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皇帝的宿命



汉献帝历来被视为无能皇帝的典范，终其一生完全是傀儡，对政治毫无发言权，最终被曹丕篡夺了汉室江山，但这个皇权衰落的“锅”并不该由汉献帝来背。

从东汉的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开始，皇权已经旁落，从皇帝手上转移到外戚手上，但外戚好歹仍是皇权集团的一员。从汉献帝的哥哥汉少帝开始，皇权则已经衰落，皇权集团的皇帝、宗室、宦官、外戚全部被剥夺了军政大权，权力落到地方军阀手中。汉献帝即位时就已经是一个傀儡皇帝，这时汉室已经衰微，并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没能重振汉室而已。

虽然皇权衰落，但是汉献帝为什么不能像日本天皇那样，当一个虚君，将汉家血脉万世一系地延续下去呢？这就与儒家思想中思孟一派“民贵君轻”的革命主张密切相关，与皇帝制度的建构和发展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着眼于皇帝制度的发展史，通过皇权的演变逻辑，来解析汉朝为什么一定会寿终正寝。

皇权与政府不是一回事

皇帝制度对于汉朝来说，其实是一种比较年轻的制度。商周时代，实行的是封建制度，王室将旁系亲属分封到其他地方，建立邦国，同时也承认一些原有的地方强国，予以册封。当时王室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对邦国的具体政治管不了多少。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频繁的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以功利实用为导向的理性行政大获发展。在法家信徒的设计下，国君对社会的管理越来越细密，管辖的地区越来越大。这方面做得最极端的秦国从民间压榨民力的能力最强，最后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自认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上古圣王三皇五帝也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所以自称“皇帝”。皇帝不再是周王那样的“天下共主”，而是能够管理天下一切事务的政治强权。

不过这时皇权政治还刚刚开始，千头万绪，皇帝还很缺乏经验，所以需要宰相的大力臂助。虽然秦始皇自己也勤于政务，但其政策大部分是丞相李斯的手笔。

等到秦朝被六国贵族推翻以后，秦朝那种纯用法家的制度也遭到清算，法家强调到变态程度的“君权至上”原则也遭到摈弃。秦二世的倒行逆施让大家意识到皇权肆虐的危险性，法家以外的诸子对于帝国政治的思考得到重视，而他们的观点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皇权（君道）和政府（臣道）要严格地分开。

儒家的荀子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家的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说的都是君主选能人当大臣，大臣来办具体事务的意思。杂家的《淮南子》则明说“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就是说君主不能去处理具体政务，否则一旦出错，权威就会受到影响；大臣当然也不能窃取君权，不然其施政的权威会更加不足。

而汉初的政治实践又使诸子的设想得以落实。汉高祖刘邦虽然精通军事，但对政治却颇为外行，所以将大政完全交给丞相萧何。他又是布衣天子，素有游侠之风，称帝后厚待丰县、沛县的老兄弟，给他们裂土分封，建立很多侯国。因而汉初功臣集团有力量与皇权抗衡，甚至能够在吕后死后将吕氏外戚势力连根拔起。

于是汉初的帝国政治，达成了皇帝与宰相（或者说功臣集团）之间的平衡：皇帝是权威来源，但不亲自理事，只确定大政方针，以及根据绩效任免宰相；宰相总领政事，赏罚官吏，是真正的政府首脑。

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过多地干涉政治，但正因为不处理具体的政务，皇帝不会出错（错误由宰相买单），所以皇帝的权威很强，皇位稳如泰山；政府行政因为没有皇帝个人情绪和欲望的影响，比较能遵循政府机构设计上自带的理性化原则。可以说，这样的体制是汉初“文景之治”的重要保障，是后人一再追思的经典君相体制。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事情不一样了。

