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八百年士族政治的关键节点



在最近的一些电视剧以及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曹操的谋主荀彧对汉朝忠心耿耿，为此不惜与曹操决裂，最终服毒而死，让大家对他充满了同情。然而，荀彧是否真的忠于汉室，后人其实聚讼不已，唐代的杜牧、宋代的司马光、明代的王夫之等都各有见解。

其实荀彧的一生，或者说从荀彧的祖父荀淑，到荀彧的玄孙荀崧、五世孙荀羡（荀灌娘的哥哥）的人生轨迹，体现的正是从东汉到东晋，中原士族从生成、崛起到辉煌的过程，其间经历的党锢之祸、汉末乱世、魏晋禅让、八王之乱、永嘉南渡、王与马共天下等事件，都对士族的发展路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放大到颍川荀氏全族来看，这个过程就更加清晰了。因为荀彧的孙辈和曾孙辈没有什么杰出的人物，而出自其叔荀爽一系的荀勖（荀爽的曾孙也就是荀彧的孙辈）、荀藩（荀爽的玄孙也就是荀彧的曾孙辈）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缺。把颍川荀氏从东汉到东晋的历程梳理一遍，我们就可以发现士族政治的奥秘，从而对荀彧在汉魏之际的作为和选择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儒学与豪族的结合

士族的形成基础是豪族，但不仅限于豪族，要说清楚士族，我们要先谈一谈豪族。豪族这个词一般是指汉代地方上势力强大的宗族，其来源一般有以下几个：从秦国统一战争和秦末大乱中幸存下来的六国贵族、大工商业者、种田致富的豪民、官吏的家族。

秦国统一天下后，对地方上的贵族和势力强大的宗族是十分敌视的，出台了许多打击措施，如把齐国王族田氏，楚国王族昭、屈、景三氏大量迁到关中，监视居住，另一些次级的大家族则被流放到秦国的边地如巴蜀一带，如司马相如的岳丈卓王孙祖父辈本是齐国的巨商，是被秦军押送到蜀郡临邛去的，只不过在临邛白手起家又富起来了而已。

等到汉高祖刘邦诛秦灭楚，建立汉朝后，身为楚人的刘邦因为楚地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采取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的施政方针。虽然说汉承秦制，并且如今湖北张家山竹简的出土发现汉朝法律与秦朝没什么差别，也就是说汉法与秦法一样苛刻，但汉初因为功臣集团的制约和施政方针的缓和，政府执行这些法律时并不严格。从刘邦、吕后到汉文帝、汉景帝，国家并没有蓄意去折腾民间，社会经济获得极大发展，贫富差距随之增大，大量新豪族涌现出来，和那些恢复元气的旧豪族一起，成为在地方上影响巨大的豪族阶层。秦制帝国的力量没法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活力因此大增。被秦朝打压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复兴，经过进一步讨论和融合，出现了《淮南子》这样的融合性巨著。

但阴影也是存在的。首先汉朝一直在延续秦朝的迁豪政策，凡家产达到一定数量的豪族都被迁入关中，监视居住。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豪族在拖家带口地长途搬家的过程中破产的很多，即便勉强没有破产，其经济实力也要受到很大削弱，所以地方上很难出现能够与朝廷抗衡的大豪族。另外随着汉文帝、汉景帝对军功集团的蓄意打击，皇权逐渐摆脱军功集团的制约，这个巨大的怪兽随着汉武帝的上台将尽情释放其恐怖狰狞的一面。

汉武帝变态的权力欲驱使他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全社会，他任用张汤、杜周、宁成、义纵等大批酷吏残杀地方豪族，动不动屠杀几百上千，掀起遍布全国的腥风血雨。但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打击豪族的不法行径，而是要借杀戮来迫使广大豪族放弃其独立性，所以一边杀还一边拿出官位引诱豪族当官，只要豪族肯当汉朝的官，横行不法就是没关系的。豪族作为地方力量的代表和组织者对汉朝屈服以后，全社会都丧失了对汉朝说“不”的权利和资本。从此一个人要有权才是真牛，有钱有名有德都没用，轻易就会被权力者整死，官本位的社会开始形成。

汉武帝自以为得计，但他不会想到，地方豪族被迫当官以后很快就发现了这里面的利好。汉武帝经几十年完成的强力集权，正好让官员们的权力水涨船高，而出身豪族的官员其实力和底气又始终比出身寒门单家的要足。到了汉武帝的玄孙汉元帝时期，随着豪族在朝中力量的壮大，汉元帝不得不结束延续了上百年的迁豪政策。而这些豪族掌握朝权归根结底是被汉武帝逼的，这不能不说是对汉武帝的一种讽刺。

迁豪政策结束后，地方豪族开始茁壮成长，力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到汉末他们已经是足以左右天下的力量，王莽因为得罪他们而亡国，刘秀因为他们支持而建国。因为东汉王朝的基本盘就是地方豪族（南阳功臣、河北功臣、河西功臣），所以不可能对豪族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豪族力量壮大以后，就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不法豪族，他们利用强大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到东汉中期以后甚至贿赂外戚、宦官，想要借助中央政权的力量完成对地方上自由民的奴役；另一类是他们的对头，勇敢地站出来跟他们打对台，得到自由民的拥护，自由民团结在他们周围，一起反对不法豪族，因此他们在民间声誉极好，慢慢形成了口碑，成了日后的名士，不过名士并不仅限于豪族，有些平民因为有勇气跟不法豪族对抗，也成了享誉乡里的名士。因为这两派豪族斗得厉害，甚至会兵戎相见，豪族的宅邸里面才需要修筑军事用的望楼，这在今天传世的东汉画像砖和明器里很常见，不然太平时节他们修这个干什么。

