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间道——李林甫：无心睡眠

历史大观园身前后名 2020-06-22 22:46:39 0

我经常失眠。

原因很复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我想是因为警觉对周遭一切潜在的危险所时刻保有的警觉。

从年轻的时候起，我对世界就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座丛林一座人心叵测而又人人自危的丛林。每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也许都隐藏着一两个敌人，他们随时会跳出来咬你一口。所以你要时刻小心提防。你最好学会一种本事，那就是预测敌人所在的方位、所具备的实力以及他出手的时间。在他们扑出来之前，你就得把他们干掉，把一切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最后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我会在自己的堡垒里冷冷地窥视这座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味，以充分保障自己的安全。

也许正因为此，世人对我最为集中的评价就两个字阴鸷。

可我情愿认为这是在夸我。

我的阴鸷让我在大唐帝国的相位上稳稳当当地坐了十九年，任何人都无法撼动；我的阴鸷让整个天下自皇太子以下的人在我面前都要敛目低眉、垂首屏息、脚下不敢随意移动半步；我的阴鸷让天宝年间最嚣张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大冬天里见到我都要汗流浃背，我随口给他一两句评价，他要么就欣喜若狂、要么就惶惶不安，比圣旨更让他敬畏；我的阴鸷还使我把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一直保持到我死的那一刻……

如此种种，你们说，阴鸷不好吗？

在我出手做一件事之前，任何人都别想预先揣测我的任何意图；与此相反，我对帝国里每一个我认为重要的人物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的内心世界都了如指掌。所以我总是能左右逢源，也总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乃至经常可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

你们说，阴鸷不好吗？

当然，阴鸷纵然有千般好处，可还是有一点不好它总是让我活得过于紧张，让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显得不太融洽。

所以我经常失眠。我总是觉得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暗藏杀机。我总是感到在某一个夜晚，会有一个刺客突然从黑暗中闪出，一剑刺穿我的梦境，并且割破我的喉咙……所以我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我那庞大奢华的宅第里到处都是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晚上我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连我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简言之，我夜晚的大部分时间也许并不是在床上度过的，而是在这一张床到那一张床的路上。

就像现在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的这几个晚上，我虽然已经病势沉重，无法下地行走了，可我还是经常让手下抬着我通过暗道不断地转移寝室。

尽管我知道死亡已经离我很近，可我不想改变这个习惯我宁愿让死神伸出冰冷的白爪公然攫走我的生命，也不愿让某个政敌派出的刺客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抹了我的脖子。

换句话说，我只能输给死神，不能输给对手。

其实，从我患病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跟死神握手言和了。我不再像从前那么厌恶和恐惧死亡。死亡固然会夺走我生前所拥有的一切，可它也会给我一份生前所享受不到的馈赠。那就是一场真正的睡眠一场没有对手没有刺客没有担忧没有恐惧的美妙而安详的长眠。

在这座危险的丛林中行走了这么久，我可能真的是累了。

我已经拥有过人世间最美好的一切：权力、地位、财富、功业、名望、享乐、美女……

而今我已了无遗憾。

我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一场不被打扰的睡眠。

此刻，深冬的冷风拍打着寝室的窗棂。我嗅到了一种冰凉而腐烂的气息。我不知道它是来自落叶堆积的后花园，还是来自我的身体深处。是不是我的内脏已经开始腐烂了？趁着它还没有烂透，我就给你们讲讲我的一生吧。

在我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可他无往而不在丛林之中。因此我想，我的自述或许对你们不无裨益。

如果要给这篇自述起个名字，我该叫它什么呢？

《仕途指南》，还是《丛林导读》？

一

其实我们家族本来也算是皇亲国戚，只可惜一代不如一代。我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被封为长平王，官任刑部侍郎，死后赠灵州总管，从二品。我祖父李孝斌官至原州长史，从三品，相当于你们今天的军区参谋长，跟曾祖父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我父亲李思诲则更不如意，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扬府参军，官阶是正七品上。所以我从小就立下了光大门庭的志向。我知道我的父亲位卑权轻，没办法助我一臂之力，当然只能把目光转向我的母亲这一系。所幸我的舅父姜皎仕途畅通，深得玄宗宠幸，被封为楚国公、官拜工部尚书。

我年轻的时候当了一个千牛直长的底层小官吏。那么小的一顶乌纱帽对我来讲只能说聊胜于无。于是我就跟飞黄腾达的舅父走得很近。而他也恰好很喜欢我。开元初年，凭着这层关系，我当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下。虽然官阶不高，但总算进入了东宫，初步涉足长安的官场。我舅父姜皎有一个姻亲源乾曜在朝中担任正三品的侍中，掌管门下省，位高权重，我就刻意结交了他的儿子源洁。跟他厮混了一段日子后，我就请他帮忙，求他父亲给我补一个实缺。

源洁找了一个机会对源乾曜说：“李林甫要求当个司门郎中。”

郎中的官虽然也不大，可毕竟有一些实权，不像太子中允那样纯粹是个闲职。我原以为这件事十拿九稳，没想到源乾曜竟然一口回绝。

而且他说的那句话让我一辈子铭心刻骨。

他说：“郎官必须由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任，哥奴（我的小名）岂是做郎官的料？”

言下之意，我哥奴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品行不端、没有才能、名声不佳的人。当源洁哭丧着脸把他父亲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我时，我笑了笑，不但一点没生气，反而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没事。

其实那一刻我的心里就像有三千道火热的岩浆在剧烈地奔突，可我脸上并未流露丝毫。

如果说我的这篇《导读》应该要有一些关键词，那么这里我就要告诉你们第一个，那就是：隐忍。无论你内心是狂怒还是狂喜，都不能让它们流露在脸上。

源乾曜的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直到今天依然响彻在我的耳边。那一刻我在想：我会让你源侍中瞧瞧，看我这块不能当郎官的料最终会当什么。

结果呢？我成了大唐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源侍中绝对想不到，我哥奴居然是当宰相的料！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了类似的话，你要笑着说：没事。然后拿出你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去证明他是错的！

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就不能生气。生气没有用，它只会让你伤害自己又得罪别人，一点建设性都没有。古往今来，凡是成大事者，必定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必定是临事“有力而无气”的人。一千多年后上海滩有个叫杜月笙的大佬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和我很有共鸣。他说：“这世上有三种人，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下等人没本事有脾气。”

你看，他说得多好！

源乾曜为了不至于让他的儿子太难堪，几天后就授给了我一个东宫的“谕德”之职，虽然官阶比太子中允高，是正四品下，但仍然是闲职。

我表面上显得很高兴，对他们父子千恩万谢，内心却波澜不兴。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获得我想要的实缺，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几年后，我几经辗转，终于调任国子监的国子司业一职。相当于你们今天的教育部副部长。虽然属于平调，但显然握有一些实权。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京师七学。其中国子学和太学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生员皆为高官显宦的子弟。而且每年我都会参与主持毕业考试，登第者呈报吏部和礼部，再经二部遴选后正式入仕为官。所以，这样的一个职位显然非常有利于我与那些朝廷大员们进行微妙的互动。

说白了，哪一个学生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学而优则仕”呢？而决定他们的学业是否优异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掌握在我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说，那些朝廷大员们会不和我礼尚往来吗？