汉武帝权力欲和征服欲极强，嫌自己不能为所欲为，使用了一系列手段，将政治的主导权从宰相手上转移到自己手上，全面插手甚至设计具体政治。汉初宰相一般由功臣集团的子弟出任，原本能够制衡皇帝，但经过几代富贵，功臣子弟有的败落，有的成为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对汉武帝的淫威毫无办法，只能在汉武帝的翻云覆雨下拱手交出政府权力。

汉武帝提拔了一些地位较低的人，比如自己的玩伴或者社会下层的人才，给他们加上侍中、散骑等近侍官衔，在宫中与他们商定政策，然后通知宰相去办。这样皇权就侵夺了政府权力，宰相失去了两大权柄中的决策权，只剩下政策执行权。

汉武帝的小伙伴们议政地点在宫中，被称为“中朝”，宰相领衔的政府成了“外朝”。小伙伴们本身没有地位，只能依附于汉武帝的皇权，做皇帝的奴仆，毫无独立性可言，这些人在古代一般被称为“佞幸”。

但光靠这些社会地位不高的佞幸，声望上还不足以与外朝抗衡，于是汉武帝起用纸面上比较尊贵的外戚如卫青、霍光之类出任大司马大将军，来当中朝的首领，其地位在宰相之上。外戚的尊贵说到底也是因为妹妹或女儿嫁给了皇帝，因为跟皇帝有亲地位才高起来，没了皇帝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外戚也依附于皇权。

至此，由皇帝以及权力来源于皇帝的佞幸、外戚、宗室、宦官组成的皇权集团，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汉武帝在几十年的皇帝生涯中虽然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同时也穷奢极侈，穷兵黩武，压迫社会，残害人民，皇权之肆虐十分可怕。

然而宰相的权力还在进一步削弱，对皇权的制衡能力持续下降。到了西汉后期的汉成帝、汉哀帝时期，根据天上的三公星，以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为三公，把昔日宰相总百揆的权力一分为三，虽然他们的本意未必是削弱相权，但造成了既成事实。到了东汉，汉光武帝鉴于王莽篡汉，连三公也不放心，把三公的部分权力收归尚书台，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直接听命于皇帝。

到这里，皇权已经高度集中，皇帝简直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乐极生悲，皇帝必须为自己施政中的错误买单，民众的愤怒会指向汉室而不是宰相。另外高度集权的皇权政治对皇帝个人的依赖也太大，一旦皇帝个人不能胜任，皇权集团的其他人就有可能染指皇权。

外戚与宦官是皇权的延伸

东汉从第三个皇帝汉章帝开始，寿命就都不长久，其子嗣即位时年龄偏小。所以从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开始，皇帝多是幼年即位：汉和帝九岁，汉殇帝不到一岁，汉安帝十二岁，汉顺帝十岁，汉冲帝一岁，汉质帝七岁，汉桓帝十四岁，汉灵帝十一岁，汉少帝十三岁，汉献帝自己也是八岁即位。

黄口小儿如何做天子？既然把政治权力集中到了靠世袭的皇家而不是靠选拔的政府，就必然会面临这样的困局。于是只能在皇权集团里面找成年人来代理皇权，与皇帝关系最近的自然是同姓宗室（也就是刘家人），但是同姓宗室对皇位都有或多或少的继承权，有篡位的危险，所以只能从皇帝的母家和妻家找成年人了，一般会找太后的老爹或者兄弟来辅政，这就是外戚。

外戚虽然不姓刘，当不了皇帝，但是权力的滋味尝过以后又岂能放手。于是他们会想尽办法延长掌权时间，如果皇帝去世，他们会在宗室里面找年龄尽可能小的孩子当新皇帝，这样在小皇帝亲政之前就可以一直掌权。可以说，外戚专政加剧了东汉皇帝的低龄化。

但随着小皇帝慢慢长大，懂得了权力的好处，当然不能容名不正言不顺的外戚把持皇权。但是外戚掌权既久，掌控了军政部门，即便有士大夫等反对力量，皇帝也联系不上。所以皇帝只能靠身边的宦官来扳倒外戚，一般是通过宦官在宫中政变，掌握尚书台、禁卫军等要害部门，通过政令和军队消灭外戚。