另一方面，虽然从汉武帝时就开始确立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但社会心理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国家政策的变化，所以直到东汉，民间才广泛地了解和接受儒学。因为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祖孙三代有意加强儒学中的谶纬成分，儒学进一步神学化。出身豪族或平民的名士的作为本来就符合儒学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都皈依了儒学，与不法豪族的抗争在得到神学化儒学的加持后更加坚定。以儒学为纽带，地方上影响极大的名士们逐渐形成一个阶层，逼迫朝廷向社会让步。后来“儒学有成”就成了朝廷考核和选官的标准，名士当了官就更容易把儒学上的成就作为家学传给下一代，让下一代也当官，于是汝南袁氏（袁绍的家族）、弘农杨氏（杨彪的家族）等一些世代高官的名族就诞生了，这就是士族政治的开端。另外一些豪族虽然不能像这些名族一样累世高官，但其家族成员也总是比较容易就获得官职，称他们为士族可能还不够格，可以称之为士大夫。

士大夫掌握了政治权力，就能更好地与不法豪族对抗，而不法豪族为了扳倒士大夫，就进一步投靠士族的对头外戚和宦官。本来外戚和宦官就是皇权集团的成员，与士大夫为主力的政府在权力上有根本的冲突，现在地方上两派豪族的争斗就又加剧了中央皇权与政府的争斗。

党锢之祸与奇节之士

至于具体的争斗方式，外戚、宦官甚至皇帝是残杀士大夫，如外戚梁冀杀过李固、杜乔，汉桓帝杀过李云、杜众，后来宦官更是在党锢之祸中肆无忌惮地杀害士族，其中就有士大夫领袖李膺、杜密。而士大夫的反制武器就是舆论和民心，相比于胡作非为的皇帝、宦官和土豪劣绅，他们明显更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他们就通过引导民间的舆论来加强自身的力量。“前后三李杜”在他们的宣传下光芒万丈，同时一个个有民意加持的称号“三君”“八俊”“八厨”“八及”批量诞生。他们既是民间舆论的代表也垄断了民间舆论。一个人如果无法通过他们的认证就无法成为名士的一员，也无法获得仕官优先权，这种认证方式最有名的就是汝南许靖、许劭（许子将）兄弟的“月旦评”。很多人为了获得名士或者说优先仕官的资格，不得不遵守名士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要信仰神学化的儒学，另一方面则要与本乡的不法豪族坚决斗争。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天下兴起了一种争当好人的风气，后世对此评价也很高，如司马光就认为“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及东汉之盛者也”。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人是装的，不过秦晖先生说得好，环境逼得他们“伪善”，总比有些环境逼得人“伪恶”（原本没那么坏，但为了生存要装得很坏）要强上百倍千倍。

说士大夫是君子，确实是君子，但君子的手段十分有限，只有道德和民意。他们的对头皇权集团的手段则要丰富得多，而且还有军队在手。于是当士大夫与皇帝的代理人宦官越斗越厉害之后，宦官就怂恿其后台皇帝出手，对士大夫大加迫害。汉桓帝也恼火这些士大夫制约得他无法随心所欲地胡搞（虽然已经很胡搞了），于是将大批士大夫诬为“党人”，抓捕下狱，虽然没杀多少，但是全部罢官，并且不许再做官（也就是禁锢），因此叫作“党锢之祸”，这还只是第一次。

经过几十上百年的士大夫政治，士大夫在朝堂与社会上的实力也不容小视，宦官并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而且皇权集团中的外戚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越来越失势，也有意与士大夫联手对付宦官。于是汉桓帝死后，其国丈窦武与士大夫领袖太傅陈蕃合谋诛杀宦官，却因事机不密，宦官挟持窦太后，忽悠年幼的汉灵帝抢先动手，杀死窦武、陈蕃，随即掀起第二次党锢之祸，残杀知名士大夫百余人，此后被波及迫害的士大夫又有六七百人。八年之后（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要求解除禁锢，结果已经成年的汉灵帝比宦官更加穷凶极恶，不但将曹鸾杀害，而且将“党人”任官的门生故吏和亲属一概罢免，连同这些人的家族成员一起禁锢终身。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在汉朝处于非主流的道教豪族起兵反汉，汉朝害怕信奉儒教的士大夫（大部分也是豪族）与道教豪族联手，这才解除党锢，但汉朝的天下也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了。

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原来对儒学信仰最坚定的士大夫领袖多被害死，而受其感召和影响而信仰儒学、与黑恶势力对抗的一些豪族则在朝廷的屠刀下被迫改弦更张，屈服于皇帝及其代理人宦官，全社会向善的风气荡然无存。从这时开始，汉朝的士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笼罩两汉数百年的儒学价值观开始破产，士大夫群体对于政治和宇宙有了新的思考，处事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魏晋玄学开始萌芽。

但是这些屈服于朝廷的豪族是口服而心不服。他们虽然遵从儒学价值观，但本身未必像被杀害的那些士大夫领袖一样对儒学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在面对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他们中间产生了两种新的价值观，一种是与世沉浮，保全自己，一种是消灭汉朝，拯救天下。无论是哪一种，都已经放弃了儒学中的“忠君”观念。这样的人，当时被称为“奇士”“有奇节”。奇是与正相对的，“奇节”就意味着放弃了“正道”，故而后世的苏轼说：

东汉之末，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

这两种价值观并不矛盾，可以兼而有之，放弃正道是为了保全自己，保全自己是为了拯救天下。颍川荀氏或者说颍川士大夫正是兼有这两种价值观或者是说“有奇节”的代表。

东汉的豪族在各地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这跟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颇为一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豪族越强大，反之亦然。按豪族的实力来排名的话，第一名是关东地区，第二名是关中地区，第三名是巴蜀地区，然后是江淮地区，最后是燕代（河北、山西北部）和凉州这样的边境地带，而关东地区豪族最发达的又是靠近首都洛阳的南阳、颍川、汝南三郡。豪族越发达的地区，豪族的文化水平越高，豪族阶层的觉醒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有意识地联合，而且像关东、关中这两个最发达地区的豪族其眼光已经脱出本乡本土，而是着眼于整个天下。关东士大夫中以颍川士大夫最为突出，颍川士大夫中又以颍川荀氏最为典型。