开元十四年（公元713年），我升迁为御史中丞，正四品。虽然官阶仍不是很高，但是手中握有弹劾百官之权。这是朝廷的一个要害职位，很符合我的意愿。

我之所以能获此职，是得益于另一个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援引。

而宇文融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家长之一。

几年后我又调任刑部侍郎，未久又迁吏部侍郎，官阶虽然都只是四品，但职权显然一次比一次更重。我就这样一步一步迈上了帝国的政治高层，但我的目标远不止此。

我想的是如何才能进入权力中枢，最终成为大唐的宰相。

为此，我锁定了两个人物，决定不择手段地向他们靠拢。

一个是皇帝李隆基最宠幸的嫔妃武惠妃，另一个是皇帝最宠幸的宦官高力士。

李隆基在当临淄王的时候最宠幸的是赵丽妃，所以登基后立了丽妃所生的李瑛为太子。可后来皇帝转而宠幸武惠妃，对她所生的寿王李瑁的宠爱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子，甚至超过太子。皇帝屡有立武惠妃为皇后之意，可大臣们极力劝阻。因为武惠妃是武则天侄子武攸止的女儿，大臣们说：“武氏与李唐社稷有不共戴天之仇，岂可以其为国母？况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自己又有儿子，一旦成为皇后，太子必危。”皇帝不得已而作罢。

对于武惠妃来说，朝堂上没有她的同盟，对她是很不利的；而对于我来说，在后宫中没有人，要影响皇帝又谈何容易？所以我决定与她携手成为战略伙伴。于是我委托宫中的宦官向武惠妃抛出了橄榄枝。我跟她说：“愿意保护寿王。” 武惠妃极为感激，遂将我引为同道。

而另一个人物、宦官高力士对皇帝的影响力，则肯定要远远大于很多朝臣。天子曾经公开说：“有高力士当值，朕才睡得安稳。”可见其受宠幸的程度。为了跟高力士搭上线，我绕了一个大弯。我使出了早年混迹市井惯用的一些暧昧手段，与另一个姓武的女人建立了私情。这个女人是武三思的女儿、侍中裴光庭的妻子。我之所以和她产生婚外情，当然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因为我想通过她影响高力士因为高力士曾经是武三思的门人。

在其时的长安皇城，谁能成为武惠妃和高力士的朋友，谁就能成为天子眼前的红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手段是高明的，而结果当然就是美满的。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春，裴光庭病逝。武氏还没做足丧夫之痛的样子，就急不可耐地示意高力士推荐我继任她丈夫的侍中之职。虽然高力士表示为难，不敢向皇帝提出来，可他毕竟觉得有负旧主所托，便一直寻找机会补偿。

几天后机会出现了。皇帝李隆基让时任中书令、宰相的萧嵩物色一个人当他的同僚。萧嵩几经考虑，推荐了尚书右丞韩休。皇帝同意，可他任命韩休的诏书还未起草，高力士便第一时间通知了武氏，而武氏又立刻告诉了我。于是我便带着满面笑容，赶在天子的诏命之前拜访了韩休，向他表示了祝贺。

韩休赔着笑脸，眼中却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仍旧笑得一脸神秘。那意思是说，相信我，没错的！

片刻之后，皇帝任命韩休为宰相的诏书就到了。韩休又惊又喜地看着我，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此后便一直对我感恩戴德。

韩休这人是一根直肠子，说好听点就叫刚直不阿，说难听点就叫又臭又硬。他当上宰相后，不但丝毫不领萧嵩的援引之情，还三番五次当着皇帝的面和他吵得面红耳赤，搞得萧嵩狼狈不堪又懊悔不迭。相反，韩休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说我的好话，说我的才能堪为宰相。

可见人是多么感性的动物。他很容易喜欢上一个当面告诉他好事的人，却很不愿意相信会有人在背后帮他做好事。

在韩休的大力举荐下，再加上武惠妃在天子耳边日以继夜地吹枕头风，皇帝终于任命我为黄门侍郎。虽然官阶仍然是正四品，可已经是门下省的副职，能够随侍皇帝左右，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我看见自己距离宰相之位仅有一步之遥。

我知道，我哥奴位极人臣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韩休这根直肠子不但常搞得萧嵩不爽，也总是让皇帝不爽。皇帝有时候在宫内宴饮作乐，或是在后苑游猎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会不安地问左右说：“韩休知道吗？”可往往话音刚落，韩休的谏书就到了。皇帝顿时意兴阑珊，闷闷不乐。左右说：“自从韩休当宰相后，陛下形容日渐消瘦，为何不赶走他？”皇帝叹道：“我形貌虽瘦，天下一定肥。萧嵩做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常力争，退朝后，我睡得安稳。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的身体。”

皇帝这话虽说得好听，可日子一久，他也难免对韩休心生厌烦。开元二十一年冬天，萧嵩和韩休又在朝堂上大吵了几次，萧嵩终于忍无可忍，向皇帝提出要告老还乡。皇帝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甚。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生命尚且不保，怎能自愿引退？”

皇帝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待朕慢慢考虑。”

皇帝考虑的结果，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把两个人都从宰相的职位上给撸了下来。萧嵩贬为尚书左丞，韩休贬为工部尚书。同时启用裴耀卿和张九龄为相。

当上黄门侍郎后，我经常要出入宫禁侍奉皇帝。以此职务之便，我结交了宫中的许多宦官嫔妃。当然，我为此花费了不少钱财。

不过这绝对值得。

因为这些宦官嫔妃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有关皇帝的一切情报。没过多久，我就对皇帝的性情、习惯、好恶、心态乃至饮食起居等一切细节全都了然于胸。所以，凡有奏答应对，我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满足他的愿望。

试问，哪一个天子不喜欢事无巨细都能随顺己意、体贴入微的臣子呢？这样一个臣子，又怎么可能不出人头地呢？

二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二十八，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就在这一天，我被天子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与裴耀卿和张九龄同列。

我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宰相。

在五月的骄阳下，我看见了盛夏的果实。在幽暗曲折的丛林中穿行多年，我终于抵达梦想中的阳光地带。我知道，这一天不但是对我富有意义的，而且将在许多人的心中唤起种种微妙难言的情绪。

我逐代没落的家门和族人们，将以我为荣为傲；曾经不拿正眼瞧我的源乾曜们将为此惊愕，而且这种惊愕足以令他们回味一生；我在政坛上的同盟者将为此感到庆幸；我的政敌们将因此而恐惧，他们生命中的许多不眠之夜亦将由此开启；朝野上下将有许许多多人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揣摩我的心意，跟从我的好恶，为博得我的赏识而孜孜以求，以成为我的拥趸而沾沾自喜。

而我的同僚裴耀卿和张九龄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为判断我究竟是敌是友而进行激烈的思考，既大伤脑筋又心怀忐忑……

从千牛直长到大唐宰相，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可我知道，要爬上这个位子不容易，要守住这个位子则更不容易。

古往今来，短命宰相不胜枚举。究其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于人性的懵然无知。换句话说，他们疏于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抓不住人性的弱点，也就无法借此发挥自己的优势。

