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长寿。
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世界会变得如此寂寥而凄凉。
一间四壁漏风的破茅屋就是我的府邸；周围这片野草没膝的乱葬岗就是我的花园；别人坟头上零零星星的供品和祭物就是我的美食盛宴；至于那恍如呜咽的风鸣、枯树上三两只乌鸦的聒噪以及夜深人静时形同鬼哭的声声狼嚎，就是我风烛残年的生命中最后的丝竹管弦……
八十八岁的我，就在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里日复一日地独自生活。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这样的生活和死亡有什么分别吗？
恐怕没有。
自从两年前拖着这具老病的躯壳流落到老家附近的这片坟场，我在世人的眼中就已经死了。充其量我就是一个“活死人”，我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坟墓。老天爷之所以把我留在这个“大坟墓”里苟延残喘，无非就是想对我进行惩罚。
是的，惩罚。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富贵绝顶、权倾天下，而今身败名裂、一无所有的老人而言，这样的长寿绝对是比死亡更严厉的惩罚！
刚来到这片坟场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自己的亲人那些或已死去或被流放的亲人，我也没有一天不在想念过去的生活那种位极人臣、富贵荣华的生活，我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仇恨对那些把我扳倒的对手的刻骨仇恨。然而，越是这样子，过去的回忆就越是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深深地刺痛我的心灵。后来我终于学会了放弃放弃思念、放弃回忆、放弃仇恨、放弃八十多载人生所遭遇的种种离合悲欢、放弃六十余年官场生涯所经历的一切恩怨沉浮……最终，我获得了坦然。
于是我终于知道，“学会放弃”是一种多么可贵的人生智慧、也是一种多么高明的生活艺术啊，为什么我会活到年近九旬、落到这步田地才懂得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一生都在拼命攫取和占有，从来没想过要及时放手呢？
也许你们会说：人性就是这样子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是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才讲这种大话，要是让你年轻几十岁，让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攫取和占有，绝对不可能放弃！
是的，我承认你们说的没错。人生在世，尤其是一个男人，要生存、要发展，要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当然不能过早地侈谈“放弃”。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应该的，更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我想说的只是：应该追求利益，但不应该让欲望过度地占据你的心灵。
一个人的幸福固然需要由一定的物质利益来支撑和建构，但同时也需要由一颗健全的心灵去体验和评估。你们说是吗？
换句话说，幸福其实不是一种物质结果，而是一种心灵能力。
所以说要给心灵留一点空间。
所谓的“放弃”，实际上就是把占据心灵的过多东西放掉，然后你的心灵才有足够的空间去“贮存幸福”，同时你的心灵也才有健全的知觉去体验幸福。
你们说是吗？
当然了，我不敢说我目前的这种生活可以算得上“幸福”，但最起码，我现在的心灵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平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万里投荒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平静更重要的吗？
没有了。
所以现在，我坦然地把我寄食栖身的这片坟场当成了自己的家园，我也把这些躺在我附近的有姓氏或者没姓氏的男男女女统统当成了我的老友。
从此我就有了归宿。
从此我也不再孤独。
每天一大清早，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就会离开我的“府邸”，在这片空气清新的“大花园”里散步，同时“挨家挨户”地慢慢转悠，坐在我那些老友的坟头上陪他（她）们聊天，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一直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我才会和他们一一道别，然后带着舒畅的心情打道回府。
这些日子以来，我和我的这些老友相互都已经逐渐熟悉。我知道他们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的年老，有的年少；有的和我一样曾经当过大官，坟冢修得比任何人都气派，墓志铭写得洋洋洒洒、得意非凡；有的可能只是贩夫走卒，住的地方不过是黄土一堆，家门口连块“门牌”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
是的，不再重要。因为在这里，老天爷已经把各色人等的差别一笔勾销。所谓的权力、财富、身份、地位、学识、荣誉等，都只是生命的外衣，到这里都会被一一剥离。说到底，它们只是人生这场大戏的服装和道具。无论你生前披挂着什么，对不起，锣鼓一歇，戏装一卸，谁和谁都没有分别。
所以，每当想起自己这辈子对世间种种功名利禄的强烈执着和恋恋不舍，现在的我都不禁会哑然失笑。
也许你们会说，我现在的所谓“平静”只不过是一种无奈而虚幻的自我安慰，我所谓的“坦然”也只不过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近乎绝望的一种心理反应。
是的，也许你们是对的。但不管对我的心境作何理解，反正每当我坐在老友的坟头跟他们聊起我自己的时候，都仿佛是在述说另一个人的故事。
我总是用一种平静得出奇的语调，既不隐恶也不溢美地跟他们谈起一个名叫严嵩的人。
谈他八十八载的浮沉岁月，谈他幸与不幸交织的一生……
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一视同仁地在这一座坟与那一座坟之间静静流淌。
天空就像一个老人敞开的心灵，我看见往事如同白云苍狗一样在他的胸膛间漂流变幻。
百年似乎眨眼而过。
一瞬足以诉尽沧桑。
好了。我已时日无多。我们开始吧……
一
我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江西分宜一个名叫界桥的小山村，祖上也曾功名显赫。我的先祖严孟衡是本朝永乐年间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副使，我的高祖父也曾经当过四川的布政使，可谓历代官宦、世世书香，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到我父亲严淮这一代，已经沦落为无权无势的穷秀才。我父亲虽然满腹诗书，但终其一生都未能考取更大的功名，因此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五岁起便让我入塾就学。所幸我没有让父亲失望。小时候的我不但聪慧灵敏，而且很早就擅长诗联应对，被乡里誉为“神童”。
七岁那一年，我就已经在诗文中吐露了日后要成为朝堂阁老的远大志向。我有一个叔父跟我父亲一样，最大的功名只考到秀才，但平日甚为自负。有一天他想考我，就语带讥讽地吟出一句上联：我一听，立即不假思索地对出下联：当即把我这个自负才学的叔父羞得满脸通红并且哑口无言。还有一年冬天，我父亲凝视着窗外的雪景，忽然吟出一句：
我沉吟片刻之后，朗声道：
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的脸上忽然绽放出一个无比欣慰的笑容。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秋天，我赴南昌参加乡试中举，随即在我的家乡引起轰动。我返乡之日，当时的分宜县令还专门设宴为我庆祝。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春天，二十六岁的我进京会试，高中二甲第二名，获赐进士出身；旋即又通过吏部朝考，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
自本朝洪武年间的黄子澄、刘仲质之后，我是江西分宜第三个入选翰林的人，而且是一百二十年来的第一个。这项殊荣无疑让我那一生不得志的父亲扬眉吐气、倍感自豪，也使我从此成为家乡人的骄傲。
按说少年得志的我理应就此大展宏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刚刚走上仕途不久，年仅三十六岁的孝宗皇帝朱祐樘便龙驭宾天。随后继位登基的武宗朱厚照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根本不问朝政，唯喜声色犬马。司礼太监刘瑾趁机架空皇帝、大权独揽，并且接二连三地发起狱案，对文臣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转眼帝国政坛便已面目全非，朝臣们人人自危，陷入了空前的恐怖之中。
面对如此不堪的政治局面，位卑言轻的我自然是心灰意懒，感到前途渺茫，遂萌生去意。适逢我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我顺势按制丁忧，回乡住了两年多。守孝期满，我无意复出，便以养病为由留在家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钤山隐读”生涯。
事后来看，正是这远离朝堂、韬光养晦的十年，使我的文学造诣和诗文水平达到了一个令时人瞩目的高度；同时，我这种归隐田园、淡泊沉潜、不慕利禄、不恋荣华的道德姿态也让我获取了宝贵的“时望”和“清誉”。这一切共同为我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后世便有人据此声称我这是“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目的是为日后的复出积累政治资本。其实这么说不太准确，也有失公允。我承认，我选择隐居并不意味着我从此就不再进入政坛；我也承认，在这寄情山水、吟诗作文的十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大明官场的政治动向和局势演变。但这并不表示我一开始就是有预谋地要把自己十年的宝贵光阴当成一支钓竿去钓取“清誉”，或作为一种赌注去赢得更高的身价。倘若我人生中的这个“黄金十年”果真具有如此的表演和作秀性质，那我的个人修为和诗文造诣势必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我这十年肯定也会过得异常焦灼不安。