按说外戚被灭过一两个以后，后面的外戚应该警惕掌权太久的危险，积极寻求退路，但此时的皇权已经是高度集权的状态，他们已经无法退出了。

集权实质上是侵蚀他人的权力，将之集中到自己手上，并借此逼迫他人就范的一种权力分配形式。所以掌权的人一旦失去权力，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证，而且集权程度越强，掌权者越危险。所以外戚们实际上退无可退，只能强撑着，甚至像汉顺帝的大舅子梁冀那样铤而走险毒死对其不满的汉质帝，直到被皇帝和宦官收拾掉为止。

为了保证对尚书台的掌控，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多通过中常侍和小黄门直接给尚书台下令。

中常侍并没有实职，本来是给贵族子弟的加官，得此官的贵族子弟留居宫中，作为皇帝的顾问。汉光武帝因为中常侍居留宫中，为免生事，全部用阉人充任。小黄门则一向是阉人担任，居住在内宫，整理尚书台的反馈，上报给皇帝，也为宫中的公主、太妃之类服务。汉和帝皇后邓绥掌权时，因是女主，不愿跟士人担任的黄门侍郎接触，而直接用阉人担任的小黄门给尚书台下旨，于是阉人担任的中常侍和小黄门逐渐成为要职。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夺权后就借用这条现成的通道，通过自己信得过的宦官来行使皇权。

这样一来，宦官成了权力传递道路上的关键节点，当然可以利用这个便利上下其手，操纵政治，而皇帝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大臣拼死弹劾就纵容宦官们为非作歹。毕竟对这些长期权力缺失的皇帝而言，只要皇权在手就可以了，老百姓是不是被宦官欺压那是次要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汉光武帝刘秀为了集权设立的尚书台，实际上成为促进皇权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祸胎。因为尚书台权力集中，只要控制尚书台就可以行使皇权，而且刘秀有意让尚书令权力重大的同时官职低微（位卑权重），以便控制，导致尚书台也容易被皇帝以外的其他人控制。所以东汉的高层争权目标少而固定，比西汉要方便快捷得多，大家自然争得更加激烈。

本文中提到的侍中、散骑、尚书、中常侍、黄门侍郎这些官职，原本大多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少府的职责是掌管皇家财务，离皇帝较近，随着皇权上涨，少府门下的这些小官的权势都水涨船高，凌驾于宰相之上，可见皇权对政府的扭曲。

在东汉皇权集团的三巨头——皇帝、外戚、宦官里面，对政治的责任感是递减的。

皇帝不论能力如何，主观上一般还是希望政治清明的，毕竟是自己家的江山；外戚不能像皇帝一样将权势传之子孙，责任感要弱些，但多出自东汉功臣世家，对国家有一定认同，有的还受士人风习影响，重视名誉，也还有邓骘（汉和帝大舅子）、梁商（汉顺帝老丈人）这样的贤明之辈；唯有宦官原是下贱的奴仆，不存在理想，自己一般也没有子孙，不在乎身后和家族，只追求这一世的享受，于是尽情地干各种不法的勾当，使政治急剧败坏，遭到士大夫的切齿痛恨。

因为中常侍和小黄门的这条快捷通道，离皇帝更近的宦官逐渐取得了对外戚的优势，外戚本来是迫害士大夫的邪恶BOSS，后期也要跟士大夫联手来对抗宦官了。汉桓帝的大舅子窦武就跟士大夫领袖太傅陈蕃联手诛杀宦官，结果事机不密，反为宦官所杀。宦官借此还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祸，将天下正直之士清扫一空。