颍川荀氏是战国时大儒荀子之后，到荀彧的祖父荀淑时开始发达。荀淑的祖辈籍籍无名，他虽然读了不少书，但崇尚学问的实用性，在具有神学地位的儒家经学上并没有什么成就。东汉后期有很多这样的家族，想要提升家族的地位，但儒家经学从西汉后期以来就章句烦琐十分难学，非有名师难以学成，这些家族就以读史书为主，增加自己打仗和治政的能力，这样也能变成士大夫，提升家族地位，但地位比经学世家要低一等。河内司马氏也是这个套路，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父亲司马防也都是靠读史书来提高档次，经学上没什么成就。

荀淑虽然对经学没什么钻研当不了祭司，但是人品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肯定是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好事，只不过失传了，符合儒家道德的要求，所以士大夫领袖李固（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李膺（官至三独坐之一的司隶校尉）都对荀淑敬重有加。到他儿子那一辈，地位上升的颍川荀氏开始钻研经学，荀淑的第六子荀爽成为古文经学的大师，荀淑之侄荀昱、荀昙也都经学有成，成为知名士大夫，荀昱还是“八俊”之一，与李膺、杜密齐名。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两次党锢之祸爆发了，已经成为党人首领的荀昱被宦官杀害，已经成为儒学大师的荀爽也四处逃亡以躲避迫害，而颍川荀氏里面那些还不以儒学著称的人物，在党人风头正劲的时候倒也愿意干一些好事来博取名声、获得官位。只不过等到朝廷大杀党人时，他们则被吓得赶紧改弦更张，甚至跟宦官合作，但这不能怪他们软弱，只能怪皇帝和宦官太过凶恶。

这些人里面就包括荀彧的父亲荀绲，为了躲避宦官的迫害，身为名族的荀绲竟然为儿子荀彧娶了大宦官唐衡的女儿，这导致其名声受到巨大的打击。这还不是孤立的现象，颍川陈氏（陈群的家族）、颍川钟氏（钟繇的家族）等名族也有类似的行为。陈群的祖父陈寔是与荀淑齐名的名士，出身寒微，喜欢读书，虽然在太学进修过但是儒学上并无成就，所以应该也是历史系出身。大宦官张让是颍川人，丧父时吊丧的人虽多，名士却一个都没有，陈寔虽为大名士，却去为张让之父吊丧。钟繇的曾祖父钟皓是文法吏而非儒生出身，其侄钟瑾是士大夫领袖李膺的妹夫，李膺以孟子之道要求自己，并且跟黑暗势力抗争的时候，钟瑾觉得环境险恶，不肯出来做官。钟皓对此大加赞赏，认为钟瑾懂得保身之道，比李膺要正确。这些都是东汉士人的豪族追随者与士人本身的儒学价值观不同的一面。

灭汉朝与济天下

但他们都是口服而心不服，他们的奇节不是彻底屈服而是屈身待时。卫广来先生认为“奇士”的精神内涵并非一般的俗儒能够理解。这些奇士与硕果仅存的儒学士大夫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怎样救世，他们不约而同的一点就是或明或暗地与汉朝为敌。

党锢之祸发生后，许多儒学士大夫逃亡山泽之中，在偏僻之地一面著书立说，一面教书育人。他们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消灭汉朝，荀彧的六叔荀爽就一直在为消灭汉朝进行理论建设。

应该说西汉时代，儒家的革命性还是很强的。孟子“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的君臣对等思想、“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诛杀独夫思想，加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都使得皇帝的地位不是那么天然合理，皇帝对臣民在理论上也没有后世那么大的优势。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董仲舒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思想又是从儒学中思孟学派生发出来的，所以官方意识形态就把这些思想也吸收了进去。就算董仲舒将皇帝神化为“代天受命”，也还在天子的头上安了个可以管他的“天”，而且这个“天”的意思要由儒生来解释，天子要是乱来，天可以降罪。

所以当汉武帝把汉朝折腾得民穷财尽以后，汉朝的合法性就严重动摇，民间不断有人上书，说汉朝不行仁政，气数已尽，理应退位让贤。劝汉朝禅让的，汉昭帝时有儒生眭弘，汉宣帝时有儒生盖宽饶，汉哀帝时方士甘忠可、夏贺良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最终随着汉朝政治的败坏，到汉平帝时全天下都认为汉朝应该滚蛋，于是天下人拥戴堪称儒生楷模的王莽取代了汉朝。

可惜王莽也没能解决西汉的弊政，这种弊政是多少年社会运转积累下来的，本来也不是换个人就能解决的，但是汉代的儒生却迷信儒家典籍里“尧舜禅让”的威力，认为换一个有德之君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王莽确实是按儒生设计的那一套来改革的，但是其改革过于理想化，严重脱离实际，带来了新的弊政，把豪族全得罪了，百姓也没得到真正的实惠，最终被推翻。汉光武帝刘秀遂借口王莽时代政治混乱，将天下推举王莽合法上台这件事污名化，禅让的事不许再提了。刘秀又扶持谶纬之学，由皇家垄断天意的解释权，以前天降灾害说明老天对皇帝不满意，皇帝要反省甚至下罪己诏，到东汉则改为罢免三公，皇帝啥事不用干。总之在汉光武帝的设计下，东汉的皇权全面提升。

也正因为如此，东汉的皇帝更加胡来，甚至后来皇帝太小时，皇帝的代理人外戚和宦官也随意胡来，搞得政治败坏，天怒人怨，掀起党锢之祸以后更是自寻死路、救无可救。东汉的儒生不禁会想：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汉朝既然不肯像儒家经典中那样退位让贤，为什么不革了它的命？

于是荀爽著《易传》，从学术上寻找革命的合理性，陈启云先生对此研究甚备，容我稍作转述。如注释《明夷》卦的“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君禄食也。阳未居五，阴暗在上。初有明德，耻食其禄。

