原始的道教还有竞争。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写到中世纪时，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纠葛，称之为“信仰的时代”。套用他的话，东汉末年儒教与道教的纠葛也像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一样，教义既有大量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强的竞争关系，当时的中国也处在一个“信仰的时代”。

儒教与皇帝斗法失败

西周早期，周公提出“敬天保民”，改商代的“敬神”而为“敬德”，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产生了飞跃性的转变，到至圣先师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

其实不然，周人击败商人以后，基本上继承了商人大部分敬天、祭神的措施，对神依然是很尊敬的，只是更加重视“人”的作用，所以产生了人与人之间规范化的交往准则“礼”，给社会制定了粗糙的秩序，显得很理性而已。在周人伐商的《商誓》中，周人多次提到上帝，表示伐纣战争是奉了上帝的意旨，周族的史诗《诗经·周颂》中也有“我其夙夜，畏天之威”的句子，表明对宇宙秩序的敬畏。

而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也是密不可分。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比如他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到了晚年，他看见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鲁国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从此搁笔不作，不久便与世长辞，即所谓“绝笔于获麟”。孟子更进一步，把宇宙秩序贯彻到社会伦理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贯彻到个人修养中，如“知其性，则知天也”，不但没有消解宇宙秩序的神性，反而借助其权威加强了自己的话语力量。

荀子跟他们不同，割裂天与人的关系，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试图把宇宙秩序排除在人间事务之外，但他已经在向法家转化，教出了两个法家大师李斯和韩非，与传统的儒家已经有很大不同。这实际上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因为在专制皇权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不过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不作展开。

进入西汉以后，诸子百家的思想开始融合，原本是显学的儒家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最发达的齐地。西汉大儒董仲舒时，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叫作“谶纬之学”。对于皇帝这个角色，谶纬之学给出了正反两面的解释：一方面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通过“君权神授”的概念加强皇帝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皇帝又要受到他爹也就是老天爷的制约，如果皇帝胡作非为，老天爷就会掀起自然灾害来预警，如果皇帝依然不改，老天爷就会让皇帝丢掉江山，改朝换代。

这时汉朝正好缺一套对皇权的解释话语。汉景帝时黄生和辕固生的辩论曾经凸显了汉朝皇帝在合法性上的窘境，信奉黄老学说的黄生认为桀纣再差也不应该推翻，儒生辕固生则认为暴君一定要推翻。如果按黄生的说法刘邦就不该推翻秦朝，如果按辕固生的说法则刘家要是乱来也应被推翻，这让从心底里向往乱来的汉景帝很郁闷，只好中止了两人的讨论，并且禁止谈汤武革命之事。

现在董仲舒的理论把这一切都说圆了，推翻与否是上天的意思，而不是民间自发的，这其实降低了民间的反抗意愿，何况还给皇帝加上了“天之子”的神圣光环，大大增加了皇权的合法性，因此这种谶纬儒学得到汉武帝的扶持，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东汉建国也得谶纬之力甚多，当时“刘秀当为天子”之类的谶语对汉光武帝刘秀建国很有帮助。东汉皇帝食髓知味，有意对谶纬加以发展，最终在名儒毕集的白虎观会议上建立了一整套儒家神学体系，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谁都规定好了，如东方之神勾芒、南方之神祝融、西方之神蓐收、北方之神玄冥、中央之神后土等，这些记载都收在班固的《白虎通义》里面。

说起来这跟宗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还停留在理论上，实际上在具体运用上也有很多范例。因为这时儒家经典已经是代天言事的神圣法则，儒家经典的语句本身已经像后世的佛法那样具备了神性，比如《尚书》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西汉政府曾经根据《尚书》《周礼》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把宰相改为三公，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东汉末年的向栩更是提出过一个消灭黄巾的妙方：

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儒家经典《孝经》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见此时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但有神圣性的法则（儒经、佛法），可以称为儒教。

这种法则宗教虽然也将皇帝视为法则系统里面一个非常高级的存在，但至高无上的天意却掌握在儒者手中，天意在理论上自然高于现实的皇权，如果皇帝干得不好，儒者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让他滚蛋。西汉经过汉武帝的暴政，天下户口减半，合法性大大动摇，汉昭帝时的儒生眭弘、汉宣帝时的盖宽饶都曾劝汉朝皇帝退位让贤，虽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但汉朝皇帝并不敢说天命和禅让本身不对。

