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间道——秦桧：我的无间道

说起我，你们绝不陌生。

今天如果你们去杭州，还可以看见我赤着上身反剪双手长跪在岳武穆的墓前。从明朝正德年间第一次铸像到现在，我已经在那里跪了将近五百年，而且貌似要永远跪下去。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是岳庙的一副对联。上联说的是岳飞，下联说的就是我。

我就这么跪成了一个大奸大恶的符号，连无辜的白铁都被我连累了。如果白铁有知，我真想对它说声抱歉。我就这么屈膝垂首于山一样伟岸的、大忠大善的岳飞英灵前，任千夫所指、兆民唾骂。如果把这五百年来唾骂我的口水汇聚起来，足以成为一片浩瀚的汪洋。

而称颂岳飞的口水则会组成另一片汪洋。

当然，如果纯粹用道德眼光来看，我也承认，岳飞是个难得的忠臣，而且的确死得冤。所以就算在他灵前再跪五千年，我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道德评价并不完全适用于历史。

有一点我务必事先声明，我对你们说这些，并不是替自己做翻案文章。都死了八百多年了，翻来翻去又有什么意思？暂且不说其他朝代，光是南宋一朝我就被翻了几次：

我死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皇帝赵构为我盖棺论定，赠“申王”、谥“忠献”。五十一年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我被翻了过来，夺“申王”之爵、谥“谬丑”。才过了两年，亦即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又把我翻了过去，恢复原爵位和“忠献”谥号……

我觉得这些都是无聊的把戏。无论人们评价我的时候如何针锋相对，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搞来搞去的真实目的无非还是为他们的自身利益服务。

所以，我极度讨厌所谓的“翻案”。我真正关心的是，在你们看来，除了道德论断这个传统角度，历史是否还可以从另外的侧面进出？

一

就像伟人降生总是被说成异香满室、神迹昭昭一样，人们似乎也倾向于认为奸臣打从出娘胎起就是一肚子坏水。

其实前者往往是谎言，而后者也多半是瞎掰。

人是善变的动物，而这个世界又是如此变幻莫测，就算你现在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好人，又有谁敢保证明日的你必是今日的你呢？所以说，没有谁是天生的忠良，也没有谁是注定的恶棍。

就像我来讲，我既非从小就长得青面獠牙，也不是一落地就心怀大恶。相反，我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太学时，还以乐于助人、关心集体、手脚勤快等优良品格著称。同窗们平常有些跑腿的小事总是喜欢找我帮忙，而我也总是干得不亦乐乎；要是碰上三月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集体活动，我都是主动请缨担任义务总办，不辞辛劳地跑前跑后，替大伙操办一切。所以同窗们就赠给我一个雅号秦长脚。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双健步如飞的长脚日后将带我走上那条一去不回头的无间道。

学生时代，我不但人缘很好，而且学业优异，所以我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也就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考上了进士，授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一职。年轻时候的我之所以表现得奋发有为，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显赫的家世我父亲秦敏学虽然也是从政之人，可一生中最大的官只当到县令，而且在我幼年即已去世，根本不可能对我的仕途有什么帮助。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生能否出人头地，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努力！

当然，我后来的仕途发展，应该说还与我的妻子是有关系的。她是名臣后代，其祖父是北宋神宗朝的著名宰相王珪，如此显赫的门第自然会对我有所助益。我担任密州教授之后又继续深造，考中词学兼茂科，奉调为京师的太学学正，相当于最高国立大学的训导长，算是返校任教了。虽然是一个九品芝麻官，但总算是京城的官，比外放好多了。

日后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靖康年间从天而降的那场国难，我这一生恐怕很难当上宰相，更别说要执掌帝国权柄前后共计十八年并最终晋位为太师。我很可能跟所有太平时代的官僚一样，以蜗牛的速度慢慢爬，到发白齿摇的时候混到一个尚书就算功德圆满了。

所以，靖康元年无疑是大宋王朝悲剧的开端，却是我个人平步青云的起点。

不过你们可别误会，以为我这么说足以证明我一开始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其实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当穷凶极恶的金国军队兵临汴京城下、强迫大宋割地赔款的时候，我是朝中为数不多的坚定的主战派之一。

金人当时提出的城下之盟是：一、大宋一次性赔付金国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二、宋主尊金主为伯父；三、宋割让中山（今河北定州）、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四、以亲王宰相为人质。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刻上疏，向钦宗皇帝建言：一、金人贪得无厌，绝对不能割让作为汴京屏障的三镇，最多只能许以燕山（今北京）一路；因为金兵南下时，守将郭药师叛降，燕山所属州县已悉数为金所有；既已被占，不妨遂认可之。二、金人狡诈多端，即便议和，汴京的军事防御绝对不能松懈。三、召集百官廷议，集思广益，共商国是。四、金国的议和使臣只能驻留朝外，绝对不允许他们登上朝会大殿。

可是，当时的我人微言轻，奏书呈上如同泥牛入海，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

几天后，我突然被擢升为职方员外郎。我大感振奋，以为主战派终于听到了我的声音。正当我挽起袖子准备报效国家的时候，朝廷却忽然命我去张邦昌的官署报到，听候差遣。你们也知道，这个张邦昌就是后来被金人扶植为“楚帝”、建立傀儡政权的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显然，这一纸任命状是主和派颁发的，目的是想收买我。

我义愤填膺，一连呈上三道辞职奏章，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此项任命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说白了就是宁掉乌纱，决不卖国。

朝廷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

日后当我偶尔回想起年轻时代壮怀激烈的那一幕时，总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甚至很难想象靖康元年上疏辞官的秦桧和南宋初年奔走在无间道上的秦桧是同一个人。

当时的我是多么正气凛然啊！所秉持的从政理念又是那么单纯！我以为身为社稷之臣、民之父母，国难当头的时刻就应该把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我以为只要大宋王朝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凶残的胡虏，保卫美丽的家园；我以为天子和百官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也拥有和我相同的信念，大家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没有根本的分歧……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世界并不那么美妙。美妙的只是我对世界的一厢情愿。

别人也不单纯。单纯的是我对别人的期许。

大宋王朝的官场，靖康元年的世事，国难当头的人心，瞬息万变的时局，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如果我再一意孤行地单纯下去，不需要等到国破家亡，头一个毁灭的就是我。

为此，我愿意不惜篇幅地为你们描绘我当时所面对的世界。

我很愿意告诉你们，靖康年间的大宋帝国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国完颜宗翰与完颜宗望兵分两路，大举南下。其战略意图是以宗翰一军下太原，取洛阳，断绝宋朝的西路援军，并阻止宋天子西逃入蜀；以宗望一军下燕山，取真定（今河北正定），直逼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两军最后对大宋都城实施包抄合围。

金人兵锋所向，宋军望风而降。短短二十天，宗翰的西路军就连克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大同）、忯州（今山西忻县），进围太原；宗望的东路军连克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不战而下燕山，并迅速包围中山府（今河北定州），距汴京仅十日路程。

消息传来，满朝震恐。徽宗皇帝仓皇失措，不得已而痛下罪己诏。给事中吴敏和太常少卿李纲察觉到徽宗已有卸责南逃之意，遂以血书谏请皇帝禅位于太子赵桓，以此收拾人心、号令天下。十二月二十三，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六天之后，适逢新年，遂改元靖康。

钦宗召见李纲，李纲慷慨陈词：“祖宗疆土，子孙当以死守，不得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心于此，执之至坚，勿为浮议所摇，可无后患！”钦宗频频点头，即拜李纲为兵部侍郎，旋即又授参谋官，负责前线御敌。

如果你们以为钦宗赵桓听了李纲的一席话就坚定了抗金的决心，从此誓与江山社稷共存亡，那你们就和年轻时代的我犯了同样的错误单纯。

世事如棋局。金人每落一子，皇帝每应一着，大宋朝的命运以及百官和军民的命运都随时在被改写。作为盘面上的一枚棋子，要想既不被金人吃掉，又不被皇帝当成“弃子”，就要尽早学会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去勘破这盘棋实际上就是勘破对弈双方的心态和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尤其是大宋天子的想法。

二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当汴京的臣民一边放着爆竹一边战战兢兢地引颈北望时，金人的虎狼之师已经悍然渡过黄河。他们只用很小的代价就跨越了天堑。因为宋军驻守在黄河北岸的梁方平部一见敌尘便望风而逃，驻守南岸的何灌部仓促之间烧断桥缆，淹没了几千个正在抢渡浮桥的金兵，但是宋军随后便哗然四散。金兵用船渡河时，遥见南岸竟无一兵一卒，遂大笑道：“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两千人守河，我辈岂得渡哉？”渡河之后，金兵旋即不战而下滑州（今河南滑县）。

时为太上皇的徽宗连夜出逃镇江。宰相白时中与李邦彦等人纷纷劝说钦宗南逃襄（今湖北襄阳）、邓（今河南邓县），钦宗亦颇有此意。兵部侍郎李纲闻讯，不顾宰相议事、从官不得入殿的规矩，执意闯上廷殿，面奏皇帝：“风闻宰相们劝皇上南下，果真如此，宗庙社稷危在旦夕！上皇将社稷托付于陛下，陛下岂可委之而去？”

钦宗默然无语。

白时中说：“如今金人势锐，都城岂能守得住？”

李纲说：“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之坚固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皆在此，舍此何往？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岂有不可守之理？！”

钦宗无奈，只好环视众人说：“诸位有何良策？”

大臣们鸦雀无声。

李纲说：“今日之计，只有集结军队，向金宣战，才能巩固人心，坚守城防，以待勤王之师。”

钦宗又问：“谁可为将？”

大臣们依旧沉默。

李纲看了两个宰相一眼，说：“朝廷平日以高官厚禄养着大臣，目的就是用于今日。白时中与李邦彦，虽书生未必知兵，然以其宰相之权威，亦足以号令将士上阵杀敌。况且，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白时中恼羞成怒，厉声道：“难道你李纲就不能出战吗？”

李纲一看激将法成功，顺势向皇帝请命：“陛下若不以臣为懦弱，赋予臣兵权，臣愿以死相报！”

钦宗遂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兼亲征行营使，即日宣布京师戒严。

至此，如果李纲认为他已经成功说服了皇帝，那他就太乐观了。

钦宗皇帝一转眼就有个“一夕三变”在等着他。

李纲刚刚拜谢而出，皇帝马上召白时中等几个宰相一起用膳，膳毕又于福宁殿商谈多时。实际上，皇帝还是想跑。所以他给李纲的那顶“东京留守”的乌纱真可谓名副其实留着主战派殿后，好让他和宰相们从容逃跑。

可李纲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听说皇帝还在计划逃跑，立刻又入宫死谏。他对皇帝说，您早上一走，晚上京师就得乱得一塌糊涂，就我们这几个留守也是于事无补，到时候宗庙朝廷尽成废墟，您三思吧！

皇帝顿时又有些犹豫。一旁的宦官低声对皇帝说：“中宫和国公们都已经出发了，陛下岂能留此？”

皇帝忽然脸色一沉，像是下定了决心，从御榻上站起来，说：“卿不要再坚持了，朕决意亲往陕西，起兵以援都城，决不留此！”

李纲声泪俱下，频频叩首，以死挽留皇帝。此时燕王与越王也相继入内，劝皇帝固守京师。皇帝不得已而再次转念。他手书“可回”二字，命内侍宦官把先行出逃的后宫嫔妃们和国公们追回来。然后盯着李纲说：“朕可是为你而留的，如何治兵御寇，可全靠你了。”

要读懂大宋天子的内心，这里就是一个关键。

大敌当前，一个皇帝已经开溜了，另一个皇帝也随时想溜。就算最终勉强留下来，他说他也是因为大臣的坚持才留的，一副委屈勉强无可奈何之状。

我不知道你们对此作何感想。反正当我后来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内心就被投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由于答应得极端勉强，皇帝赵桓是夜辗转无眠。夜半时分，他急命宦官出宫去通知各位宰相做好准备，天明立刻出发。

这一夜，我估计李纲肯定也没睡好。

天色微明的时候，天子御驾已经准备就绪，禁卫军也已集合完毕。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纲又出现了。他厉声对士兵们喊道：“尔等是愿死守社稷，还是愿随天子巡幸？”众人皆呼愿以死守。李纲随即与殿前禁卫军将领一起入见皇帝，说：“陛下已经答应臣留下来，现在又想走，这是为何？六军之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四散逃归，谁来保卫陛下？何况敌骑将至，若知陛下车驾未远，以快马疾追，何以御之？”

我想此刻的皇帝肯定懊丧到了极点，明明下定最后的决心要溜了，还被死缠烂打的李纲堵在了门口。日后当他和徽宗皇帝一起被囚禁在五国城黑暗的牢房中时，肯定在心里把李纲诅咒了无数遍。

正月初八，宗望的军队开始猛攻汴京。李纲身先士卒，登上城头率众力战。金兵连攻数日，在汴梁城下扔下数千具尸体，而汴京固若金汤。宗望见宋军士气高涨，深知他这回遇上了劲敌，眼前的这座大宋都城绝非轻易可下，遂停止进攻，遣使议和。

金人的城下之盟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实际上此刻的整个战局并不见得对金人有利。因为完颜宗翰的西路军被太原知府张孝纯遏阻于太原，未能前进半步，无法实现他们预定的合围计划；而完颜宗望孤军深入，攻城战役又连连受挫，倘若不能速战速决，等到宋军勤王之师云集，他必成瓮中之鳖。所以他急于求和，无非是想尽快捞一些实惠然后脱离险境。

因此，此刻金人的谈判筹码其实是分量不足的。大宋天子若能意识到这一点，完全可以在议和谈判中摆出强硬姿态。

然而，我们的钦宗皇帝不这么想，我们的那些主和派大臣也不这么想。

金人的议和之论一出，他们立刻如逢大赦。在他们看来，只要和议能成、金兵能退、富贵能保，那么，其他的一切在所不惜无论是割地还是赔款。

所以，钦宗特意派遣了性格懦弱的知枢密院事李棁前去议和。当李纲提出质疑并且请求由他取代李棁前往时，皇帝的一句话泄露了内心的秘密：“卿性刚，不可以往。”

日后我从皇帝赵桓的这一句话中悟出了很多东西，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柔弱胜刚强。

李纲后来的一系列遭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好，必须按这个原则修炼自己直到百炼钢成绕指柔，才算获得了那个时代的通行证。