这个时候的宦官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成为整个权力系统中的毒瘤。上有禁卫军畏惧宦官，中有宦官亲戚把持了许多重要官位，下有部分地方豪族与宦官勾结，鱼肉乡里。宦官的权力黑手体系化，政变时敢劫持窦太后。宦官不再是皇帝的家奴，反而是皇帝的父母，汉灵帝就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力清除宦官势力。

宦官成了皇帝的爹娘

当宦官形成势力的时候，连皇帝都是受到限制的。汉灵帝以旁支继承汉桓帝的皇位，先是奉汉桓帝的皇后窦妙为皇太后，窦太后的兄长窦武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窦太后也被幽禁。这时汉灵帝的亲妈董太后逐渐干政，为免董氏外戚成为威胁，宦官支持出身低微的屠户之妹何皇后，十常侍头目张让的养子娶了何皇后的妹妹，双方结为同盟。

汉灵帝对何皇后相当宠爱，何皇后就在宫中横行霸道，肆意迫害有威胁的宫女。宫女如果怀了汉灵帝的孩子，为了避免迫害往往自己流掉。汉灵帝的美人王荣原本也打算流掉自己的孩子，但这孩子生命顽强，吃了药居然流不掉。王荣又梦见自己背负着太阳行走，觉得这孩子可能是贵人，就没再去流，生了下来。这孩子就是刘协，也就是日后的汉献帝。

何皇后一看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大怒，当即毒死了王荣。这下惹怒了汉灵帝，准备废了何皇后。但何皇后是宦官们拿来抗衡董太后的工具，当然不能就这么毁了，于是宦官们死乞白赖，让汉灵帝改了主意。

但是汉灵帝不喜欢何皇后的儿子刘辩，而是喜欢更聪明的刘协，想立刘协为太子，他担心刘协也被何皇后害死，就让董太后抚养刘协，于是刘协就得名“董侯”。而何皇后也担心有人害刘辩，就把刘辩寄养在据说精通道术的史道人家，刘辩得名“史侯”。

何皇后的哥哥何进这时担任大将军，主持平定了黄巾之乱，借机把兵权掌握在手中。汉灵帝想推刘协上位，必须先从何进手中夺回军权，于是任命武艺高强的宦官蹇硕组建了一支新军，就是所谓的“西园八校尉”。汉灵帝以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西园军，规定首都洛阳的其他军队也归蹇硕指挥，同时又提拔董太后的侄子董重担任骠骑将军，制衡何进。

但是好景不长，荒淫无度的汉灵帝三十出头就翘了辫子。蹇硕想搞兵变干掉何进，又被手下司马潘隐通风报信，让何进跑了。蹇硕又想联合十常侍的头目张让、赵忠等一起杀何进，但蹇硕的官位只是小黄门而已，十常侍是宦官界的老前辈，哪里把蹇硕放在眼里，不但不从，还跟何进合作干掉了蹇硕。董太后的势力因此大衰，何皇后之子刘辩顺利即位，是为汉少帝。

十常侍以为自己又渡过了一次惊险刺激的权力交接，可以高枕无忧了。何皇后（此时已晋升为何太后）以及何进的弟弟何苗确实对十常侍很满意，但何进觉得他们能量太大，睡不安枕，也想学窦武诛杀宦官，就跟士大夫的领袖袁绍合谋这件事。

东汉的宦官一贯在宫廷各种势力里翻云覆雨、纵横捭阖，看何家这么不上道，就转而扶持以前一直打压的董太后（此时已晋升为太皇太后），想利用董太后和董重的力量制衡何进。但何进先下手为强，以董太后并非汉桓帝妃子而是地方王侯之妻为由，将其驱逐回藩国居住，同时逼骠骑将军董重自杀，董太后也不明不白地死在回家的路上。

汉献帝在出生之前就差点被流掉，一出生亲妈被毒死，才八岁亲爹就病死，把自己养大的亲奶奶也被弄死，还没当皇帝，就因为皇权集团的内斗惨成这样，将来无法重振因集权而劣化的皇权集团，也很正常，锅不该全由他来背。