所以这里就有了《导读》的第二个关键词：洞察人性。

人性相当复杂，有着种种斑驳陆离的表象。可你一旦深入内核，就会发现它的本质实际上极其单纯。一千多年后那个叫戴尔·卡耐基的美国人说过这么几句话

“当我们要应付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记住，我们不是应付理论的动物，而是在应付感情的动物。”“人的行动都是由欲望和需要所诱发的。无论在生活领域，还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如果你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同，那最好先激起对方某种迫切的需要。若能做到这点就能左右逢源，否则就会到处碰壁。”

我认为这几句话切中了人性的要害。

促成我当上宰相的人有五位：武氏、武惠妃、高力士、韩休，还有大唐天子李隆基。我相信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被自身的感情（或者说感性）和需要（或者说欲望）所支配，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帮助我达成了目标。当然，前提是我必须对他们进行细致的观察，从而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和需要了如指掌。

我从武氏身上捕捉到的是她对于男女之情的需要，所以她愿意为我的前途而奔走。而武惠妃虽然表面上受尽恩宠，实际上却一直怀有色衰爱弛、富贵不能长保的恐惧，所以她需要在朝臣中寻求可靠的同盟者。而高力士则是比较恋旧的人，所以他对旧主始终抱有一种感恩和报恩之情。还有韩休，我也说过了，他脑袋里只有一根筋，刚直不阿的外表下掩盖的其实是感情用事、率性为人的幼稚性格。至于说天子李隆基，他同样逃脱不了爱屋及乌的人之常情，当他身边最宠幸的几个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说我的好话时，他有可能讨厌我吗？当然不会。另外，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他左右宦官所透露给我的信息，我就很容易确认天子所需要的宰相类型。那既不是萧嵩那种一味顺从型的，更不是韩休那种犯颜直谏型的，而是需要外能任事于朝堂、内能迎合他的种种个人需求这种类型的。

很快你们就会发现，裴耀卿和张九龄显然也不属于这种理想的类型。

谁最符合呢？

那当然就是我李林甫。

我说裴耀卿和张九龄不是皇帝李隆基喜欢的宰相，绝非诬妄之词。裴耀卿上任不久，即着手治理漕运，三年为朝廷节省了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把这笔钱献给皇上，他却说：“这是国家节余的资金，怎么能拿来邀宠？”然后就把这钱拿去作为调节市场粮价的经费。

还有一次，皇帝急着要从东都洛阳返回西京长安，时逢农民收割的季节。裴耀卿和张九龄马上阻止说：“现在农作物还没收割完，请皇上等到仲冬的时候再出发。”于是皇帝就一脸不爽。等他们二人退下后，我对皇帝说：“长安、洛阳只不过是陛下的东宫西宫而已，往来走动，何需另择时日？假使妨碍农人收割，可以免除所经之地的租税。臣建议明示百官，即日回西京。”一听我这么说，皇帝马上龙颜大悦。

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区别。

他们为了照顾百姓，就忤逆了皇帝；而我既迎合了皇帝，又没有伤害百姓。

不可否认，裴耀卿和张九龄都是一心为公、关心社稷民生的人，如果单纯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好宰相。可问题是，宰相之职是百姓给他们封的，还是皇帝给他们封的？他们的政绩是百姓说了算，还是皇帝说了算？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官员都是自上而下选拔的，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的都是虚的，当官的只要一切向上负责，自然前程远大，仕途通达。小到县令、大到宰相，概莫能外。假如有人老是惦记着造福天下苍生，却得罪了顶头上司或是皇帝，那等待他的只能是贬谪罢免甚至是杀头流放。

这就是我这个时代的丛林规则。

皇帝李隆基在任命我为宰相前，曾咨询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用林甫为宰相，臣恐怕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

可皇帝根本就不听他的。

张九龄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认为我这个人私欲太盛，缺乏公心。

像张九龄这种人，在我看来就是一介书生。他总是拿古代经典所标举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世人，也总想用书本中的理论来改造社会现实。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人人都按书本上的样子来活，那这个世界早就是天堂了，还要官府干什么？还要军队、律法、监狱干什么？

所以，能否当宰相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是否有私心，而在于能否首先满足皇帝的私心，其次是在自己的私心和满朝文武的私心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当然最后还要保证不出现天下大乱。

我认为宰相的职责不过如此。难道要天下人人争当君子，满街都是圣贤才算称职吗？所以，就跟张九龄对我的看法一样，我也认为他和裴耀卿不适合当宰相。

很显然，像我们这种危情三人组是注定不会在同一片屋檐下共存共荣的。

总有人要走。可我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冬天发生的三件事情，最终决定了我们各自的命运。

三

第一件事是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与封赏。

牛仙客当初在河西任职时，不但恪尽职守、节约用度，而且还使军队的武库充实、器械精良。皇帝很赏识他的才干，准备擢升他为尚书。而据我在宫中的眼线透露，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皇帝有让他入相的想法。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挤走张九龄和裴耀卿的机会。

以我对张九龄的了解，我断定他不会同意让一个武夫进入帝国的权力中枢。因此我决定力挺牛仙客像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一旦入相也只能是我的应声虫。

果不其然，皇帝一提出来，张九龄马上说：“不可以。尚书是古代纳言官，唐有天下以来，只有前任宰辅并且名扬天下、有德行、有名望的人才能被任命。仙客早先只是一个节度使判官，现在突然位居枢要，臣恐怕有辱朝廷。”

皇帝说：“那么只加实封可以吧？”

“不可以。”张九龄斩钉截铁地说，“封爵是用来赏赐有功之臣。边防将领充实武库、修备兵器，是日常事务，不能称为功勋。陛下要慰勉他的勤劳，可以赐给他金钱丝帛。要是分封爵位，恐怕不太妥当。”

皇帝无语。

张九龄退下后，我立即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说：“仙客有宰相之才，任尚书有何不可？九龄是书生，不通大体！”

皇帝一看我投了赞成票，马上转怒为喜。于是第二天在朝会上又提了出来。张九龄还是和皇帝对着干，坚决反对。我在一旁窃喜，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

只见皇帝勃然作色，厉声说：“难道什么事都由你做主吗？”

张九龄一震，连忙跪地叩首，说：“陛下不察臣之愚昧，让臣忝居相位；事有不妥，臣不敢不具实以陈！”

皇帝冷笑道：“你是嫌仙客出身寒微吧？可你自己又是什么名门望族？”

“臣是岭外海边孤陋微贱之人，比不上仙客生于中华，”张九龄说，“然而臣出入台阁、掌理诰命有年，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予以大任，恐怕不孚众望。”

这天的朝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散朝后，我却没有急着离开。我踱到天子的几个近侍宦官身边，随口说了一句：“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我知道，这话很快就会落进皇帝的耳朵里，而且他绝不会无动于衷。

数日后，天子下诏，赐牛仙客陇西县公之爵，实封食邑三百户。这样的结果无异于甩了张九龄一巴掌。

第二件事是关于太子李瑛的废立。

皇帝李隆基登基前，除了宠幸太子的生母赵丽妃，对另外两个妃子皇甫德仪和刘才人也是宠爱有加。即位后转而宠爱武惠妃，对那三个嫔妃的恩宠渐淡。于是太子李瑛与皇甫德仪之子鄂王李瑶、刘才人之子光王李琚同病相怜，便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时不时地聚在一起长吁短叹、怨天尤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而皇宫中的墙比一般的墙更薄。

驸马都尉杨洄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恨之词打探得一清二楚，然后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武惠妃。武惠妃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立刻发飙，向皇帝哭诉：“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我母子，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骂皇上……”