此次顿悟让我感慨不已，而且受益终身。

三

李棁等人带回了那一纸丧权辱国的和约，朝廷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而此时国库枯竭，五百万两黄金和五千万两白银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的皇帝自有办法。

他下了一道诏书，向京城的百姓“括借”！实际上就是强行搜刮；对所有风月场所实行“财产籍没”，这就是明抢；并宣布：胆敢私自藏匿转移财产者，皆以军法从事！

搜刮和抄没的结果，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金人的要求。

然而，此时民间已为之一空了。

与此同时，中书省草拟了一道割地令，皇帝准于颁发：“中山、太原、河间府并属县及以北州军，已于誓书议定交割；如有不肯听从之处，即将所毗州府令归金国。”

此令不但正式宣告割让北方三镇，而且对北地其他州府的军民发出了这样的恐吓如果你们不听从朝廷命令，胆敢阻挠或反抗交割，那就连同你们一起割掉！

除了赔款和割地，金人还要宋廷以亲王和宰相为人质。

谁肯去呢？

关键时刻，我们日后的高宗皇帝、此时的康王赵构毅然挺身而出，说：“敌必欲亲王出质，臣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当议和大臣李棁面有窘色地安慰他说：“大金担心南朝失信，所以想让亲王送他们过河而已。”康王正色道：“国家有难，死亦何避！”

在场者无不悚然。

我们当然不会怀疑此刻康王的节操和勇气，在这样的时刻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很可能最后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我当时风闻康王的表现时也为之激动了一阵子。然而当他日后坐上徽宗和钦宗曾经坐过的天子交椅、一切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时，我便猛然意识到原来最终都是位子在决定脑子！

我之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能够对高宗赵构的心态了如指掌，从而游刃有余地左右整个帝国政局，正是得益于靖康元年对时局的勘破和领悟。

换句话说，我一旦读懂了徽宗和钦宗，就自然可以读懂日后的高宗。

因为他们如出一辙。

朝廷的决议一出，李纲当廷与宰相们力争：“金人索要的金银，其数太多，虽竭天下之财且不足，更何况区区一座都城？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乃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李纲随后提出当前的策略，应该就和议细节与金人反复磋商，故意拖延时日，以待勤王之师。若四方大兵云集，而金人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必求速归。在此前提下，大宋才能签下于己有利的盟约，使金人不敢轻视宋朝，借此方能确保长久和平。

可宰相们把李纲的话当耳旁风，不予理会。

李纲愤而提出辞职。

钦宗终于发话了。他说：“卿尽可着力于军事、固守城防，此事当从长计议。”

李纲说：“金人所须，宰相们欲一切许之。如此只能躲一时之祸，而非长久之计。愿陛下详加审议，不然日后恐怕追悔莫及！”

李纲说对了。我们的钦宗皇帝日后在五国城里就悔断了肠子。

可是，他究竟是后悔没有听从李纲的主战之策，还是后悔当初听从了李纲的挽留呢？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我只能说，凭我对大宋天子的了解，钦宗所悔，多半还是后者。

皇帝最后还是全盘接受了金人的议和条款；同时遣康王赵构和副宰相张邦昌赴金营为质。李纲却扣下了割让三镇的诏书。

他坚信，一待勤王之师到，局面定然改观，而三镇必然可保。

靖康元年元月下旬，汴京军民望眼欲穿的勤王之师终于陆续抵达京师，兵力共达二十万，其中从关中赶来的老将种师道与另一名将军姚平仲所率之西北军更是以骁勇善战著称。完颜宗翰的西路军本来就是要阻挡宋朝的这支西北劲旅的，可他此刻还在太原城下鏖战。

金人的计划完全落空。现在这个局面是他们最不想看见的。

因为此刻汴梁城下的宗望人马只有六万。

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欢呼雀跃，群情振奋。

二十余万对六万。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论是战是和，形势必将朝大宋有利的方向发展。

可他们错了。

如此大好形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短短十一个月后，汴京城破，徽、钦二宗被俘，宫室被劫掠一空，金人另立伪朝之后呼啸北去，北宋宣告覆灭。

灾难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从大兵云集、敌弱我强到形势逆转、城破国亡之间还发生了太多事情。就是这些事情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一改原初幼稚单纯的处世性格，并且为我最终面无愧色、心怀坦然地走上无间道提供了足够的精神资源。

如果你们仍然兴趣未减，那就听我接着讲述靖康元年这段不堪回首的家国往事……

四

从勤王之师到来的那一天起，李纲的缺点就逐一暴露出来了。

西北军一到，李纲立刻面奏皇帝：“兵家忌分，非节制归一不能济，愿敕师道、平仲两将听臣节制。”从军事角度而言，他的话没错。大敌当前，号令不一乃兵家大忌。所以，我们并不能认为这是李纲的缺点。我们也应该相信李纲是出于战事的考虑，而不是在觊觎权力。

可问题是，天子并不这么想。

在看他来，这种独揽兵权的想法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点。

我不知道天子当时的表情如何。但李纲的话显然触犯了古往今来每一个皇帝都不可能没有的忌讳把兵权都集中到你手上，万一赶跑了胡虏之后，你突然兴致一来想当皇帝，朕拿什么来防你？

所以皇帝一口回绝。他的理由是，种师道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经验丰富，而且职位又不在你李纲之下。让他受你的节制，恐怕不合适。皇帝随即成立了一个与李纲的行营司平行的指挥机构宣抚司；任命种师道为宣抚使、姚平仲为都统制；还把原属李纲统辖的前军和后军划归宣抚司，并且宣布两司不得相互干涉。自此，兵权分散，两司各行其是。

皇帝还多次召见姚平仲，赏赐甚丰，勖勉有加，意在让他抢在李纲之前拔一个头筹。

二月初一深夜，姚平仲为抢头功，贸然率领一万名步骑兵突袭金营，想生擒宗望，劫回康王，不料反而中了埋伏，被金兵所败。一心想着议和的宰相和台省大臣们纷纷传言西北军和李纲的部队已经全部被敌人歼灭，无一幸存。皇帝大惊失色，未及证实便罢免了李纲的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使之职，并废行营使司，以此向金人谢罪。

消息传出，太学生陈东等数百人跪伏在宣德门外，联名上疏，称颂李纲不计个人安危，以天下为己任，乃社稷之臣；大骂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动以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并请复用李纲，罢黜李邦彦等人。与此同时，城中军民群情激愤，数万人突然涌来声援太学生，为李纲请愿。

适逢李邦彦退朝出宫，群众蜂拥而上，破口大骂，纷纷挥拳要揍他。李邦彦反应敏捷、抱头鼠窜，才没被活活打死。皇帝令宦官传旨，表示同意太学生的请求。群众仍不散去，怕皇帝出尔反尔。皇帝再命吴敏宣旨，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而罢之，等金人稍退，即令复职。”这么一说更是把众人激怒了，人群击鼓呐喊，响声惊天动地。开封尹王时雍匆忙赶到，摆出官架子说：“怎么能胁迫天子呢？还不赶快散去？”太学生们大喊：“天子被忠义胁迫，不是好过被奸臣胁迫吗！”随即冲上去要揍王时雍。王时雍慌忙逃窜。殿前禁卫军将领王宗濋恐生事变，劝皇帝先答应再说。皇帝无奈，只好命人宣李纲入宫。等到出外宣旨的宦官朱拱之等人回宫时，群众的情绪已经失控。有人拿刀把朱拱之杀死，并且剁成了肉酱，其他同行宦官数十人全部被杀。

李纲意识到事态严重，入宫觐见皇帝的时候满脸惶悚之情，泣拜请死。

皇帝用一种无力的口吻宣布恢复他的尚书右丞职务，并兼任京城守御使。李纲执意请辞，皇帝不许，令人出外宣旨，示威群众方才散去。

对天子而言，这是李纲身上又一个不可饶恕的缺点

你李纲的声望太高了！京师的太学生、百姓、军队，到头来都只认你李纲一个人，把朝廷置于何地？把朕置于何地？！

半年多后李纲再度被罢黜，并且被流放充军，也许在此便已埋下伏笔。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高宗与岳飞的关系，正是此刻钦宗与李纲关系的翻版。

对高宗与钦宗来说，危急时刻必须有岳飞和李纲这种不怕死的人为他们冲上战场。可一旦天子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已经解除，那么岳飞和李纲们的危险就来了。

这种人从一开始就被皇帝宣判了死刑。

而像我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行刑手。

当然，有一点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在杀害岳飞的事情上，高宗和我都有罪我们的不同只在于责任的大小，而不在于罪错的有无。

你们放心，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太学生请愿事件仅仅过去数日，朝廷就开始了秋后算账。皇帝下诏捕杀捅死宦官的首犯，宣布禁止在宫门前集会上疏。开封尹王时雍的手下四处出动，准备把参与上疏的太学生全部逮捕，一时间人心惶惶。

屯守坚城之下的完颜宗望此时退意已萌。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以孤军深入腹地，又以六万对二十余万，相持下去必定凶多吉少。所以他来不及等宋廷凑足赔款数目，立即遣使表明退兵之意。钦宗和主和派大喜过望，忙不迭地将搜刮来的黄金二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交付金人，而且逼迫李纲交出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同时打算另外选派人质作为“割地使”换回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

朝廷选中的人是肃王赵枢、著作佐郎沈晦等人，另外一个就是我秦桧。

你们还记得不久前我上疏反对割地和辞官的事吧，如今朝廷居然让我冒充礼部侍郎去做“割地使”，你们说，这算不算命运跟我玩弄的黑色幽默？

如果在一个多月前，我肯定会誓死不从。不过现在我“从”了，而且从得心甘情愿。

因为天子、朝廷和百官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明白了太多东西。

总之，从我担任“割地使”、迈入金营的那一刻起，我就确立了这一生的处世准则，那就是在确保各方利益均衡的同时获取我的个人利益。

也许，这就是我后半生宰相生涯的唯一指南。或者说，这正是无间道的精髓。

五

完颜宗望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迫不及待地引兵北去。

钦宗和主和派的大臣们如释重负，庆幸不已。他们相信汴京从此太平了。

老将种师道可不这么乐观，他极力要求率部尾随，在半道上对金人发动突然袭击。

皇帝不准。

种师道长叹：“异日必为中国患！”

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吕好问更不乐观。他对皇帝说：“金人得志，更加轻视，秋冬之间必定倾巢出动，卷土重来，御敌备战之计，应迅速筹划！”

皇帝不听。

天子和主和派大臣都高兴得太早了。

东路的完颜宗望走了，西路的完颜宗翰还在。

宗翰听说宗望满载而归，又羡又妒，连忙遣使前来索要金银。宋廷拒绝，并扣押了使臣。宗翰大怒，分兵绕过太原，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隆德（今山西长治），进逼高平（今山西晋城）。

钦宗等人还没从宗望北撤的窃喜中回过神来，西面的战火便又熊熊燃起。

也许是金人的贪得无厌真的把我们的天子逼急了，或者是眼前的几十万勤王之师毕竟给了他底气，总之，当西线的加急战报传来时，我们的钦宗皇帝突然迸发出一生中唯一的血性，断然撕毁了割地盟约，狠狠颁下一道诏书：

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宗翰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原约。及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原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不忍陷三镇二十州之民，以偷顷刻之安！

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看上去天子真的要和金人拼了。

果不其然。他一抖擞起来，整个战局便为之一变。

皇帝罢免了主和派，然后命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进驻滑州；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率兵援救高平、北上太原；命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为河北制置副使率兵追击宗望，增援三镇。于是姚古一路北进，收复隆德，挥师太原。宗翰怯战，留下围攻太原的余部，亲率主力北还。而宗望行至三镇准备接收时，也遭遇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种师中部又在其后紧追不舍，宗望腹背受敌，无奈之下放弃三镇，北走出境。

金兵两路皆退，失地纷纷收复。我们的徽宗上皇便在这微妙的时刻悄然回到了京师。

危险解除了，情急之下扔给儿子的那张龙椅，还能不能要回来呢？

太上皇回来得如此迫切而及时，不能说他心中毫无此意。

钦宗皇帝的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以致太上皇御驾即将进入汴京的城门时，钦宗的心腹、时任尚书左丞的耿南仲忍不住提醒主子：“是不是先把太上皇的左右摒去，才让车驾进来？”时任知枢密院事的李纲一听这话又不乐意了，他慷慨陈词：“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用诚明的目光看人，我们可以看见尧、舜；用阴暗心理看人，我们就会看见不计其数的毛病。耿南仲，你不以尧舜之道辅佐陛下，你这人有阴暗心理！”

以李纲之高论，只要我们掩起耳朵，钟声就不会响了；只要我们摘一枚叶子粘在睫前，森林就不存在了；只要我们心地光明，满大街就都是圣人了！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皇帝不愿意人家给他戴尧舜的帽子，可也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希望它变成臣子嘴里的紧箍咒。钦宗皇帝对李纲的人生哲学不感兴趣，所以一声不吭。

耿南仲满脸讥嘲地看了看李纲，对皇帝说：“臣刚刚从御史台过来，左司谏陈公辅好像上了道折子，正为李纲勾结乱民宫门请愿一事，请求御史台启动弹劾程序……”

皇帝一脸愕然，想不到耿南仲的思维跳跃如此之快。

李纲急了：“臣与南仲所论，乃为国事，南仲何出此言？好，既然说陈公辅要弹劾臣，那臣就不当这个官了！”

皇帝眉头一皱。

又来了。动不动就以辞职相要挟。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明你李纲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可朕老早就知道你的公心了，你何苦一再提醒甚至变成一种习惯？不，甚至变成一种要挟呢？！

皇帝闷闷地说了声：“不准。”

很显然，对天子来说，这是忠臣李纲又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

靖康元年四月，我和几个冒充朝廷大员的“割地使”一起，从燕山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汴京。我们之所以能死里逃生，是因为金人对我们的真实身份心知肚明，所以一直看管得很松懈，我们因此得以在乱兵中趁隙逃生。而货真价实的肃王李枢则是金人紧密看守的对象，所以一路被他们掳掠而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原。

经此一番磨难，重新回到朝廷的我已与此前判若两人。我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战和两派之间，与他们保持着同等的友好关系。