这里把“日”曲解为皇帝，然后结合卦象中最重要的第五爻是阴爻，在阳爻上方这一点来看，暗指第五爻的阴爻，象征着皇帝是昏君，而阴爻下方的阳爻则是明德君子，明德君子不应当食昏君乱朝之禄，所以应该将昏君乱朝推翻。

“谦”卦的第五爻是阴爻，象征邪恶的人居君位，第三爻是本卦唯一的阳爻，象征有德的人屈居下位，荀爽注释时说：

阳当居五，自卑下众，降居下体，有下国之意也。众阴皆欲?阳，上居五位，群阴顺阳，故万民服也。

意思更加直接，就是仁人君子本来应该处在上位来治国理政，却被皇帝、宦官、不法豪族之类的“群阴”撸了下来，“群阴”还想窃据至尊的第五爻之位。必须让“群阴”对仁人君子低头，天下才会太平，也就是说要发动革命，推翻昏君。

荀爽的这种意识并不是孤立的，当时他的学说影响很大，兖州、豫州都传荀氏学，可见兖豫士大夫多有与荀爽同心者，而兖州、豫州是东汉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兖州和豫州的士大夫具有极大的能量，他们不但有想法而且还很快付诸行动。

东平王氏的王芬（一名王考）是兖州的知名士大夫，党人评定的“八厨”之一，黄巾之乱后出任冀州刺史。当时的知名方士襄楷夜观天象，认为天象大不利于宦官，王芬与上一代名士首领陈蕃之子陈逸、南阳名士许攸等人合谋废掉昏君汉灵帝，改立合肥侯为帝，他还邀请了同属兖州的平原郡名士陶丘洪、华歆入伙。陶丘洪、华歆虽然最终没有入伙，但不入伙的原因是认为王芬不能成功，而不是认为废皇帝这事是错的，日后华歆还是虐待汉献帝的急先锋。

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豫州名族，其中最杰出的袁绍是士大夫领袖，他肯定也有受到荀爽学说的影响，对汉朝皇帝不怎么当回事。当袁绍号召关东士大夫跟关西军阀董卓对峙时，对董卓拥立的汉献帝也全没有当回事，一度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同属豫州的颍川韩馥以及出身兖、豫二州的关东郡守多参与了此事，只是因为刘虞坚决不肯做皇帝才没有成功。

即便是听从父命娶了大宦官唐衡之女的荀彧，在度过最初的危机之后，也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汉朝的反抗。当时南阳名士何颙与曹操、荀彧友善，又与袁绍结为好友，多次入洛阳与袁绍密议，营救党人，荀彧肯定也参与其中。后来袁绍与外戚何进合谋诛杀宦官，宦官铤而走险杀掉何进后，袁绍以此为由围攻皇宫，对宦官进行绝种性屠杀，随即任命荀彧担任之前由宦官专任的守宫令，掌控宫禁。可知荀彧早年即与袁绍交情深厚，且对汉室都未必有多少敬意。不久荀彧举家迁往冀州，袁绍还待之以上宾之礼，两人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

但是，随着董卓窃据朝权，天下秩序陷入了极端的混乱。关东郡守以讨董为名起事，但不久就开始自相残杀，中原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董卓虽被王允用计杀死，但其旧部李傕、郭汜率西凉兵血洗长安，之后李傕、郭汜又自相残杀，把关中杀得不复人迹。汉朝的统治是极度腐朽的，应该推翻，但统治秩序丧失后带来的血流成河又令士大夫开始反思，灭了汉朝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当时并没有后世那样完备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分析方法，可以分析出皇权扩张的危害以及应对之法，大家也很迷惘是灭汉朝好还是不灭汉朝好？荀彧堂兄荀悦的《汉纪》《申鉴》等著作中虽然对宦官政治仍然严厉批评，但对汉朝本身已经颇有回护，与荀爽年代的学风已经颇有不同。但荀悦的观点也不是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最终灭汉与拥汉的两难使得士大夫认为，在世界运行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玄之又玄、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层规律（与谶纬儒学认为的上天对人间事务立竿见影、一对一的反应规律不同）主宰？这是玄学产生的一大原因。

不过，相比于荀悦的理论研究，荀彧作为现实政治中的“王佐之才”就没那么多纠结了。原本他是跟叔父荀爽的想法更加一致的，为了拯救天下不惜与汉朝作对，所以才会加入袁绍、何颙的密谋。但看到汉朝权威扫地以后天下大乱，并没有出现想要的太平盛世，他又觉得汉朝名分是拯救乱世的重要助力，于是又决定拥护汉室。对于汉朝本身，荀彧不见得有什么感情，但为了拯救天下，结束乱世（从东汉后期宦官当政时就已经是乱世了），汉朝名分是一种重要的合法性助力，需要善加利用，因此荀彧的很多作为显得忠于汉朝。然而，作为士大夫领袖颍川荀氏的一员，他的本心只是要拯救天下，并非做一家一姓的忠臣。这才是后面一系列看似自相矛盾的事件的关键。

王佐之才与乱世枭雄

为了拯救天下，“王佐之才”荀彧离开了与自己同为士大夫名族的袁绍，转投出身阉宦浊流的“命世之才”曹操，可见其拯救天下之志优先于士大夫的阶级认同。而曹操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着篡窃的心思，其早年为人处世颇有理想主义色彩，毕竟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立功异域的“汉征西将军曹侯”。在讨伐董卓之战中，曹操表现得远比袁绍积极，甚至不计利害地单独率军追击董卓，差点战死沙场。可以说曹操与荀彧合作的初期，两人都是志在平定天下，曹操给乱世中出生的儿子曹丕、曹彰起字子桓、子文，就是表示自己做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的“桓文之业”，志在做一个代汉朝天子收拾局势的霸主，而不是自己成为天子。

