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皇后——功臣集团的绝唱



汉献帝刘协与他的皇后伏寿，一辈子相濡以沫，感情深厚。伏皇后对汉朝的社稷全力支持，但这并不完全是出于感情，而是有家族因素在内。

伏皇后，名寿，琅琊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是东汉初年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其家族世代显官，其父伏完袭爵不其侯，娶汉桓帝长女阳安长公主。从这份家族履历上可以看出，伏氏家族与汉朝是利益攸关、休戚与共的。

在汉末三国时代，这样与汉朝相终始的家族还有许多，伏氏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家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出自东汉初年的功臣集团。

丰沛集团与云台二十八将

东汉初年的开国功臣，最著名的自然是耿弇、冯异为首的“云台二十八将”。这二十八人为汉光武帝刘秀东征西讨，平定诸多割据势力，功劳甚大。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光武帝时的宿将多已凋零，汉明帝思念功臣，在南宫云台阁上画了二十八人的画像，上应二十八宿，是为“云台二十八将”。

在云台二十八将之外，东汉还有一些开国功臣，比如一代名将马援，论战绩在云台二十八将里面可以排进前三，但因为是汉明帝的岳父，为了防止外戚势力坐大也为了表示不徇私，汉明帝就没画他。此外还有东汉初年的文吏集团，也为东汉开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伏皇后的祖宗伏湛、名臣侯霸，先后担任三公之一的大司徒。

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东汉功臣集团，但其中以军功集团“云台二十八将”为核心。历朝历代开国时，军功集团都是主要的倚仗力量，因各朝代的做法不同，军功集团的地位和作用也很不一样，但大部分时候对政权都有重要影响，对比西汉与东汉的军功集团，可以发现很多东西。

夏商周三代是世官世禄制，即便朝代更替，统兵的也多是王室贵族，其地位不会因为军功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难形成以军功为纽带的集团势力。战国时代各国变法，平民通过军功，地位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上升。在秦灭六国之后，其实存在一个以蒙骜、王翦等世代将门为代表的军功集团，但秦统一之后也一直在打仗，北击胡南击越，一直打到自己灭亡，军功集团难以在战场以外的地方发挥作用。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诛秦灭楚，夺取天下，他那些沛县、丰县一带的老乡出了大力，如樊哙、灌婴、周勃、夏侯婴等。刘邦少年时也是游侠出身，很讲义气，厚待这些老兄弟，给他们分封了大量的田产，也让他们垄断了政府的高官，出现了皇帝“与功臣共天下”的局面。

这里要多说一句，刘邦虽然也有杀功臣的记录，但那主要是杀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这里面有帝国制与封建制的矛盾，也有效仿商周用同姓诸侯取代异姓诸侯的意思，而被杀的这些诸侯王也多是半路与刘邦合作，跟刘邦的私人关系不算亲密。对于丰沛的老兄弟，刘邦则十分厚道，连多次背叛自己的雍齿都没计较，给封了个什邡侯（虽然比较偏远），别说其他关系好的了。这些老兄弟组成丰沛功臣集团，对汉初政局有巨大的影响。

在知恩图报这一点上，刘邦因为游侠精神，大体上做得还是不错的。丰沛集团也基本垄断了汉高祖到汉武帝初期的丞相职位，还一度灭掉了想变天的吕后家属。其强大的力量也能制衡皇权，形成君相共和的局面，使皇帝难以为所欲为，可以说汉初的“文景之治”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但是丰沛集团凋零得也很快，到汉武帝前期，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家族没落了。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汉承秦制，法律十分苛刻，功臣们经常因为小过失就被罢官、夺爵；其次汉初功臣多是平民，即所谓“布衣将相”，对家教没有大家族那么重视，子孙以纨绔子弟居多，也难以撑起政治局面；再者汉文帝、汉景帝虽然没有汉武帝变态，也在抓住机会对功臣集团进行打击，如汉文帝把周勃下狱，汉景帝逼死周亚夫等，更别说汉武帝那种翻天覆地的折腾法了。