如果人们真是这样认为，那显然是极大地低估了我的境界，也侮辱了我的智慧。
事实上，一个只懂得活给别人看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活得精彩的。这个道理我懂。所以说白了，我这“钤山隐读”的十年无非就是在自我完善、自我充电，为自己的生命积蓄能量而已。
因为我始终认定：一个人的能量如果足够强大，就无须担心老天爷不给他机会。
机会迟早是有的，关键看你的能量是否能与之匹配。
所以说，我的十年“钤山隐读”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用你们今天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我也是需要承担“机会成本”的。也就是说，我并不能断定“隐居”就是我诸多人生选择中最好的一种，我也不能断定别人在仕途上种种锐意进取的选择就比我更糟。我唯一能断定的是只要我在自己生命的空杯上不断地注水，总有一天，它就会盛满，并且自然而然地流溢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我为热衷于斋醮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所撰写的那一篇篇青词之所以能一再获得天子的激赏，正是我那充溢满盈的生命之水自然流淌的表现。换言之，我日后所获得的成功不可能是早有预谋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当年在那穷乡僻壤中苦心钻研诗文之道的时候，我怎么可能预见未来的天子会是朱厚熜呢？我又如何预见朱厚熜会那么迷恋斋醮、那么需要青词呢？我又怎么知道我在诗文上取得的精深造诣竟然会成为我青云直上并最终位极人臣的最重要原因呢？
很显然，这一切都是不可能预谋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极度渴望成功，却又始终缺乏机会，请你一定要记住先给自己的空杯加水。
不懈地加水。
相信我，很快你就能看到生命之杯充溢满盈的那一刻。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我告别家乡的青山秀水，重新步入仕途，在南京当了四年多的低级官吏；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秋天，我进入南京翰林院担任侍讲。这一年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不知道真正的荣华富贵距离我还有多远，但我始终不急不躁。在南京翰林侍讲的任上又待了四年、亦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我终于升任国子祭酒，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北京。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仕途开始进入一条上升通道。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我升任礼部右侍郎，次年又擢为左侍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十月，迁吏部左侍郎；是年年底，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稍后迁吏部尚书。这最后一项调往南京的任命，在官秩上是升了，从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因为南京朝廷属于有名无实的机构，并没有真正的职权。
我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其他朝臣的排挤。要想重新回到天子脚下，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为此我锁定了一个江西同乡夏言。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小我两岁，晚我十二年中进士，资历比我浅得多。他的仕途本来并不比我顺畅，入仕后曾经当了好多年的低级官吏，可因为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所撰青词博得了嘉靖的欢心，于是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起便陡然间官运亨通，从一个小小的吏科都给事中（正七品），历翰林侍读、吏部少詹事、翰林学士、礼部左侍郎掌院（正三品），到嘉靖十年年底一跃而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短短一年多连升五级，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可我知道，他仕途飞升的秘诀无非就仗着两个字青词。
这个发现无疑对我日后的仕途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嘉靖十年起我便开始刻意交结夏言。虽然我长他两岁，资格又比他老，但我在他面前执晚辈礼，对他恭敬有加。然而，夏言为人一贯恃才傲物、孤介清高，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有一次我从南京回朝，特意在家中摆酒设宴，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函命人送到他的府上，没想到竟然被他一口回绝。我只好亲自登门邀请，以表诚意，可夏言依然拒绝，甚至都不肯出来见我一面。那天我索性在他府邸的台阶下长跪不起，并手捧请柬，逐字逐句地朗诵，丝毫不在意路人诧异的目光和夏府下人困惑而鄙夷的眼神。
当时的我虽然任职南京，手无实权，但毕竟是堂堂的当朝二品大员。我相信，那天我长跪夏府阶前的行为，没有几个人敢做、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做。
但是我做了。
我严嵩毫不犹豫地做了。
如果说我严嵩日后所取得的成功是世人难以企及的，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愿意为我的成功付出代价，哪怕是在必要的时候牺牲尊严。
我知道，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说我这么做是“丢份儿”“没面子”“低三下四”，甚至会说我斯文扫地、厚颜无耻、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等。
我承认这些人的看法有他们的道理，“面子”和“尊严”的确很重要，尤其对一个男人而言。所谓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士可杀，不可辱”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可问题在于：这只是普通人的逻辑，不是成功者的逻辑。
我的做法用佛教语言来讲可以称为“忍辱”。我相信这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历史上所谓的“胯下之辱”“唾面自干”等，皆与我的做法异曲同工正是在必要的时候忍受别人不能忍的耻辱，才会让一个人最终达至别人不可能达到的高贵。
我相信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说白了，等到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还怕捞不回“面子”吗？再大的“面子”和“尊严”你都能捞回来。
那天夏言终于被我那异乎寻常的真诚和谦恭所感动，不但出来相见，而且与我一同回府赴宴。从那一天起，我逐渐取得了夏言的信任和赏识。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夏言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同年十二月，我在夏言的援引下回京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二
执掌礼部大权的这一年，我已经五十七岁了。
大半生的光阴都已流逝，我的手中才算握住了一点实实在在的权力。
我觉得该是我往回捞的时候了。
是的。跟我同年或者比我晚入仕的那些人早已捞得钵满盆满，是该轮到我了。
也许你们觉得我用“捞”这个字眼显得不太文雅，不过事实就是如此。“权力”这个东西在你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学辞典里可能意味着“服务”和“责任”，可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权力”却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一种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显得极为稀缺的生存资源。
古人所谓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我看来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十年寒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
当大官为了什么？无非就是为了“颜如玉”（色）、为了“黄金屋”（财）！
你们瞧，古人早已把这一切说得如此形象而透彻！
虽然有人可能会说，古人的本意是指书本里有着比财和色更美妙的东西，那就是学问和智慧。可说老实话，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有几个是按照古人的本意去理解的？有多少人皓首穷经真的是为了求学问求智慧的？
太少了。人们埋头苦读不为了别的，到头来都是为了当官，为了占有稀缺的生存资源！