从靖康元年五月开始，原本因钦宗猛然抖擞而有所改观的战局再度急转直下。完颜宗翰的余部猛攻太原不止。种师中与姚古两路并进援救太原，种师中一连收复寿阳、榆次等地，进至距太原百里的杀熊岭时遭遇金兵突袭，力战身亡。种师中素以老成持重著称，乃一时名将。他一战死，宋军士气大挫。金兵乘胜而进，又大败姚古于盘陀。姚古率残部退守隆德。而年事已高的种师道此时又因患病致仕。前线顿时陷入各自为战、群龙无首之局。

朝廷急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再援太原。

李纲向皇帝拜辞：“臣乃一介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而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

皇帝不准。

李纲只好托病，坚决要求致仕，数日之内连上十几道辞官的奏章。

皇帝一律不准。

你李纲一直不都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吗？在这种危急时刻，你不上谁上？

什么叫责无旁贷？

这就叫责无旁贷！

有人私下对李纲说：“公知道这一次为何会被遣上战场吗？这根本不是出于战事，而是有人想趁此把您排挤出朝廷，又让汴京军民无话可说。您要是执意不去，天子一旦猜忌起来，恐有不测啊！”

这个人的一席话道破了真相。

李纲对此当然也是心中有数。可他万般无奈，只好受命。

八月，李纲率领宣抚司仅有的一万二千人进驻怀州，一边练兵备战一边招募各地义勇，准备等到大军会集再全面反攻。然而朝廷一纸令下，将他所募之兵全部遣散。李纲愤而上疏：“河北、河东日日告急，至今未有一兵一骑以应战场之需。怎奈刚刚募集而来的军队又尽皆遣散。何况原以军法敕令各地起兵，而今却以寸纸罢之，臣恐日后有所号召，无复响应者。”

奏书呈上，朝廷悄无声息。很显然，这临阵罢兵的阴招是时任门下侍郎的耿南仲一伙人搞出来的，目的是陷李纲于必死之地，既公报私仇，又为他们一贯坚持的议和政策扫清障碍。退一步说，就算李纲不死，这仗也绝对打不赢。一旦战场失利，议和之端便可再开。

除了兵员不济、军需不足之外，李纲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困难。那就是前线的各路将领根本不把他和宣抚司放在眼里，基本上不受节制，唯独听命于远在后方的汴京朝廷和钦宗皇帝。

“将从中御”，这是大宋自开国以来相沿成习的祖宗家法。按照大宋的这种军事体制，不管前线的战局如何瞬息万变、千钧一发，原则上各路将领都要服从天子和中枢事先制订的作战计划，事实上就是接受遥控指挥。很显然，这是一个有百弊而无一利的陈规陋习。大宋王朝在与辽和西夏的多年战争中之所以屡屡落败，其症结之一就在此。

但是我们的钦宗皇帝可不这么认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才觉得安全。

李纲屡屡向朝廷要求节制之权，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所以前线各部依然我行我素。金人抓住宋军的这一致命弱点，在八月间趁隙将宋军各个击破。一时间，黄河北岸诸府州的军民纷纷渡河南逃，州县为之一空。

六

靖康元年八月底，金国见宋军势颓，于是再遣宗翰发兵云中（今山西大同）、宗望发兵保州（今河北保定），仍分两道，卷土重来。

朝廷的议和之论再度甚嚣尘上。

耿南仲等人坚决主张割让三镇，他们抓住李纲前线战败的把柄，指责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将其罢为扬州知府，不久又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放逐至建昌军（今江西南城）。

九月，坚守了整整二百六十日的太原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终于被宗翰攻破。城中军民阵亡饿死者十之八九，知府张孝纯被俘。太原既破，宗翰长驱南下，如入无人之境，于十月间连克汾州（今山西汾阳）、平阳（今山西临汾）、隆德（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十一月初渡过黄河，不战而下西京洛阳，兵锋直指汴梁。与此同时，东路的宗望于十月间大败宋将种师闵于井陉（今河北井陉），并攻下坚守了四十余日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间渡过黄河，连陷临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

靖康元年十一月底，金国两路大军相继兵临汴京城下，顺利完成首次南侵未遂的合围计划。

这一次，我们的大宋王朝在劫难逃了。

就在金人铁蹄汹汹南下、宋军望风披靡之时，大宋朝堂上的战和两派依然大打口水战，而钦宗皇帝始终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时任尚书右丞兼中书侍郎的何栗上奏：“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何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守信？割亦来，不割亦来！”钦宗若有所悟，一边命康王赵构远赴宗望军营议和，一边听从何栗建议，诏命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等四道总管率师勤王。

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在副宰相何栗这边，也就是主战。倒不是说我又恢复了从前的单纯，而是我知道，钦宗皇帝现在的策略是以议和来讨好金人，而内心需要主战派来给他打气。所以我认为，现在主战对我更有利。

几天后，朝廷召集文武百官就战和问题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以何栗、吕好问为首的主战派三十六人，其中就有我一个。而以宰相唐恪为首的议和派虽然取得了压倒性的七十票，可我知道，随着战况的逐步恶化，皇帝会越来越依赖像何栗和我这样的主战派。

果不其然，当金兵包围汴京之后，皇帝被迫发出了“今当死守社稷”的豪言壮语，并罢免了唐恪，拜何栗为相。

与此同时，我也如愿以偿地升任御史中丞。

虽然这次的政治队列我选择得很正确，可是，当如蝗似蚁的金兵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猛攻汴梁、令人恐惧的战火在帝都的四方城门上相继燃起时，我也不免为帝国和自己的前程感到悲哀和茫然……

不过我依然相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业已掌握的这套成熟而稳健的处世原则一定能使我不断地趋福避祸、转危为安。

我日后的种种人生遭遇和命运转折，将屡屡证明这一点。

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初三开始，金人昼夜不断地向汴京发动凌厉的攻势。其时雨雪交加，天气极为恶劣，城中仅有的七万守军在刺骨的严寒中浴血奋战，伤亡冻毙者不计其数。南道总管张叔夜率三万人马入京勤王，数战皆捷，士气稍振。数日后，东道总管胡直孺亦挥师来援，在拱州（今河南睢县）遭遇金兵阻击，兵败被俘。金人将其绑于汴京城下示众，城中军民大为恐慌。

连日鏖战，宋军伤亡惨重，而四方勤王师再无一兵一卒前来。至闰十一月下旬，守城士兵仅剩三万人，而且大半负伤。形势万分危急。钦宗命死士持诏突围，拜时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命其火速率兵来援。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士兵们冻得连武器都拿不住了，纷纷倒毙。

钦宗皇帝光着脚站在宫中面朝苍天，祈求老天爷垂悯放晴。

然而，苍天无动于衷。

二十二日，守将范琼率千人出战，渡河时遭遇冰裂，溺水而亡者五百余人，于是士气更挫。

二十三日，北风疯狂地席卷而来，漫天的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地上积雪厚达数尺。

我无比伤感地凝望着这一副凄凉景象，预感到汴京的末日已经到来。

康王赵构在相州组建大元帅府，以宗泽和汪伯彦为副元帅，募兵一万多人南下勤王。宗泽亲率两千人连破金兵三十余寨，一时群情振奋。宗泽力主乘胜而进，入援京师。可赵构和汪伯彦却畏缩不前，游移观望。直至最终汴京城破，二宗被俘，康王赵构仍未派出一兵一卒进至汴梁城下。

其实从这个时候起，赵构的自私与怯懦便已暴露无遗了。

所以我一再强调，从徽宗、钦宗到日后的高宗，历任大宋天子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脉相承、毫无二致的。

就在汴京军民近乎绝望的时刻，一个名叫郭京的术士忽然站了出来，声称他有神奇的“六甲之法”，只要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便可生擒金之二将。

我相信你们对这一幕并不陌生。

直至七百多年后，这可悲又可笑的一幕还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重演。

当郭京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时，我们的当朝太宰何栗便迫不及待地把大宋帝国的最后命运托付给了这个“神人”。他即刻任命郭京为“成忠郎”，紧急招募了一帮市井游民，号称“六甲神兵”。何栗一再敦促“神人”赶紧率“神兵”出战。

神人双目微闭，说：“非至危急，吾师不出！”

七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早晨。

一个天崩地裂的日子。

郭京命令城上的守御士兵下城，不得偷窥他作法。然后猛然打开宣化门，命他的“神兵”出战。郭京和张叔夜端坐城楼，准备一睹神兵大破金人的胜利景象。

金兵汹涌而来，神兵一触即溃，大半掉进护城河淹死。城门紧急关闭。郭京一看情形不妙，连忙说：“我必须亲自下去作法。”趁乱率余众亡命而逃。金兵顺势攻上城楼，占领宣化门。一时间城垣上的守军纷纷溃逃，金兵渐次从各个城门突入。

大宋臣民们各自迎来了他们的最终命运。统制官姚友仲死于乱兵；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夺门出奔，被金军追骑所杀；宦官黄经投火自尽；统制官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拼死抵抗，连同家人一起被杀；张叔夜身负数创，率众力战……

然而败局已无法挽回。

金兵像洪水一样漫进了汴梁城……

宗翰和宗望登上汴京城楼，遥望笼罩在雨雪和战火中的大宋皇宫，相视一笑。

金人占领汴京外城后，再次抛出议和的橄榄枝。

钦宗命何栗出面谈判。在这一刻，我们这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当朝首辅大臣却恐惧战栗，彷徨无措，良久不敢答应。吏部侍郎李若水破口大骂：“致国家如此，皆尔辈误事！今社稷倾危，尔辈万死何足塞责？！”何栗不得已而上马欲行。由于浑身不停颤抖，几次跨不上马鞍。左右扶着他上去，才走到朱雀门，手上的马鞭就抖落了三次。

一路筛糠的何栗好不容易进入金营，宗翰和宗望笑着告诉他：“自古以来有南就有北，二者都不可或缺嘛！今之所议，无他，割地而已！”并强调必须由徽宗上皇亲自出城请降。

何栗回报，钦宗闻言后决定亲往。何栗自以为不辱使命，庆幸不已，回城后呼朋引辈，设宴饮酒，终日笑逐颜开。

我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胆小如鼠、举止乖张的何栗就是短短二十多天前大义凛然的那个抗金斗士何栗。

在如此诡谲的世事和如此善变的人心面前，我们除了唏嘘之外，是否还应有所彻悟？！

不知你们作何感想，反正我算是忽然明白了原来所谓的忠与奸、善与恶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针锋相对，而是经常毗邻而居、有往有来；更有甚者，它们很可能同时居住在我们的内心。什么时候挂什么面孔，既取决于我们的良知，更取决于外在的时势；进而言之，我们在什么时候成为什么人，既取决于我们的道德感，更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心。

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强大。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成为恶人，并不是我们内心的恶念不够多，而是因为外在的诱惑不够大。

当然，来自外在的不仅仅是利益和诱惑，经常也会有危险和逼迫。

何栗显然就是一个对外界可能具有的危险和逼迫估计不足的人，所以一旦面对，他那纸糊的大忠大善形象便摧枯拉朽，原形毕露。

依此类推，我们很多时候能成为善人，也并非因为我们的善念足够强大，而是外在的逼迫暂时还过于弱小。

你们说呢？

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皇帝带着何栗等人来到金营，在金人胁迫下拟就了一份降表，并北面向金称臣。金人张开了狮子口除割让两河之地外，还须缴纳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两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钦宗黯然回城时，看见伫立在风雪中等他归来的百姓，忽然掩面痛哭，失声喊道：“宰相误我父子啊！”

钦宗一边遣使赴河东河北交割土地，一边下令搜刮金银。可此时的汴京无论皇宫还是民间都早已财力枯竭。相关官员只好无所不用其极，上至皇亲国戚，下至福田院里的孤寡老人，一概不放过。百姓纷纷被逼自尽。即便如此，搜刮之数仍不及金人索要数之万一。此外，金人还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很多少女不堪屈辱，纷纷投河自尽。人数不够，钦宗皇帝只好以自己后宫的嫔妃充抵。

赔款迟迟不能凑足，金人命钦宗再赴金营。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十，钦宗赵桓进入金营。从这一天起，赵桓便从大宋的九五之尊沦为金人的阶下之囚。金人扣留钦宗后，宣布金银不足就不放人。至正月下旬，开封府费尽心机搜刮到金十六万两、银两百万两、衣缎一百万匹，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金人的要求。二月初六，金主下诏废钦、徽二宗为庶人，并强迫徽宗、太后、皇后、太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宗室之人全部进入金营。太子被掳时在车上哭喊：“百姓救我！”吏部侍郎李若水与钦宗一起被囚禁，终日骂不绝口，被裂颈断舌而死，金人叹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人，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而已！”

由于连日的战乱、劫掠和搜刮，再加上持续不停的雨雪，以及突然暴发的疫病，汴京百姓无以为食，饿死、冻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

大宋的帝都中，到处都是冻得跟石头一样僵硬的尸体……

这就是“靖康之耻”。

这就是刻在每一个大宋臣民心头上的至深至痛的创伤。

从那个天崩地裂的早晨开始，这一幕王朝覆灭的惨剧便紧紧缠绕在我一生的记忆中。

北宋因何而亡？

是亡于君，还是亡于臣？

是亡于战，还是亡于和？

我不知道……

当我踯躅于靖康二年冬天那些奇寒的早晨中，看见天下最繁华的这座城市转眼沦为人间地狱，我的大脑和心灵便已僵硬得无法思考。

我张开迷蒙的双眼，看见这一季的冰霜正铺满在我一生的道路上。

我知道，未来的我每走一步，都将踩到靖康二年。直到有一天我能对自己说瞧，北宋乃是因此而亡！

可究竟要到哪一天，我才能给自己答案？

八

靖康二年三月，金人终于图穷匕见，决意颠覆赵宋王朝。

最后的那几天里，金人一边在城中大肆劫掠，一边授意翰林承旨吴幵、留守王时雍等人集合百官推立张邦昌为帝。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个个面无人色，一声也不敢吭。王时雍遂拟就一道议状，强令百官签署。张叔夜、孙傅等人拒不署名，立刻被押往金营。前宰相唐恪被迫签名之后，含恨自尽。

最后议状递到了我的手上。

我把目光落在赵宋王朝这一纸脆薄而沉重的死亡判决书上。我看了很久，始终没有接过王时雍手上的那管狼毫。

最后我抬头瞥了一眼王时雍那张表情复杂的脸，蓦然转身离去。

我手下的御史们纷纷跟在我身后，走进了御史台。

众人坐定之后，我许久不发一言。

监察御史马伸最终打破了沉默。他说：“吾曹职为诤臣，岂容坐视、不吐一词？！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