在这个过程中，荀彧给予曹操巨大的帮助，甚至可以说曹操的基业一半以上是荀彧带来的。东汉时廉价纸张还在普及的过程中，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书籍还是奢侈品，士族凭借经济实力几乎垄断了教育和文化，所以治国之才多在士族之中。曹操出身阉宦家庭的“浊流”身份对他招纳士大夫是很不利的，荀彧作为士族领袖，亲自出马招人，为曹操弥补了短板。东汉末年豪族越发达的地区文化水平越高，治国水平也就越高，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东、关中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士大夫都不再把政治目光局限于本地，而是颇具天下视野。荀彧的家乡颍川郡从西汉黄霸治理之后就是汉朝的名郡，东汉以来更成为关东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名士辈出，这里的人才荀彧举用起来自然不在话下，颍川名族荀氏的荀攸和荀悦、钟氏的钟繇、陈氏的陈群、郭氏的郭嘉，以及并非名族的赵俨、杜袭都被荀彧举荐给曹操。颍川之外，关东其他州郡和关中地区的知名士大夫因为具有天下视野，交游广阔，荀彧也多有相识，大量举荐。关东士大夫如高平郗虑、平原华歆、河内司马懿、东海王朗等，关中士大夫如京兆严象、京兆韦端等，都是荀彧慧眼识才，加以提拔。

这些名士在曹魏政权建立过程中各显神通，作用极大。荀攸是不亚于荀彧的大谋略家，尤其擅长军事谋略，在曹操历次战争中贡献了“十二奇策”，多有扭转乾坤之力，只是因为自己烧掉了，未能流传后世；郭嘉多次料中敌人的举动，在曹操击破吕布、刘备、袁谭袁尚兄弟的战争中辅助曹操做出正确的决策，成为天下知名的大军师；钟繇则在袁曹相争的关键时刻，说服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支持曹操，挫败袁绍军从并州南下，包抄曹操的企图，使曹操西线无忧；陈群也像荀彧一样，为曹操、曹丕举荐了大批人才，还制定了影响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选举制度九品中正制；赵俨成为曹魏政权的万金油，在官渡之战中为曹操看守后路，合肥之战中调解张辽、李典的矛盾，制造了逍遥津之战的辉煌，襄樊之战中又为徐晃、曹仁出谋划策击败关羽；司马懿的事迹更不用多说，场面虽难看但终究是挡住了诸葛亮北伐，还为曹魏消灭了割据辽东的东北亚霸主公孙渊，这些人的事迹加起来基本上就是曹魏建国的历史。个别人物如扬州刺史严象被孙策消灭，凉州刺史韦端被马超消灭，那是因为边远地带崇尚暴力的游戏规则跟中原的士族社会有所不同，出乎荀彧的预料，并无损于荀彧的知人之明。

与举荐人才一样，荀彧对曹操意义重大的另一举措是劝曹操奉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迎接汉献帝之前，曹操本是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士族联盟的一员，后来袁术因为是袁氏的嫡系，与袁绍争夺盟主之位，曹操作为袁绍一党，得到袁绍扶持，获得兖州，并在袁绍的协助下击退了袭击兖州的吕布，保全了地盘。但是，随着中原群雄一个一个被消灭，曹操与袁绍对抗之局隐然成型，而曹操的扩张速度远不及士族领袖袁绍，在这种情况下，荀彧劝曹操奉迎汉献帝。汉献帝是关西军阀董卓拥立的皇帝，而且立帝程序合法性不够，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士族一向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甚至视如仇敌，迎接汉献帝等于背叛了关东同盟，与盟主袁绍成为死敌。因此对于是否要奉迎汉献帝，曹操麾下众将也犹豫不决。关键时刻，是荀彧一力促成曹操拥立汉献帝。此后，曹操身为关东势力的二号人物，同时可以使用关西势力的军事资源，关西诸将马腾、韩遂等皆为其所用，而且各地的士大夫、豪族也多有因为汉献帝来投奔曹操的。曹操的势力急剧膨胀，扩张速度大大反超袁绍，在袁曹最终的决战官渡之战前极大地扩充了实力，为主力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官渡之战中，又是荀彧的鼓励，使曹操最终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当时袁绍发大军十万南下，粮草充足，睥睨一世，而曹操兵力不过两三万，军粮也不足，虽然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取得了白马、延津之战的胜利，杀掉了袁军名将颜良、文丑，并把袁军引入黄河、濮水、渠水等多条河流之南的官渡，以便袁军战败后面对河水无路可逃。但实力的巨大差距仍然让曹军被袁军压着打，而且袁绍还利用其声望在曹操后方煽动多起反叛，使得曹军人心惶惶。在此危局下，曹操对死守官渡失去了信心，写信给荀彧，商量退守许都，荀彧明确反对，强调此时正是分生死的时候，先退者必死，袁军锐气已尽，即将生变，让曹操继续坚持。这个“即将生变”也并不是荀彧用碰运气的心态分析战局，而是他根据袁绍势力的状态推测出来的。早在官渡之战的两年前，孔融夸耀袁绍的强大时，荀彧就敏锐地发现了袁绍阵营内部河北派与河南派的矛盾，并且随着曹操奉迎汉献帝，袁绍名分上的被动使其更难御下，两派斗得愈发激烈，一定会爆发内变。果然在战斗中河南派的许攸家人犯法，被河北派的审配捉拿，许攸只好投奔曹操，将袁军底细和盘托出，劝曹操火烧袁军屯粮重地乌巢，对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官渡之战是荀彧的料敌如神和曹操的用兵如神合起来取得的胜利。

另外，荀彧虽然长于料敌，但并不常随曹操出征，曹操每次出征，基本上都是荀彧总领后方一切事务。曹操奉迎汉献帝后，本来要做三公之上的大将军，后因袁绍不满，把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自己做三公之一的司空，后来则升为丞相。在此期间荀彧长期担任尚书令，可以说与曹操分享相权。