皇帝大为光火，立刻召集宰相商议，准备把太子和另外两个皇子的王位都给废了。

不识时务的张九龄又发话了。

他大掉书袋，滔滔不绝地陈述了反对的理由：“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岂能凭无据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而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废黜太子勇，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

我不知道当张九龄在给皇帝上历史课的时候别人作何感想，反正我是听得昏昏欲睡。

不就是废黜一个不得宠的太子吗？居然说什么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简直是危言耸听！

我偷偷瞧了皇帝一眼，只见他闷声不响、脸色铁青，于是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退朝后，我故技重施，跟一个皇帝宠信的宦官低声说：“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我当然希望太子被废。理由有三：其一，这是对武惠妃当初向皇帝吹枕头风的回报；其二，迎合了皇帝，打击了张九龄；其三，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将来就是皇帝，那么未来的大唐帝国就会牢牢把持在我手中。

这就叫一石三鸟。

可我没想到，就在皇帝犹豫不决的当口，武惠妃自己却走了一步臭棋。她吩咐一个下人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的必有立的。相爷帮个忙，宰相便可长久做下去。”

女人毕竟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明知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还自讨没趣。结果她派去的人被张九龄一顿臭骂，最后还被他告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当即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并且还说了一大堆话慰勉张九龄。

可我当然不会让张九龄就此反败为胜。即便废黜太子不成，他张九龄也别想占上风。我在随后的日子里跟皇帝说了许多掏心窝的话。其实就是在暗示皇帝，张九龄这个人棱角太多、自视太高、锋芒太露，不适合当宰相。

皇帝跟我深有同感，听得频频点头。

所以我料定，张九龄滚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第三件事是关于蔚州刺史王元琰的贪污案。

这件事促使皇帝最终下定了罢免张九龄的决心。

这件贪污案本身并不复杂，也并未牵涉到任何一个当朝大员，却成为我和张九龄角力的一个触发点。事情的起因说来话长。我曾经荐引了一个叫萧炅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个人没什么学问，曾经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成“伏猎”。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人喝了多少墨水和他会不会当官是两码事。可偏偏这个严挺之是张九龄的人。他揪住萧炅的这个短不放，对张九龄说：“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不久后萧炅就被外放为歧州刺史。我因此深深记住了严挺之这个人。

张九龄想援引严挺之入相，又知道他得罪了我，所以让他登门拜访我，化解怨恨，沟通感情。严挺之却自命清高，硬是不肯向我低头。我听说后，就决定找机会收拾他。不久后，王元琰案发。而王元琰的妻子正是严挺之的前妻。这个女人无奈之下求到了前夫严挺之头上。按说这种关系相当尴尬，严挺之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可不知道他是念在旧情还是为了逞英雄，居然出面替王元琰说情。其时王元琰已被交付三司审讯，证据确凿、罪无可赦。严挺之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我抓住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参了他一本。皇帝就对张九龄说：“挺之为贪污犯求情的事你知道吗？”

张九龄假如聪明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明哲保身。可他还想保严挺之，就说：“这事只有挺之和他前妻的一点关系，应该不能算是徇私情吧？”

皇帝冷笑：“虽已离异，仍不免有私。”

这件事最终破坏了张九龄维护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皇帝之所以能容忍他一再忤逆圣意，无非是念在其一心为公、从不徇私。而今张九龄自己却难逃徇私之嫌，并且给皇帝造成了一个交结朋党的印象，所以，皇帝不得不遗憾地作出了决定。

张九龄一辈子标榜道德，到头来自己还不是栽在了这个“私”字上？！

这一年岁末的一天，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双双罢免了宰相之职。裴耀卿贬为尚书左丞，张九龄贬为尚书右丞。严挺之贬谪为洺州刺史，王元琰流放岭南。

同日，我取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相。

自此，我摒除了所有政敌，真正成为大唐的第一宰相。

我真正领略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这种滋味妙不可言。

四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牛仙客入相之后，对我感恩戴德，凡事唯唯诺诺，整个朝政都由我一人独掌，百官的升降任免都由我说了算。凡是标榜道德自命清高的，即便政绩突出，升迁呼声很高，我也会告诉他们：对不起，请按资历来。一句话就把他们钉死在老位子上。而那些善于察言观色、主动向我靠拢的，我当然有各种办法让他们获得破格提升。

很快我就在皇帝李隆基的周围画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

线内是我和天子的专属区。

任何人胆敢越雷池一步，我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有几个我提拔上来的人曾试图和天子眉来眼去，结果好处还没捞着，头上的乌纱帽就掉了。

无论自认为多么老奸巨猾的人，在我面前都是透明的。有几个人不相信。可当他们不得不相信的时候，人已经坐在贬往岭南的马车上了。

我自己当过言官，知道御史台的言官们经常有触红线和闯雷池的冲动与豪情，所以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对御史台的全体官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我说：“如今皇上圣明，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哪里需要发表什么言论？诸君注意到立在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了吗？如果保持沉默，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要是敢自由鸣放，只嘘一声，立刻被驱逐，悔之何及啊！”

众人相顾默然。我环视会场，点头表示满意。

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领会讲话精神。那是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他不知好歹地鸣放了一下，结果就成了下邽县令。

从此以后，大唐官场鸦雀无声。

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可他还在京城。这就意味着哪一天皇帝心血来潮，他就可能东山再起。所以，我必须给他最后一击。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又一个不识时务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忍不住冲进了雷池，他居然向牛仙客发出弹劾，说他不学无术，没资格当宰相。

周子谅这是在找死。牛仙客固然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可关他周子谅什么事？只要皇上高兴，我喜欢，牛仙客就是个好宰相！

我最讨厌这些读书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却又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好像这个世界天生就是等待他们改造的对象。他们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他们就没参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水太清鱼就不去了，人太清高就没朋友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这世上本没有麻烦事。自以为高明的人多了，就有了麻烦事。如果人人都像张九龄和周子谅那么清高，那保证啥事也别干了。大伙不吃饭不睡觉，天天死磕。

周子谅一纸奏书呈上，天子震怒，命左右把他推到殿庭中当众暴打，周子谅当场昏死过去。等他醒过来，又在朝堂上杖责，然后流放瀼州。遍体鳞伤的周子谅还没走到瀼州，在半道上的蓝田县就死了。

我说过，他是在找死。

打狗也要看主人嘛。牛仙客是皇帝亲手提上来的，你骂牛仙客不学无术，不就等于掌皇上的嘴吗？

周子谅的闯雷池事件不但害死了他自己，也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我对皇帝说：“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

三天后，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

这叫搂草打兔子，顺手的事。

张九龄被贬出长安的第二天，太子的悲情三人组突然间东窗事发。

也许是武惠妃授意的，总之一直咬住他们不放的驸马都尉杨洄这一次又咬到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他掌握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薛锈暗中联络、图谋不轨的证据，立刻向皇帝告发。皇帝找我商议，问怎么办。我说：“这是陛下的家事，臣等不应该参与。”

我还需要说什么吗？当初要不是张九龄阻挠，太子早废了。所以，我什么都不用说，皇帝自然知道该怎么干。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废为庶民，驸马薛锈流放瀼州。次日，三个皇子在朝为官的外戚皆遭流放和贬谪。