众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仿佛塞了一团杂草，又仿佛空无一物。

这场空前未有的剧变已经剥夺了我的思考力。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个大宋王朝的历史转捩点上，我既不能当李若水，也不能当王时雍。

一腔忠义的李若水，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留下一个忠肝义胆的烈士之名外，对时局可有一丝一毫的助益？！

没有。

为虎作伥的王时雍，国难当头之际却甘当金人的奴才和帮凶，把屠刀架在自己的同僚和同胞身上，这种人非但为国人所不齿，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最终也会被金人兔死狗烹。我能当这样的人吗？！

不能。

所以，我必须走第三条道路，发出我秦桧自己的声音。就在所有御史台官员的期许和注目下，我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封致金人和国人的公开信：

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布闻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人臣安忍畏死不论哉？！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温篡夺，李克用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

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幸，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此信一出，大宋臣民立刻称颂我为“赵宋忠臣”。

就是这封信，连同以前坚持主战的言行，最终为我博得了美好的声誉和必要的政治资本，使我日后从金国回到南宋时一下子就有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可我心里很清楚，我在这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绝非出于什么君臣大义，而是出于我现在所秉承的务实而稳健的处世原则。换句话说，我只是向天下人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赵宋的都城虽丧，但是民心未亡。在此情况下，金人无论指定谁来组建傀儡政权势必都不能长久，到头来根本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与其扶持一个毫无根基的小朝廷来刺激抗金的情绪和行动，还不如仍然保留一个臣服于金的赵宋王朝，这样反而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我实际上向金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金与宋之间，并非只有你死我亡这一种选择。也就是说，双方完全可以在适当妥协的基础上取得一种微妙的利益均衡。

日后我在想，金人正是从这封非同寻常的公开信中，看出了我与宋廷衮衮诸公的区别。正是这封信让他们逐渐意识到，也许在对宋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上，这个叫秦桧的人能帮他们开辟一条崭新的途径，从而寻求一系列务实稳健而又切实可行的新政策。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封信既为我自己最终成为“赵宋忠臣”画下了完美句号，也促使金人为我铺设一条无间道提供了理论蓝图。

它就像是一座里程碑。

当然，你们也可以称其为耻辱柱。

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慢慢发生的。

当金人的前方二帅乍一看见这封信时，他们是不可能去想那么多的。他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当成抗金派，不由分说地抓进了金营。

于是，继钦、徽二宗，所有宗室成员和一帮大臣之后，我也成了金人的阶下之囚。说实话，直到我枷锁披身、被金人掳掠着一路北上的那些日子里，我才真正体验到了一个亡国奴的痛苦、耻辱和辛酸。

如果说汴京陷落、家国覆灭留给我的只是凄楚的记忆，那么离乡去国、任人宰割的囚徒生涯就是我这一生中最为可怕的梦魇。

我对自己说秦桧，你必须找到一条逃离梦魇的道路！你的一生不能就这么完了！

所以，无论当我日后走上无间道有多少复杂的动因，但是求生本能肯定是其中最不可忽略的一条因为在那样的时刻，无间道就是我生命的出口，是我逃离绝望的唯一道路。

九

靖康二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我们这些被俘的赵宋君臣、宗室后妃，连同宦官宫女、倡优工匠等不下十万人，先后分成七批被押解北上。一路上遭受的凌辱折磨一言难尽。很多人死在了半道上，其中就有饿死的燕王赵俣、绝食而死的将军张叔夜，以及投水自尽的钦宗皇后朱氏。我随钦、徽二宗先是被押到燕京（今北京）、后又迁徙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并于第二年八月被迁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金太宗把徽宗封为昏德侯，把钦宗封为重昏侯，以此羞辱赵宋皇帝。

那些日子里，我们与故国音讯阻隔，根本不知道傀儡张邦昌只当了三十三天皇帝就迫于朝野压力自动下台了，而康王赵构也已于靖康二年的五月初一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并改元建炎。直到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徽宗从一张包茴香的黄纸上看见了“建炎”的南宋年号，才知道自己的第九子赵构已经成了新的大宋天子。徽宗悲喜交加、激动不已。他不但相信儿子赵构能够重整大宋河山，也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回归故国。

因为“茴香”就是“回乡”，他觉得这是天意。

可是，这个天意到头来也只是徽宗的美妙幻想。

因为我们的高宗皇帝赵构自从登上宝座后，唯一盘算的就是如何与金人妥协议和从而保住自己的天子富贵，而不是光复河山、迎回父亲和兄长。

可对徽宗来说，大宋国祚的延续无疑为绝境中的他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以为大宋已经有了和金国重新谈判的筹码，遂草拟了一份新的和约，并命我加以修改润饰。

那一刻，我蓦然看见有一道微光从我那幽暗无望的囚徒生涯中闪过。

就是这道微光照亮了我生命的出口。

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在徽宗原意的基础上，对和约大加修改和润饰。于是在最终的定稿中便出现了一个事关宋金两国关系的全新提法南自南，北自北。

这个提法所传达出的与众不同的立场和理念立即引起了金国高层的兴趣和关注。

完颜宗翰看完之后，结合当初的那封公开信，终于意识到这个秦桧绝非庸才。他预感到在未来的两国博弈中，这个秦桧很可能会派上大用场。宗翰立即召见了我，大表赏识之后，赐我钱万贯、绢万匹，并引荐我觐见了金太宗。

金太宗也对我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青睐。一番客套和勖勉之后，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弟弟完颜昌，让我在他的帐下供职。我知道，这是金国皇帝要对我进行观察和考验，以备必要之时委以大任。所以我拿出了比当初在宋廷时更为巨大的热情和敬业精神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似乎要到好些日子之后，我才会在夜半梦醒的时候突然间心惊不已、汗流满面。

至今我犹然记得那些夜晚，我蓦然翻身坐起，长久地凝视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是谁、此地何乡、今夕何夕？

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怎么突然就走到了这一步？

一种典型的背叛家国的行径为何竟被我自己解读成了“新的工作岗位”？

从一个“赵宋忠臣”到一个金国鹰犬的角色转变，为何会如此不着痕迹、轻松自如？

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自然，以致连我自己都毫无察觉？

想象中的那些彷徨、犹豫、痛苦、挣扎、焦灼不安、自我分裂为什么居然都没有发生？！

我为自己的悄然蜕变而悚然心惊，并且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仿佛是电光石火的一刹那，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早就发生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自己的了解事实上远远滞后于我对自己的颠覆。

也许就在完颜宗望第一次兵临汴京城下，而我一边看着首鼠两端的钦宗皇帝一边心寒不已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或者稍晚一点，随着忠臣李纲一次次遭到掣肘、排挤和陷害，而我对时局的勘破也日渐透彻的时候？

抑或再晚一点，当汴京在金人的蹂躏下变成一座地狱，而我则痛切地发现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比和平更为宝贵的时候？

还是一直到我成为金人的俘虏，失去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我只好告诉自己要不惜代价自我拯救的时候？

……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既然世界早已不是当初的世界，那我当然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我。

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二月开始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间，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全面战争，试图趁赵构即位之初、立足未稳而一举将南宋吞并。金军数度大举出征，长驱南下。兵锋所及之处，北自黄河南至江淮、东起齐鲁西至陕西的南宋大片国土纷纷沦陷。金人甚至一度深入江西、浙江等地。高宗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仓皇南逃，先后从扬州逃到镇江、江宁（今江苏南京）、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鄞县），最后又东逃入海。金国四太子完颜宗弼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其后穷追不舍，甚至以舟师入海追击了三百里。但是宗弼孤军深入，而且暑热将至，终究不敢恋战，遂于建炎四年三月撤军北还。

与此同时，进攻中原的其他各路金兵虽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但是也遭到以宗泽、韩世忠、岳飞等将领为首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不但其强大的攻势不能持久，而且无法在其所占领的城邑长期立足。金廷很快便发现，这广袤的占领区和众多城邑逐渐变成了他们的负担。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收获的利益却根本达不到他们的预期。金人终于意识到，要单纯依靠战争手段在短期内灭亡南宋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们不得不谋求新的对宋战略。

首先他们再度采用了“以汉制汉”的策略，就跟当初扶持张邦昌建立“大楚”政权一样，于建炎四年九月扶立原宋朝济南知府刘豫在河北大名府重建了一个傀儡政权“大齐”，以此统御山东、中原和陕西等地，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并进而威胁南宋。

走完了这一步，金人接下来要实施的，就是“以和议佐攻战”的对宋新战略。

而我秦桧则当之无愧地成了他们这一战略的最佳执行人。

于是，自靖康二年到建炎四年，从大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三年多的我就在这微妙的历史时刻重新粉墨登场了。

建炎四年夏，我以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的身份随同完颜昌南下围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这一次南下，我已经肩负了一项特殊而重大的秘密使命。

换句话说，从跟随完颜昌的大军开出上京的这一刻起，我便正式走上了一条从金国朝廷直通南宋朝廷的无间道。

金国高层决意将我作为一枚钉子，悄悄钉在南宋王朝的心脏上。

我的使命便是利用此次随军南下的机会，以一个掩人耳目的办法脱身，然后潜回宋廷，并尽可能打入南宋的权力中枢，最终全力以赴配合金国“以和议佐攻战”的新战略。

当然，我并不完全是金人手中的提线木偶。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使命，固然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这项使命与我“南自南，北自北”的想法完全一致。所谓“南自南，北自北”，顾名思义，就是南方归于南宋，北方归于金国。也就是南宋承认中原地区业已沦陷的既成事实，以退守半壁江山为代价，换取宝贵的和平与休养生息的机会；而金国则放弃以武力征服南宋的企图，换取宋廷向其纳贡称臣的实惠和利益。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南宋还是要尽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中原的失地。

我这个南北分治的主张之所以能成为此后宋金两国和议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了日后我与高宗默契于心的一贯政策，正是因为它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敢夸口说宋金两国从此便能“化干戈为玉帛”，但最起码，未来的南宋因此而获得了二十余年的短暂和平。

当然，我并不能因此否认我变节投敌的事实。

十

建炎四年九月底，完颜昌攻破了楚州。

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我携家眷和手下，带上金银细软，按照预定计划“悄悄”摆脱了金人，“夺取”了一条船，从水路出发急速向南而行。

十月初二，我们的船出现在距楚州六十余里的南宋涟水军驻地孙村。宋军水兵发现了来历不明的五男二女。那就是我和妻子王氏、一仆一婢，还有一直跟随我的两个老部下翁顺和高益恭，另外一个就是船夫孙静。

我向他们表明了身份。我说我就是前御史中丞秦桧，自汴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掳，此番被迫随金军南下，趁乱杀了看守而逃亡归来。水军都是当地乡民，根本不知道秦桧是谁。他们满腹狐疑，只好把我们一行人带到水寨统制丁禩的帐下。这丁禩也对我们疑心重重，他的部下刘靖甚至觊觎我随身携带的财物，想杀了我。所幸丁禩的幕僚王安道和冯安义了解我过去的身份，因而力保。丁禩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由王、冯二人陪同我前往越州的天子行在，由朝廷定夺。

一个从绝境中走出来的人，还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五，我们由海道顺利抵达其时已升格为“绍兴府”的越州。我向朝廷重述了我的逃亡经过。

不出所料，相当一部分朝臣对此颇为怀疑。

他们的理由是一、当初与秦桧一同被俘的大臣还有何栗、孙傅、司马仆等人，为何只有他一人脱身？二、从燕京至楚州长达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一路上岂无盘问之人？秦桧如何能轻易杀掉看守而从容脱逃？三、就算如秦桧自己所言，他是被迫充任随军转运使的伪职才得以南下，但是金人若无纵归之意，必将其家属扣为人质，岂能容他偕家同归？四、若秦桧等人是趁乱南逃，那么仓促之间，怎么可能从容携带金银财物？

应该说，朝臣们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若真正追究起来，我也很难自圆其说。

可我仍然信心十足。首先因为我相信，我在靖康年间的主战言行仍然为多数朝臣所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我在城破国亡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极力坚持保存赵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光环和护身符。其次，时任宰相的范宗尹和知枢密院事李回虽然一贯是主和派，但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友善的关系。关键时刻，我知道他们会替我说话。最后，也是让我胸有成竹的一点就是此时的高宗皇帝需要我。

凭我对钦、徽二宗的了解，我就能对赵构目前的心态了如指掌。

我知道，我们的皇帝赵构现在谈“金”色变，一心只想着议和。他目前急需有一个人来替他铺设一条宋金和议的桥梁。

而这个人就是我。

就像我说的那样，范、李二人非常欢迎我的归来，他们制止了朝臣们对我的猜测和议论，于十一月初六让我到政事堂会见了其他几位当朝大员。经过一番沟通，他们终于打消了疑虑，并且安排我次日觐见天子。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我前半生所有的困厄、梗阻、曲折、沉浮至此宣告终结，而后半生的仕途辉煌就此开场。

我踌躇满志地来到天子行宫，看见一个时代的大门正为我訇然洞开。

几年不见，当年的康王赵构、此刻的大宋天子仍然是一副清癯白皙的书生之相。连年的颠沛流离和忧愁恐惧显然没有在他脸上刻下多少痕迹。

可我知道，这些东西全刻在他的心上。

短暂的寒暄之后，皇帝赵构立刻直奔主题，问我对时局的看法。

我微笑地迎着天子企盼的目光，说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我还需要说得更多吗？

不需要。

因为从天子赵构的目光中，我已经读出了一份发自内心的赞赏与共鸣。

第二天皇帝就对宰相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贤士！”

我早就说过，皇帝需要我。

几天后皇帝就给了我一个“试礼部尚书”的职位。宰相范宗尹本来还有些顾虑，皇帝却非常爽快。除此之外，随我南归的两个部下、送我回朝的涟水军统制丁禩、其幕僚王安道和冯安义等人都被授予了京官，甚至连船夫孙静都被封为“承信郎”。由此可见，皇帝赵构对我的归来是何等地高兴和重视。

我上书请辞，声明自己回来只是为了奏报两宫安好的消息而已，如今心愿已了，再无他求，愿以原职致仕。可皇帝不准。

他当然不会准。

做梦都盼着我这种人的出现，他怎么舍得放我走？

我回到南宋朝廷的三个月后，即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高宗擢升我为参知政事，让我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枢。对于朝中百官而言，我这个过了气的前朝御史中丞突然蹿得这么高，简直令他们有些匪夷所思。