所以汉武帝以后，丰沛集团在政坛上基本销声匿迹。西汉的军功集团就像是烟花，升空的时候绚烂无比、大红大紫，但很快就放完了，完了以后还痕迹全无。所以到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的时候，已经没有与汉朝渊源甚深的功臣世家来护卫汉朝了。

汉光武帝刘秀对西汉军功集团的演变肯定十分了解，所以怎样对待东汉的军功集团，他有自己的想法。东汉统一天下之后，刘秀采用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施政方针，赏赐军功集团大量田产、钱财，封很高的爵位，但除了留下邓禹、贾复、吴汉三人顾问国政之外，不让他们担任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全部用没有军功的文吏充当。

刘秀的做法，度量不及汉高祖，不愿意跟功臣分享政权，这样皇权就比西汉更加集中；但同时也确实有保全功臣的意思，因为功臣担任具体官职不一定能胜任，如果办砸了差使，处罚吧刘秀不忍，不罚吧国法何在。像云台二十八将里面的耿纯担任东郡太守时，就因为造成属下自杀被免官，刘隆担任南郡太守时，也曾经因为推行度田政策不力被贬为庶人。

刘秀虽然号称以“柔术”治国，但对担任具体官职的文吏是很苛刻和暴力的，动不动就鞭笞，甚至轻易地就判死刑。他不让功臣担任具体的官职，可以避免为了优礼功臣而影响国事，也可以避免功臣因为职务犯罪而家族败落，可以说东汉军功集团交出了政治权力，换取了家族安全。但刘秀也不是让军功集团集体当吉祥物就完了，对军功集团将来怎样发挥作用，他也是有安排的。

汉室的根基

这些功臣虽然退出了政府，但是拥有崇高的地位和超然的身份。刘秀以后，东汉皇帝跟他们世代联姻，指望在皇权遇到危机时，借助他们的力量扶保东汉王朝。而东汉军功集团在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下，生存能力也确实比西汉的丰沛集团要强，很多都绵延到了东汉后期，甚至三国时代。

因为从西汉后期的汉元帝以来，朝廷放弃了打击豪族，豪强大族的力量茁壮成长。东汉本就是南阳、河西、河北三派豪族共同拥戴起来的政权，已经是六朝贵族社会的前夜。从刘秀开始，对豪族就不敢也不能彻底打击，东汉的法律远不及西汉苛刻，功臣犯法的概率就降低了；因为功臣不掌握政权，被皇帝故意打击和行政失误的概率也降低了，所以他们能够绵延多代。

又因为功臣多是豪族出身，比平民出身的西汉功臣重视教育，子孙后代人才辈出，能够担起政治的重担。所以东汉皇帝多与功臣子女联姻，指望他们帮忙应对突发的危机。而当东汉诸多皇帝年幼即位时，确实是这些出自功臣集团的外戚辅政，帮皇家打理政权。

从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开始，凡是娶了妻的皇帝，除了汉安帝的阎皇后、汉灵帝的何皇后，其他的全部出自功臣世家。

汉明帝的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小女儿，马援为汉光武帝平定陇西隗嚣，又西破羌人，南平交趾，是汉初有数的名将。汉章帝的皇后是窦融的曾孙女，窦融在新莽末年割据河西五郡，后来归顺汉朝，在功臣里面也能排进前几位，汉章帝死后，是窦皇后的兄长窦宪给年幼的汉和帝辅政。汉和帝的皇后邓绥是邓禹的孙女，邓禹是汉光武帝的同学，虽然军事才能一般，但有定策之功，是数一数二的大功臣。汉和帝死后，是邓皇后的兄长邓骘给年幼的汉安帝辅政。汉顺帝的皇后梁妠是梁统的玄孙女，梁统是窦融治下河西五郡的太守之一，跟随窦融降汉，虽然不太显赫，也是功臣世家。汉顺帝年幼时，梁皇后之父梁商辅政，死后则由梁皇后兄长梁冀给年幼的几个小皇帝辅政。汉献帝的皇后伏寿虽非出自军功集团，但也是汉初文吏功臣伏湛的八世孙，也是出自功臣世家。