虽然何进取得了先机，又手握禁军，但宦官势力在中央盘根错节，十分猖獗。禁军害怕宦官，何太后、何苗也没有信心与宦官为敌，如果一定要灭宦官，并不像曹操说的那样“一狱吏足矣”，何进和袁绍只能找地方势力帮忙。

但是，何进没有意识到，宦官的肆虐源于皇帝的权威，宦官实际上是皇权集团的一员，是皇帝的代理人。让地方势力清洗宦官，其实也就是清洗了皇权和中央的权威，也包括他自己的权威。后来的晚唐，宦官因为掌握了神策军，比东汉更猖獗，宰相崔胤也是招引军阀朱温清洗宦官。结果朱温顺势掌控了唐朝皇帝，干掉了崔胤，最终篡夺了唐朝。

何进和袁绍派了王匡、鲍信等人去募兵，同时召集地方势力丁原、董卓等进京，威胁何太后，其中兵力最强的是董卓。何进曾经提拔董卓当东中郎将讨伐黄巾，后来又重用他平定西凉，认为自己对董卓恩重如山。袁绍的叔叔袁隗曾经征辟董卓为掾属，所以袁绍认为董卓是袁家的门生故吏，一定会听从袁家的指挥，有借董卓之力消灭宦官后再连何进一起消灭的意思。

两边都以为董卓是自己的亲信，但实际上董卓谁的亲信都不是，而是野心极强的一代枭雄。

不久，感觉大祸临头的宦官铤而走险，把何进诓进宫里干掉。袁绍、袁术等人趁势带兵进攻，对宦官进行绝种性屠杀，胡子少的人也被错认为宦官干掉不少，宫中一片大乱。十常侍之首张让等挟持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逃到黄河边上，因无法摆脱追兵，宦官们集体投河自杀，汉朝的皇权也成了这些宦官的陪葬品。

董卓的部队找到刘辩、刘协兄弟时，刘辩吓得战战兢兢说不出话。刘协可能是经历的磨难较多，毫不怯场，对董卓的询问对答如流，董卓对他印象甚佳，又因为他是跟董卓同姓的董太后养大的，小时候被称为“董侯”，董卓认为他跟自己有渊源，就有了立他为帝的心思。

董卓率军进京以后，一系列指南打北、指东打西的高招，把何进系统的袁绍、袁术、丁原、鲍信等人杀的杀、赶的赶，掌控了中央政权。就这样，皇权集团因为自身的劣化，里面包含皇帝在内的所有成员都失去了权柄，权力落入地方军阀之手。

董卓废掉了汉少帝刘辩，改立刘协为帝，这就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不久汉少帝、何太后都被董卓干掉。汉献帝从登基开始就是傀儡，皇权集团已经毁灭，他能够一直傀儡下去，没有像兄长汉少帝一样死于非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汉武帝与孟子消灭了汉朝

汉献帝虽然不掌握权柄，但也未尝不可以作为一个吉祥物皇帝一直存在下去。汉朝到这时，除了王莽代汉的短暂插曲，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合法性极强，人民也习惯了以汉人、汉家自居。如果曹丕只掌权，不篡位，像日本的幕府将军那样，还让汉献帝坐在君位上，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有一种说法认为，曹操拥立汉献帝，汉献帝却用衣带诏谋害曹操，是忘恩负义，与曹家结下了死仇，曹家不弄死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曹丕篡汉后没杀他已经够宽宏大量了，不可能不篡汉的。

对照日本史来看，这种说法其实似是而非。日本天皇并不是从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建立开始就完全是吉祥物的，相反，日本天皇一直在跟镰仓幕府博弈。镰仓幕府后期，正是在后醍醐天皇的号召下，各派势力推翻了镰仓幕府。而面对继镰仓幕府而起的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更是号召了一帮领主，跟室町幕府分立为南北朝，打了几十年才罢休。这天皇一门跟幕府说得上仇深似海，最后室町幕府也还是奉天皇当吉祥物，没有把天皇家推翻，改朝换代。