尚书本来是宫中主管文书流通的小官，汉武帝为了从政府手中夺取权力，给宫中的尚书、侍中、散骑等侍从小官以议政之权，形成了中朝官，事实上是皇帝的秘书机构。此后皇帝通过中朝决策，下令让外朝照办，外朝体现的不再是政府意志而是皇帝意志。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为了加强秘书机构的权力，把尚书台拿出来成为一个政府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台从三公那里侵夺了更多权力，朝会时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独坐一席，可以与三公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东汉时代三公和尚书令的权力加起来，才等同于西汉的宰相，说是三公与尚书令分享相权也不为过。荀彧担任尚书令，实际上就与司空曹操分享了相权，可见曹操对荀彧的信任和推重。

而荀彧为曹操当这个尚书令也相当用心。东汉尚书台权重，皇帝往往利用宦官掌控尚书台来发动政变，诛杀权臣，虽然何进死那会儿袁绍就把宦官杀了个七七八八，但若是尚书令本人肯听命于皇帝，则发动政变更加方便，汉献帝也经常跟荀彧讨论经学，未尝没有笼络之心。但荀彧坚定地站在曹操这一边，使得汉献帝几次针对曹操的阴谋都无法发动，可以说是为曹操看住了汉献帝及其一党，而且一看就是十几年。这种行为如果还要将其说成是汉室忠臣，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可以说，“王佐之才”荀彧与“命世之才”曹操在“拯救天下”的道路上组成了一对黄金组合，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曹操也不完全把荀彧当成臣属来看待，把荀彧和自己的关系说成“共事”“戮力同心”，给汉献帝的奏表中，对荀彧的赞美之辞连篇累牍，如“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彧之二策，臣所不及也”。当荀彧推辞曹操为自己表功时，曹操在劝荀彧接受的信里还动情地说：“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细读其文，可以看出不完全是应付公事，其中颇有真心的欣赏。后来曹操甚至想要举荐荀彧为三公，跟自己平起平坐，因荀彧志在拯救天下而非个人功名，在尚书令的位置上更能发挥作用，所以让荀攸前后推了十几次，终于推掉了。

天下之志与家门之私

如此看来，曹操与荀彧可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为何后来竟会反目成仇、相爱相杀呢？因为曹操的志向变了，变得跟荀彧的志向水火不容，出现这个变化的原因是赤壁之战的失败。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以垂暮之年，操全胜之局，想要一统天下，却惨败于孙刘联军之手，荆州数十年积聚的战船，一部分被孙刘联军烧毁，一部分害怕被敌人所得自己烧毁，没有了水军，可以说在有生之年没有了吞并江东的希望。

如果赤壁之战战胜，曹操可以顺势统一南方。此时汉朝分裂的时间尚不算长，完全可以复兴，有汉朝的名分，有曹操的更新政治，天下可以归于安平。但如此大败以及年老志衰，让曹操失去了统一天下的雄心，既然无法让自己的丞相一职具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也就没办法像日本的幕府将军那样开创幕府政治。汉朝中央的高度集权本来就是用暴力剥夺其他人的权力来达成的，曹操只有谋朝篡位才能把权位传之子孙，不然一旦子孙从相位上退下来，家族必然遭到权力被剥夺的人们的清算。所以赤壁之战后，曹操开始致力于“做家门”，想要布局取代汉朝。

曹操在内部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军事上却没多少作为，仅仅从马超、韩遂手上夺取了关中，面对孙刘则采取守势。而孙刘也趁曹操清洗内部、战略收缩的机会拼命拓地，刘备开始攻略益州，孙权开始攻略交州，其统治基础日益稳固。天下三分，战乱不休，这严重违背了荀彧的志向。对于汉室中的刘家人，荀彧并不在意，但汉朝的名分是曹操统一天下、更新政治的重要保障，曹操试图篡汉，说明他不再以统一天下、拯救乱世为己任，他违背了年轻时的初衷，也违背了与荀彧共事的基础，荀彧因此与曹操渐行渐远。

造成二人决裂的是伏完谋杀曹操一案。按《献帝春秋》的记载，董承以汉献帝的名义谋杀曹操，事泄后全家被灭，其女为汉献帝贵妃，已怀有汉献帝的孩子，汉献帝亲自求情亦不能幸免。伏皇后因此惊惧，给父亲伏完写信述说曹操的凶残，要伏完想办法铲除曹操。伏完打算以这封书信为信物，联络同道，先找上了荀彧，荀彧当然不能容忍汉献帝杀掉国之柱石曹操，自然不答应。但他愿意做这个尚书令，本意就是要协调汉室与曹操的关系，将汉室的名义和曹操的才能联合起来，拯救天下，所以他也不想刺激曹操废掉汉室，就把这事给瞒了。哪知道伏完又把书信给妻弟樊普看，他以为南阳樊氏作为东汉外戚世家一定会站在汉室这边，孰料樊普是个猥琐男，转脸就把伏完的书信举报给曹操，曹操就有了防备。

可能是气氛的诡异让荀彧觉察到了什么，为了更好地协调汉室与曹操的关系，他决定主动向曹操举报，先劝曹操把女儿嫁给汉献帝，曹操说伏皇后怎么办，荀彧就说出了伏皇后给伏完写信的事，建议废掉伏后。曹操问你之前怎么不说，荀彧谎称已经说过了，曹操说这又不是小事，你要是说过我怎么会忘记，荀彧见露馅了，就分辩说当时正打官渡之战，我怕你分心才没说，曹操又问那官渡之战打完这么久了怎么不说？荀彧就没话说了。这事之后曹操虽然表面上对荀彧没什么差别，但心里已经给他挂了号。等到曹操谋朝篡位的准备进入新阶段——建立魏国，就任魏公，接受汉朝曾经赐过王莽的九锡时，一方面用魏国的官署完全取代汉朝朝廷之权，一方面也可将魏公之位传给子孙，将刘家的权力揽入曹家而不是建立更好的君相体制，其篡位之意已经昭然若揭。荀彧反对失败，还想进行最后一次努力，跑到曹操所在的寿春前线劳军，想跟曹操面谈，但曹操只是行了个礼就让他走了，不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后来可能还暗示让荀彧去杀伏皇后以表忠心。这种事荀彧不但不会去干，而且提出来都是对他的侮辱，曹操还送来空食盒，暗示他不要再吃饭了，荀彧心灰意冷之下只能自杀。曹操深知荀彧这样的高贵人物是任何条件都无法收买的，所以一旦发现荀彧跟自己不同心，就有了杀他的意思，最后果然把他逼死了。荀彧对曹操的再造之功只不过换来一个体面的死法和家族的安全而已。