应该说这些外戚大多数还是有几把刷子的，窦宪曾经消灭北匈奴，邓骘帮助汉朝渡过大灾连年的难关，梁商在汉顺帝朝“称为贤辅”，即使是最不成器的梁冀，虽然作恶多端，败乱政治，也从没想过谋朝篡位。汉光武帝的设想确实有合理的一面。

但是同时也有另一面，就是外戚与皇帝的争端。外戚与皇帝同为皇权集团的成员，外戚掌权实际上是皇权旁落，外戚与日渐长大的小皇帝必然发生权力冲突。刘秀当初也未必没有留下后手，从汉明帝开始，历代功臣世家的皇后都没有生过子女，说不定因为担心外戚篡权，汉室与功臣世家有什么密约。但更重要的是随着皇帝与外戚的争权一轮轮升级，皇帝开始有意对功臣集团下手。

汉桓帝从即位开始就处于梁冀的压制之下，还被迫娶了梁冀的妹妹梁女莹为皇后，日常生活都被监视，其愤懑可想而知。等梁女莹一死，汉桓帝就诛灭了梁冀，并且趁此机会把梁氏灭族，梁统一门至此败落。随后汉桓帝又立邓禹后人邓猛女为后，邓猛女因父亲早亡，与梁冀有亲，在梁家长大，一度冒姓梁氏。后来邓猛女骄横妒忌，汉桓帝可能从她身上看到了梁冀的影子，厌恶之下把她也废了，把邓猛女的家人杀的杀，罢官的罢官，财产全部充公，邓禹一门也败落了。

梁、邓之后，汉桓帝又立窦融的后人窦妙为皇后，但这只是重复从功臣家选后的习惯，他对窦皇后并不怎么宠幸。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窦氏一门又干掉就翘辫子了。但窦家也没能逃脱败落的结局，窦妙的父亲窦武谋诛宦官，事败被杀，家属除已成为太后的窦妙之外，也被杀的被杀，流放的流放。窦妙自己也被软禁在云台，郁郁而终。

此外，东汉毕竟是延续了一两百年的大王朝，虽然东汉功臣世家的生存能力强于西汉，但到末年也因各种变故凋零了不少。如云台二十八将里祭遵无子，爵位转入堂弟祭肜一支，祭肜之子祭参在辽东被鲜卑击败，下狱而死，祭氏败落；寇恂曾孙寇荣在汉桓帝时遭到宦官的陷害，逃窜数年依然被杀，宗族免官，寇氏败落；岑彭后裔岑晊是党人领袖“八俊”之一，因打击宦官势力，党锢之祸中被追杀，逃亡深山，岑氏也败落。

但即便如此，到东汉末年，也还有一些功臣世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在汉末三国的浪潮中，绝大部分为汉室效力，不少人为汉室杀身成仁，可谓克绍箕裘，没有贻羞先祖。

功臣世家的集体败落

东汉末年，东汉功臣世家本来还有一些军政实力，但是有一个人给他们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个人就是袁术。

关东诸侯群起讨董的时候，袁术正待在南阳，他也想响应，但苦于手里无兵。就在这时，江东猛虎、长沙太守孙坚带兵北上讨董，一路上却先砍了荆州刺史琅琊王睿，后砍了南阳太守颍川张咨。南阳郡的顶头上司荆州刺史和直接上司南阳太守都没了，一下子变成了三不管地带。这时四世三公的袁术趁机出来接盘，因为声望崇高，他一面收了孙坚当打手，一面又得到刘表的保举出任南阳太守，南阳从此就成了袁术的地盘。

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就是南阳人，东汉王朝的三大基本盘就是南阳功臣、河北功臣、河西功臣，其中又以南阳功臣居首。云台二十八将出自南阳的有邓禹、吴汉、贾复、岑彭、马武、陈俊、杜茂、朱祐、刘隆、马成、任光等十一人，加上邻郡颍川的冯异、祭遵、铫期、臧宫、王霸、傅俊、坚镡等七人，则共计十八人，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还没算刘秀的亲戚樊宏、李通、来歙等世家，这些也都是南阳籍的豪族。