不过对我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要实现我的使命，我必须攀上那个最高的职位宰相。

可范宗尹如果不下来，我就上不去。

我焦急地等待着机会。

这年夏天，范宗尹突然向皇上提出，要检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蔡京当国时的滥赏问题。我本来也附和范宗尹。可我很快就发现天子根本无意于去翻这些陈年旧账，对范宗尹的提议显得很不耐烦。我终于知道机会来了，于是转而在天子面前暗示范宗尹已经年老昏聩，实在难以担当宰执之责。天子闻言，亦深有同感。

七月，皇帝果然罢免了范宗尹。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相位空无一人。

我知道，那个位子非我莫属。我当即迫不及待地放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言论。

我逢人便说：“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

听者问我：“何以不言？”

我说：“方今朝廷无相，不可行也。”

绍兴元年八月二十三，天子终于下定决心，拜我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时入相。

我如愿以偿地笑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这吕颐浩竟然是个强硬角色，而且还倾向于主战，与范宗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从我们同登相位的那一天开始，我和他之间的明争暗斗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仅仅一年之后，我们便决出了胜负。

我断然没有想到输的竟然是我。

十一

我拜相后立即抛出了“耸动天下”的二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具体言之，就是原籍在北地的南渡之人就回到中原地区去，而在北方的南人也应回到原籍。乍一看，这似乎是“南自南、北自北”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因为前者只是一个笼统的纲领，而后者则是具体的执行政策；前者只是消极被动地承认沦陷的现状，而后者则是积极主动地贯彻南北分治的国策。换句话说，南北之人各回原籍之后，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南人北伐、收复河山的意图，也能消除金人南侵的借口，从而消弭战端，确保宋金之间相安无事，最终促成和平的实现。

然而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策。

事后我反省自己落败的原因，四个字操之过急。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我既然反对用军事手段收复失地，那就应利用外交手段去收复。可我刚登相位、立足未稳，宋金局势又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我还施展不开手脚。在此情况下抛出这个政策，就会严重打击主战派光复河山的斗志，因此必然招致人们的反对。

其二，我的实力远逊于对手。吕颐浩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而我刚刚回朝根基不稳。所以吕颐浩紧紧抓住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政策，对我发起了致命一击。他授意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我专主和议，阻挠和打击宋人光复河山的决心和士气，而且植党擅权；他们甚至在奏书中把我比作王莽和董卓。

其三，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此刻朝堂上绝大多数都是南渡的北人。在中原收复之前，我的政策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感情。而头一个被我伤害的就是大宋天子赵构。

当然，我落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子也跟我一样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他求和心切，恨不得一天之间就与金人达成永久的和平。可事情又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我需要等待各种条件成熟，才可能启动和议。可天子等不了。

就在将我罢相的前一天，高宗赵构忍不住对直学士綦崈礼说出了心里话：“秦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就是北人，要归往何处？秦桧又言‘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如今究竟哪里耸动了？”

绍兴二年八月二十七，我第一次的宰相生涯以一年零四天而告终。皇帝把我贬为观文殿学士、江州太平观提举。皇帝还让綦崈礼把他说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在朝堂上张榜公布，表示永不复用的意思。

可我并不感到沮丧。

因为我知道我会回来的。

以宋之国力，绝对不可能在对金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而皇帝赵构又随时随刻盼望着坐到议和的谈判桌前在此情况下，南宋的朝廷和天子怎么离得开我呢？

所以，我在赋闲的那几年里一直显得从容不迫，而且意兴悠然。我一边观望着战局的发展和时局的演变，一边胸有成竹地等待着那一纸复相诏书的到来。

我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我复相为止，整个天下的战局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总共有三个政权和四种军事力量一直处于混战和拉锯状态中。除了宋、金和伪齐这三个政权外，中原地区又民变四起、盗寇蜂拥。南宋军队要同时与女真、刘豫和群盗这三方敌人作战，其艰难情状可想而知。

在其时的中原主战场上，有四位将帅相继成为南宋前线的中流砥柱，他们是岳飞、韩世忠、张浚和刘光世。其中尤以岳飞的战功最为卓著。第一阶段战役，岳飞等人先后平定了李成、张用、孔彦舟、范汝为、曹成、刘忠、杨么等大股盗寇，至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基本上荡平了内乱。岳飞等人遂请旨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自绍兴四年起，赵鼎、张浚入相，二人都是主战派，高宗赵构在朝野的一致影响下遂决意讨伐伪齐，与刘豫和金人展开第二阶段的中原大决战。

绍兴四年十月，韩世忠在大仪（今江苏仪征东北）大破金兵。十二月，完颜昌与完颜宗弼两路大军与韩世忠在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一线对峙。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金军却在一个风雪之夜悄然引兵北还。刘豫的两个儿子亦随之仓皇北撤。原来此时的金太宗吴乞买已经病危，所以完颜昌与完颜宗弼都急于回国参与政权交接。次年正月，金太宗卒，由金太祖之孙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此后的金朝发生了一连串的权力斗争，无暇南征。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南宋一边与刘豫对峙于淮水，一边趁此时机积极部署。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夏，岳飞屯兵襄阳，韩世忠屯兵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屯兵盱眙，刘光世屯兵庐州。岳飞自襄阳进兵收复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随后又数战皆捷。高宗赵构在众将陈请下亲临平江（今江苏苏州）以励士气。刘豫惶恐，急向金熙宗求援。而此时金朝的权力格局已非同往日。刘豫本由完颜昌扶立，其后却极力攀附权倾一时的完颜宗翰，完颜昌对此怀恨在心。金熙宗即位后担心宗翰擅权，便与完颜昌、完颜宗磐、完颜宗弼等人联手将他逼死。宗翰一死，刘豫就失去了在金廷的保护伞。所以当金熙宗向时任宰相的完颜昌与完颜宗磐询问是否出兵援助刘豫时，完颜昌极力指责刘豫，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之情，而完颜宗磐也说：“当年之所以册立刘豫，是为了利用他来牵制南宋，我们便能按兵息民，而今他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反而兵连祸结，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要他又有何用？”

于是金朝决定作壁上观，只派遣完颜宗弼领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西南），做出声援之势，实际上是在观望。刘豫无奈，只好倾巢出动，于绍兴六年十月发兵三十万，分三路进攻宋军。结果三路皆败，伤亡惨重。刘豫再度求援。金主大怒，于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闰十月命完颜昌与完颜宗弼率兵直扑汴京，废黜了刘豫，另于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事实上就是取消了伪齐政权，将其降格为金朝辖下的一个行政区。

刘豫一废，岳飞和韩世忠立刻上疏朝廷，请旨北伐、光复中原。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高宗皇帝已经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议和。

因为金廷终于向赵构抛出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橄榄枝。

数年来，高宗赵构从未中断向金国派遣议和使臣，可让他失望不已的是，大多数使臣基本上有去无回，通通被金人扣留。金人偶尔也会放回一两个，并派出一些谈判使节至宋，但是高宗始终犹豫不决。因为金人的议和条件相当苛刻，而南宋军队在战场上也逐渐扭转了劣势，所以朝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也越来越强，致使和谈一再搁置。

然而这一回不同了。

高宗于绍兴七年三月派出的使臣王伦在这一年十二月带回了一个令他振奋不已的消息金人愿意奉还梓宫、太后和原属刘豫的河南之地。

所谓“梓宫”，指的是已卒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的徽宗之灵柩，而“太后”便是高宗赵构即位后将其遥尊为“皇太后”的生母韦贤妃。王伦还向高宗转达了完颜昌亲口说的话：“自今以后道路再无壅阻，和议可以平达了！”高宗闻言大喜，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

而这个时候，我也早已随着高宗和朝廷议和倾向的重新抬头而成了枢密使。

我相信，随着和谈局势的发展，我很快便能重返相位。

十二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不出我所料，高宗下诏让我再度出任宰相，与赵鼎同列。

五月，金廷的议和使臣乌陵思谋等人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我在高宗的授意下，对他们礼遇甚隆，并准备从朝臣中选派几位代表随同我与他们进行秘密磋商。我点名让吏部侍郎魏矼参与。魏矼却说：“我过去当御史时就反对议和，而今不能在谈判桌上面对他们。”我问他为什么反对议和，魏矼侃侃而谈，分析了一大通“敌情”给我听，实际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鲜见解。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

没想到魏矼硬生生顶了我一句：“在下是担心敌人不以诚待相公啊！”

我笑而不语，随即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

六月，乌陵思谋入朝与我举行了多次磋商，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高宗心中甚喜。可此次和谈遭到了赵鼎、王庶和张九成等多位大臣的强烈反对。于是高宗找了个机会，当着宰执们的面，面露忧色地感叹道：“先帝的灵柩如果能归来，就算再等两三年也无不可。只是太后年事已高，朕一天到晚思念她，总想早一天见到她。这就是我不怕委屈自己，也希望和议能迅速达成的原因啊！”

我看见赵鼎等人面无表情，不置一词，连忙说：“屈己议和，这是人主之孝；见主卑屈，义愤难平，这是人臣之忠！”

高宗瞥了宰执们一眼，说：“虽然如此，可有备才能无患。和议固然要促成，可边备也不得松弛。”

我频频点头称是。

自始至终，赵鼎等人都不发一言。

可高宗和我都觉得无所谓。本来我们唱这出双簧，就是跟他们打声招呼而已。现在目的达到了，他们保持沉默更好。

绍兴八年七月，高宗和我再遣王伦使金，带去了宋廷的和谈决议。

十月，金廷任命张通古和萧哲为“江南招谕使”，作为正式谈判代表与王伦一起南下，准备开启宋金两国的正式和谈。在金使到达之前，我郑重其事地对高宗说：“群臣畏首畏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请由臣专主其议，群臣一律不得干预！”高宗马上说：“朕专委卿。”

我略微沉吟，说：“陛下若恐不便，可更思三日，容臣再奏。”

三天后，我再问高宗的意思，他还是表现得既坚决又迫切。可我不急，我还是那句话，让他再考虑三天。

又过了三天，我看见皇帝几乎是死心塌地了，才正式呈上由我专主和议的奏章。

十月二十一日，眼见和议已成定局的赵鼎无奈地向高宗请求致仕，黯然离开了相位。

赵鼎一走，我顿觉浑身清爽。

另外还有几根刺，我也认为有必要一一拔除。可我还是给了他们最后的机会。我对礼部侍郎兼代理尚书张九成说：“且与桧同成此事，如何？”张九成说：“事若可行，九成毫无异议！只是不愿苟且偷安而已。”

我笑笑，说：“人立于朝，大抵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

这句话绝对是我的肺腑之言。

早在靖康年间我就已经明白了，富有弹性的柔弱，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南宋的朝堂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张九成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

我心里苦笑，像他们这样简单的大脑显然理解不了我的处世哲学。

几天后，我就把张九成撸了。同盟者都出局了，枢密副使王庶不免唇亡齿寒，几天后也主动请辞，称疾而去。我随后便援引了赞成和议的孙近为参知政事。

随着和谈日期的临近，朝野上下按捺已久的反和情绪突然爆发。臣民们风闻大宋天子此次和谈必须向金使跪受诏书，痛感奇耻大辱，猛然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首先帝国的几大军事统帅就发出了强烈的反应。其时已官拜太尉、驻兵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岳飞上疏高宗，说：“金人不可信，和议不足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之讥！”时任京淮宣抚使的韩世忠也连上四疏，称“金人把我们当成了刘豫”；并表示若战端复开，军事重责可由他“亲身当之”。人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张浚更是上疏十余次，极力反对。

与此同时，朝臣们也是一片愤慨之声。其中尤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所上的奏疏措辞最为激烈，矛头虽直指王伦、孙近和我，实则亦在抨击高宗：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怫然怒；堂堂大国，相率而拜仇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钦宗）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敌之情伪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敌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也？况敌人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凌夷，不可复振。可为恸哭流涕长太息者矣！……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顷者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谩不敢可否一事，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这篇奏疏写得慷慨激昂，可谓难得一见之雄文，连我看了都不免悚然动容。然而，意气风发就能富国强兵吗？文采斐然就能拯民于水火吗？搞政治需要的是头脑和策略，不是热情和空言。胡铨的文采即便能著称于后世，可他的仕途恐怕要终止于当下了。

我立刻上奏皇帝，说：“臣闻胡铨上疏，极尽诋毁之能，这恐怕是臣等识浅望轻，无以取信于人之故，伏望陛下早赐诛责，以孚众听。”我做出了请罪的姿态。高宗连忙下诏安抚：“卿等所陈之论，并无过谬。朕志坚定，宜择其可行者行之。朝野难免会犹疑，而道听途说者更未能详于本末，致使小吏诋毁大臣。此事久将自明，卿等何罪之有？！”

几天后，胡铨以“狂妄上疏，语言凶悖”的罪名被高宗和我撵出朝廷，永不叙用。

可我没想到，一个胡铨刚走，更多的胡铨又站了出来。司勋员外郎朱松等六人又联名上疏对我发出弹劾：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之罪者！

看到奏疏，我苦笑不已。

所谓“诏谕江南”，意思就是由金人下诏册封赵构为帝，所以需要高宗赵构行人臣之礼跪地接诏，这当然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实上自从宋使王伦陪同金使南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了，并不需要等到大宋臣民们的口水把我淹没才唤醒我的思考。我真正想达到的目的是既迎回梓宫和太后，又不费一兵一卒收回河南与陕西失地，并且又不让高宗皇帝向金使跪地接诏、屈节称臣。

这才是我的艰难所在。

绍兴八年岁末的这些日子，我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艰难地思考着。

此时此刻，与其说我是得意扬扬地行进在无间道上，还不如说我是战战兢兢地在高空中走索。

金使抵达临安的前几天，我向高宗提出，金廷所封的使节名称问题很大，应该与他们磋商，把“江南”改为“宋”，把“诏谕”改为“国信”，即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文书，并且不让天子出面接受他们的册封。所有这些，都应在和约签署前对他们事先声明。高宗满意地点头，说：“朕受祖宗二百年基业，为臣民推戴，已逾十年，岂肯受其封册？”

不受金人封册，在天子是一句话的事，可在我就是头痛的大问题了。

我到底该怎么走过这条艰难的高空之索？

十三

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抵达临安，下榻于左仆射府邸。

和谈在即，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我反复斟酌了。

我的思考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把“江南”改为“宋”，把“诏谕”改为“国信”，在我看来问题不大。毕竟金使张通古和萧哲自进入宋境以来，也切身感受到了南宋军民对他们的愤慨和仇视，在此情况下他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味坚持强硬态度，导致和谈破裂，首先南宋军民就会把他们生吞活剥了，所以这一步容易实现。