或许到了你们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或许“权力”已经回归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从一种“被个人占有的生存资源”转变成“属于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公共资源”。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你们那个时代的官员，会不会还是把“权力”这种原本属于社会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然后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好了。言归正传。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既然当了礼部的一把手，当然要向那些想进礼部当差的老老少少的士子生员们开出价码。这些价码其实在我之前就有了，不过我出于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就把那些价码往上提了一档。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对我凭空“涨价”感到不满就把我告发了，反正不久便有御史在皇帝面前狠狠参了我一本，我赶紧上疏自辩，内心极度不安难道别人吃拿卡要这么多年都安然无事，而我刚一伸手就会被抓个现行？
让我又惊又喜的是，嘉靖皇帝看过我的奏疏后，居然勉励我说：“贤卿疏中所云：‘为人臣于今日，若皆观望祸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劳’，此言甚慰朕心。今后当尽心尽力辅翼朕躬，不必再说什么！”
我从天子的这番话中读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那就是他更关心臣子是否忠诚，而并不在意臣子是否贪贿。换言之，作为他的臣子，“忠顺”比“廉洁”更重要！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之后，我对自己未来的仕途发展顿时充满了信心。也就是说，只要对皇帝一人负责，我的官就能越当越大；只要讨得天子一人欢心，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春，北京城上空忽然连续多日出现绚丽的云彩，我当即禀报天子，称其为“景云”，乃是不可多得的祥瑞，并奏请天子举办典礼、接受百官朝贺。盛大的典礼结束之后，我又拿出看家本领，毕恭毕敬地撰写了一篇《庆云赋》和一篇《大礼告成颂》进呈天子。这两篇赋文辞藻华丽、文风优美，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天子龙颜大悦，下诏将这两篇赋文交付史官。
这一年，天子南巡，命我陪驾，一路上给我的赏赐异常优渥，根本不亚于阁臣。我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天子的欢心，再往前迈一小步，我就能实现儿时的梦想进入内阁了。
但是有个人一直挡在我前面，明里暗里地阻挠我入阁。
他就是夏言。
虽然夏言曾经是我仕途上的贵人，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颗拦路石。所以，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他除掉。
而此刻的夏言也已经意识到：今日的严嵩再也不是当年跪在他家门口低三下四求他赴宴的那个严嵩了。我在天子面前迅速蹿红，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夏言频频授意手下的谏官对我发起弹劾。
可耿介孤傲的夏言从来没有发现我谦恭柔顺的外表下所隐藏的力量。
那是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夏言绝对想不到，这种力量不但很快就会把他扳倒，而且还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让每一个反对严嵩的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我在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早已超过了他，所以他越是攻击我，我就在天子面前越发表现得谦恭柔顺，天子就愈加宠幸我。如此一来，夏言非但奈何我不得，反而把他自身的地位搞得岌岌可危。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夏天，一个偶然事件让我和夏言最终决出了胜负。
众所周知，嘉靖皇帝朱厚熜极度崇信道教，不久前他就摘掉了本朝历任天子所戴的“翼善冠”，改戴道教的“香叶冠”，到了这一年夏天，他又突发奇想，命人制作了“沉水香冠”五顶，自己戴一顶，其他四顶分送我和夏言等人。夏言一向自命清高，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一口回绝了皇帝，说：“此非人臣法服，不敢当！”把天子气得七窍生烟。
而轮到我上殿入对的日子，我特意戴上天子所赐的道冠，并且在外面罩上一层薄纱，以示尊重和珍惜。天子一见，顿时心花怒放，留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我一见时机成熟，便向天子诉苦，把夏言如何排挤我的事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
看着天子越来越黑的脸色，我料定夏言这回在劫难逃。
第二天，天子果然颁下一道诏书，罢免了夏言的阁臣之职；同时，那些依附夏言的科、道谏官也纷纷被调职、贬谪或罢黜，总共有七十三人被逐出了朝廷。
同年八月，我取代夏言继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仍掌礼部事。
这一年我六十三岁。
在世人眼中，这或许已经是告老还乡的年龄。可对我来说，生命中的“黄金之门”才刚刚开启。
三
入阁为相的这年秋天，我年逾六旬的生命仿佛枯木逢春一样忽然绽放出巨大的生机。我目光矍铄、脸色红润、步履轻盈、浑身上下充满活力，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我不但每天早出晚归地在西苑朝房当值，从不休假归沐，而且还不遗余力地为嘉靖皇帝撰写青词。
所谓“青词”，即天子斋醮祭祀时呈奏上天的一种祷文，由于要用朱墨写在一种特制的青藤纸上，故有此名。青词必须用骈文的形式撰写，要求对仗工整、辞藻华丽，而且又必须把握道家宗旨，准确传达天子心声，所以没有相当高的文学造诣者不能胜任。在我之前，只有夏言所撰能满足皇帝的要求，夏言被罢黜之后，我严嵩就成了天子眼中独一无二的青词高手。
随着一篇篇文采风流惊才绝艳的青词像一只只乘风而去的仙鹤一样从人间抵达天庭，我在天子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一帮同情夏言的谏官们也越发对我恨之入骨。他们很快又上疏弹劾，说我和儿子严世藩“同恶相济”、收受贿赂，而且“动以千百计”。我知道此刻的天子朱厚熜已经离不开我了，所以故意上表请求致仕，天子赶紧下诏慰勉。此外为了表示对我的器重和垂青，天子还御笔亲书，赐给我一块“忠勤敏达”的银印，同时更赐大量的墨宝和匾额，很快便挂满了我的府邸。诸如正堂上高悬一匾，上书“忠弼”两个大字；藏书楼则挂着“琼翰流辉”；内堂上则书“延恩堂”；等等。可谓极尽荣宠，一时无匹。
这年冬天，给事中童汉臣和御史谢瑜等一帮不识时务的言官又向我发起攻击，我照例不争辩，还是上表请辞。天子再度劝慰挽留，随即找了个借口把童汉臣和谢瑜贬出了朝廷。
我虽然已经入阁，且已成为天子跟前的红人，但班位仍在首辅翟銮之下，所以我入阁后便与翟銮展开了明争暗斗，并逐渐将其架空。其后百官奏事皆要准备两份奏章，一份正本，一份副本。须先呈上副本，由我审阅通过后，才能按正常程序呈上正本。翟銮对此愤愤不平，遂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四月授意给事中周怡，上疏对我大肆攻击，说我窃弄权柄、专擅威福、卖官鬻爵等。
我不禁苦笑。
我笑这些人太不自量，而且整人的手段也太过拙劣和陈旧。明知道上疏弹劾根本奈何不了我，也知道天子对我的贪墨之事从来不以为意，还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他们怎么就不会想一招新鲜的呢？这么做何异于蚍蜉撼树，不，何异于飞蛾扑火呢？
奏疏呈上没几天，周怡这只“小飞蛾”就被我扔进了监狱。
这一年科考，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第。这件科场盛事立刻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我看见翟銮的脸上终日笑逐颜开。
看他笑得那么开心，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他笑了。
而且似乎笑得比他更开心！
不过你们可别误会。我这可不是在替他们高兴，而是在为我自己高兴。
因为我终于等到了一个整垮翟銮的机会。
就在翟銮的两个儿子金榜题名数日之后，翟府上下还沉浸在一片喜庆中的时候，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圣旨就突然降临了翟銮被削去官职，贬为庶民；其二子翟汝俭、翟汝孝一并削去功名。
跪地接旨的那一刻，翟銮犹如五雷轰顶。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根本不知道我到底用什么手段一下就把他收拾了。
其实我的手段很简单。
朝廷张榜后，我立即授意手下谏官上疏天子，提请天子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当朝首辅的两位公子同榜登科，这意味着什么？
我的结论是这意味着科场舞弊。也就是说，这件所谓的科场盛事不过是主考官为了讨好翟銮而暗箱操作的结果！
天子勃然大怒，不待细查就颁下了那道圣旨。
堂堂当朝首辅翟銮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官，然后以一个平民的身份黯然踏上了返乡之路。
不知道他会不会在一路上苦苦思考他落败的原因，不知道他会不会从这次失败的教训中领悟到一些整人的技巧！
不过就算他领悟了也没用。
因为他再也没机会跟我过招了。
翟銮一走，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首辅。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八月，吏部尚书许赞和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可只不过是挂个虚名，内阁的票拟批答之权全在我一人手里。许赞对此颇有微词，对天子发牢骚说：“嵩老成练达，可以独相，无烦臣伴食。”我连忙一边向天子告白“臣子比肩事主，当协恭同心，不宜有此嫌异”，一边加紧排挤许赞。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十一月，许赞终于以老病为由被逐出了朝廷。结局和翟銮一样削职为民。不久后另一个阁臣张璧也郁郁而终。我旋即被擢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就在我得意扬扬地认为自己从此就能在帝国政坛上一人独大、一手遮天的时候，一个我最不想看见的人却又悄悄回到了内阁，并且被加了少师之衔，班位一下就在我之上。