这些大贵族原本在南阳安居乐业，能力极大。当年开国皇帝刘秀想从豪强手中清丈田地（度田），从事具体工作的文吏都因为南阳功臣太多，互相打招呼，说“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导致度田失败。何况后来。

但袁术占据南阳以后，他们就倒了血霉了。袁术根本不顾及他家四世三公的声誉，军费不够了就带兵明抢，把南阳一带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后来还去跟曹操争夺豫州，把路上的颍川等郡也祸害得不行（颍川郡此前已经被董卓的乱兵祸害过一次了）。许多功臣世家只好冒着破产的危险，一大家子人搬家到别处去，因为益州牧刘焉（刘璋之父）以前在南阳做官时实行宽政，又是他们要保护的汉室宗亲，所以其中相当一部分搬到了四川盆地，依附刘焉。

但也还有些东汉功臣后人跟着东汉朝廷东奔西跑。他们起初在首都洛阳做官，后来董卓为躲避关东联军，逼着百官迁都长安。司徒王允用计杀死董卓之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又攻陷长安，劫持皇室。不久李傕、郭汜又爆发内战，分别劫持天子、公卿，后来接受董卓另一员部将张济的调停，放汉室君臣东归，但又反悔追赶。最终汉献帝依仗黄巾军的分支白波贼帅杨奉、韩暹等人的部队抵抗李傕、郭汜的追兵，双方得以讲和，汉献帝回到洛阳。

东汉的煌煌帝都洛阳早已被董卓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这时成了一片瓦砾场，也没有吃的，朝廷公卿都自己出去采野菜充饥，有的就饿死在墙边路上，也有的被乱兵杀害，十分凄惨。幸亏曹操决定“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献帝迎接到许昌，汉室君臣的状况才有所改善。

伏家就是一直跟随汉献帝的功臣世家之一。伏氏原籍济南，远祖是西汉初年的大儒伏胜，秦始皇焚书坑儒，伏胜甘冒杀头的危险，暗中抄写《尚书》藏在墙壁夹层内。后来汉文帝搜集散佚的上古经典及其意旨，因伏胜年事已高，特意不召入朝，派晁错到伏胜家里学习，给予极高礼遇。后来汉朝官立的《尚书》博士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三家都出自伏胜门下，说伏胜是一代儒宗也不为过。

后来伏家世为名儒，伏胜玄孙伏孺在汉武帝时客居琅琊郡东武县讲学，就把家迁到了东武。伏胜九世孙伏湛不但儒学有成，吏才也十分出众。汉光武帝建国后，用伏湛为尚书，掌管机要，设计典章制度，后来伏湛升任三公之一的大司徒，还得到三千六百户的不其侯爵位，极尽尊荣。伏湛的子孙也修习儒学，享有汉朝官爵，有时还跟汉室联姻。伏湛的五世孙女是汉顺帝的贵人，六世孙伏完娶汉桓帝之女刘华，伏完之女伏寿是汉献帝皇后。

与汉室渊源如此深远、关系如此亲密的家族，其命运当然早已与汉室捆绑在一起。伏寿比汉献帝稍大，董卓肆虐的时候，她已经入宫为贵人。在李傕郭汜大乱斗，汉室最危险的时刻，她成为汉献帝的皇后，这预示着伏氏家族将会与汉室共存亡。

曹操迎接汉献帝之初，还未必有代汉之心，实行的是一种“霸者政治”，即承袭春秋时代的齐桓公、晋文公的做法，天子无力时，地方诸侯代为主持天下秩序。这从曹操给儿子曹丕起字子桓、曹彰起字子文也可以看出来，这时他跟汉室还比较和谐，跟东汉功臣后裔关系尚可。伏皇后之父伏完因此辞去了有实权的辅国将军，继续像先代功臣一样做散官。

但是，汉献帝不安于虚君实相的良好局面，试图夺回皇权，密诏让董承等诛杀曹操，结果事败，董承等都被灭族，董承之女董贵妃虽有身孕，也被曹操残杀，一尸两命，汉献帝求情也没用。这件事，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身为东汉功臣后裔的伏皇后却只能无条件地站在汉室一边，而且她也担心自己的处境，于是写信给父亲伏完，述说曹操的凶暴，让伏完想办法诛杀曹操。