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接下来，要由谁去拜受国书？

如果不让天子出面，那么这个拜受国书的人只能是我。

我倒不会吝啬自己的这一跪。很久以来我就不太看重这种所谓的“荣辱”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达成和平。为了宝贵的和平，我完全可以牺牲自己膝下的黄金。真正让人绞尽脑汁的问题在于：要以什么样的借口迫使金人在这一关键点上妥协？

这必须是一个既让金使无力反驳，又让他们回国后可以交差的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哪儿呢？

有一天我与给事中楼炤闲谈，说着说着他无意中蹦出一句话，让我突然间豁然开朗。

他说的是《尚书》和《论语》中的一句话：“高宗谅阴，三年不言。”

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笼罩在我心头多日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

所谓“高宗”指的是殷商国王武丁，“谅阴”指的是武丁为父王小乙守丧时居住的“凶庐”。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嗣君武丁为先王小乙守丧三年，其间不问朝政，百官全部听命于宰相。而我们的先王徽宗虽然早已于绍兴五年病逝于五国城，但是高宗赵构听到父丧的消息也不过才数月，此时我们的高宗虽不必像商朝的高宗那样守丧三年，但守几个月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绝妙、更有说服力的借口呢？

我即刻授意王伦代表我和朝廷与金使谈判，以上述借口迫使他们让步。我特意向王伦强调的一点是，关键时刻就以大宋臣民对他们的敌意进行威胁，必要的话就恐吓一下。王伦心领神会。果不其然，虽然金使张通古和萧哲听完后颇不情愿，但是一想到自己身陷险境，只好妥协。

为了争回一点面子，他们强调拜受国书时必须由宰相领着所有当朝大员前往。

这个条件我欣表同意。

这还不简单？

找一群八、九品的小吏披上一、二品的朝服，不都成“大员”了吗？

早在靖康年间我们就这么干过了，何妨再来一回！

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离新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我以暂摄国政、总领百官的冢宰身份，率领一大批文武“大臣”前往左仆射府邸，正式跪受金使的国书。

当我双膝一软伏地而拜的那一刻，我知道历史将把这一幕永远定格。

我预感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世事如何变幻，我在后人的心目中将再也不能直起腰身。

可我认为这绝对值得。

因为很久以来我就已经是一个务实的人。

当我接过国书、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见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即将从浓厚的云层中穿射而出。

我企盼它从此能普照命运多舛的大宋王朝。

然而，和平只维持了短短的一年多，墨迹未干的盟约便被幡然撕破，金人铁蹄再度南下，战争和死亡的阴云重新笼罩在人们头上……

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和议突破重重阻力终于圆满达成。和议约定，宋朝每年向金输送“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的岁贡；而金国则奉还河南、陕西之地，并送回徽宗灵柩、钦宗和韦太后。天子欣喜万分，下诏布告中外，大赦天下，并再遣王伦为“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以蓝公佐为副使，负责北上落实盟约。

至是年三月，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今河南商丘）等中原失地相继交割完毕，南宋任命的军政官员亦先后到任，一系列重建家园的工作也开始启动。河南故地的百姓纷纷喜极而泣。在这片土地上燃烧多年的兵燹战火，似乎就此熄灭了。

所有人都祈求它永远熄灭。

然而，世事难料。

这一年七月，金国高层突然爆发了一场流血政变。原本力主和议的宰相完颜昌与完颜宗磐遭鹰派人物完颜宗弼等人陷害，以“叛国谋反、擅议割地”的罪名被先后诛杀。此后宗弼迅速上位，以右副元帅晋位为都元帅，并进封越国王，总揽了金国的军事大权。

实际上这只是金国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可问题是“宋金和议”不幸成为鹰派人物对付政敌、急于搏出位的把柄和借口。

所以，当第二年金人败盟、大兵压境的消息传到临安，我只能面朝苍天，良久无语。

历尽艰辛重新获得的失地与和平就这样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化为乌有。

我只能说这是天意。

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悍然撕毁盟约，兵分四路呼啸南下，一路进攻陕西，一路进攻山东，一路进攻河南，宗弼亲率精锐骑兵直扑汴京。转眼之间，东京、西京、南京等河南故地再度沦陷。

南宋帝国重新进入了艰难的抗战时期。

被后人称颂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就是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辉煌顶峰，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永远镌刻于青史之中。

然而，他太过伟大了。

一个过于伟大的人只适合活在纯粹而永恒的历史中，不适合活在复杂而现实的世界里。因为很多人不堪忍受他那刺目的光芒。他的光芒只适合让后人透过岁月的烟尘遥遥仰望，而不适合同时代的人近距离地正视。

尤其无法让一个皇帝正视……

十四

绍兴十年六月，完颜宗弼占领汴京后迅速南下，大军前锋直抵顺昌（今安徽阜阳）。其时屯兵顺昌的西北名将刘锜亲率敢死队五百人击退金兵前锋，并向宗弼下了一道战书。宗弼大怒道：“以我兵力，击破顺昌如以靴尖踢倒耳！”数日后双方在顺昌城下展开激战。

就是这一战，让不可一世的完颜宗弼遭遇了自与宋朝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惨重失败。

刘锜大破金兵，砍杀数万人，宗弼的精锐丧失十之七八，只好退守汴京。

与此同时，岳飞挥师北上，其帐下将领牛皋与孙显二部首战告捷，分别于汴京西面和陈、蔡州界大败金兵。

闰六月，张宪部克复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今河南许昌），随后与牛皋会师克复陈州（今河南淮阳）；王贵部收复郑州；此外，梁兴奉岳飞之命联络河南各地义兵，亦占领多处州县。岳家军所到之处，连战皆捷，一时中原大振。

七月，岳飞亲率骑兵进驻郾城。宗弼闻讯，急率主力进逼郾城，准备集中优势兵力与岳飞进行决战。岳飞命其子岳云率骑兵冲锋，并下死命令：“不胜，先斩汝！”岳云身先士卒冲入敌阵，斩杀甚众。宗弼打出王牌，命劲旅“铁浮图”一万五千骑投入战斗。所谓“铁浮图”，即士兵皆头戴铁盔、身披重铠；亦称“拐子马”，即三骑相连贯以铁索，战时齐头并进，其势锐不可当。岳飞命步兵以长柄麻扎刀入阵，下令：“不许仰视，但斫马足！”

战无不胜的宗弼王牌军此次终于遭遇克星。“拐子马”一马被砍倒，三马不能行，金兵顿时崩溃。宗弼仓皇掉头北逃，大恸说：“自从起兵以来，皆以此马获胜，而今算是完了！”

这一战，名为“郾城之捷”。

宗弼一路向汴京败退。岳飞穷追不舍，于七月中旬进抵距汴京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与宗弼两军对垒，岳飞遣五百名精锐骑兵大破宗弼军，宗弼撤入汴京。一时间，磁州、相州、开州、德州、泽州等各地豪杰义士纷纷拉起“岳家军”的旗帜；河南一带的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金军中的许多汉人将领亦纷纷率部反正。岳飞大喜，对部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至此，一贯骄狂的完颜宗弼终于领略到金兵中盛传已久的那句评价绝非虚誉。

金兵们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宗弼想在汴京周围抓一些壮丁以补充兵力，可却抓不到一兵一卒，他仰天长叹：“自我起兵以来，从未有如今日之失意者！”

就在完颜宗弼打算放弃中原引兵北还的时候，一个汴京的书生有一天忽然拦在他的马前，说了一句话。

他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很快就会退兵。”

宗弼满脸狐疑：“岳飞以五百骑破吾十万，我如何能守？”

书生答：“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自身尚且不保，岂能有所作为？”

宗弼恍然大悟，遂按兵不动。

我不得不说，这个书生的书没有白读。

因为他读懂了政治，也读懂了高宗和我的心。

就在前线捷报频传的同时，高宗和我都不免犯了嘀咕。准确地说，对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我们都喜忧参半。

喜的是这南宋的半壁江山，终于解除了覆亡的危险。忧的是这场卫国战争虽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可岳飞绝不满足于此。他要乘胜北进收复所有失地，继而挥师北上，对金国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击战。

所以他才把那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并且妇孺皆知直捣黄龙，迎回二圣！

如果直捣黄龙，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全面战争。

这些年来灾难频仍元气大伤的大宋王朝打得起这样的仗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打仗绝不仅仅是两军对垒、你杀我砍那么简单。除了打战斗力、打士气、打兵法、打运气之外，更要打兵员、打军械、打物资、打粮草……归根结底一句话打的是国力。

岳飞或许有这种必胜的信念和把信念付诸实现的能力。

可是，南宋有这种必胜的国力吗？

没有。

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一。

还有，岳飞自起兵以来，表现得太过神勇了。换句话说，他的锋芒太过于耀眼了。高宗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深深的忧惧

你岳飞再神勇，你也是赵宋的臣子吧？你的部队再能打，也是大宋的军队吧？可如今你的士兵都姓“岳”了，连同中原地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义军都姓“岳”了，试问，你把朝廷置于何地？中原百姓都只认你岳飞一人，试问，你把天子赵构置于何地？

再者，倘若你真的“直捣黄龙，迎回二圣”，那么到时候天下是由嫡长的钦宗赵桓来坐，还是由庶出的高宗赵构来坐？就算钦宗已经没有了复位的野心，可天知道名满天下、功盖八荒的岳飞你……有没有当皇帝的野心？

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因为战功显赫、兵权在握，才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柴荣的天下。天知道大英雄岳飞你凯旋的时候，会不会也来上演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如法炮制地攫取赵宋的天下？

你如果真的直捣黄龙，灭了金邦，那真是一件让人感到很恐怖的事情连如狼似虎的女真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了，天下还有谁是你的对手？到时候你心血来潮想做点出格的事，我们的皇帝拿什么来防你？

事实上，岳飞也已经做过极其出格的事了。绍兴五年，他曾越职言事，入朝奏请高宗立太祖后人为嗣君。虽说高宗的嫡子早夭，且此后再无生育，但此事也万万轮不到你一个拥兵在外的大将来指手画脚啊！高宗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疑惧，特意命岳飞帐下的随军转运使薛弼回去告诫岳飞：“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

如此种种，都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二。

最后，高宗和我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把“议和”作为既定的国策，其中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是什么，你岳飞也必须搞清楚！主观上，高宗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天子富贵，而我秦桧也是为了长期独掌相权；可客观上，这也是为了让南宋百姓们过几天太平日子。而你岳飞却自始至终一意主战，这足以说明你没搞清楚状况。你不但触犯了高宗和我的个人利益，你也违背了南宋的根本国策。你一旦开启了对金的全面战争，那么和谈的基础就会被你全盘破坏。你打了胜仗，皇帝就在你的股掌之中，结局比半壁江山还惨；你打了败仗，皇帝就在金人的股掌之中，有什么资格和金人谈判？

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三。

综上所述，岳飞固然是一个军事天才、一个杰出的将领、一个神话般的英雄，可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从政者。

他的政治头脑，甚至远远不及汴京城里拦在宗弼马前的那个无名书生。

所以，为了把上述种种问题和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高宗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命令前线几大将领脱离中原战场，撤兵回防，然后与金人重启和谈。

朝廷下达了撤兵诏书，岳飞抗命，回奏说：“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辎重渡河，而我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再失！”

诚然，纯粹从军事角度而言，宋军此刻应该一鼓作气、乘胜北伐。可我已经说过了，在“政治”这盘大棋局中，“军事”只是其中一角。很多时候主动“弃子”，并不是懦弱和无能的表现，而是着眼于全局的一种高明下法。

可岳飞显然是一颗不听调遣的棋子，更不是一个纵观全局的棋手。

面对岳飞的抗命不遵，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协同作战的刘锜、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部先后调回，给岳飞制造了一个孤军深入、两翼空虚的态势，然后让高宗再度下诏：飞孤军，不可久留，请令班师！

为了落实这道诏书，高宗和我一日之间发出了十二道金牌，逼令其班师。岳飞如果再不奉诏，那无异于抗旨谋反。他扼腕泣下，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岳飞班师那天，郾城百姓堵在他的马前，痛哭跪求：“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兵，金人皆知之，相公今去，我等灾难临头矣！”岳飞亦泣，取出诏书对百姓说：“我奉旨，不得擅留。”

郾城郊外，一时哭声震野。

岳飞不忍，遂让郾城百姓随其南渡，奏请朝廷以汉上六郡的闲田安置他们。

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岳飞退防鄂州（今湖北武昌），所复失地旋即被完颜宗弼重占。八月，韩世忠亦还镇。至此，所有前线将领全部撤回原防。

高宗和我朝思暮想的和谈，终于可以重启了。

十五

诸将班师后，完颜宗弼越过淮水，企图进一步南侵，均被宋军击败，不得不退回淮北。与此同时，陕西战场上的金军也屡屡败于西北名将吴璘之手。从绍兴十年八月到十一年三月之间，金人在东西两线的战事均遭挫折，宋金进入了对峙相持的阶段。宗弼意识到这场战争再打下去，很可能会使他泥足深陷，搞不好他的军事前途和政治生命都要葬送于此。

于是他不得不停止了进攻的步伐，开始把目光转向和议。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四月，战场上的硝烟逐渐散去，而高宗和我也开始了内部整顿的行动。朝廷把韩世忠、张俊和岳飞召回，任命韩、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

明眼人都知道，这叫明升暗降；也叫外示尊宠，内夺兵权。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也都知道，这是历朝历代每一个军事强人的必然归宿。

而大宋犹然。本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典故人们耳熟能详。自开国以来，这便是每一任赵宋天子的独传心法和祖宗家法。这几年来，韩、张、岳三帅通过战争所建立的功勋和威望，已经使高宗赵构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唐末五代之弱干强枝、骄兵悍将的历史教训。韩、张、岳三帅虽还没有像唐末五代的军人那样跋扈，但是难以驾驭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尤其是岳飞。