他就是夏言。
这可真叫冤家路窄！
看来天子朱厚熜要比我想象的聪明得多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斋醮祈福、纵情声色的皇帝！
无论是在斋醮仪式上双目微闭喃喃自语的时候，还是在后宫的温柔乡里缠绵悱恻、流连忘返的时候，事实上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朝堂。所以这一年冬天，当阁臣许赞再次被我淘汰出局后，朱厚熜便断然起用夏言，目的就是对我进行制衡，防止我独霸朝纲。
夏言一复出，便将依附于我的朝臣尽数驱逐，并且总揽政务，一切批答全出己意，完全把我晾在了一边。同时天子似乎也开始有意疏远我了。
我知道，夏言接下来还有更狠的招数。
果不其然，很快我就得到消息：夏言已经掌握了我的儿子尚宝司少卿严世藩贪污受贿的确切证据，随时有可能在天子面前一状把我们父子告倒。虽然天子在这方面一直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同往日，而且是由夏言亲自出面指控，再加上证据确凿，天子很可能不会再保我。
怎么办？
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容不得我再多作迟疑了。
我决定立刻采取行动。
那一天我叫上儿子严世藩，让他跟我走一趟。世藩战战兢兢地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夏府。”世藩问：“干什么？”我说：“谢罪！”
世藩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直到看我头也不回地走远了，才硬着头皮追了上来。
生死关头，我只能再次采用当年的那个办法在夏言面前低头下跪。
我别无选择。
也许你们和严世藩的想法一样，都认为这是个下下策。
也许你们会认为夏言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被我表面的谦恭柔顺所迷惑，不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可你们错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夏言的确再度被我感动了，从而打消了告御状的念头，并且几年后最终死在了我的手上。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夏言是如何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
那天我们父子来到夏府时，迎面就吃了个闭门羹。夏府的司阍（看门人）用一种不屑一顾的口吻下达了逐客令：“少师身体不适，不便见客。”
我笑着对门人说：“烦请再为通报，我父子专为探病而来，并无他事。”说话的时候，我已经从袖中摸出了一锭银子。司阍立刻两眼放光，并且笑得比我更加灿烂，嘴里却说：“严相有命，不敢不遵，但恐主人诘责，奈何？”我说：“我去见少师自有话说，请放心，包管与你无涉。”司阍揣下银子，随即一路领着我们走向书房。夏言远远瞥见我们，慌忙避入内室，躺在榻上，蹙眉抚胸做不适状。我拉着严世藩的手径直走到夏言榻前，低声问：“少师贵体欠安吗？”夏言闭着眼睛装作没听见。
我连问数声，他才半眯着眼问来人是谁。我说：“在下严嵩。”夏言这才睁眼，佯装惊讶地说：“是室狭陋，奈何亵慢严相！”说着就作势要坐起，我连忙按住他，说：“嵩与少师同乡，素蒙汲引，感德不浅，即使命嵩执鞭，亦所甘心，少师尚视嵩作外人吗？请少师不必劳动，只管安睡。”
夏言也不客气，依旧躺下，说：“老朽多病，才令家人挡驾，可恨家人失礼，无端简慢严相，老朽甚感难以为情啊！”
“嵩闻少师欠安，不遑奉命，急欲入候，少师责我便是，休责贵府家人。但少师昨尚康健，今乃违和，莫非偶感风寒吗？”我用一种关切的眼神看着夏言说。
夏言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忽然长叹一声，说：“元气已虚，又遇群邪，群邪一日不去，元气一日不复，我正拟下药攻邪啊！”说完斜斜地瞥了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讪笑。
终于摊牌了！
我心头一震，立刻抓住世藩的手扑通一声双双跪地。夏言故作惊愕，忙说：“这……这是为何？快快请起！”
我知道，该是我使出撒手锏的时候了。
我一声不响，两行清亮的老泪夺眶而出。世藩也赶紧跟着我呜呜地哭了起来。气氛骤然变得无比伤感。夏言再三请起，可我执意不从，趴在地上说：“少师若肯恕罪，我父子方可起来，否则必长跪此地！”
夏言明知故问地说：“严相何罪之有？”我连忙道明来意，世藩也不住磕头哀求，痛悔其过。夏言朗声大笑，说：“此事定是误传了，我并无参劾之意，请贤桥梓尽管放心！”那一刻我偷偷瞄了夏言一眼。就是那一眼，让压在我心头的千钧之石瞬间落地。
我知道，我已经点到夏言的死穴了。
孤傲清高之人，最不怕别人来硬的，但最怕别人认错服软。此外，这种人很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别人，也很容易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忽视潜在的危险。
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夏言身上的致命弱点。
就在夏言那志得意满的笑声响起之时，我就知道我们父子已经逃过一劫了。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又对夏言说：“少师不可欺人。”
夏言大声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尽管放心起来，不要折煞我罢！”
我们父子称谢而起，又略微叙谈后，方才告辞而出。夏言只说了“恕送”二字，仍旧卧于榻上。走出夏府的那一刻，我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这一劫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躲过去了。但是夏言不除，我们父子势必永无宁日。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我在心里对夏言说。
四
一向自负的夏言一旦重掌大权，其盛气凌人之状便表露无遗，与一贯表现得谦恭柔顺的我恰成鲜明对照。我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重新拾回天子对我的宠幸。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亦即夏言和我共同执掌内阁的这一年，经常有天子左右的侍从太监来到我们当值的西苑，名义上是奉旨前来慰勉，实际上是在窥探和监视我们。
我觉得这是我尽情表现的绝佳机会，可是夏言不这么认为。桀骜不驯的夏言打心眼里瞧不起天子身边的这些奴才，所以总是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臭架子，经常不给他们好脸色看，甚至干脆置之不理。而我则和夏言恰恰相反。每当这些宦官来到我当值的朝房，我总是热情洋溢地握着他们的手，毕恭毕敬地请他们入座，将其奉为上宾，并悄悄把一些黄白之物塞入他们袖中。
除了大白天公开命太监来查探之外，天子还时常让他们在夜里到我们值宿的地方窥伺。夏言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太监每次来都会看到他呼呼大睡。而我则对此心知肚明，每当轮到我入朝值宿，我总是在夜阑人静时仍然孜孜不倦地秉烛撰文。所撰之文不是别的，正是青词草稿。
可想而知，这些太监回去禀报天子的时候，对我们二者的评价会是怎样的天壤之别。
夏言回朝后，天子斋醮所需的青词就由我们二人同时撰写。
很显然，这对我们来讲无异于一场生死攸关的PK。谁在这场青词大赛中落败，谁就会失去天子的宠幸，失去手中的权力，并最终失去一切。
而让我不住窃喜的是夏言照旧没把它当回事。
夏言虽然比我年轻两岁，可这一年也已经六十五了，文思早已不如当年敏捷；加之要独掌内阁大权，整天被繁忙的政务搞得焦头烂额，所以每次所撰的青词都是硬着头皮敷衍了事，甚至经常叫手下人捉刀代笔。而我虽然也已年迈，但我对待青词的态度比他端正得多，再加上我的儿子严世藩也是出手不凡的笔杆子，所以在我的把关和润色之下，我们父子所撰的青词每每能博得天子欢心。据我在宫中的眼线透露，嘉靖皇帝对夏言所进的青词极度不满，每每弃掷于地，而对我所撰的青词，天子几乎篇篇爱不释手，甚至每字每句都赞不绝口。
重获天子宠幸之后，我儿子世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愈加肆无忌惮地大行贪墨之事，对此我深感忧虑。虽说我本人也并不认为当官的人就必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个道理我懂，可问题是凡事总要有个度，不能过于明目张胆、贪得无厌。所以我屡屡劝诫儿子，让他收敛一点。没想到世藩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我忍无可忍，觉得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会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灾，遂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七月上疏天子，要求将世藩罢官，遣返原籍。
可谁也没有料到，奏疏呈上之后，天子不但没有罢免世藩，反而将他擢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宝司事。
有了天子撑腰，世藩从此更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对此我也只能苦笑。
摊上这样一个宝贝儿子和这样一个宝贝天子，我还能怎么办呢？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我和夏言的这场巅峰对决终于尘埃落定。
夏言最终的失败源于“河套之议”。
所谓“河套”，指的是黄河的“几”字形凸出部及其周边流域。这个地区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历代均以水草丰美著称，故民谚有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然而自从孝宗时代起，河套地区便被鞑靼（后元）的中兴之主巴图蒙克（自称“大元可汗”，《明史》称“达延汗”）及其子孙所占据，到了嘉靖一朝，达延汗老死，他的两个孙子吉囊和俺答兄弟盘踞河套内外，连年入寇，成为本朝一大边患。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吉囊病死，所部尽归俺答。此后，俺答更是年年进犯，大明百姓饱受蹂躏，戍边将士大多战死。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曾铣提出了收复河套之议。奏疏呈上，嘉靖皇帝命兵部复议。兵部认为明军主动出击的时机并不成熟。我的意见也与兵部一致。但是，当时主政的夏言却赞成曾铣之议，力主出兵收复河套。最后天子支持夏、曾之议，让兵部发银三十万两，命曾铣“修边饷兵，便宜调度”。