所以曹丕要不要篡汉，重点不在于有没有恩怨，而在于其他方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汉朝从汉武帝以后皇权太集中。

前面说了，集权实质上是侵蚀他人的权力，将之集中到自己手上，并借此逼迫他人就范的一种权力分配形式，所以掌权的人一旦失去权力，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证，所以掌权者不能退出。不但皇权集团内部的那一票人谁也不能退出，皇权集团与替代它的新兴权力体双方也是谁也不能退出。

西汉初年的君相分工其实很理想，皇帝不管政事就不会出错，威信很高，宰相也就不会想着篡权，只专心理政，形成一种君相共和的局面。但汉朝皇帝从汉武帝开始就不停地侵夺相权，到汉光武帝用尚书台夺走三公很大一部分权力，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尚书台虽然人数还不是很多，不能完全取代三公的行政功能，但是分割了最关键的决策权和选举权，成了权力集中的机构。权臣正好通过掌控现成的尚书台来实现专权，东汉外戚就通过录尚书事抓权，权臣也一样。

曹操当丞相的时候，觉得应付汉室很麻烦，经常离开首都许都，在邺城居住，有时候还让尚书令荀彧到邺城办公，相权直接取代了原来皇权的位置。

但这时的君相制度已经没有共和可言了，皇帝因为经常出错，权威动摇，使得臣子觊觎权柄；臣子夺得权柄，其身份却没有皇帝神圣，从法理上来说不能像皇帝那样终身占有权柄，也不能像皇帝那样将权力传给子孙。这样宰相的处境就十分危险和尴尬，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如皇帝稳固，比皇帝更容易被其他大臣夺走权力，或者也可能被皇帝夺回大权。

权力高度集中以后，如果失去了权力，皇帝因为身份的高贵还有可能被当成吉祥物供着，宰相却连这条后路都没有，只能满门死绝。曹操还能够凭着盖世功劳从容地当一世丞相，毕竟要篡夺四百年的汉朝，思想上的障碍不那么容易克服。曹丕则无功上位，比曹操还不安全，只好篡了汉朝，让自己变成皇帝，把到手的权力从法理上固定下来，好保证家族安全。

这是从宰相的角度着眼。从汉朝皇帝的角度着眼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从孟子以来“民贵君轻”的革命传统。

孔子创立儒学以后，在战国时代“儒分为八”，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荀子的礼乐派和子思、孟子的仁义派。礼乐派强调对人民的约束，后来衍生出变态地推崇君权的法家；仁义派则重视人民的权利，念念不忘对君主的防备，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商纣王）矣，未闻弑君也”等一系列防范绝对君权的理论。

到了汉初，大一统的秦制帝国已成定局。为了在新形势下生存，董仲舒将儒家与道家、阴阳家的部分思想融合，推出了带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董仲舒将皇帝神化，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用君权神授加强皇帝的合法性，但因为皇帝集权程度太高，如果为恶，危害极大。董仲舒即便对秦制有所妥协，毕竟还是儒生，在学说中设计了制约办法：皇帝作恶会被上天用山崩、地震之类的灾异惩罚，要是怙恶不悛，上天就会颁布旨意，让皇帝像尧舜禅让一样，把皇位禅让给贤人。

对君权的制约，不能不说是思孟一派革命思想的影响，但这实际上打破了皇权恒定的原则，相比于欧洲的君权神授来说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如果皇帝还像汉初那样（这也是儒生的理想），不去管具体政务，如果失政锅就可以甩给宰相，皇帝换个宰相就行，实际上皇帝的地位还是很稳的。但这样的话皇帝就不能为所欲为、穷奢极侈，权力欲极强的汉武帝不能容忍，大肆侵夺政府权力，但自己又搞得民不聊生，天下户口减半，汉朝皇帝的合法性就产生了动摇。