到西汉末年，政治每况愈下、难以挽救时，谶纬儒学对皇权制约的一面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朝皇帝应当退位让贤。以儒学宗师刘歆为首，大家认定这个“贤”就是模范儒生王莽，于是王莽代汉称帝，立志建造儒教教义描述的理想世界。王莽的施政也确实是严格按照儒家经典的章句而来，即便与现实格格不入也在所不惜，最后也因为施政脱离实际，引发天下大乱，导致身死国灭。

汉光武帝刘秀借助谶纬上台，当然也深知谶纬的威力，为了避免自己再被儒生借谶纬推翻，刘秀索性自己颁布图谶给自己造神，自己成为解释谶纬的大巫师，把谶纬的解释权从儒生那里收归皇帝手上。而且刘秀还因为接受西汉禅让的王莽没有治理好国家，把王莽的合法登基污名化，同时也将禅让污名化。在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上，儒学的内容里面加入了“三纲六纪”，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为臣纲”，皇帝已经脱出了儒者可以议论的范围，谶纬之学只剩下皇帝是神选者的这部分内容，禅让之类的话则不准提了，这样儒生就不再有“代表月亮消灭你”的机会了。

此后的儒生，再也无力对权力来源进行追问，转而服膺于“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且政治，政治运行也只能在皇权的肆虐中每况愈下。由于东汉皇权已经解决了来自神学方面的最大危机，故而很快就大幅增强，以前天降灾异皇帝要下罪己诏，现在则策免三公了事，儒学士大夫的纠错和监督作用更难发挥。东汉中后期，皇权集团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比皇帝还嚣张和不负责任，儒学士大夫只能用殉道的形式来用生命抗争，但对凶恶残暴的皇权集团依然制约有限。

道教接着跟皇帝斗

在这种背景下，道教登场了。道教是由诸多元素融合而成，其中有上古的巫术传统、老庄的道家思想、齐地（山东）的方术与神仙家思想，甚至有儒教的谶纬之学。在东汉末年道教正式建立之前，混合了这些内容的组织统称为原始道教。

早期道教与儒教的差别远没有后世那么大，而是植根于上古文化的一体两面，共通之处很多，也有浓重的救世情结。

比如西汉后期，原始道教的方士甘忠可眼见政治日坏，宣扬汉家气数已尽，其徒夏贺良更说服汉哀帝举行再受命的仪式，表示我刘氏（尧帝之后）干得不好，禅让给陈氏（舜帝之后）。虽然仪式只是把汉哀帝的帝号改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而已，甘忠可师徒最终也被干掉，但可见道教与儒教一样，也用上古神学对皇权政治进行制约。

在经典语句的威力上，道教徒与儒教徒的认知也相差不大。如东汉末年的交州刺史张津就信奉原始道教，喜欢红帕裹头，诵读道经，认为这样可以增加部队战斗力。虽然他后来被部将区景杀掉，在三国时代一直被当成反面教材，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因为东汉皇帝垄断了神学（谶纬）解释权，儒生对神学的主导权大降，对皇权的肆虐一筹莫展。既然儒教不行，那我们道教来！面对现实的不公，原始道教开始推崇“公”的思想（见《太平经》），并形成组织，有意弥补儒教在神学领域的无力，自力更生，拯救世界。

这里要纠正一个容易产生的错误印象，早期道教人物并不是一群农村里常见的那种低端神棍，而多是品位很高、知书识字的各地土豪。比如五斗米道的祖师张道陵当过江州令，太平道的大贤良师张角也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据葛洪《抱朴子》记载：

曩者张角，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姬妾盈室，管弦成列。

而且他们也有很多著作，如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等。后来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道教的知识水平和运作能力也处处体现出来。

比如黄巾起义前夕，各地的黄巾首领在城门上贴公告，号召部众在约定时间起义；曹操平定青州黄巾的过程中，黄巾将领给曹操写信讨论神学问题，认为曹操在济南禁止淫祀与黄巾军在各地翦除非道教的神之间旨趣相近，大家是同道，可以不必打了（当然曹操嗤之以鼻，坚决地消灭了青州黄巾）；黄巾将领如波才、彭脱、韩忠、赵弘等大部分是单名，结合王莽之后双名成为贱名来看，单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黄巾军在起事之前就架构政权，设定大小三十六方，并且规定同时起事，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没有巨量的文书沟通是不可能的；黄巾军路遇大儒郑玄，不但没有像黄巢、李自成那样予以加害，反而因为敬重郑玄，拜别之后还约定不去进攻郑玄的家乡高密县；黄巾军甚至能进宫结交宦官，说明里面存在有权势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识字是难以想象的。总之这些事迹可以说明黄巾军中有不少读书人和有钱人，这些人的社会身份都是土豪，黄巾军的主导力量是各地豪族，而不是无组织的饥民。