然而，曹操即魏公、魏王之位前后，连番清洗内部的同时，外部却陷入极大的被动。刘备、孙权大举进攻，刘备逼得曹操吐出了刚到手还没捂热乎的汉中；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水淹七军，威震华夏，逼得曹操差点迁都；孙权亦曾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若非张辽军略超群，以寡兵威震逍遥津，击退孙权，曹操只怕要丢失淮南，后果将会十分严重。

曹操的谋朝篡位之举使他在西、中、东三条战线上全面吃紧，甚至一度考虑迁都邺城。直到曹丕、曹睿时代，曹魏依然以防守为主，无力大举进攻吴、蜀，曹睿甚至因曹丕“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防守策略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可见篡汉使曹操的大义名分缺失，带来的震荡是何等严重。因为曹操、曹丕的家门之私，华夏大地凭空多了几十年的战乱，这种局面，是荀彧绝对不愿意看见，也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荀彧既不是汉室忠臣，也不是曹操党羽，他的志向是拯救天下。汉室的名分有助于拯救天下，所以他扶持汉室；曹操的能力有助于拯救天下，所以他辅佐曹操。汉室要杀曹操，他不能同意；曹操要篡汉朝，他也不能同意。所以他的悲剧结局几乎是注定的。他虽然不能算纯粹的汉朝忠臣，却不愧为志存天下的仁人君子。所以死后数十年，他仍被后人怀念，司马懿就曾说：

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后人对荀彧的为人处世颇多议论，有时各执一端，其实都是因为没有看到荀彧或者说汉末士人思想的复杂性，所以其议论往往难以自洽。

如唐代大诗人杜牧评价荀彧：

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

因为荀彧的目的是拯救天下，对汉朝并不怎么真心尊敬，甚至一度还跟汉朝为敌，所以在私人场合说一些僭越的话，比如把曹操比作汉高祖、汉光武帝，面对曹操“吾之子房”（比荀彧为张良，自居汉高祖）的评价安之若素之类，跟他的处事逻辑并不矛盾，并不能证明他就支持曹操篡汉了。

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反驳杜牧：

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

这是把荀彧拯救天下的志向等同于忠心汉室了。实际上两者可以分开，荀彧在拯救天下的同时不一定要忠于汉室，把荀令君这样的旷世奇才视为愚忠于刘氏一家一姓的家奴式庸臣，实际上是对荀彧的矮化和庸俗化。

相比之下，还是我们湘中王船山（王夫之）先生持论折中：

荀彧拒董昭九锡之议，为曹操所恨，饮药而卒，司马温公许之以忠，过矣。乃论者讥其为操谋篡，而以正论自诡，又岂持平之论哉？……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

可惜对于荀彧反对曹操即位魏公的原因，分析上太倾向于道德，对荀彧整体的人生轨迹和汉末士风的变化有所忽视。

汉晋之间的士风转轨

无论如何，在强权的威胁之下，荀彧敢于挺身而出，对权势者说不，无愧于士人风骨，无愧于贤士之名，也无愧于人杰辈出的颍川荀氏。而荀彧之死，也象征着汉晋之间的士风转轨继党锢之祸后进入第二步。颍川荀氏到荀彧这一代，虽然秉持的不再是纯粹的儒家经学，但仍然受到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的影响。但是当荀彧、孔融、崔琰这一批敢于坚持理想的士人因为理想而死后，士风就转变为容身保位，追求个人逍遥，而两汉经学也随之彻底崩塌。士人们开始去寻找那种并非天意与人事一一对应的新的宇宙规律，魏晋玄学开始生根发芽，人性解放成为潮流，注重个人和家族利益胜过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而这一变化从荀彧子孙身上就体现了出来。

颍川荀氏的子孙从荀彧的灾难里学乖了，荀彧的第六子荀在曹魏后期就党附掌权的司马氏，毫无骨鲠之风。当司马昭的党羽贾充、成济刺杀曹魏皇帝曹髦时，同与司马家交好的颖川陈氏的陈泰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荀作为陈泰的舅舅，却乖乖地为司马氏站台，还被司马昭派去叫陈泰到场，致使陈泰发出“舅不如泰”的喟叹。不过对于本家族而言，荀的做法明显更加有利，陈泰因为这次不合作的态度，其子孙的仕途受到司马氏打压，颖川陈氏日渐衰落，最后跌出一流名族的行列，而荀氏则因为党附司马氏获得丰厚的回报。

荀彧的堂侄孙荀勖（荀爽曾孙）就当上了司马昭的记室，跟裴秀、羊祜共掌机密，在杀曹髦、灭蜀汉、平钟会等大事中进献了不少谋略。司马炎代魏建晋后，荀勖又当上了与皇帝亲近的侍中、中书监之职，他虽然才华高绝，曾经与贾充一起修订《晋律》，又是当世音乐大家、绘画大家，但在政治上与贾充、冯结成奸臣三人组，在西晋初年发挥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荀彧的一个孙子荀恺更是晋初著名奸臣，各种丢份的事层出不穷，还喜欢陷害人，风评极低。

颍川荀氏的子孙，稍好一些的也不过如荀彧的幼子荀粲那样，专注于个人事务，热衷于玄学探讨，在玄学理论上做出贡献。后来荀粲因为貌美的妻子病逝，伤痛过度，英年早逝，在行为上也为玄学提供了范本，却不再有一丝其父的风采。与荀粲同为贵公子的夏侯玄（夏侯尚之子）、何晏（何进之孙）、王弼（王粲堂侄孙）等人，在超然的宴乐之中促成了玄学的诞生，魏晋士人援引道家思想解释儒学，脱出了带有神学性质的两汉经学，创立了哲学更加精深的玄学，开始关注政治以外的领域，开启了魏晋南北朝光辉璀璨的文化跃升的进程。但汉代重视骨鲠、讲求经世的士风也荡然无存，对一路衰败的政治再难匡正。