从汉武帝之子汉昭帝时开始，就不断地有儒生、方士认为汉朝的刘姓皇室气数已尽，建议皇帝禅让。禅让是国家根本大法儒学里面的内容，皇帝虽然找了罪名把这些人杀了，但也不敢把“禅让”本身污名化。甚至汉哀帝还真禅让了一次，只不过是改了个姓氏，自己禅给自己而已。到后来大家对汉朝越来越失望，就拥戴王莽取代汉朝，认为王莽是足以改善汉朝政治的贤人。

可惜王莽施政太过理想化，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政治矛盾，王莽的朝廷也在无能的施政中灭亡。汉朝虽然灭亡了一次，但新莽王朝被东汉官方以神学体系里意外出现的“闰位”解释过去，而且因为汉室复兴，反而给天下人以汉朝果然天命在身的感觉。为了避免儒生拿神学来威胁皇帝，刘秀还带头搞谶纬神学，由皇家垄断了谶纬神学的解释权。这种情况下，东汉皇帝只要干得不是太过分，地位应该是比较稳的。

但皇权如此高度集中，连上天都无法制约，不由得皇帝不胡作非为。皇帝不胡作非为，不代表自己的代理人宦官不胡作非为。东汉王朝在皇权集团集体作恶下崩溃，只能由力量强大的地方军阀曹操来收拾局势。

曹操、曹丕虽然掌握了大权，但面对绵延四百年、合法性极强的汉朝，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他们是很难把汉朝推翻，自己当皇帝的。但是，西汉以前儒家的“皇帝不好可以换”的理论和王莽的篡汉实践，帮了曹丕很大的忙。

最终，皇权过于集中的政治状况和“皇帝不好可以换”的革命理论，决定了汉朝只能灭亡，汉朝皇帝不能像日本天皇那样成为万世一系的吉祥物，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发挥作用。

垂死挣扎与卷土重来

统治中原四百多年的汉朝居然会灭亡，这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不可想象的。魏晋禅让对人心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魏晋以来的皇帝再也没有汉朝皇室积累四百多年的强大合法性，只好向士大夫让渡大量政治权力，显得十分脆弱，但皇权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注定衰落也还要挣扎一番。

皇帝合法性脆弱时，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力量是不够的。东汉的政治证明了皇权集团里面的外戚、宦官都是不行的，曹魏和西晋的皇帝只好把皇权分享给宗室，指望宗室能够帮着守护皇室。

曹魏时期担心近支宗室对皇权的威胁太大，主要把权力给予远支宗室，像曹丕就防着两个亲弟弟曹彰、曹植，却放心任用曹真、曹休、夏侯尚这些干亲戚或者远房亲戚。但远支宗室的合法性毕竟不及近支宗室，所以曹魏的远支宗室曹爽一党被司马懿发动政变一锅端了，司马氏也趁势篡魏为晋。

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觉得远支宗室不够给力，为了安全，把皇权分享给近支宗室。司马炎把叔叔、兄弟、儿子都封王，给予地方大权。但是因为继承皇位的司马炎之子司马衷是弱智，这些近支宗室离皇权太近，个个觊觎皇权，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自相残杀，就是所谓的“八王之乱”。最终西晋在自相残杀中被趁乱崛起的匈奴人灭亡，中原也脱离汉人王朝的控制，落入鲜卑、匈奴、羯、氐、羌等五胡政权之手。

到了在江南立国的东晋，天下对司马氏皇室或者皇帝制度本身已经厌弃，晋朝皇室的力量又基本被胡人全歼，东晋王朝是逃亡到江南的侨姓士族和江南本土的吴姓士族拥立起来的，大权被几家士族轮流掌握。东晋皇帝大部分时候完全成了吉祥物，皇权完成了从肆虐到毁灭的系统闭环。