说实话，当初用十二道金牌把他追回来的时候，高宗和我都捏了一把汗。

万一他坚决抗旨，索性拉起反旗，建立宋金之间的第三个政权，高宗和我根本是拿他没办法的。到时候外患未平、内乱又起，南宋便会重蹈唐末五代之覆辙。

所幸岳飞没反，他还是乖乖回来了。

高宗和我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和我能轻易地纵虎归山吗？

当然不能。

十一年六月，高宗又进封我为庆国公兼任枢密使，并让宣抚司军隶属于枢密院。实际上就是把三大帅和他们手中的兵权牢牢把握在朝廷手中。至此，高宗和我都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我又收到完颜宗弼发给我的一封密函。他说：“你朝夕都在企请议和，可岳飞至今仍想恢复河北，所以，必须杀掉岳飞，才可启动和谈。”

于是，高宗和我决定收网。

这一年七月，我授意谏议大夫万俟、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连续向岳飞发起弹劾，说他“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妄自尊大、肆无忌惮”，而金人进攻淮西时，岳飞“欲弃山阳而不守”，等等。八月，朝廷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并缴还镇节，充万寿观使。

九月，完颜宗弼终于犹犹豫豫地向南宋伸出了橄榄枝，把两名被俘的南宋军官莫将和韩恕放还，并让他们带回和谈的意向。

十月，本来就嫉妒岳飞的张俊主动向我靠拢，我便授意他状告岳飞部将张宪与岳飞长子岳云串通谋反。于是高宗下诏将岳飞、岳云和张宪全部逮捕，关进大理寺狱，命御史中丞何铸负责审理。岳飞被捕时仰天长笑，说：“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在狱中，何铸逼问其反状时，岳飞解开衣裳，露出后背的四个刺字尽忠报国。

何铸不忍逼供，遂奏称岳飞无罪。

可是，开弓还有回头箭吗？

无论从天子希望社稷安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金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角度出发，岳飞都只有一个结局死。

我立刻改派与岳飞素有私怨且手段强硬的万俟重新审理。万俟遂称，张宪与岳云之间有谋反的书信往来，但皆已被他们焚毁。

虽说自古以来，政治上的狱案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岳飞之狱还是引起了朝野的愤慨，许多朝臣和百姓纷纷替岳飞鸣冤。高宗和我虽然极力弹压，贬谪了一帮人，但在毫无证据和舆论纷起的情况下，要如何将岳飞定罪，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我思前想后，最后不得不横下一条心既然不能公开定罪，那就只好派人暗杀。

我下手之前，韩世忠亲自来找我，质问我岳飞的罪证在哪儿，我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一声长叹：“‘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又是一个新年来临之际。

我给大理寺狱的主管官员递了张条子。

当天，岳飞的死讯就传遍了临安城。

同一天，岳云和张宪被斩首。岳飞的家产被抄没，家属均流放岭南。

十六

岳飞死了，时年三十九岁。

我承认，他纯粹是死于一场冤狱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谋杀。

我就是凶手，而皇帝赵构就是主谋。

用你们的话来说，我们都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对此我没有异议，也不敢辩解。

岳飞之死的原因我似乎都跟你们讲过了，什么妨碍和议啦，功高震主啦，政治上不成熟啦，等等。然而，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八百多年来，我的白铁之身长跪在岳飞陵前，被千夫所指、万民唾骂，而我的灵魂也从无间道直接堕入了刀山火海的无间地狱。我在那里经受着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然而，忽然有那么一天，我在无望无涯的煎熬中豁然开朗。

我终于找到了岳飞之死的真正凶手和真正主谋。那就是

规则。

游戏规则。

对统治者来讲，当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无论公共利益牺牲再大，他也只不过失去了一点点；而只要他的个人利益牺牲一点点，那对他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因为一旦政权被别人“私有”了，那么到时候的公共利益就已经跟别人的私有利益捆绑为一体，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许并不寂寞，在我身后三百多年，西方一个叫马基雅维里的人就公然说过这么一段话：“君王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善于深谋远虑，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邪恶行径的发生，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不妨保留某些不致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因为人们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假如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进行一番细细推敲，就会察觉某些事情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王照着办就等于自掘坟墓；而另一些事情表面上看来是恶行，但是如果君王照办了，却会给他乃至国家带来莫大的安全与福祉。”（《君王论》）

马基雅维里所说的“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好事”，指的就是与统治者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公共利益，而“另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恶行的事情”指的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公共利益。

我记得我和你们说过，当岳飞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时候，高宗和我在朝中却不免战战兢兢。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

难道高宗和我天生就喜欢打败仗、喜欢自毁长城、喜欢当亡国奴？

难道高宗和我居然笨到不知道飞鸟未尽、良弓就不能藏，敌国未破、谋臣就不能亡的道理？！

不。是因为规则。是因为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当家国社稷和天子富贵都面临覆灭危险的时候，南宋的公共利益和赵构的个人利益就是高度一致的，这时候岳飞抗金就会赢得高宗和我的褒赏；而当金人势蹙、岳飞反而坐大，致使高宗和我都意识到统治利益遭受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先把公共利益撇在一边，对岳飞痛下杀手。

赵构要做稳一个皇帝，规则告诉他必须这么做。

我要做稳一个权臣，规则也告诉我必须这么做。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事件还少吗？在我们之后，这种事件就会绝迹吗？

不。只要规则存在一天，悲剧便会一再重演。

说到底，是规则主宰了这一切，导演了这一切。

因为规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无形的黑手。

可那只无形黑手，千百年来却一次又一次逃脱了历史的审判。

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认罪和忏悔。同时，也在这里向你们举证和控诉。

我控诉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潜规则，我控诉幕后的那只无形黑手。

除非哪一天，你们把它押上审判台，历数罪恶，明正典刑，那么岳飞的冤案才算真正得到了昭雪。否则，无论你们在我的白铁之身上啐下多少愤怒的口水，这个岳飞还是死得冤，其他无数的岳飞也还会死不瞑目！

如果这只黑手依然游荡在人间，一旦时机成熟，它还是会让这一切卷土重来。

十七

与发起岳飞狱案几乎同时，宋金和议再度展开。

自绍兴十一年九月莫将和韩恕回到临安，向高宗和我转达了完颜宗弼的和谈意向后，我便先后派遣刘光远、魏良臣等议和使臣前往金朝。十一月，完颜宗弼派遣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与魏良臣一起来到临安，谒见高宗，正式提出和议条款，并议定盟誓。十二月，我又任命何铸为“金国报谢进誓表使”，前往汴京与完颜宗弼会晤，又至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谒见了金熙宗。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底，第二次宋金和议正式达成。史称“绍兴和议”。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宋金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让京西的唐州（今河南沁阳）、邓州（今河南邓州）与陕西大部予金；宋向金称臣，金主册封宋主为帝；宋朝每年向金朝缴纳金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金主生辰及正旦，宋遣使致贺；金归还徽宗梓宫和太后。

很显然，与绍兴九年的第一次和议相比，此次和议南宋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不但向金称臣纳贡，接受册封，而且丧失了淮北、中原和陕西的大片国土，而换回的仅仅是徽宗灵柩和高宗母后。

毋庸讳言，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纸丧权辱国的和约。

然而，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南宋也借此保全了东南半壁，并换取了二十年的和平。

其中得失该如何定论？

对于这段历史，历代史家多数破口大骂，但也不乏持中之论，宋、明、清都有。其中清朝赵翼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他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南宋主战派所持的是“义理之说”，而主和派所持的是“时势之论”，二者其实都无可厚非，但必将相互抵触。他说：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而存，不和议而亡……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毁，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当然，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预料到，当八百多年后的你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会充满不平和愤懑，仍然会对我和高宗发出强烈的诅咒。

我承认，“绍兴和议”之所以能达成，很大一部分是居于高宗和我的私心。

“绍兴和议”之所以能圆满达成，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高宗赵构。当使臣何铸北上之前，赵构就一再强调：“朕北望庭帷，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窃计天亦默相之。”说罢，高宗潸然泪下，左右之人皆掩面而泣。高宗又说：“汝见金主，以朕意与之言曰：‘唯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亲之在上国，一寻常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诚说之，彼亦当感动也。”

我们的高宗皇帝自始至终打的都是这张“孝”字牌。

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很高明。

当这面“人君之孝”的光辉旗帜被皇帝挥舞得虎虎生风的时候，主战派们除了以沉默来表示“人臣之忠”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岳飞系狱之后，和约又签署在即，坚定的主战分子韩世忠不免唇亡齿寒而心灰意懒，几次谏议不果，遂上表请求致仕。如此正中高宗和我的下怀，遂罢其为醴泉观使，封福国公。韩世忠从此闭门谢客，绝口不谈战事，终日跨驴携酒，与一两个仆从遨游于西湖之畔，连他那些老部下都难得见上他一面。

金国如约放还了徽宗灵柩和韦太后。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二十三，高宗皇帝赵构终于在临平镇（今浙江余杭）等到了阔别十五年的母亲。

母子相见的这一幕委实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高宗皇帝的所有心愿终于在这一天全部达成。

可千里归来的老人说了一句话，却在天子笑逐颜开的脸上迅速投下了一道阴霾。老人说她归来前，钦宗赵桓涕泗横流地拉着她的衣袖说：“寄语九哥，吾若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其他不敢望于九哥。”

高宗赵构听完后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直到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五十七岁的钦宗皇帝病卒于五国城的时候，我们的高宗皇帝也没有动过一毫恻隐之心。

高宗当然不会没有一点手足之情，可问题在于龙椅只有一张。

无论钦宗赵桓做出什么样的保证，高宗赵构都不可能不把他的归来视为一种威胁。

这也是游戏规则所决定的。

绍兴和议的直接结果便是宋金两国对峙之局的形成。南宋的半壁河山下辖两浙、两淮、两江、两湖、京西、福建、成都、潼川、夔州、利州、两广共十六路；府、州、军、监共一百九十，县七百零三。

十八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九月，我因和议之功进位太师，封魏国公。十月，又晋封为秦、魏两国公。我因为这两个爵位碰巧和蔡京、童贯名号相同，觉得不太光彩，于是就推辞了，请求高宗转封我母亲为秦、魏国夫人。

从这一年开始直到我生命的终点，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

在这十三年里，不但朝廷百官对我俯首帖耳，连高宗赵构也对我言听计从。我完全获得了人臣所能享有的极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了天子。

这一切如此美妙，可以说是我当初被迫走上无间道时所不敢想象的。

回想起靖康年间一腔正气极力主战的秦桧以及建炎年间卑躬屈膝叛国求荣的秦桧，再到绍兴年间位极人臣备享尊荣的秦桧，我的心中真是感慨万千。

我发现这个世界很善变。而人也很善变。你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你。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生只秉持一种信念的人，如果不是故意跟这个世界过不去，就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只有在适当的时刻选择适当的信念，一个人才不会被这个疯狂变化的世界所抛弃。

不要停下脚步说你看不明白。如果这个世界变化太快，那你就要比它更快！

不过我还是要承认，当我抱着上述种种想法走进我生命中最辉煌的十三年时，我的道德人格也走进了生命中最不堪的十三年。

说实话，在这十三年里我只干了两件事：一是粉饰太平，二是打压异己。

如果你们要诅咒秦桧，实在应该诅咒这个时期的秦桧。因为他当初走在无间道上时，客观上还是为南宋的和平略尽了绵薄之力，而当他从无间道迈上权力的顶峰后，他的所作所为便都是围绕着一己之私在打转了。

人性就是这样子。一旦没有任何制约，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悄然打开。

如果你们还有足够的耐心，那就陪我回去看看。

看看人性的暗盒一旦打开，会飞出多少面目狰狞的东西……

就在“绍兴和议”刚刚达成的这一年冬天，我的养子秦熺应试进士，立刻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就连我的门客何溥参加礼部考试，亦如愿夺魁、名列第一。

是他们特别有本事吗？

显然不是。

是他们的主考官特别有“眼光”。因为考官们分明已经看见，即将到来的这个时代上空正赫然高悬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秦”字。

这年冬天朝廷还有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

那就是时任太傅兼枢密使的张俊被我逐出了权力中枢，充任地方节度使和醴泉观使。

这个张俊就是和我联手发起岳飞狱案的那个家伙。当初他主动投靠我的时候，为了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我就向他许诺：一旦诸将皆罢并且搞定岳飞，就让他独掌兵权。张俊乐不可支，随后便不遗余力地陷害岳飞、排挤韩世忠。最后尘埃落定，我就信守诺言，让他当了枢密使。其实也就是让他过过瘾而已。

没想到这家伙在最高军事统帅的位子上一坐一年多，还越坐越来劲，丝毫没有急流勇退的意思。我就授意御史江邈对他发出弹劾，说他不但将寺院占为宅基，而且长子握兵于朝、次子又拥兵在外，他日变生，祸不可测。可高宗皇帝似乎想留着他来制约我，就说：“俊有复辟功，无谋反之事。”让江邈不可再奏。

我对江邈说，不用担心皇上怎么说，你尽管给我奏。于是江邈便弹劾不止。

这下张俊终于清醒了。他发现连天子可能都保不住他。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像韩世忠那样当个逍遥派，要么步岳飞之后尘。张俊越想越怕，终于主动请辞。

张俊被贬不久，江邈就被我提拔为吏部侍郎兼代理尚书。

这次人事变动，仅仅是我对朝臣们实施党同伐异的一个前奏，同时也是我与天子暗中角力的一次尝试。

我发现自己赢了，而且赢得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

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所顾忌。

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正月，临安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即刻上表庆贺瑞雪。此后我又不断上表庆贺不见了日食。总之我一意要把绍兴年间打造成一个太平盛世。

可该死的日食还是每隔一阵就来一次。

不过没关系，朝廷主管天文和修史的官员们都很知趣，从我上表之后，凡是出现日食他们都当成没看见，也不记载。所以倘若你们日后翻阅《宋史·天文志》，发现这段时期都没有日食，请不要奇怪。

日食是有，可都被我秦桧挡住了。

那段时间彗星还挺多，让我颇为懊恼。一个叫康倬的候补官员赶紧上疏说，彗星并不代表什么，不足畏。我觉得这家伙挺识相，就任命他当了京官。

这一年，楚州又上报说海水都变清了。我连忙请求高宗庆贺一番。高宗却没有准许。我知道，虽然兵戈已息、和议已成，可他心中仍然有一丝不安。毕竟这个太平天子当得有点儿窘迫，甚至有点儿不光彩。

可我一直很坦然。就算高宗把自己当成半壁天子，我也不认为自己就是半壁宰相。

因为家国虽然残破，可我手中的权力很完整。

所以不管天子乐不乐意，我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半壁大宋涂脂抹粉。不久虔州知府薛弼便又上表，说剖开一棵树干，里面发现有“天下太平年”五个字。高宗也终于动心了，下诏让史官加以记载。于是史官们便将此事大书特书，其文用尽了人间最美妙的词汇。