东汉功臣在危难之际扶保政权，本来是汉光武帝刘秀以来的国策，皇权再怎样劣化，身为外戚的伏完也有责任挺身而出。但此时伏完已经交出了有实权的官职，而曹操的势力遍布朝野，根本没有机会，无奈之下伏完昏招迭出，把自己的宗族送上了不归路。

伏完想找尚书令荀彧倒曹，荀彧是扶助曹操创业的元老，自然不会答应，但他也不想看到汉室灭亡，所以没有举报。伏完又找妻弟樊普商议，樊普是汉光武帝的舅舅樊宏的后人，得东汉王朝厚待，世为南阳大族，此时却惧怕曹操，把事情向曹操举报。但这时曹操对于是否要篡汉还没有下定决心，所以没有贸然去杀皇后全家，以免破坏形象，伏完因此得以善终。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大败于孙刘联军，战船大部分被烧毁，剩下的怕被孙刘得去，自己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这些战船是荆州数十年经营的成果，不是短时间内能够造出来的。没了战船，曹操有生之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攻下江东，既然无法统一天下，为曹家建立连皇帝都无法动摇的威望，那就只能篡汉称帝，把自己的权力从法理上固定下来。所以，赤壁之战后曹操正式开始了篡汉的布局。

这时，伏皇后作为皇帝的枕边人，竟然想谋害自己，曹操就无法容忍了。而且篡汉之前，曹操有意成为汉朝的外戚，让自己的女儿做皇后，这样篡汉就成了政权从父家交到母家，可以减少一些阻力。那么现在的皇后伏寿就成了篡汉路上的绊脚石，于是曹操把伏皇后给伏完的信抖出来，找伏家算总账。

曹操先逼汉献帝用侮辱性的策书废掉伏皇后。伏皇后躲在墙壁后面，被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抓了出来，伏皇后求汉献帝救命，汉献帝表示自己都自身难保，何况救她，还问郗虑天下难道有过这样的事吗？毕竟当年王莽篡汉时也没有公然侮辱汉室。当然西汉也没有把君权搞得像东汉那么绝对，不许人议论，大家不满也还有发泄渠道，不必把不满积累起来然后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表达。

伏皇后最终被曹操幽禁，她生的两个儿子也被毒死。伏氏宗族被灭族，应验了与汉室相始终的宿命。曹操的女儿曹节成为汉献帝的新皇后，曹操成为汉献帝的老丈人，曹丕成为汉献帝的大舅子，曹家成了汉朝的外戚，篡位只差最后一步了。

云台后人何在

东汉皇权的困境，我们这些后人也是通过上帝视角和历史经验才看出来，当时的人未必能看明白。伏氏因为汉室累世的恩情，选择与汉室共始终，无论如何是值得称赞的忠烈之举。而当时与汉室同生共死的功臣世家，绝不止伏氏一家，云台二十八将中耿弇的后人耿纪、冯异的后人冯熙，也都与篡汉的曹氏势不两立。

耿纪，字季行，扶风茂陵（今陕西新平）人，其高祖父耿国是东汉第一名将耿弇之弟。耿弇是刘秀手下韩信一般的人物，率领精锐的渔阳突骑帮刘秀平定河北，建立根据地，随后又单独统帅大军横扫山东，消灭了割据山东的张步势力，后转战各地也是战功卓著，在云台二十八将里虽然排名第四，但统兵能力当属第一（可能不及皇帝刘秀）。耿纪的曾祖父耿秉平定西域叛乱，又大破北匈奴，耿秉之弟耿夔也屡次击败匈奴、鲜卑、高句丽等，兄弟二人都堪称名将。

耿家可谓东汉名将世家，东汉名将大部分本来就是儒生，耿家虽然家传的是《老子》而非儒学，但到耿纪这会儿也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士族。耿纪自己也年轻有为，少年时就名誉出众，被曹操征辟为丞相掾。这时曹操跟汉室还在合作期，敬重耿纪的才德俱佳，把他提拔到汉朝九卿之一少府的位置。虽然当时的实权在曹操的丞相府和荀彧领衔的尚书台，三公九卿只是荣誉职位，但也可见耿纪确实有真材实料。