天子这次很果断。

可我没想到的是，他不但果断，还心狠手辣。

几天后，悲情三人组被赐死于东驿。驸马薛锈被赐死于蓝田。

东宫突然没了主人，我希望寿王李瑁能住进去，就一再提醒皇帝说，国不可无储君，寿王业已年长，可以考虑立他为太子。

可皇帝始终举棋不定。

鸦雀无声的大唐官场这一年秋天忽然热闹起来。起因是大理寺监狱的庭院有一棵树，树上有一群喜鹊在筑巢。也许你们会说这根本不是事儿，可我告诉你们，在我们的时代，这绝对是件大事。

你们且来听听大理寺少卿徐峤怎么说。他在奏书中称：“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五十八人。大理寺监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都不栖止。而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这是难得的祥瑞啊！”

一时间，朝堂上的文武百官纷纷呈上表章，说天下几乎不用刑罚了，真是可喜可贺！天子龙颜大悦，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应该算宰相的功劳，于是下诏封我为晋国公，封牛仙客为豳国公。

百官和天子都这么盛情，我当然就笑纳了。牛仙客也乐得合不拢嘴。

这年冬天，我的一个同盟者死了。

她就是武惠妃。死时年仅四十余岁。我不知道她的具体死因，传闻是悲情三人组的鬼魂作祟，搞得她寝食难安，最后精神崩溃。

我觉得这是扯淡。人死就死了，哪来的鬼魂？八成是这女人自己心虚。像我也经常失眠，可我怕的不是鬼，我怕的是活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活人！

我的政敌那么多，天知道会不会有哪个疯子突然间铤而走险，买通刺客对我下手？

所以，尽管喜鹊筑巢了，尽管天下和谐了，我的内心却始终无法和谐。

也许这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代价吧！

也许这就叫……高处不胜寒！

五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夏天，犹豫了一年多的皇帝终于立了太子。

却不是我最希望的寿王李瑁，而是最年长的忠王李玙。

事后我才得知，这是高力士出的馊主意。

皇帝杀了三个皇子之后，想到自己年龄渐老，储君的人选又总是定不下来，所以整天闷闷不乐。高力士就赶紧替皇上分忧，问他怎么回事。皇帝说：“你是我家的老仆人，难道猜不透我的心思吗？”高力士说：“是为储君之事吧？”皇帝点点头。高力士说：“皇上何必这般殚精竭虑呢？只依年龄大的立他，看谁还敢再争？！”

皇帝如释重负，频频点头：“不错！你这话不错！”

高力士这话是不错，立嫡立长嘛，千百年来的老规矩。可问题是，谁都知道我跟寿王李瑁历来同坐一条船，一直力挺他当太子，忠王李玙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如今他当上太子，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吗？

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利益集团。当上太子后，这个集团的势力无疑会更加强大。

可我不是忠王集团的人。所以，我必须把他搞下来。

不择手段！

我说过，只要我在大唐的相位上待一天，便不允许任何一个朝臣和皇帝眉来眼去，同时也不允许皇帝向任何人表露出异乎寻常的垂青。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皇帝心情舒畅，在勤政楼上听乐工演奏乐曲。也许是明媚的春光和悦耳的曲声让天子心醉神迷，所以当清秀俊朗的兵部侍郎卢绚骑着一匹白马从楼下缓缓走过时，天子忽然惊为天人，深深赞叹他的气质超凡出尘。

皇帝身边遍布我的耳目，所以当天就有人把消息告诉了我。

几天后我找到卢绚的儿子。一番嘘寒问暖之后，我对他说：“令尊素有清望，如今交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圣上打算派他去，你认为如何？如果怕去偏远的地方，难免要被降职。依我看，还不如调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样？”

卢绚大为恐惧，一旦真的调任交、广，那不形同贬谪吗？连忙主动提出调任太子宾客或詹事之职。

为了不使这项任命在旁人看来显得过于唐突，我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不久我就找了个借口把他调任太子詹事、员外、同正。虽然太子詹事的官阶是正三品，但加了个所谓的“员外同正”，就是把他划到了编制外，不但俸禄只有正官的一半，而且完全根除了他染指中枢权力的可能性。

这年夏天，我的一个宿敌差一点卷土重来。他就是被我搞出朝廷的严挺之。

有一天皇帝忽然对我说：“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

我嘴上唯唯，可心里登时一紧。

当天退朝后，我就把他在朝中任职的弟弟严损之找来，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明尊兄得了风湿病，要求回到京师就医？”

每个外放的官员都眼巴巴地盼着天子垂悯、有朝一日重回天子脚下，严损之自然对我的这番贴心话感激不尽。他连连道谢地告辞而出，次日就依言上了道奏书。

然后我就拿着奏书对皇帝说：“严挺之看来是老了，又得了风湿，应该任命他当个闲散的官，使他便于就医养病。”

那天皇帝叹息了很久，最后还称赞我想得周到。

于是严挺之就和卢绚做伴去了当了太子詹事、员外、同正。

在我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人们总是一边对我心怀感激，一边不知不觉地被我挤出权力核心。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合理，非常自然。所以后世的人们总是对此津津乐道。当然，大部分读书人还是骂我的。他们总是据此对我进行口诛笔伐，并送给我一句传颂千古的成语口蜜腹剑。

就像人们常说我阴鸷一样，我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这是在夸我。

因为这是最低成本的政治斗争方式。

难道要我像南北朝时代的那些人，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动不动就搞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才好吗？难道非得那样才叫胸怀坦荡、表里如一吗？！

所以，这里我就要提出《导读》的第三个关键词无影手。

说具体一点，就叫善用无形手段。

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流血，可那是万不得已的。

这一年秋天，我的应声虫牛仙客死了，我引荐了刑部尚书李适之继任宰相。他和我同是一个宗族的人。至于说他能不能称我的心意，我还得进一步观察。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该年改年为载）岁末，又有一个人很不幸地触到了我在天子周围画下的红线。

他叫裴宽，时任户部尚书。他跟皇帝走得很近，大有入相之势。于是我找到机会又施展了一次无影手。

那是刑部尚书裴敦复打完海盗班师回朝的那几天，裴敦复收受贿赂，为行贿者大记军功。裴宽立刻给皇帝打了小报告。我就把裴敦复找来，说，你惨了，裴宽参你一本了。裴敦复急着说，以前我打胜仗的时候裴宽也经常把他的亲朋好友塞给我啊！我说，那你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想办法禀明皇上！

这裴敦复也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已经被裴宽恶人先告状了，就不敢直接去找天子，悄悄派人送了五百金给杨贵妃的姐姐，请她在皇帝面前反咬裴宽一口。其时杨贵妃正大受宠幸。她的姐姐在天子面前一奏，裴宽当然要完蛋。几天后就被贬为睢阳太守。

可就是这后面一招，让我隐约感到裴敦复也是一个即将触线的人。原本就屡立战功，如今又搭上了杨贵妃的姐姐，这对我构成的威胁已经不亚于裴宽了！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三月，我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裴敦复贬为淄川太守。