此后，朝廷每天都会收到各地关于各种祥瑞的奏章。

我很欣慰。天下如此祥和，不是太平盛世是什么？

我尤其忌讳人们提起“绍兴和议”之前的一切，无论是涉及家仇国恨，还是涉及我个人。

一个叫洪皓的朝臣曾经于建炎三年出使金国被扣，一直坚贞不屈，不任伪职，被时人誉为“宋之苏武”。他在绍兴和议后回到临安，仗着高宗对他的信任和自己的忠贞名节，居然斗胆揭了我的疮疤，说我当年随完颜昌南下围攻楚州时曾替金人写劝降书。此事虽然属实，但朝中无人知晓，如今被他揭破，我顿时怒不可遏，当即命人弹劾他。高宗本欲重用他，碍着我的面子，只好给了他一个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的闲职。

此后又有多名朝臣和士人讥评时政，可他们就没有洪皓这么幸运了。

从绍兴十三年到十四年，因触怒我而先后获罪的有：胡舜陟、张九成、僧宗杲、张邵、黄龟年、白锷、张伯麟、解潜、辛永宗。这些人的结局不外乎贬谪、流放、充军、下狱。总之，没一个有好下场。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我让儿子秦熺担任秘书少监，专门监修国史。不久秦熺便呈上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的《日历》五百九十卷。其中凡有涉及我第一次罢相之后的诏书、奏章而言辞又对我不利者，皆删改、丢弃，或干脆焚毁。秦熺还用了两千多字的篇幅专门歌颂我对太后归来所做的贡献。

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我又让秦熺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四月，高宗皇帝赐给我上等豪宅。六月，皇帝亲临我的府邸，对我的妻子、儿媳、子孙皆大加赏赐。十月，皇帝又御笔亲书“一德格天”的四字匾额，赐给我悬于楼阁。

从这一年开始，我下令禁止民间写史。

因为我知道，虽然我可以通过秦熺之笔在官史里保持光辉形象，可在野史里必定会被描得漆黑一团。

这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

禁令一下，朝野一片惶恐。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第一个站出来，矢口否认《涑水记闻》是他曾祖父的作品；随后，曾被我一贬再贬的大臣李光的家人也赶紧把李光的一万卷藏书付之一炬。连朝臣都吓成这样，百姓们就可想而知了。

看着临安城中争相焚书的阵阵火光，我心满意足地笑了。

十九

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我兴建了家庙。高宗皇帝赐给祭器。据说将相的家庙被赐给祭器就是从我开始的。我没有去考证，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我感到很荣幸。

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高宗又封我为益国公。

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我把儿子秦熺擢升为知枢密院事。

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高宗命宫廷画师为我画像，并亲自撰写了“像赞”。

这一年，湖、广、江西、建康各府均奏报上天降下甘露；不久，各郡又报无人犯法、监狱为之一空。

……

请原谅我在这里记录了一段流水账。

因为在这几年里，每一天我都过得极其幸福也极其相似。我觉得这几年上下晏然、中外和谐，天下人同心同德，三五年恍如一天，所以可资讲述的东西实在不多。另外，我也不敢向你们过多描绘我个人的幸福生活，因为那只会招致你们更深的不齿和憎恨。

日子飞快地来到了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的正月。

我的生命进入了某个春寒料峭的早晨。

这个早晨和其他早晨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出了一把斩马刀。

这把刀突如其来地划破了我幸福而宁静的生活，让我满怀震惊的同时猛然醒悟原来危险从来没有消失。

它只是蛰伏在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窥视着我，而我毫无察觉。

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向我射出一支冷箭，或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斩马刀……

那天我去上早朝，我的轿子跟往常一样行进到了望仙桥。凛冽的晨风从轿帘的空隙中吹进来，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就在此刻，我蓦然听见一声刺耳的呼啸撕破了望仙桥上的宁静。伴随着呼啸声的，是某种利器划破空气发出的锐响。

我屏住呼吸，感觉轿子猛然一震。接着轿外便响起嘈杂的咒骂和搏斗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颤抖着掀开轿帘，看见我右前方那根粗大的轿杆已经被砍成两截，一个壮汉被卫兵们死死地按倒在地，口中兀自詈骂不止。

壮汉身边的地上，躺着一把锋利的斩马刀。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对此扼腕不已。

八百多年来无数的人们肯定都思考过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斩马刀砍断的竟然是秦桧的轿杆，而不是秦桧的脖子？为什么罪大恶极的秦桧没有遭到应有的报应？

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在这桩刺杀未遂事件之后，我又完好无损地多活了五年。看来老天爷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富有正义感。如果老天长眼，那一刀真应该劈在我的脖子上。

可惜没有。

事后我亲自审理这桩案件。经查，刺客名叫施全，是殿前司后军的一名小校。当我厉声质问他为何要杀我时，施全怒目圆睁地喊道：“举天下之人，皆欲杀虏人，汝独不肯，我故欲杀汝！”

施全随后便被磔杀于市，而我从此也变得战战兢兢。

在我生命的最后五年中，我的眼前随时晃动着一把寒光凛冽的斩马刀。所以每次出行，我必定要配备五十名卫士。

我承认我非常害怕。我害怕失去生命，害怕失去我费尽心机换来的这一切。

二十

自绍兴二十年起，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开始不听使唤了。我发现它们就像秋冬时节的枯木一样正在一段一段地朽坏。我上朝的时候已经无法独自行走，皇帝特别准许我的两个孙子搀着我上殿，而且不用跪拜。

我感到无奈。我有能力对付现实中的各种威胁，可我没有能力对付衰老和死亡。

我更感到愤怒。我觉得自己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可它为什么一下子就到头了？

我开始发泄我的愤怒。

自绍兴二十年起，我变本加厉地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狱案，借此获得心理平衡，同时继续攫取家族的功名富贵，并且不择手段地美化我的个人历史……

这一年春，李光的儿子李孟坚被指控私藏其父所著的私史并加以校注。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焚书万卷纯粹是假象，于是奏请皇帝下诏将李孟坚编配峡州，而早已被流放的李光也永不荐拔。这年五月，秘书少监汤思退又上奏，请将我当年力主保存赵宋的事件本末交付史馆、加以编纂。六月，我儿子秦熺被加封为少保。这年岁末，右迪功郎安诚、平民汪大圭因文字狱被发配；平民惠俊、进义副尉刘允中，僧人清言因文字狱被斩。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朝散郎王扬英上书推荐我儿子秦熺为宰相，我随后便任命王扬英为泰州知府。

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我又发起了四大狱案。获罪的是王庶的两个儿子王之奇和王之荀，以及朝臣叶三省、杨炜、袁敏求。

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进士黄友龙获罪，被刺字发配岭南；内侍宦官裴咏获罪，被编配琼州。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年三月，我的孙子秦埙参加进士考，省试、殿试均为第一。同时我的侄子秦焞、秦焴，姻亲周夤、沈兴杰也都金榜题名。士子们一片哗然，都认为这是考官作弊。而此时的考官魏师逊、汤思退等人正在相互庆贺，说：“吾曹可以富贵矣！”

当然，如果我的孙子继儿子之后再度成为状元，那他们的富贵便是立等可取的。

我却没有料到，秦埙已经到手的状元被撸了。

是高宗赵构亲手把他撸了，然后把第三名张孝祥点为状元。

我终于意识到我秦桧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对于一个一手遮天的权相，天子赵构或许也已忍耐很久了吧。

我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两件事。我尤其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天子阴郁的眼神。

有一天左右无人的时候，天子以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对我说：“最近不知怎么回事，百官轮流入对、单独奏事的规矩好像有点儿废弛了，凡是轮到入对的人都以请假避免。朕原本想借此听一听不知道的事，可现在倒好，什么都听不着了……这件事，爱卿是否应当管管了？”我口中唯唯，抬头一看，天子的眼中阴云密布。

另一件事是关于前不久衢州的民变。当时我并没有将此事上报高宗，而是派遣殿前司将领辛立率禁军前去平定叛乱。晋安郡王马上将此事奏报高宗。天子一脸愕然地质问我。我坦然自若地说：“这是小事，不足以让圣上忧虑，一旦叛乱平定，臣自然会奏。”那一刻高宗的眼神与上一次如出一辙。

我知道，高宗赵构对我长期以来阻塞言路、独揽朝政已经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可我不会就此罢手。

南宋之所以得享半壁太平，你赵构之所以能做稳半壁天子，还不是多亏了我？！所以，我绝对有理由和你分享这块蛋糕。你做你的太平天子，我做我的全能宰相，有哪里不妥吗？

我不觉得。

几天后我就找了个借口缩减了晋安郡王的月俸。不多，每月才扣二百缗。这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让他管好自己的舌头。别以为他是亲王我就不敢动他。他要是再敢乱嚼舌头，那就不是扣点钱那么简单了。

天子对此也没有办法，只好拿出大内库房的钱给他补上。

所以这次高宗断然摘掉了秦埙的状元帽子，就是对我的报复。

我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了，我知道高宗正盼着我早一天死。

可我不想放弃这一切，我还想得到更多。

我知道这不太现实。可不知为什么，我控制不住自己。

死亡越逼近我，我越想拥有更多。

那些日子我缠绵在病榻上，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内部有某个地方正在塌陷、塌陷、剧烈地塌陷……直到塌陷成一个巨大的空洞。

我为此痛苦不已。我已经攫取了世界上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到头来还是如此匮乏？是不是我攫取得还不够？

二十一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春天。

我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所以我还是授意手下奏请皇帝加我“九锡”。古来权臣皆赐“九锡”，我当然也想要。

加了九锡，能不能填满我内心那个巨大的空洞？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些我未曾占有的东西，所以我还想要……

别人的老来心境如何，我不得而知。我只是发现自己越到最后的时刻，记忆中的仇恨就越是沉渣泛起。

我念念不忘那些阻挠过我的人包括当年我走在无间道上所碰到的那些拦路石，也包括我迈上权力顶峰后仍然在作梗的人。

他们是赵鼎、胡铨、李光等。我把为首这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了“一德格天”的楼阁上。在我死前，我一定要让他们先走一步……

其时被贬谪到潮州的赵鼎或许有了某种预感，所以给他儿子赵汾写了一封信，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等无患；不死，则祸及于家！”随后他便绝食而死了。

消息传来。我发出一声冷笑，你死了，你的家人就无患了吗？

我决定用我最后的力量发起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狱案。

到这一年秋天，狱案终于办成，总共定罪了五十三人。其中包括赵鼎的儿子赵汾，我的老对手、其时被贬永州的张浚，等等。

然而，当狱案敲定的那一天，我就已经病得不行了。

我甚至已经拿不动一管紫毫。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感觉体内的黑洞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一直扩大得无边无际。给我整个世界，我也填不满它了……

高宗赵构亲自驾临宰相府来探望我。我看见了他那一如既往的阴郁的眼神。

我很伤心。所以我一句话都没说，只能任凭泪水爬满我的脸。

皇帝的慰问之词简短而空洞。我看见皇帝冷冷的瞳仁里，映现着一个骨瘦如柴、老泪纵横的濒死之人。

那就是我吗？

我快要死了。难道秦氏家族的辉煌即将就此终结？

不。我的儿子秦熺不是正当盛年吗？我死后，难道他就不能继任宰相？

我让秦熺带着我的临终意愿去见高宗。皇帝瞥了他一眼，只给了六个字：“此事卿不当与！”

秦熺无奈，拜辞而出。他前脚刚迈出殿门，皇帝后脚就命人草拟诏书，内容是命令我们父子一同致仕。

这天晚上，我再命儿子秦熺和孙子秦埙去找我在御史台的心腹官员，让他们次日奏请秦熺为宰相。

然而，这一切终归只是幻想和徒劳。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日子。

我盼来的一纸诏书不是封秦熺为相，而是将我们父子双双罢免。皇帝让我以建康郡王之爵、秦熺以少师之衔，一同致仕。我孙子秦埙和秦堪也一起被贬为江州太平兴国宫提举一个聊胜于无的闲职。

我在一瞬间失去了我用六十六年所攫取的一切。

那五十三个已经被我钉上铁板的政治犯明天将遭遇大赦、官复原职，并且为我的下场而拊掌相庆。

他们都获得重生，唯我一人茕然赴死。

这是为什么？

这天晚上，寒风呜咽，形同鬼哭。

我在病榻上疯狂挥舞着瘦骨嶙峋的双手。

我发现自己正在以可怕的速度朝那个无底的黑洞急速坠落、坠落……

让我抓住点什么吧，哪怕是一根稻草。

我不想要任何东西了，只想要一根稻草。

我在最后的时刻厉声嘶喊，可整个世界都保持沉默。

当眼前最后一缕光明消失，黑暗就把我彻底吞没了。

我死后，高宗赵构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说：“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

这句话多么精辟啊！

它把我们二人的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我的确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刀，皇帝既用它切除了岳飞这样的威胁，又用它收割了“绍兴和议”的果实。可这把刀用完后他却不敢扔。因为金人的战争威胁始终存在，所以专主议和的秦桧便不可或缺。皇帝只好把我置于靴中，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他只好忍受了十多年的大权旁落之痛。

这就是赵构的软肋。

这就是我们皇帝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紧紧抓住他的软肋和脚踵，从而分享了他的蛋糕，换取了前后两次共计十九年的宰相大权，以及整个家族的功名富贵。

这就是利益的均衡法则。

皇帝不敢打破这种均衡。他只能隐忍，等待那把靴中之刀的自然朽坏。

终于挨到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帝看见一个令他既爱且恨的旧时代落下了帷幕。从这一天起他的步伐轻快了不少，他的睡眠也安恬了许多。

因为靴子总算合脚了。

而卧榻之旁也再无他人的鼾声。

结束了。

八百多年来我唯一想做的事情终于做完了。对于我的自述，你们作何感想？

或许诚实的告白只能招致你们更为深切的诅咒，或许从中裸露出的人性之恶只能引起你们更为强烈的道德愤慨。

八百多年来，秦桧早已不是一个人，而是耻辱与罪恶的代名词。

我已经不复存在，而你们仍然活着。

《我的无间道》至此终结，可历史仍将延续。

所以，答案只能由你们去寻找。也许这篇文字结束的地方，能成为你们思考的起点。

对此我心怀祈望。尽管我说的是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