到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曹操篡汉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布局接近完成。身为东汉功臣世家的耿纪自然无法坐视下去。他联合西汉名臣金日磾的后人金祎、太医令吉本、司直韦晃一同集合僮仆千余人起兵，想要诛杀为曹操看守许都的丞相长史王必，拥护汉献帝，据守许都这座大兵站，号召天下诸侯勤王。

可惜曹操的布置十分周密，耿纪等人虽然出其不意射伤王必，形势不错，但毕竟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相持到天明，耿纪等人的家奴军已经不支，颍川的典农中郎将严匡也率屯田兵救援王必，家奴军被全歼。

事后，主谋耿纪等人全部被夷灭三族，曹操又借此清洗了一批汉朝公卿。许昌的亲汉派大受打击，再也没法组织政变了。耿纪志存忠烈，与汉朝同亡，不愧是东汉功臣扶风耿氏的苗裔。

另一位誓死不与曹魏合作的“东吴苏武”冯熙则是云台二十八将中冯异的后人。冯异也是文化人出身，精通《左传》和《孙子兵法》，战功虽不及耿弇，也相当骄人，统军平定了数十万骁勇善战的赤眉军。刘秀早年在河北被人追击，窘迫之际，冯异曾经亲自煮豆粥和麦饭、烧火烤衣服，激励刘秀反败为胜。冯异又性格谦虚，极有风度，每次诸将拿战功吹牛的时候冯异都不参与，远远地躲到大树下面，人称大树将军，可谓德才兼备的一代名将。

冯异是颍川人，家族在东汉也发展成颍川大族。颍川是东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文化十分繁盛，但处在四战之地，没能逃过董卓和袁术的祸害，冯家也因此败落，其后裔冯熙跑到了江东，出仕孙权。

冯熙应该是精于礼仪，在东吴主要从事外交工作，曾经出使蜀汉为刘备吊丧，后来又出使曹魏，为了维护孙权和东吴的形象顶撞了曹丕。曹丕不爽了，就让陈群用重利引诱冯熙降魏，这样就可以羞辱孙权一把。陈群与冯熙是同乡，此时是颍川士人的首领，在东汉这种乡土社会中，对同乡人士的号召力是极强的，开出的条件也十分诱人，但被冯熙断然拒绝。

曹丕又把冯熙关到摩陂，加以虐待，指望能胁迫他改变主意，觉得差不多了，再让人把冯熙接回来。冯熙不接受胁迫，在途中引刀自杀，幸亏被驾车的发现了，没有死成，但最终还是死在了曹魏。孙权听说这些事迹，认为冯熙可以跟北海牧羊十九年不降匈奴的苏武相提并论。

冯熙对曹魏如此决绝，除了世家子弟的荣誉感、文化人的信念之外，可能也有作为东汉功臣后裔，不能出仕灭汉仇人曹魏的意思吧！

伏寿、耿纪、冯熙之外，东汉功臣后裔还有一个大的去处，就是之前说过的益州。益州起初被宗室刘焉、刘璋父子统治，当时大量南阳人、关中人流浪到蜀中，南阳人中就有不少东汉功臣后裔。这些人一来对于益州土著而言也是外地人，跟刘焉父子境况相似，二来也因为刘焉父子是汉朝宗室，效力刘焉就是效力汉朝，三来刘焉曾经当过南阳太守，实行宽政，深得他们的心，他们就坚定地帮助刘焉镇压益州土著，这些流浪团体被合称为“东州兵”。

后来同是宗室的刘备夺取益州，并且成为群雄之中硕果仅存的汉朝宗室。东州集团的东汉功臣后裔自然别无选择，只能效力于刘备。而刘备的荆州集团也联合他们一起压制益州豪族，组建了外地人主导一切的蜀汉政权。