东晋皇权的衰落，是皇权政治自行演变的必然结局。皇权侵夺政府权，实际上给自己早早地判了死刑，皇帝集中了权力以后为了保持权力，必然不惜导致政治劣化，政治持续劣化下去，必然天下大乱。而因为东汉以来地方豪族日益壮大，西晋皇权集团灭亡以后，他们有能力接盘，主导政治运行下去，所以形成了皇权缺位的东晋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下，中国开始摆脱秦汉的极端专制体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文化全面繁荣，物权意识初步奠定，社会观念逐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转变为“王者不得制人之私”。但是，在这些可喜的转型背后，皇权和官僚帝国的那一套话语逻辑仍在。士族毕竟不是先秦或者欧洲的那种贵族，对官职只有优先担任权而没有垄断权，士族之间对官职的竞争相当激烈，所以王导、庾亮、桓温、谢安等士族纵然当权，也没有底气和能力去改变皇权政治的那一套话语。皇权确实是衰落了，但是它在名义上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有机缘，它就会起死回生，卷土重来。

当东晋后期，士族对军权的掌握松动的时候，首先是皇帝通过掌握军权而出现了皇权复兴的苗头。但生于深宫之中的皇帝并没有掌控局势的能力，复兴皇权的晋孝武帝和他的宰相弟弟司马道子都是平庸无能之辈，经过孙恩起义、桓玄篡位等连番动荡，最终军队首领刘裕掌握了政权，推翻东晋，自立为帝，开启了南朝一百多年的历史，实现了真正的皇权复兴。

但是南朝皇权的合法性比西晋更低，于是宋、齐、梁、陈的皇帝都不得不重用宗室来帮忙守护皇室。但宗室对皇位的觊觎使得南朝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八王之乱。宋、齐宗室同室操戈，屠戮之惨比西晋更甚。梁朝虽然因为梁武帝措施得当，相对稳定，但是当梁武帝丧生于侯景之乱后，宗室之间的残杀不在宋齐之下。陈朝也多有宗室图谋皇位，如陈宣帝就是篡位上台。南朝的皇权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无法再造秩序井然的帝国。

然而与此同时，北方胡族从血与火之中淬炼出来的政权，成了三百年大分裂时代的历史出口。北朝虽然也采用了士族制度，对部落贵族和中原士族让渡了部分国家权力，但其征服者的底色和崇尚武力的传统使得国家权力始终较强。在秦制的诞生地关中，更是先后兴起了十六国中的前秦和北朝中的北周这样的秦制国家，并且随着北周及其后继者隋朝的统一全国，秦制被再度推行到华夏各地。

这一次，卷土重来的秦制帝国学聪明了，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风流激荡，皇帝们已经知道了哪些东西会威胁到他们的帝国，像汉末以为太平道（即后来的黄巾起义军）有助于帮朝廷维护地方秩序这样没经验的想法再也不会有了，皇帝在瓦解社会势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唐玄宗将宗室们集中安置在十六宅以后，贵族们无法再通过扶植宗室争位来影响国政；朱温将出身山东士族的大批唐朝高官扔进黄河以后，贵族政治的传统实际上已经终结；黄巢之乱的残杀和由藩镇演变而来的五代十国对地方统治的加强，使得士族无法凭借其身份和家族实力来染指政治，士族政治终于走向了终结。此后皇权失范时再也没有稳定的社会力量来对政治进行平稳过渡，只有散沙化的乱兵和乱民纠集在一起，形成缺乏传统的临时结合体，攫取新的皇权，造成巨大的震荡。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然而，唐宋第二帝国毕竟是经过贵族精神洗礼的帝国，在文明程度、民间活力、包容精神、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等许多方面已经完胜秦汉第一帝国，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峰也不为过。而秦汉皇权在汉末的崩塌，则是唐宋帝国缔造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