本来从三代以来，各地的信仰千差万别，除了秦统一后搞过一小段时间宗教迫害，基本上还是信仰自由的。所以各地土豪有的信儒教，有的信原始道教，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因为信儒教更容易做官，儒教豪族逐渐成为主流，原始道教豪族日益边缘化，东汉以后甚至被禁止做官。如果你儒教豪族给力也还罢了，偏偏在皇帝面前又没有西汉给力，所以原始道教豪族越来越不满意，最后决定自己来：

发动起义，推翻政权，以神（天命）的意志！

在东汉墓中出土的陶瓶上面，有许多“天帝使黄神越章”“天帝使者神师”之类的文字，是墓主的称号，这类称号都是原始道教的称号，有时候文字会讹写，如“天帝”讹为“天地”，“黄神”称为“黄帝”，有时又讹写为“皇帝”。所以东汉时代的起事者，如果名字里面带有“黄帝”“使者”“越”“真人”字样，以及与五行相关的“南岳”“黑帝”等字样，都是原始道教的教徒。

在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之初，儒教与原始道教之间就爆发了宗教战争。南岳潜山（后来才是衡山）一带的南岳大师李广聚众起事，攻陷皖城，击败官军。李广败亡后，其师弟单臣等又在原武劫民起事，与官军相持良久才被平定。

汉安帝、汉顺帝以后，随着政治日坏，原始道教起事一浪高于一浪。

汉安帝时，天帝使者张伯路从海路起事，攻打滨海九郡；汉质帝时，黄帝马勉、黑帝华孟分别在九江、历阳起事；汉桓帝时，黄帝李坚起于陈留，黄帝子陈景起于长平，真人管伯起于南顿，黄帝裴优起于扶风，太上黄帝盖登起于渤海，越王许生起于会稽，原始道教起事蔓延到全国范围，并且在交流中发展成全国性组织。东汉后期，天师道（五斗米道）、太平道先后创立，正式的道教诞生，而这时又正逢道教起事的绝佳机会，于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起义。

这绝佳的机会指的是党锢之祸。皇权集团在现实施政中对神学的轻蔑与无视，激起类似于祭司的儒教士大夫的激烈反抗，最终，皇权集团里最阴暗的宦官掀起了两次党锢之祸，对儒教士大夫大规模残害，并将儒教卫道士大量踢出政权。各地的儒教豪强与汉室公然对抗，并且在兖州、豫州等士族最发达的地区萌发了“消灭汉朝”的思潮，儒教豪强对汉室的离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此时的皇帝失去儒教的拥护，与天下人为敌，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太平道教主张角抓住机会，联络各地的道教豪族，设置三十六方，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信条，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一齐举事。同时，五斗米道的张修也在益州起事，道教对暴政的抗争犹如疾风烈火，席卷华夏大地。

儒教与道教的宗教战争

此时的东汉王朝十分危险，如果儒教豪族也如道教一样武装反抗，甚至与道教合流，东汉王朝将立即土崩瓦解。因此汉灵帝强忍对儒教制衡皇权的不快，解除党锢，给官给权，拉拢儒教豪族，镇压道教起义。

本来，面对共同的敌人汉朝朝廷（从反奸臣不反皇帝的角度也可以说是宦官），儒教士大夫对道教豪强是多有回护的，侍御史刘陶曾经上疏说张角的势力在地方上日益壮大，而“州郡忌讳，不欲闻之”，当张角大肆传教时，甚至“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与张角同一类型的知名术士襄楷得名士领袖陈蕃赏识，陈蕃之子陈逸甚至与他合谋废黜汉灵帝，而党人中也有很多人爱好道术，如栾巴、张津等，可以说儒道之间颇有香火之情，有共同反对暴政的一面。

然而，儒教虽与道教有神学上的同构之处，但毕竟与皇权结盟已久，对现实政治关注加深，与道教崇奉神灵的旨趣渐行渐远，而且黄巾起义的破坏性虽然比不了后世的黄巢、李自成起义，但也足够令士大夫心存戒惧，故而儒家对道教的恶感超过对皇帝的恶感，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帮皇帝。镇压黄巾的三个主将，卢植本身就是一代儒宗，皇甫嵩也雅好诗书并同情儒教，各地儒教豪强组织部众参战的更是不在少数。