曾铣得到天子和朝廷的支持，开始募集士卒，修筑堡垒，并瞅准时机督兵出塞，对鞑靼的游部实施了一次突击，斩首数十人，缴获牛马骆驼九百余、兵仗器械八百余件，旋即上表向朝廷奏捷。天子大喜，当即论功行赏。曾铣大为振奋，很快便会同陕西、延绥、宁夏三省巡抚及三镇总兵再次呈上“复套方略”十八项。兵部尚书王义旗等人也见风使舵，转而支持复套之议。
然而，在我看来，夏、曾等人和天子都有些盲目乐观了。这次小小的胜利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实在不足以作为收复河套的坚实理由。以当时明军的战斗力而言，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况且鞑靼之患由来已久，规复河套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其时朝廷的边策应该要“戒急用忍”，边镇守军的当务之急也应是练兵筑垒、巩固边防，断不可贪功冒进、轻启战端。其实，当时很多朝臣和边帅都和我一样持反对意见，尤其是边防经验极为丰富的宣化总督翁万达就认为：绝对不可向鞑靼挑衅，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然，我反对复套也不完全是出于公心。
因为力主复套的人是夏言。倘若河套真的收复，夏言就成了大功臣，他的地位势必无人可以撼动，到时候我严嵩就要一辈子看他的脸色行事，永无出头之日。
所以，无论在公在私，我都不会支持“复套之议”。但是他们有嘉靖皇帝撑腰，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在曾铣秣马厉兵、积极备战之际，亦即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十一月的某个深夜，皇宫大内突然发生了一场重大火灾坤宁宫被夷为平地，方皇后葬身火海。
这场火灾的后果极为严重，整个情形也相当诡异，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天谴。但是少数了解内情的人、包括我严嵩在内，都知道这不是一场偶然降临的天灾，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人祸。
准确地说是有人故意纵火，谋杀了方皇后。
其实，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嘉靖皇帝朱厚熜！
因为在火灾发生时，天子朱厚熜的表现极为反常，令人疑窦丛生。坤宁宫刚刚起火的时候，天子正在坤宁宫左侧的永寿宫里，当时宫监们都急着要去救火，可天子却慢条斯理地说：“让它烧吧，烧掉了朕再盖一座新的。”众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坤宁宫化为一片焦土，而可怜的方皇后就这样被活活烧死，天子却自始至终不发一言。
这是后世史家判定朱厚熜为纵火主谋的证据之一。至于天子的动机，则要追溯到五年前那起震惊内外的“壬寅宫变”。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即农历壬寅年十月的一个夜晚，天子朱厚熜夜宿宠妃曹氏（端妃）的宫中。趁皇帝熟睡之际，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多名宫女忽然用绳子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可由于宫女们紧张过度，仓促间把绳子打成了死结，无法勒紧。皇帝昏死过去之后，其中一名宫女又悔又怕，偷偷溜出去报告了方皇后。方皇后随即命人将十几名宫女悉数逮捕，严刑拷打后很快查出了事变的主谋宁嫔王氏。王氏对此供认不讳，但出于对端妃的嫉妒，遂诬指端妃为弑逆同谋。
事变发生后，嘉靖皇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宫中事务皆由方皇后做主。方皇后对端妃的受宠本已怀恨在心，加上王氏的指控，遂下令将端妃、王宁嫔、杨金英等二十余人全部处以凌迟之刑。据说临刑那天，端妃苦苦喊冤，其声凄厉。王宁嫔盯着她冷冷地说：“当初你在皇帝面前凌辱我，今天你也得了报应。我总算出了口气，让你不得好死！”
一个月后，嘉靖皇帝醒来，才知道他最宠爱的端妃已经被诬至死，而且听说了她临死前的种种惨状。天子伤心欲绝，知道这是方皇后出于嫉妒而下的毒手，故对其恨之入骨。但方皇后有救驾之功，所以天子表面上还是对她敬重有加，封其父为平安伯，暗地里则一直想替端妃报仇，置方皇后于死地。可几年来方皇后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失，嘉靖皇帝抓不住把柄，也就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废黜或除掉她。最后天子不得不出此下策，在嘉靖二十六年的冬夜自编自导了失火的一幕。
可想而知，天子朱厚熜最希望人们把这场火灾解读成“天谴”，这样才能掩盖整个事件的真相。所以他在事变后故意表现出了极大的戒惧，不但赦免了一批政治犯，而且诏命臣工直言朝政。
对我来讲，这无异于天赐良机。
我顺水推舟地把这场“天灾”的原因推到了夏言和曾铣的头上。我上疏说：“灾异原因，实由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而夏言与曾铣互为表里，淆乱国事，亦同加罪惩处。”与此同时，我又授意那些依附我的朝臣纷纷上疏归咎于夏、曾。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要掩人耳目的天子自然是把“规复河套”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即刻下谕推翻前议。他说：“逐贼河套，果真师出有名否？纵使兵饷粮草有余，成功可必否？一曾铣原不足惜，倘或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正月，夏言被罢免。稍后，曾铣被捕，兵部尚书王义旗被逐出朝廷，所有支持复套的官员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为了把夏、曾二人彻底置于死地，我又找到了原镇守甘肃的咸宁侯仇鸾，让他出面指控曾铣克扣兵饷、行贿夏言等罪状。仇鸾一直是我的心腹，不久前因贪渎之罪被曾铣弹劾下狱，对曾铣恨之入骨，所以对曾铣发出指控。同时，我又授意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屠侨、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一干心腹出面证实夏言受贿之事。
三月，曾铣依照“交结近侍”律被斩于西市，妻儿皆流放边地。
曾铣既死，夏言就在劫难逃了。刑部尚书喻茂坚同情夏言，奏请为他酌情减罪。天子愤然道：“他早就该死了！朕赐他香叶冠，他居然不奉旨，可谓目无君上，亵慢神明。今日又有此罪，如何饶恕？！”就在这节骨眼上，俺答又率军入寇居庸关，我紧紧抓住这个时机，上奏天子，称皆因夏言主张复套，才导致俺答入寇，实属罪不可赦。
这一年十月，夏言被斩于西市；其妻张氏流放广西，子孙多人皆罢官削籍。
两年前，当我和儿子严世藩一同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痛哭流涕的时候，夏言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
一世清高的夏言终于为自己的清高付出了代价惨重的代价。
夏言一死，内阁大权尽归我手。虽说不久后便有南京吏部尚书张治与国子祭酒李本相继入阁，但此二人的资历和声望都甚为浅薄，在我面前也只有唯唯诺诺而已。
从此，我真正成了大明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一直把这个巨大的权势保持了十余年之久。
五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俺答再度入寇，经大同进犯怀来，明军指挥使江翰、董赐出兵御敌，先后战死。宣化总督翁万达与大同总兵周尚文督师截击，奋力将俺答击退。不久周尚文病殁，朝廷命张达继任大同总兵、林椿任副总兵。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俺答闻明朝边将易人，遂再次发兵进攻大同，张达、林椿皆战败身亡。我立即奏请天子，推荐我的心腹仇鸾为大同总兵。
仇鸾到任后，马上用金帛贿赂俺答，劝其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遂移师东去，于这一年八月进抵古北口，将驻守此地的都御史王汝孝部击溃，随后长驱直入，大掠密云、怀柔、三河、顺义等地及昌平的诸帝陵寝，并迅速兵临北京城下，大肆烧杀掳掠。北京城外顿时浓烟蔽日、火光冲天。
京师陷入一片惊惶之中。可此时的嘉靖皇帝仍在西苑潜修，礼部尚书徐阶三番五次奏请，天子才召集文武百官在奉天殿议事。但是廷议也没能拿出什么有效的御敌之策，最后只能一边下令严拒京城九门，一边飞檄各镇火速勤王。数日后，大同总兵仇銮与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率部驰援京师。天子大喜，即命仇鸾为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以杨守谦为兵部侍郎，提督军务；并责成兵部尚书丁汝夔保卫京畿。
丁汝夔未得只言片语的圣谕，顿时没了主张，只好私下向我请教战守之计。我笑着对他说：“塞上失利，尚可掩饰；都下丧师，谁人不晓？所以你当谨慎行事。穷寇若得饱掠，自然远去，何必轻战！”丁汝夔闻言茅塞顿开，随即将我的话奉为圭臬。其后兵部一再晓谕各部不得轻战，诸将原本人人怯战，一得此令更是各自按兵不动。
屯兵城外的鞑靼人顿时如入无人之境，连日大掠之余又给明廷递了一封书信。此信言辞傲慢，大意是要求与明朝“互市通贡”，文末还有“如不见从，休要后悔”等恐吓之语。天子见信，彷徨无计，急召我和徐阶入西苑问对。
天子手上拿着鞑靼人的恐吓信，首先问我说：“卿以为何如？”
我看了看天子，略微沉吟之后，说：“此乃穷寇乞食耳，本不足为虑！但‘互市通贡’之事关系礼部，臣不便多言，请陛下详问礼部。”
徐阶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他知道，我这是怕担责任，所以一下就把这烫手山芋扔给了他。徐阶暗暗瞪了我一眼，我把目光移开，假装没看见。徐阶踌躇半晌，只好开口道：“求贡之事虽属臣部掌管，但兹事体大，仍须仰禀圣裁！”