六

摆平二裴之后，新的威胁立刻接踵而来。

威胁首先来自我的同宗兼同僚李适之。他刚刚当了半年多的宰相，尾巴就已经翘到了屋顶上，渐渐不把我放在眼里，明里暗里开始跟我角力。他兼任兵部尚书，于是就和兵部侍郎、驸马张垍沆瀣一气，把整个兵部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其次是太子妃的哥哥韦坚。这小子精明干练、擅长理财，几年来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一亿，大受天子赞赏，两年前被提升为左散骑常侍、水陆转运使，原职照旧，所有属下全部跟着他升迁。这小子又很会献媚，看上去极有入相的可能。

更有甚者，这两个人为了搞倒我，居然走到了一起。不断有人向我密报说他们过从甚密。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算是我的亲戚。李适之是同宗，而韦坚则是我舅舅姜皎的女婿，所以我才有心提携他们。可如今他们翅膀硬了，就企图联手整垮我。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像这种恩将仇报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

不过他们也太不自量力了。

他们现在自以为是皇帝跟前的红人。可他们忘了我的无影手。我要是想对付他们，不但会让皇帝毫无察觉，甚至还会假借皇帝之手。

对付韦坚，我采用的是明升暗降的策略。我把他擢升为刑部尚书，同时撤掉了他原来的所有职务，让我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矜取而代之。

老鹰没有了天空，它就会变成一只家禽，甚至比家禽还不如，因为它不会从地上啄食。

理财高手韦坚离开了税赋部门，他就变成了一个庸才，甚至比庸才还不如，因为他对律法刑讼一窍不通。

而对付李适之，我则施展了借力打力的太极。我知道他想巴结皇上想疯了，就给了他一根竿儿。有一天我随口对他说：“华山富含金矿，一旦开采出来，足以富国利民啊！”

我说得很小声，那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李适之如获至宝，屁颠屁颠地跑去跟皇帝禀报。皇帝就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臣早就知道了，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乃龙脉所在，不宜开采，所以不敢向皇上提起。”

皇帝拉长了脸，随后就对李适之说：“今后奏事，应当先和李林甫商议，不可草率轻忽。”

李适之一张脸涨得像猪肝。

这就叫活该。

韦坚和李适之分别被我摆了一道，恨得牙痒痒，于是同仇敌忾，天天待在一起。这样更好，我可以一网打尽。

我授意杨慎矜使出他御史台跟踪取证的看家本领，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的春节，太子的密友、边将皇甫惟明由于击败吐蕃入朝献捷，自恃有功，就在天子面前斗胆议论朝政，并把矛头指向了我，说我擅权揽政，建议天子将我罢黜。我的宫中耳目当天就向我作了汇报。

我听着听着，忽然间灵机一动。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久戍边塞的皇甫惟明好不容易回京一趟，而且正逢新春佳节，还不得和故旧亲朋走动走动？

谁是他的故旧？

太子便是，太子妃的哥哥韦坚也是。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太子，外戚，边将，这三种角色搅在一起，多么容易令人产生某种遐想啊！

我一想到这一回很可能又是一石三鸟，就不禁在暗室中笑了很久。

我叮嘱杨慎矜，春节期间必须密切关注这三个人的动向。杨慎矜心领神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太子出游，与韦坚会面。片刻后韦坚又赶赴景龙观，在僻静的道士房中与皇甫惟明密谈多时。

第二天一早，杨慎矜立即向皇上告发。他陈述的理由是：韦坚是皇室外戚，不应该和边将私下密谈。而我则立刻向皇帝指出：很显然，这是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企图共同拥立太子，篡位登基。

皇帝暴怒。

自古以来所有天子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了。不，是被触痛了！

当天，韦坚和皇甫惟明被拿下诏狱。皇帝也认为他们谋反的嫌疑很大，可心里顾及太子，就以钻营求进的罪名把韦坚贬为缙云太守，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贬皇甫惟明为播川太守。

韦坚一落马，兔死狐悲的李适之大为恐惧，不久后便上表请求退居闲职。于是皇帝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其为太子少保。

来势汹汹的韦李同盟就这么被我击溃了。朝中的文武百官看在眼里，人人噤若寒蝉。李适之失势之后，他那担任卫尉少卿的儿子李霅有一次宴请宾客，丰盛的宴席摆了一整天，可满朝文武没一个人敢去赴宴。

谁会那么傻，为了喝几杯酒得罪我李林甫呢？

搞掉了李适之，我又引荐了一个人当宰相。

他叫陈希烈，时任门下侍郎，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上。我觉得这种人最适合做我的搭档。崇尚无为，个性冲淡，没有夺权的野心，既懂得让皇上高兴，又能乖乖服从我的意志。

这种人不可多得，可谓牛仙客第二。

他上任后，我也享受了一段清静无争的太平日子。依照旧例，大唐开国以来的宰相，每日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退朝。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的。倒不是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而是不待在朝堂上我不放心。我怕同僚私自揽政，把我架空。而自从陈希烈一来，我浑身轻松，就上奏天子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我也可以每天提前下班了。从此凡是早朝散后，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我便打道回府，让各省各部的待批文件、一切军国要务都送到我的府上去。我在家中决断后，有关官员再拿去给陈希烈签名，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天宝五载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终于让我逮住机会把韦李一党的人全部赶尽杀绝。

对付这种在朝中尚有残余势力的人，一定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你掉以轻心，让他们有朝一日咸鱼翻身，你自己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件事是韦坚那两个傻乎乎的弟弟干的。一个是将作少匠韦兰，另一个是兵部员外郎韦芝。他们上书为韦坚喊冤，结果令皇帝勃然大怒。太子一下就慌了，为了自保，赶紧要求和韦妃离婚，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几天后，韦坚被贬为江夏别驾，韦兰和韦芝流放岭南。我对皇帝说，看来韦坚和李适之在朝中的朋党势力还很庞大啊！皇帝深有同感，于是将韦坚流放临封，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同时把韦坚的宗族亲党数十人全部罢黜。

第二年春，我又奏请皇帝将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全都赐死于贬所。李适之彷徨无计，知道难逃一死，最后服毒自杀。我又让人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李适之的儿子李霅活活杖死。

七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我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杨慎矜又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眼看又有一个人要触红线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

你要做事情就要用人，要用人就要授予他一定的权力。而任何人只要尝到权力的滋味就会想要更多，然后他就从你的心腹之人变成了心腹之患。

所以人们常说，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的整个宰相生涯，都像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杨慎矜曾经引荐过他的外甥王进入御史台。王此人颇有能力，后来升迁为御史中丞，已经与杨慎矜平起平坐，可杨慎矜总是拿他当晚辈，在朝堂上也直呼其名，而且与人闲谈时嫌王出身微贱，言下之意是王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

王对此怀恨在心。

其时又恰逢杨慎矜正宠幸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史敬忠危言耸听，说天下将有变乱，劝杨慎矜提前在临汝山中买一个田庄避难。杨慎矜对王毫无防备，把这事透露给了他。

于是我就示意王利用此事搞掉杨慎矜。我暗示王，杨慎矜是前朝隋炀帝的玄孙，可利用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便在长安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家中暗藏符谶，计划复兴祖先的帝业。