至此，儒教与道教正式分道扬镳，二者之间的第一次宗教战争正式打响，主流豪族与非主流豪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舍生忘死的搏杀。

黄巾起义既然是豪族起义，与后世黄巢、李自成之类的流民起义就很不一样。黄巾虽然在八州同时举事，但除了大贤良师张角能号召和调动一些外地教众之外，其余各路黄巾如南阳黄巾张曼成、颍川黄巾波才、东郡黄巾卜己等基本都在本郡各自为战，并且邻郡黄巾之间几乎没有救应和配合，完全没有后世流寇的作风。

这是因为黄巾的根基是各地的非主流豪族，像南阳黄巾的韩忠还跟汉朝的南阳太守秦颉有私人恩怨，因此投降后被杀。他至少得是豪族，才能跟太守结仇吧？这妥妥的是豪族起义而非农民起义。这些豪族在本乡本土有家有业，对离乡作战兴致缺缺，只要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取得主导权就满足了。后来曹操平定青州黄巾时，他们还是拖家带口的呢，可见黄巾军跟后世那些屡仆屡起、家庭早早被打散的光棍流民完全是两码事。

虽然道教因为处于非主流的位置，为了增强力量，确实使用了大量的饥民、流民，但起事是由地方豪族牵头，所以黄巾军就显示出很明显的组织化、本地化。

然而，其对手却是从秦以来就在整合各地资源，建立强大的中央实力体，并以此控制地方的普世帝国。在地方上的儒道豪族殊死搏斗时，普世帝国强大的常备军也不是只待在京师不动，而是出征各地，将黄巾军各个击破。

所以当本地化的黄巾军遇见世界化的帝国军队时，仅仅八个月就冰消瓦解，帝国军队在卢植、皇甫嵩、朱儁等名将的率领下，先后斩杀黄巾数十万，天公将军大贤良师张角病死，地公将军张宝、人公将军张梁等重要头领纷纷战死。虽然黄巾还有不少残余势力，令汉朝头疼不已，但已不能形成致命威胁。这也说明儒教与帝国结合后，在政治进化上已经领先于道教。

与太平道轰轰烈里的昙花一现相比，天师道（即五斗米道）虽然声势不大，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平道只不过是天师道的异端而已。天师道的出现还早于太平道，我们之前说过，道教思想的两大源头是楚地的黄老道和齐地的方仙道，而天师道的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也诞生于齐楚之交的徐州沛郡，张道陵在饱学齐楚原始道教的精髓之后，又来到巴蜀之地，吸收了百濮民族的若干巫术（如葬在高山之巅以便飞升），创立了天师道。

许多因为汉末的暴政而背井离乡的汉人加入了天师道，结成互助性的自治组织，张道陵顺势在巴蜀设立了二十四治作为布道机构。另外，张道陵还很可能屠杀了大量异于自己的百濮巫师，道教神话中被张天师镇压的妖魔很可能就是这些原始巫师。因此天师道不但在汉人中流传，在巴蜀之地的少数民族中也广泛流传，在巴蜀地区具有极强的实力。

后来东川巴郡的巫师张修改进了天师道的组织方式，规定信众必须交五斗米入道，让公家统筹使用，所以天师道又名五斗米道。张修与黄巾军同时发动起义，但声势较小，很快失败。后来他跟张道陵的孙子张鲁一起投靠了新任的益州牧刘焉（刘璋之父），成为刘焉的有力臂助。刘焉入蜀之初与益州豪族对立，用来镇压益州豪族的青羌部队，很可能就是张修、张鲁在少数民族中发展起来的道教徒。后来张修、张鲁又帮刘焉夺取了道教徒甚众的汉中，张鲁随即袭杀张修，掌握了天师道所有的力量，后来又跟刘焉的儿子刘璋反目，割据汉中和巴中。