这些人里面有明说是东汉功臣后裔的，如后来的蜀汉重臣邓芝，是云台名将邓禹的后人；蜀汉名儒来敏，是刘秀姻亲、东汉名将来歙的后裔。但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明说是东汉功臣后裔，从其籍贯中可以发现与云台名将的联系。如后来的蜀汉能吏杜祺，南阳人，与云台名将杜茂籍贯相同，极有可能是杜茂后人；蜀汉后期的尚书令樊建，义阳人，虽与汉光武帝刘秀的舅家南阳樊氏籍贯不同，但相隔也不远，应该是樊氏旁支；此外还有刘备的心腹文臣陈震，没有入蜀，在家乡南阳直接被刘备征辟，他与云台名将陈俊籍贯相同，有可能是陈俊的后人。

蜀汉后期，出身荆州集团的丞相诸葛亮去世，荆州集团的其他大佬魏延、杨仪、蒋琬等也相继凋零。虽然是荆州人但属于东州集团的费祎主政后，大力提拔同属东州集团的南阳人，南阳的东汉功臣后裔不但成为蜀汉政权后期的支柱，而且成为蜀汉政权彰显自己继承汉朝的重要象征。直到蜀汉灭亡，这些东汉功臣后裔真正实现了与汉朝共存亡。也有一些出仕司马昭掌控下的曹魏以及之后的晋朝，其他人则回到荆州故乡。

军功集团看夕阳

东汉以后，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军功集团的产生和作用与两汉有了很大的不同。东汉是豪族壮大的关键时期，豪族借助宗族血缘关系营建了庞大的关系网，为了扩充实力和笼络人才，他们还使用拟制宗族的办法，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吸收进宗族，当成同族看待，而被吸收进来的人也自我认同为该宗族的一分子，为该宗族的利益奋战。在宗族和拟制宗族之外，豪族还与依附自己的宾客、奴仆、部曲建立了广泛的恩义关系，随时可以号召起巨大的人力，应对社会的各种挑战。

所以到了东汉末年，全国各地都遍布着这样的地头蛇，随着中央秩序崩溃，各地的地头蛇趁势而起，在群雄争霸的浪潮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淘洗，最终建立了三国。可以说三国的君主都是自带部众的豪族，这与白手起家的刘邦非常不同，与刘秀相比也是各有千秋。

最典型的就是曹操。曹操不管是不是宦官曹腾的亲孙子，至少从拟制宗族角度来说是曹家的一员，其父曹嵩做到过三公，可以说曹操出自三公的高官家族。虽然其祖、父不属于“清流士人”，但曹腾在宦官中名声算比较好的，所以曹操还不至于声名狼藉，能跟出身大士族的袁绍等人谈笑风生。曹操的家族在地方上也很强大，曹仁、曹纯等人都能养上千人的私兵，加上曹家通过拟制宗族体制吸纳的同郡（沛国谯县）夏侯氏、丁氏等大家族，当曹操决定争霸一方时，立即就可以拉起几千兵马。刘秀和他哥哥刘縯虽然振臂一呼也能拉起几千人，但其部众有许多是因为汉朝的声威来投，对刘秀兄弟的依附程度并不高，刘秀在夺天下的过程中也无法把权力集中在刘姓宗室和南阳邓氏、南阳李氏等外戚手中，这与曹操始终将大权集中在曹氏、夏侯氏宗族手中是非常不同的。

孙坚虽然出身孤微，但凭借为汉朝打平各种叛乱的功劳做到了二千石的高官，不但家族进化成武力豪族，而且还利用征辟、举荐的权力，在江东地区拥有了朱治等门生故吏。后来孙策攻打江东，大大地借助了孙氏宗族孙静、孙贲、孙辅、孙河，母系宗族吴景，门生故吏朱治等人的力量。在孙策、孙权的统治下，孙氏宗族孙奂、孙皎、孙韶、孙瑜、孙桓等人都担任要职，虽然没有曹氏、夏侯氏风光，也是东吴军政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之刘秀的宗族也要更强。