皇帝李隆基怒不可遏，把杨慎矜扔进了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我命令手下的酷吏吉温前往汝州逮捕了史敬忠，拿到了他的供词。人证虽然有了，却没有物证。有关官员搜遍了杨宅也找不到谶书。我授意侍御史卢铉再去搜一遍。卢铉心领神会，袖中藏着谶书走进了杨宅，片刻后便骂骂咧咧地走出来，说：“这个叛贼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杨慎矜百口莫辩。数日后，皇帝将他和两个哥哥少府少监杨慎余、洛阳令杨慎名全部赐死，同时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我屡兴大狱，却不能伤及太子分毫，心里颇为懊恼。

于是我起用了一个人，他就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原名杨钊，后赐名国忠）。

这个人十分精明，而且有杨贵妃撑腰，用他来对付太子很合适。我任命他为御史，让他密切监视那些东宫集团的成员。一旦发现有何污点，立即发出弹劾，并交由我手下的酷吏吉温和罗希奭去审问。经他们之手审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太子党成员为此被我扳倒了好些人。无奈太子为人谨小慎微，基本上抓不住他的把柄，而且高力士又经常在天子面前保他。所以终我一生，太子毫发无损。

事后来看，起用杨国忠也许是我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误。

我并不是低估了他的野心，而是没有充分考虑他的外戚身份。

我已经习惯于把手下的人当成一次性筷子，用完就扔。没想到杨国忠这种人一旦坐大，想扔也扔不掉了。因为天子爱屋及乌，对他的宠幸与日俱增。只要杨贵妃恩宠不衰，他杨国忠便可以扶摇直上。而且这小子又跟韦坚一样精于理财，善于聚敛，这点又对了天子的胃口，于是屡获升迁。

天宝六载，我的仕宦生涯达到了顶峰。天子不但加我开府仪同三司，而且赏赐食邑三百户，并且赏赐众多上等的宅第、田园和别墅，还有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岁末的那些日子，由于时近春节，各地贡献的物品先后运送到尚书省，随后天子便全部赐给了我。每当天子不上朝的时候，文武百官都聚集到我家中，御史台和尚书省都无人办公，只有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相府里。

俗话说：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隐约预感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的辉煌了。

我的儿子李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命人在后花园修筑暗道，李岫随我去视察时，指着那些正在劳作的工匠对我说：“父亲大人长久掌握大权，怨仇遍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想要当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恐怕也办不到了！”

那天我凝视着他，心情忽然变得极为恶劣。我说：“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

我记得那天的天色阴沉，北风在我们父子的耳旁一直呼啸。

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儿子李岫的话最终竟会一语成谶。

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已。

在那几年里，我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每夜更换寝室的次数更为频繁。不但在夜里，大白天出行我也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还让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无论公卿还是庶民都必须回避。

除此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杜绝有实力的人物入朝为相的可能，借此确保我的相位不受威胁。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我意识到，如果这个要命的规矩不改，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些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相位上跟我叫板，所以，我必须未雨绸缪地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渠道。我对皇帝李隆基说：“文臣做将军，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的胡人为边将。这些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陛下果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会替朝廷卖死命！”

皇帝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随后愈加重用安禄山这些胡将，并且不再把朝中文臣外放为边藩将帅，而是大量起用胡人担任诸道的节度使。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从此朝中百官都要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唯我李林甫马首是瞻了。

可是我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举措最终居然导致了“安史之乱”，从而终结了大唐一百多年来的升平，把帝国一下推进了万丈深渊……

错在我吗？

虽然安禄山起兵叛乱是在我死后三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旦真的要追究原因，我承认自己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大唐历来之所以形成以文臣为边帅的规矩，目的就是要节制边镇势力，把四方的兵权牢牢把握在中枢。我却将其一朝废止，致使皇帝大肆任用心怀异志的胡人，并且使得中央的武备荒废，而帝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则集结在北部边镇，最终导致“强枝弱干”的局面。在这方面，我承认我铸成了大错。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要把“安史之乱”的屎盆子全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绝对不服。

我认为我最多只能负三分之一的责任，另外两个罪魁祸首你们也有必要考察一下。

一个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

大唐朝廷防范边将的办法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不能长久任职；二、不能遥领远地；三、不能兼统他镇。这是三条绑在边将身上的绳子。有此三项制约，朝廷就不怕边将们尾大不掉。可结果是李隆基自己给他们松了绑。自开元以来，做边将的十几年不调职的人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人都遥领远地，皇子中如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如萧嵩、牛仙客等人；而节度使兼统他镇的也多得很，如盖嘉运、王忠嗣等，都是一人节制好几个道的，所以最终结出了安禄山这颗无比壮观的硕果！

这一切能怪我吗？

在我生前，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还封爵为东平郡王，势力已经极度膨胀，可到我死后两年亦即天宝十三载，皇帝还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天宝十四载还把宗室的荣义郡主许配给他长子安庆宗……这一切，难道也是我的责任？

除了我和皇帝，最终促发“安史之乱”的人就是外戚杨国忠。

我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可他哪里是宰相之才呢？他浅薄、浮躁、狂妄、轻言，别说肚里能撑船，就算撑一个木盆我看都有问题。他上任之后，喊得最大声的一句话就是：安禄山要造反！喊得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别说安禄山有心要反，就算无心要反最终也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我知道杨国忠是怕安禄山入相以后跟他争宠，所以一心想除掉他。可除掉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用这种办法吗？不用说朝堂上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韬略，就算市井斗殴，你们见过哪一个狠角儿杀人之前拼命喊“我要杀了你”的？往往这么喊的人就是头一个被干掉的。我在清除每个对手的时候，都是事前波平浪尽事后不留痕迹的，哪里能像杨国忠这样到处嚷嚷？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被对手耻笑，而且引起他的高度防备和警觉。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通常会放出一些烟幕弹，然后趁人不备先下手为强。

安禄山就是这么干的。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正月初三，按例安禄山会入朝觐见，杨国忠却坚称安禄山必反，还说：“陛下倘若不信的话，可以下诏召他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这杨国忠就是一个笨蛋。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人三更半夜都会赶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安禄山可不像杨国忠那么笨，他一接到诏书就昼夜兼程赶到了长安，流着泪对皇帝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提拔如此之甚，因而被杨国忠嫉恨，臣不知哪一天就要被杀了！”皇帝闻言，大起恻隐之心，当即赏赐给他一万万钱，之后宠幸更隆。

杨国忠的话，从此被当成了放屁。

“安史之乱”最终就是这么爆发的，而杨国忠就是这么死的。

可惜我也死得早。假如上天让我多活两年，也许我有机会亡羊补牢，也许我能找到机会不动声色地除掉安禄山。

可是历史没有假如，人生无法重来。归根结底，我也只是历史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什么时候被拿起来扔掉，只有老天爷知道。

八

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大唐官场的局面变得极端错综复杂。

外有安禄山的强势崛起，内有杨国忠的恃宠争权，而我手下的王也日渐坐大，就连酷吏吉温也开始阳奉阴违、吃里爬外，甚至原本看上去碌碌无为的陈希烈也忽然间抖擞起来，事事要和我对着干……

我逐渐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而对手们正处于高速成长期。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我只能采取守势。我不可能同时向这么多强势人物发起进攻，那样只会自取灭亡。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游走在他们之间，以自己的余威震慑他们，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控制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仅此而已。

这也是丛林中的生存之道。当你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你必须以攻为守，而当你不具备压倒性力量时你只能以守为攻。这里就要引出《导读》的第四个关键词：攻守相宜。