汉唐之间的儒道战争

张鲁割据汉中三十年，传教事业搞得如火如荼。他在汉中实行宽松的统治政策，而且设立了自取米肉的义舍等福利措施，使得当地人多信了教，许多中原避难而来的人士也都定居汉中，皈依道教。在少数民族中他的影响更大，巴中（今重庆一带）的板楯蛮、巴东的廪君蛮几乎全部皈依道教，川北的青羌、叟等民族也很有可能信了教。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南征汉中，张鲁稍作抵抗即投降曹操，而且撤退时不烧府库，令曹操十分欣赏。曹操给张鲁封了万户侯，五个儿子也一并封侯，还为儿子曹宇娶了张鲁的女儿。曹操虽然对方士有防范的一面，但自己同时又是方术爱好者，对于张鲁的天师道也是同样的态度，把张鲁一家带回北方的同时，他还把汉中的几万户道教徒迁到关中，天师道因此在中原也发展起来。五斗米道的支系李家道也在孙权统治时期传到江东，天师道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

张角、张鲁建立的道教政治势力，虽然被主流儒教势力（曹操也是儒生，是古文经学家）镇压了，但是两汉的儒教帝国很快就在乱世中崩塌，儒教神学在汉、魏的两次禅让中受到重大打击。而道教方面，太平道虽然没落，天师道却接过了接力棒，一直没有放弃救世的努力。儒道之间的宗教战争，黄巾起义和平定张鲁并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儒道之争可以说是贯穿两晋历史的一条伏线。

西晋的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孙秀就是出身琅琊郡的五斗米教徒。孙秀因为没有研习当时的主流学问儒学以及从儒学中演变出来的玄学，在中正官那里乡品（九品中正制下，士人根据中正官定的乡品来任官）一直上不去，只能担任小吏，因此对主流士人极其仇恨。他蓄意为主子司马伦搅乱天下，还在北邙山上举行了一系列道教的巫术仪式，为司马伦称帝制造舆论。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结果引发天下共讨，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合力击灭司马伦，孙秀也被夷灭三族。

同时，信奉道教的巴氐李特率领汉胡流民军攻占蜀地，建立成汉政权。李特一族原是巴人中的板楯蛮，很早就信奉了道教，曹操平定汉中后，李特一族数百人北迁到略阳，与氐族杂居，因此被称为巴氐。西晋时关中大乱，包括略阳在内的关中六郡流民入蜀避难，李特因为常常扶危济困，成为六郡流民的首领。后来信仰道教的流民与信仰儒家今文经学的益州土著豪强产生矛盾，爆发了战争，李特在留居青城山的道教宗师范长生的帮助下攻占了蜀地，建立了以道教治国的成汉政权。

同样信奉道教的廪君蛮张昌则在荆州起事，饱有宗教热情的廪君蛮部队战斗力很强，张昌连败政府军，夺取了荆州、江州、徐州、扬州、豫州等五州的大部分辖境，几乎占据整个江淮流域，后来在荆州名将陶侃与扬州豪族周玘的合力进攻下才失败。

东晋后期，天师道的教主孙恩、卢循更是先后起事。虽然东晋的主流学问已经不是儒学而是玄学，但玄道战争与儒道战争一样，同样是宗教战争，即便有琅琊王氏等大士族信奉天师道，也不会改变国家意识形态与天师道冲突的大局。孙恩一度占领三吴，击杀参加过淝水之战的名将谢琰。卢循则从两广北上，连败北府军两大巨头何无忌、刘毅，若非消灭南燕的刘裕回援及时，天师道军队差点灭掉东晋，建立道教帝国。

至于以太上老君的化身“李弘”为名的起义，更是南北不绝。十六国的后赵，有李弘在山东贝丘起义，后秦则有李弘起事于陕西；东晋永和年间，荆州发生李弘起义，太和年间，益州又发生李弘起义，这个李弘还诈称是成汉后主李势之子，企图恢复成汉那样的道教帝国；直到南北朝，甚至隋唐之际，化名李弘的起义依然史不绝书。正如北朝道士寇谦之所言：“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反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

力量如此强大、理论如此革命的道教，理所当然地被统治阶层视为洪水猛兽。为了道教的生存，北朝道士寇谦之重整混乱的天师道，建立拥护北魏皇权的新天师道，宣称北魏皇帝拓跋焘是道教真仙太平真君降世，成为北魏的官方意识形态。无独有偶，南朝道士陆修静也整顿南方道教，促进儒释道三教合一，削弱道教的反抗色彩。从这时开始，道教才逐渐放弃暴力路线，慢慢变成后世的样子。

直到唐朝建立，李氏皇室宣称自己是太上老君的后裔，成为道教唯一的代言人，从张角以来此起彼伏的道教起义才告一段落。宗教起事者改为以弥勒佛名义起事，宗教起义从道系变成了佛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