好家伙！这老小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居然把皮球又踢给了皇帝。
天子闷声不响，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此事的确干系重大，所以诸贤卿还是要好好计议计议啊！”
很好，皇上又把球给踢回来了！我在心中暗笑，看徐阶这回如何接招。徐阶知道自己躲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说：“现在寇患已深，震惊陵庙；我却战守两难，不便轻举。以微臣愚见，似应权且应允，以解燃眉。”
天子道：“俺答若肯退去，金帛珠玉在所不惜。”
徐阶说：“若只耗费金帛珠玉，有何不可？但恐他得寸进尺、贪求无厌，为之奈何？”
“卿可谓远虑了。”天子蹙着眉头说，“唯目前寇在近郊，如何令退？”
“臣倒有一计！”徐阶说，“俺答来书，统是汉文，我只说他汉文难信，且无城下逼贡之理，今宜退出边外，别遣使者进呈番文，由大同守臣代奏，才可允行。他若肯退去，我则趁机速调援兵，齐集京畿，届时可许则许，不可许则与之战，断不会为其所窘。”
天子闻言，连连称善，命徐阶照此计行事。
徐阶此计虽然头头是道，可俺答不是笨蛋。他不但坚持原议，拒绝退兵，而且扬言若不照准，必再增兵，誓破北京。徐阶召集群臣商议，百官瞠目结舌，无人敢发一言，唯独国子司业赵贞吉极力主战。天子随即召他入对，赵贞吉侃侃而谈，一副志在必得之状。天子嘉许，立刻擢其为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命户部发银五万两，由赵贞吉宣谕行营将士。
赵贞吉此人历来与我不睦，此番在天子面前出了风头，不禁抖擞起来，出宫就直奔我的府邸，可能是想跟我炫耀一下。我让司阍将其拒之门外，赵贞吉恼羞成怒，就在府门前和我的下人吵了起来。适逢我的义子、通政使赵文华来访，就笑着对他说：“足下这是干什么？军国重事，自当从长计议。”赵贞吉冷冷瞥了赵文华一眼，说：“似你这等权门走狗，也晓得什么军国大事！”言毕拂袖而去。
赵文华进府后便把刚才赵贞吉说的那句话告诉了我。
我一言不发，冷笑数声。
像赵贞吉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很快就会为他的狂悖付出代价。
就在朝廷自上而下都在为是战是守犹豫不决的时候，鞑靼人却忽然主动退兵了。
此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但是却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早就说过穷寇若得饱掠，自然远去！
鞑靼人本来就无大志，他们根本就不想花巨大的代价占领大明京城。说到底，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财和色而已。如今他们已经在城外大掠了八天，京畿一带的美女财帛早已被他们劫掠一空，久踞城下对他们毫无意义。况且，如果四方勤王之师云集，明军坚决出战，他们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俺答一撤军，仇銮立即出兵尾随，准备捡一回便宜。不料鞑靼人忽然回兵反击，仇鸾仓促退却，部众被斩杀一千余人。等到鞑靼人扬长而去，仇鸾才胡乱砍下战场上的尸首八十余级，然后回京报捷邀功。天子信以为真，当即优诏慰劳，厚赐金帛，并加仇鸾太保之衔。
敌寇既退，朝廷就开始秋后算账了。
堂堂大明的京畿重地被鞑靼人围困和洗劫了八天，自始至终明军竟无一兵一卒敢于出城应战，这无论如何都是大明的一个耻辱！
所以，注定要有人来担这个责任、背这个黑锅。
而且鞑靼人围困京城期间曾四处纵火，许多内臣建在京郊西北的别墅庄园皆被焚毁。遭受损失的内臣纷纷把矛头指向丁汝夔和杨守谦，说他们牵制将帅、禁止出战，才导致烽火满郊、惊动圣上，请天子将二人治罪。天子正愁找不到替罪羊，于是立刻传旨，将丁、杨二人逮捕下狱。丁汝夔大恐，急忙嘱咐家人向我求救。我为了安抚丁汝夔，不让他把当初我教他不必出战的事情泄露出去，就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对来人说：“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
丁汝夔以为我定会保他，所以就没有上疏自辩，一心在监狱里等待官复原职的那一天。
然而，我保不了他。
因为当我入宫向天子试探的时候，天子一脸恶狠狠地说：“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所以我一句话也不敢再说。
丁汝夔和杨守谦就这样被绑赴法场，斩首弃市。临刑前丁汝夔仰天大呼：“老贼严嵩误我！老贼严嵩误我啊！”
丁汝夔被斩的第二天，那个出言狂傲的左谕德赵贞吉就被捕下狱了，随即被廷杖，发配岭南。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春，一个名叫沈炼的锦衣卫经历又上疏对我进行弹劾，在奏疏中历数了我的“十大罪”，最后说：“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经历，竟想和我这个堂堂的当朝首辅一命换一命，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奏疏呈上，根本无须我作出反应，嘉靖皇帝就以“诋诬大臣”的罪名将沈炼施以廷杖之刑，贬出朝廷。随后的一两年里，又有刑部郎中徐学诗、御史王宗茂、巡按御史赵锦等人相继参劾我，却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罢黜和削籍的命运。
这就叫螳臂挡车、蚍蜉撼树！结果当然是自取灭亡。
六
仇鸾自从冒功奏捷后便获取了嘉靖皇帝的眷宠，以大将军领京师三大营；其后嘉靖皇帝创设“戎政府”，又以仇鸾为总督。仇鸾从此总揽大明兵权。不久边境又传来鞑靼入寇的消息，仇鸾故技重演，又命人携重金贿赂俺答义子脱脱，并许诺互市通贡。俺答遂致书明朝，要求开设“马市”。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春夏之交，明朝与鞑靼经过一番交涉后，定于每年春秋两次在大同和宣化设立马市。
此议朝野上下皆无异议，唯独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断然上疏强烈反对，他在奏疏中列举了与鞑靼人互市的“十不可”和“五谬”，最后说：“公卿大夫，知而不言，盖恐身任其责而自蹈危机也。陛下宜振独断、发明诏，悉按言开市者。然后选将练兵，声罪致讨。不出十年，臣请得为陛下勒燕然之绩，悬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后世！”天子阅毕，不免又为互市之事犯了踌躇，于是下内阁及诸大臣集议。
我知道这件事情责任重大，所以保持缄默，不置可否。只有仇鸾暴跳如雷，大骂杨继盛“竖子不识兵，乃说得这般容易”，并向天子呈上密奏，痛诋杨继盛。天子遂下定决心，将杨继盛拿下锦衣卫狱，随后贬谪出朝。
马市一开，一系列弊端随即暴露。
鞑靼人刚开始还能讲一点信用，可很快就原形毕露，互市时往往以羸马搪塞，并强行索要厚值；同时并不因马市既开而停止寇扰，经常是大同开市便转寇宣府，宣府开市又转寇大同；到最后甚至朝市暮寇，连刚刚卖出的物非所值的羸马也一并掠去，令明朝损失惨重。于是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时频频上奏：“俺答屡次入寇，与通市情实相悖。今日要策，唯有大集兵马，一意讨伐，请饬京营大将军仇鸾专事征讨，并命边臣合兵会剿，勿得隐忍顾忌，酿成大患！”
嘉靖皇帝得知互市真相，勃然大怒，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下诏罢废马市。这年秋天，断了财源的俺答再次率兵进犯边塞。天子遂令仇鸾督兵出塞，迎击俺答。
仇鸾一下子就慌了手脚。
这个所谓的“大将军”、所谓的“戎政府总督”，这些年来除了贿赂鞑靼人、贿赂我们严氏父子，除了冒功邀赏、取悦皇帝之外，一点真本事也没有。换句话说，他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根本就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
可就是这么一个欺世盗名的政坛暴发户，从当上大将军后就自以为一步登天了，不但过河拆桥把我置诸脑后，而且时常向天子密奏我和儿子世藩贪贿的情状，企图把我扳倒，以便独得天子眷宠。
天子出兵的诏命一下，仇鸾寝食难安，迟迟不愿动身。我立刻授意朝臣请旨督促。仇鸾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走上战场。结果不出所料，仇鸾刚与俺答的前锋部队接战便被打得丢盔弃甲。天子将仇鸾召回京师，命兵部收缴其大将军印信。仇鸾又惧又恨，遂一病而亡。
仇鸾一死，徐阶等人立即上疏揭发其通敌、纳贿、卖国、冒功等种种罪状。天子大怒，下诏将仇鸾开棺戮尸，并将其父母妻子及一干党羽全部处斩。天子随后想起了曾经反对马市、弹劾仇鸾的杨继盛，于是召回朝廷复任兵部员外郎。
就在我暗自庆幸除掉了仇鸾这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之时，刚刚回朝的杨继盛就把矛头对准了我。他上疏对我大加挞伐，说什么“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唯严嵩”，必须先除严嵩，再逐俺答，等等，并学着那个沈炼的口气，历数了我的“十大罪”“五大奸”。
我有时候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总有人喜欢拿鸡蛋碰石头呢？明明知道有沈炼、徐学诗等人的前车之鉴，为何还要前仆后继地提着脑袋，义无反顾地往我严某人的刀口上撞呢？难道他们真的不怕死吗？
我相信，只要是人就怕死。而沈炼、杨继盛这帮人之所以一个个主动上门送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把某种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以宁可抛弃生命也要捍卫那种东西！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像沈炼、杨继盛这种人并不少见，而他们所捍卫的东西其实也并不新鲜，说到底无非就是四个字道德理想。
千百年来，熟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们，总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冲动，希望这个世界上人人无私无欲、遵纪守法，当官的也都恪尽职守、大公无私，当皇帝的更是要虚怀纳谏、心忧天下。总而言之，所有人每时每刻都要按照古圣先贤的道德模板浇铸自己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用你们那个时代的话说，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历史上的沈炼和杨继盛们，无疑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同时也是这么要求别人的。