在无常而险恶的丛林中生存，一味地进攻不叫勇敢，而叫莽撞；适度的忍让也不是懦弱，而是另一种意义的坚强。它将有效地保护你所有的既得利益，而不至于使你的一生心血付诸东流。

下面我就向你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也就是安禄山兼领第三个节度使的那一年，小人吉温就暗地里投靠了他，和他拜了把子，称他为三哥。他对安禄山说：“李相虽然表面上与三哥亲近，可未必肯以三哥为宰相；我虽然受他驱使，也终究不能得到他的提拔。哥哥若向皇上推荐我，我即刻奏明皇上，说哥哥可以担当大任，我们一同排挤掉李林甫，您就一定能当上宰相。”

不久安禄山果然向皇帝举荐吉温。就在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时，吉温也被任命为副使。其实吉温在背后跟我玩什么猫腻我一清二楚，可我必须得忍着。理由前面已经说了。

再比如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很少人能意识到这点，可我对此洞若观火。

对付他这种人，我当然知道该用什么招。

每当他入朝的时候，我总是盛情邀请他到寒舍小聚。我们宾主之间经常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就国内外大事交换看法，从而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就在这种诚挚、坦率的会谈气氛中，我会见缝插针地说出一两句话。

而这些话通常总能道破安禄山心中隐秘的想法。

每当我那么随口一说的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服了。

他终于知道，在我面前，他几乎就是一个半透明体。几年来，他在跟朝廷百官打交道时总是一脸傲慢，可唯独跟我坐在一起时总是战战兢兢，甚至大冬天的时候也会汗流浃背。当然，碰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很多体己话，然后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

所以安禄山最后就称呼我为“十郎”。这是表示亲切，同时也是献媚。

每当他人在范阳，让手下来京办差时，总是吩咐手下一定要来拜见我。手下回去之后，他便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如果我给了他几句好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我的话说：“告诉安大夫，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面无人色。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我只能一边拉拢一边威慑，而他也只能一边逢迎一边惧恨。对强弩之末的我来讲，在余生中能与这种军事强人、政治新星、天子眼前的大红人保持相安无事，我就应该感到满意了。

这几年王蹿得很快，领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此外还兼了二十几个其他官职。不过在场面上他对我还算恭敬。最嚣张的是他的儿子和弟弟。他儿子王准在宫中任卫尉少卿，我儿子李岫任将作监。两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可牛皮哄哄的王准却经常对我儿子进行挑衅，要么当面侮辱，要么背后捅刀子。

李岫忍气吞声。

我也只好忍气吞声。

倒不是说我的权势已经不足以同王抗衡，而是如果我们两个干起来，吉温杨国忠陈希烈之流就会趁机对我群起而攻。所以我必须在小节上忍让，然后留着王与杨国忠等人相互制衡。

如果大家势均力敌，那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就像对付安禄山一样，我只求大家相安无事。可惜这种平衡之局最后还是被打破了。王被搞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杨国忠从此在朝中一人独大；而我则在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九

局面是被一个小人物打破的，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角色就是王的弟弟王銲。

说起来真是可悲又可笑。一群大佬正在紧张地对峙和相持，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角色却冒冒失失地闯进来，结果大伙动手，长安流血，政局随之一变……

这王銲真是一个丧门星！

王銲时任户部郎中，平时就骄纵狂妄，不守法纪，有一次把一个叫任海川的术士叫到家中，问他：“我有天子的相貌吗？”把任海川吓得不敢吭声，即日逃亡。事情被王知悉，暗中派人追杀了任海川。此事又被一个叫韦会的朝臣获知，王再次杀人灭口，把韦会逮捕入狱，并害死在狱中。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丧门星王銲别再搞什么小动作，那王就算把这事摆平了。

可王銲偏偏要往死路上走，又搞出了一件事他居然想发动政变！

王銲和一个叫邢縡的朋友结交了一些禁军，于是一起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然后接管他的士兵发动军事政变，目标是把我、陈希烈、杨国忠三个都杀了，最后挟持皇帝、夺取政权。

他们有病。这不叫异想天开，而叫丧心病狂！

精明强干的王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可想而知，这群疯子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告发了。皇帝亲手把告状信交给王，让他逮捕叛党。王料到他弟弟肯定在邢縡家中，就暗中通知他逃离，到傍晚才与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这邢縡存心要拉王下水，就和他的党羽一边突围一边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夫。”

结果邢縡被杀，一干党羽全部落网。杨国忠总算抓住了把柄，于是向皇帝禀报了整个经过，说：“王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皇帝正宠幸王，不忍心办他；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杨国忠打破这个平衡之局，所以也力保王。最后皇帝决定对他们兄弟网开一面，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做做样子，主动上表请求将王銲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皇帝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

如果王识相，这时候绝对要丢卒保车，自己先洗脱干系，然后再想办法保他弟弟。可没想到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没按皇帝的要求做。这下可把皇帝惹火了。而陈希烈偏偏又站出来火上浇油，大骂王大逆不道、其罪当诛。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来可能是上了王銲的诛杀名单，心里窝火；二来也是故意要和我唱对台戏。结果皇帝一纸令下，命杨国忠取代了王的京兆尹之职，并让他和陈希烈会审王。

这样一来王就死定了。

审理的结果，不但此次谋反的罪名坐实，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都抖了出来。最后证据确凿，呈报皇上。皇帝赐王自杀，把王銲绑到朝堂上活活杖死。王的两个儿子流放岭南，不久后也被杀了。

更要命的是，杨国忠和陈希烈居然把我也扯了进去。

他们信口雌黄，指控我和王兄弟暗中交结，甚至还诬蔑我与突厥叛将阿布思有瓜葛，并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出面指证。

这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嫌隙而再度叛回漠北。我和他素无往来，怎么平白无故成了他的同党？！

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皇帝当然没有采信他们的诬妄之词。不过从这一天起，皇帝便疏远了我。

我平生第一次充满了无力与软弱之感。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入相基本上已成定局。

时逢南诏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境的剑南道，蜀地百姓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我趁机奏请皇帝派他去。杨国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盲，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就哭哭啼啼地去跟皇帝辞行，说这是我要陷害他。杨贵妃也一再帮他求情。老迈昏庸的皇帝李隆基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当宫中的耳目把天子的这句昏话说给我听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我苦笑。

除了苦笑，我还能做什么？

冬天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我的病势也一天比一天沉重。巫医说只要跟皇帝见上一面，我的病就会好。

我无声地笑了。与其说这是医治我沉疴的药方，还不如说这是在暗示我该是跟皇上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了。

皇帝决定来看望我，可左右之人拼命劝阻，说不吉利。皇帝只好命人把我抬到庭中，然后亲自登上降圣阁，拿起一方红手帕，远远地向我挥舞。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了。我看见皇帝一直在用力地挥手，仿佛是在表示感谢感谢我在这十九年中代替他兢兢业业地操持这个庞大的帝国。

那方寒风中翻飞的红手帕，是皇帝对我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奖赏。

我坦然地领纳了这份奖赏。

当之无愧地、别无所求地……领纳了它。

没过几天杨国忠就回来了。他在翘首以盼的剑南百姓的眼前晃上一晃，然后就回来了。

他来见我，跪在床前向我行礼。我忽然流下眼泪，对他说：“林甫将要死了，您必定做宰相，身后的事情只好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