汉晋之间士风转轨的第三步则由八王之乱来完成。西晋初年司马炎大封诸王并给予地方统军实权，使得身后司马氏皇室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自相残杀。在司马家王爷们你方杀罢我登场的大戏中，颍川荀氏厉行明哲保身之道，多方讨好，竟然在八王之乱中活了下来。即便在八王之乱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那里，要活下来也并不轻松。司马越掌控皇权之后，天下已经大乱，为了表示励精图治，他起用与自己友善的名士缪播、缪胤兄弟主导朝廷政事。然而当缪氏兄弟真正想大刀阔斧干一番事业时，担心权位受损的司马越又将缪氏兄弟及一帮名士残忍杀害。之后与司马越合作的名士王衍等人害怕司马越的屠刀，在国事上不敢有任何大的改动，每日只清谈度日，混吃等死。西晋统治集团就在司马越的残暴和王衍的不作为之下迎来了匈奴人刘聪和羯人石勒的绝种性屠杀。荀勖之子荀藩、荀组当时也是王衍集团中的一员，只不过他们运气比较好逃掉了，还利用大臣的身份拥护琅琊王司马睿（日后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为盟主。荀藩虽然不久病死，但荀组在东晋得以继续担任高官。

进入东晋以后，因为士族门阀政治成型，来自绝对性皇权的高压不再，颍川荀氏子弟也像当时顶级的士族门阀一样礼玄双修，在注重个人生命体验的同时，也注重社会的秩序和法则，部分重现了荀彧那一代人的风采。东晋初年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掌握实际政权，荀藩的儿子荀邃在权势滔天的大将军王敦和兵精将勇的“流民帅”苏峻攻陷京城的叛乱中表现出一定的气节。荀组的儿子荀奕在“元会日皇帝是否应该叩拜王导”的问题上，不怕得罪如日中天的王导，予以反对。荀彧的玄孙荀崧为东晋防守长江北岸，曾派部将石览入洛阳修复西晋帝陵，又在与巨寇杜曾的战斗中坚持到底。

荀崧的三个儿女也都有骄人之处。长子荀蕤不怕得罪刚刚消灭成汉、声势熏天的桓温，阻止了朝廷将豫章郡封给桓温的想法；次子荀羡七岁时遭遇苏峻之乱，得到苏峻的喜爱，当时就想借机刺杀苏峻，后来二十七八岁时就担任东晋的徐州刺史，是整个东晋当上刺史的最年轻的青年才俊，在与前燕慕容氏的战争中，荀羡屡立战功，可惜三十八岁时英年早逝；女儿荀灌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女英雄荀灌娘，当荀崧被能穿着铠甲游泳的巨寇杜曾围困在宛城，即将弹尽粮绝之时，年方十三岁的荀灌带几十名勇士出城求援，与追兵且战且走，最终成功突围，请到东晋名将周访的援军，击退杜曾，保全了宛城，“荀灌救父”的故事也得到千古传诵。

同时颍川荀氏也像其他士族一样开枝散叶。荀勖之孙荀绰（荀勖次子荀辑之子）博学有才能，在西晋灭亡的大潮中被羯人石勒俘获，做了石勒的参军，后来石勒建立后赵，荀绰为后赵制定朝仪，做到后赵的三公司徒的高位。荀绰与汉晋巨族范阳卢氏的卢谌、清河崔氏的崔悦、河东裴氏的裴宪、北地傅氏的傅畅一样，出仕与南方东晋对峙的北方胡人政权（五胡十六国），为荀氏在北方留下了一脉。只是荀绰一支人丁不旺，没有像其他士族那样在北方发展起来。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一族之人在南北政权中都出任高官的事屡见不鲜，荀崧一支与荀绰一支也不过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而已。

颍川荀氏同样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常见的士族门第的升降。荀羡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使得颍川荀氏出现人才断层，日渐没落。荀羡之孙荀伯子更是因为喜欢搞笑、无厘头，虽然自己混得还行，但被取消了士族资格，子孙不再有优先任官权。荀伯子面对荀氏日益衰退的局面，不思振作，反而以门第自矜，到处去找人麻烦，显示出破落贵族的气质。他质疑西晋时颍川陈氏的陈准党附帮赵王司马伦篡位的奸人孙秀，建议取消陈准后人的爵位；又质疑河东卫氏的卫瓘功劳不大，子孙不应继承郡公爵位，应该削为县公，遭到陈氏和卫氏后人的一致反击。荀伯子还认为只有琅琊王氏的王弘门第能与颍川荀氏相比，哪怕陈郡谢氏从谢安以来就是顶级士族，东晋末年谢晦与王弘同为即将篡位的刘裕的心腹，谢晦还是荀伯子的妻弟，荀伯子也认为陈郡谢氏的门第不值一提。只有即将衰落的国家、阶层和家族才会格外强调祖宗的显赫，就像东晋的士族门阀进入南朝以后实际上已经开始衰落，这时他们才特别强调阶层的优越性和婚姻的门当户对，造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荀伯子也是一样的心态，也正是这种心态造成了颍川荀氏受到其他大族的一致排挤，被取消了士族资格，走向了快速衰落之路。

到南朝齐的时代，效力于萧道成的荀氏后人荀伯玉已经完全是武官、佞幸的风格，身上毫无士族风尚，颍川荀氏已经完全退出了士族的行列。颍川荀氏从荀淑发端，到荀彧崛起，到荀勖弄权，到荀羡衰落，完全可以视为士族历史的一个缩影。颍川荀氏虽然不像清河崔氏那样从东汉后期坚挺到唐朝末年，经历了士族兴衰的全部过程，但该有的“生老病死”环节也都有，而汉末三国无疑是士族政治成型的关键时期，荀彧也是士族政治成型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