可是，这办得到吗？
办不到。
正是因为方向和方法错了，所以历代高举“道德理想”这面大旗的君子们，往往要在“现实规则”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于世无补。
打倒一个严嵩，还会有赵嵩、钱嵩、孙嵩、李嵩站起来；拿掉一批贪官，也不过是为后来的权力寻租者腾出了位置而已。所以，要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唯一的办法不是改造人性，也不是声嘶力竭地鼓吹道德，而是实实在在地制定一套理性规则，让每个人的私利和私欲能与公共利益并行不悖，并且在客观上服务于社会公益。唯其如此，人性中恶的一面才会得到有效制约，而善的一面才能得到发扬光大；唯其如此，人们的道德水准才能在坚实的规则保障之下逐步提升；也唯其如此，你们那个时代的沈炼和杨继盛，才能让他们的道德理想真正起到改造现实的作用，并真正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而不会像在明朝这样，最终死在嘉靖皇帝和我严嵩的手里。
是的，杨继盛敢跟我严嵩叫板，绝对是死路一条。
他那道慷慨激昂的奏疏一上，第一时间就到了我的手里。
我把奏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但不生气，反而心中窃喜。因为杨继盛在奏疏末尾写了一句话，这句话足以让他引火烧身。他说：“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意思是说，天子要是不认为我严嵩奸，可以问问裕王和景王。
裕、景二王都是嘉靖皇帝的儿子。自古以来，皇帝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亲王和朝臣走得太近。说轻了，这叫行为不检；说重了，这叫联手逼宫、图谋篡逆！
我当即向天子指出了这个问题。天子龙颜大怒，马上把杨继盛扔进了诏狱，并亲自审问：“你写这道奏疏是何人指使？”杨继盛说无人指使。天子问：“既无人指使，何故提到二王？”杨继盛梗着脖子说：“当今天下，除了宗室亲王，还有谁不惧怕严嵩？”
嘉靖皇帝怒不可遏，随即将杨继盛廷杖一百，着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是我的人，当即主张以“诈传亲王令旨”为由，对杨继盛处以绞刑。刑部郎中史朝宾坚决反对，旋即被我贬谪出朝。刑部尚书何鳌不敢违背我的意思，可又不敢拿主意，只好将杨继盛收监，一切听候天子裁决。
我不得不承认，杨继盛不仅是个满怀道德理想的君子，而且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硬汉。
一般人要是挨上锦衣卫的一百杖，很可能当场就挂了，可血肉模糊的杨继盛进了监狱之后，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足足撑了三年。
很难想象，他拖着那一身碎皮烂肉，是如何在肮脏潮湿的大牢里度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在他被关押期间，我听说他在牢里做了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很震撼，我相信你们肯定也会很震撼。
那是杨继盛刚刚入狱不久，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叫狱卒给他掌灯，说他要干点活儿。
三更半夜在大牢里干啥活儿？
狱卒满腹狐疑，就给杨继盛捻亮了一盏灯烛。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当即把狱卒吓得面无人色，全身颤抖，险些把手中的灯烛打翻只见杨继盛砸碎了一个瓷碗，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然后把身上那些溃烂流脓的腐肉一块一块地割了下来。杨继盛做这件事的时候，神色如常，表情专注，仿佛他是市场上卖肉的屠夫，正在给客人切猪肉。
俗话说骨头断了还连着筋。杨继盛在割肉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麻烦，有些肉虽然割下来了，可筋还连着。杨继盛割来割去割不断，干脆用手把那些顽固的筋膜一一扯断。
自始至终，杨继盛脸上没有出现一丝痛苦和恐惧的表情，反而是站在旁边目睹整个过程的狱卒，早已三魂没了七魄。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承认那个狱卒比我有胆。换成是我，恐怕早就把灯烛扔掉抱头鼠窜了。
面对如此强悍、如此可怕的对手，我感到异常恐惧。
这种人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得安宁。
然而，在杨继盛被囚禁的三年中，嘉靖皇帝始终没有杀他的意思。我只好耐心地等待机会。到了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十月，朝廷要处决一批要犯，我顺势把杨继盛的名字塞进了处决名单。天子只是粗略看了一眼，就大笔一挥，下旨行刑。
杨继盛就这么死了，临刑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七
古罗马人有句格言：“财富像盐水，喝得越多就越渴。”
我可以用我的人生经验向你们担保这句话绝对是真理！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尽管我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财产已经数不胜数，就算几十辈子也花不完了，可我对财富的欲望仍然有增无减。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就在这一年，我又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因为我的义子、工部侍郎赵文华借着到浙江巡视倭患为由，大力搜刮公私财物，回京城之后，拿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孝敬我和我儿子世藩。
我很喜欢这个脑瓜子活络、办事漂亮的义子，所以他回京不久，我就奏请嘉靖皇帝，将他擢升为工部尚书，并破例加授太子太保。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赵文华这小子居然跟当初的仇鸾一样，一得志就忘形居然想踩着我的脑袋往上爬，独占天子恩宠！
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份炼制药酒的偏方，据说这种药酒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于是赵文华就像煞有介事地地把偏方献给了天子，并在奏疏中刻意强调：“这份偏方只有臣和严嵩知道。”言下之意，就是我严嵩老早就得到了这个偏方，却藏着掖着不献给皇帝。
可想而知，天子对此大为光火，对左右说：“严嵩居然瞒着朕，要不是赵文华献上来，朕还不知道呢！”
我在宫中的眼线随后就把事情告诉了我，同时把赵文华的奏疏也一并送了过来。我气得七窍生烟，马上把赵文华叫到面前，厉声质问：“你今天给皇上献了什么？”
赵文华还在装傻充愣，说：“没有啊。”
我把奏疏往他面前一扔，一句话也不想多说。赵文华吓得面无人色，当即跪倒在地，拼命磕头求饶。
但是，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
这一年十二月，赵文华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儿子也被流放戍边。
这就是背叛我严嵩的下场！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又有三个不怕死的小官吴时中、张翀、董传策紧步杨继盛之后尘，再度上疏对我发起弹劾。
结果不言自明。他们很快就被施以廷杖之刑，关进监狱，随后全都流放岭南。
古人经常说天道忌盈，只可惜我没有早一点领悟这句话。正当我权倾朝野、富贵满门的同时，一朝垮台家破人亡的灾难就已经在向我逼近了。
日后回头看，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就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毕竟年岁不饶人。到了这一年，我已经八十二岁了，同龄人老早就去跟阎罗王报到了，可我作为天子最为宠幸的内阁首辅，却天天要应付繁杂的日常政务，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已经把政务交给我的儿子世藩了。每当各级衙门向我禀报或请示什么事情，我总是说：“与小儿议之。”或者说：“与东楼（严世藩的别号）议之。”
所以，当时的知情人都说：“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
嘉靖不能一天没有严嵩，严嵩也不能一天没有他儿子。
我承认，人们说的确属实情。
应该说，我儿子是个聪明人，能力也不比我差，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欲望太盛。刚开始，他花重金收买了皇帝身边的内侍太监，所以凡所奏答，都能让皇帝满意，可到了后来，他就日渐沉溺酒色，天天和一帮姬妾寻欢作乐，应该处理的政务也就大多耽搁了。有时候我在朝堂值班，皇帝催问某件政事，世藩又左等右等不来，我只好硬着头皮提笔作答。
一个头昏眼花、思维迟钝的八十二岁老人，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有时候世藩在外头玩够了，才气喘吁吁地赶进宫来，但奏文已经送出，我连忙让太监追回来，叫世藩重新修改，可仓促之下，也不可能明智审慎地处理事情。这么折腾几次后，嘉靖皇帝对我们父子的不满就越来越深了。
尤其是世藩，荒淫纵欲的恶名朝野皆知，所以天子对他更觉厌恶。
当时，嘉靖皇帝正宠幸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此人擅长扶鸾，被天子视为神人。有一天，皇帝想通过他问问神明，看身边的辅臣是否尽职尽责。蓝道行知道天子已经对我心生不满，遂装神弄鬼地做了一场法事，然后告诉天子，说严嵩父子弄权，其罪当诛。天子大为感叹：“果然如此，可上天为何不降祸于他们父子呢？”
蓝道行一脸正色地说：“留待陛下正法。”
天子闻言，默然不语。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我在嘉靖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之时，皇宫西内的万寿宫（嘉靖寝殿）又发生了一场火灾，把一大堆御用物品全都烧毁了。天子不得不暂时居住在狭小的玉熙宫里，终日郁郁寡欢。