即便是实力最弱的刘备，也是大族涿郡刘氏的一员（该家族出过曹魏重臣刘放），也能纠合逃犯关羽和猛男张飞等一批徒众，并且后来也试图用拟制宗族的办法来扩大宗族力量，收养了寇氏之子寇封，改名刘封。当然，相比于刘秀，刘备势力的组织形式与刘邦更相似，因此，宗族势力不强的蜀汉也就对体现宗族势力的九品中正制没有兴趣，国家体制上保留了较多的秦制。

不过三国的军功集团不论强弱，都因为在士族社会缺乏家族底蕴而迅速凋零，绝大部分在子辈、孙辈已经败落。西晋的开国功臣大多是曹魏功臣的子弟，本身与士族重合。在灭吴之战中军功最大的杜预、王濬等人不是顶级士族，一向受到士族的歧视，并且都死在晋武帝司马炎之前，没能作为一个集团发挥作用。东晋在开国之初实际上依靠的是周玘、周访、甘卓、陶侃等吴地豪强（陶侃不算豪族），但在吴人帮东晋打平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后，北方南下的侨姓士族就将吴人排挤出政治中心，独占政权，吴人军功集团同样没能作为一个集团发挥作用。可见在两晋的贵族政治下，单靠打天下的事功已经不能占据最高层，军功集团的存在感也就下降了不少。

到了南朝，皇帝在防范士族的同时更防范军功集团，如宋之檀道济、裴方明、吴喜，齐之垣崇祖、荀伯玉、张敬儿，陈之侯安都等，都被皇帝所杀，士族与军功集团一起没落，一切大权掌握在皇帝的家族手中。

可以说从三国时代开始，中国已经进入豪族社会。豪族社会催生的帝王，家国同构的倾向比布衣天子更强，最高层的权力通常由自家人掌握，所以既出不了丰沛集团，也出不了云台二十八将。但也因此，其家族内斗对国政的影响更大，而且其他豪族的实力也与当权者一样在日益增加，势不能容一家一姓独占政权。于是当权者家族的内斗、其他家族与当权者家族的争斗，就成了魏晋南北朝的主旋律。

曹魏的司马懿与夏侯氏是儿女亲家，算是曹氏外戚，属于曹氏宗族的边缘人物，同时又具有士族的身份，通过政变血洗了独断朝廷的曹氏宗族，谋朝篡位。东吴则在孙权晚年打压江东大族，加强集权以后，政治演变为孙氏宗亲的宫斗，孙和、孙霸、孙峻、孙綝、孙大虎、孙亮、孙休之间的钩心斗角成了东吴后期历史的主要内容。西晋为了压制士族，把地方军政权力掌握在司马氏宗亲手里，结果爆发了宗室之间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东晋的历史实际上是几个士族家族轮流当政，把皇帝家族赶到二线的过程。南朝宋齐梁陈又把权力回收到皇家宗族手中，结果重演了类似于“八王之乱”的一轮又一轮自相残杀。

十六国北朝也与东晋南朝相似，只不过他们的军功集团往往同时是部族首领，十六国和北朝政权为了压制他们，同样将大权集中在同姓宗室手中，而宗室之间的自相残杀比之南朝也不遑多让。直到隋唐，隋炀帝、唐太宗还在杀兄屠弟，争夺皇位。

这样的政治生态，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机遇。皇权不稳确实时不时地造成天下震荡，但同时也让皇权难以铁板一块，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西晋的“八王之乱”造成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是天大的灾难，但是极端专制的秦汉体制也随着“八王之乱”而成为历史，中国开始迈向唐宋第二帝国的辉煌。

到唐朝灭亡时，士族的力量已经被唐朝三百年的统治瓦解，五代十国的建立者们如朱温之流，多数出身低微，宗族不强且缺少人才，通过拟制宗族收义子，也因为宗族本身的弱小而难以得到义子们的效忠。在这种情况下，异姓军功集团再度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只不过，经过魏晋南北朝皇权起伏的教训，朱温也好，朱元璋也好，都不会再有刘邦那种与老兄弟共享政权的侠义情怀，对这些老兄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即便是宅心仁厚的赵匡胤，也要老兄弟完全放弃兵权和地位，才肯加以善待。而皇权最重要的制约力量从此也不再有力，皇权重新向极端专制狂飙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