这场火灾本来跟我无关，可要命的是，火灾过后，为了讨好天子，我急切地提了一个建议，劝天子搬迁到南内。所谓南内，就是当年英宗皇帝朱祁镇因土木堡之变被蒙古人劫持，回京后被他弟弟代宗皇帝朱祁钰软禁的处所。
刚刚把话说出口，我就懊悔不迭，连声在心里大骂自己笨蛋。
因为这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建议。我确实太老了，老到居然忘记了南内是个不祥的处所，以致犯下了这么一个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
天子听了我这个馊主意，自然是一肚子不乐意。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辅）的徐阶就翩然上场了。他不慌不忙地向天子提出了一个建议重建万寿宫。
天子大喜，随即下诏，命徐阶负责重建工作。
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彻底完了。
因为，徐阶这一次绝对是冲着我来的，而且还是有备而来！
自从夏言死后，这个徐阶就是我最大的潜在对手。此人虽然早年也曾受过我的提携，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实际上一直想把我扳倒，以便坐上首辅的交椅。前几年吴时中那几个小官弹劾我，就是这个徐阶在幕后主使。因为我很清楚，吴时中是他的门生，董传策是他的同乡，关系都非比寻常。我当时就曾密奏天子，说：“三人同日构陷，背后必定有人指使。”只可惜吴时中等人拼命死扛，无论如何也不肯供出徐阶，才让他躲过了一劫。
如今，徐阶知道我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所以就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换句话说，他是报仇来了。
而这一次，我严嵩注定在劫难逃。
八
不出所料，从万寿宫重建的那一天起，徐阶就将我彻底取代，成了天子最宠信的阁臣。一切军国大事，天子皆与其商议定夺，把我完全撇在了一边。
我的首辅之位已经名存实亡。
不久，我的死党、吏部尚书吴鹏被罢免；我赶紧推荐另一个心腹欧阳必进代之，可没过几天又被勒令致仕。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徐阶在背后操纵的。
然而，明明知道政敌已经在步步紧逼，我却无能为力。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三月，新建的万寿宫竣工落成，徐阶因功加授太子少师，而天子只是象征性地加了我一百石俸禄而已。
五月，徐阶图穷匕见，正式发难，授意御史邹应龙对我和世藩发起弹劾，历数我们父子种种贪赃纳贿、专权不法之状。嘉靖皇帝随即罢免了我的首辅之职，并将世藩关进了诏狱，同时擢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面对徐阶一党咄咄逼人的攻势，我和世藩当然不能坐以待毙。稍后，世藩拿出了他的看门绝活，以重金贿赂天子左右的宦官，让他们对天子说：“邹应龙这道奏疏，其实都是蓝道行给他爆料的（皆蓝道行泄之）。”
内宠交结外臣，这无疑也是皇帝最忌讳的事情之一。
天子勃然大怒，未加思索就逮捕了蓝道行。
我的目标当然不只是这个小小的道士，而是我最大的对手徐阶。紧接着，我就命心腹、时任刑部侍郎的鄢懋卿私下接触蓝道行，承诺要给他重金，并且保他没事，条件是让他诬指徐阶为幕后主使。
如果此计成功，我一定可以反败为胜。
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那个臭道士蓝道行居然一口回绝，还义正词严地说：“除贪官，自是皇上本意；纠贪罪，自是御史本职，何与徐阁老事？”
我无奈，知道世藩这回已经脱罪无望，只好退而求其次，命鄢懋卿在给世藩定罪的时候，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就以“收受赃银八百两”的罪名论处。随后，世藩被发配雷州戍边，其子严鹄、严鸿，心腹罗龙文等人，也全都被发配边荒充军。
我和世藩精心策划的这场绝地反击，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从嘉靖四十一年六月到九月，大明帝国的官场上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凡是我严嵩的心腹和党羽，都在徐阶一党的弹劾下纷纷落马。
如刑部侍郎鄢懋卿、大理卿万寀、太常少卿万虞龙、工部侍郎刘伯跃、刑部侍郎何迁、国子祭酒王材等，一大批朝廷高官无一幸免，都遭到了罢黜和贬谪的厄运。
就像你们那个时代经常玩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我严嵩这张头牌一倒，他们也只能哗哗啦啦地全部倒地了。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八十四岁的我黯然返回江西老家，因实在无法忍受亲人离散的孤苦无依之感，遂上疏天子，向他哀求：“臣年八十有四，唯一子世藩及孙鹄、鸿，皆被发配千里之外，臣一旦命终，谁可托以后事？唯愿陛下垂悯，特赐放归，终臣余年。”
然而，奏疏呈上如石沉大海。
就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还没走到雷州的世藩就暗中逃了回来，包括他的心腹罗龙文也私自逃回，藏匿在附近的县城。
对于儿子的逃归，我虽然稍觉宽慰，但内心不免惴惴。
因为，我总有一丝不祥的预感，总感觉自己的噩梦并未终结……
果不其然，世藩和罗龙文逃回来以后，并没有从此夹起尾巴做人，而是一心想要报仇。有一次，罗龙文喝醉了酒，竟然四处扬言：“总有一天要砍了邹应龙和徐阶的狗头，以泄心头之恨！”
我大惊失色，赶紧警告世藩说：“儿误我多矣！你虽被发配充军，但时间一长，还可望获得大赦。倘若你再有什么非分的举动，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如今皇上正宠信徐阶，还升了邹应龙的官，只要皇上一怒，我们整个家族就彻底完了。”
可是，世藩对我的警告置若罔闻。过后不久，他居然募集了一千多名工匠，大肆修筑别墅园亭，仿佛他不是一个违抗圣命的逃犯，而是一个衣锦还乡的朝廷大员。
这不是在找死吗？！
此时此刻，我只恨当初贪墨的钱太多，以至于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还有折腾挥霍的本钱！倘若家无余财，我相信世藩就老实了，我也就能安安心心地度过我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了。
事后来看，正是因为手里头还有那些该死的钱，我才会在官场失意、晚节不保之后，进而遭遇家破人亡、寄食墓舍的悲惨命运……
有人说：“人不可以把钱带进坟墓，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仿佛就是在为这句话做注脚。
世藩和罗龙文的愚蠢举动很快就惊动了朝廷。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月，南京御史林润上疏皇帝，称：“臣最近巡视南方，发现众多的江洋大盗都投靠了严世藩和罗龙文。罗龙文在深山中修筑营寨，乘轩车，穿蟒服，显然已有不臣之心。严世藩自雷州逃归后，被罗龙文等人推为共主，日夜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日，严世藩还假借修缮宅第之名，聚众多达四千余人。当地人言汹汹，都说将有不测之变。愿陛下早日明正典刑，以绝后患。”
很显然，林润的这纸御状有很多杜撰和夸张之词，但是此时此刻，嘉靖皇帝对这道奏疏的内容肯定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所以也就不可能去查证。
天子当即下诏，命林润负责将世藩和罗龙文逮捕归案、押解回京。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我预感中的最后一场灾难降临了。嘉靖皇帝下诏削除了我的官籍（原本我还享受高干离休待遇，可现在变成一个平头百姓了），同时抄没了我的全部家产，并将世藩和罗龙文斩首弃市。
据说，世藩和罗龙文被押到西市砍头的那天，两个大男人哭着抱成了一团。家人提醒世藩写一封遗书，跟远在江西老家的我诀别，可世藩提着笔愣了半天，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有汹涌而出的泪水，啪嗒啪嗒地落在那张空无一字的纸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世界上很多人听过这句话，可没几个人愿意接受它的忠告。虽然我曾经不止一次警告过世藩，让他在招权纳贿的时候把握一个度，别太明目张胆，也不要变本加厉，可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我当初对他的劝告很可笑，颇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嫌。
如果说财富像盐水，喝得越多就越渴，那么通过权力寻租轻易获取的财富则无疑是毒品，只要尝过一口，你就会上瘾，而且终生无法戒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藩之所以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我和所有严氏族人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责任其实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怪不得别人。换言之，一辈子对不义之财最为如饥似渴的人，被权力毒品毒害最深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严嵩。
世藩在北京被斩的同时，朝廷也派人抄了我的家。
查抄结果，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玩异宝折合白银也有数百万两。与这些黄白之物同时被抄的，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田园宅地，以及我在江西老家赖以栖身的这座大宅。
抄了，全抄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我孑然一身、两手空空地离开那座贴上了封条的大宅，颤颤巍巍地从世人们鄙夷、讥笑和怜悯的目光中走过，恓恓惶惶地来到了我最终栖身的这片墓地。然后，我停住了脚步。
我向来路张望了最后一眼，看见万丈红尘依旧在我的身后喧嚣，看见熙来攘往的人群依旧在那个热闹的世界里忙忙碌碌地竞逐奔走……
他（她）们要奔向哪里呢？
他（她）们能奔向哪里呢？
我知道，无论人们走得再久、走得再远，最终都要殊途同归地来到这个地方墓地。
是的。自从人们离开摇篮的那一刻起，墓地就是他（她）们唯一的、共同的、最后的归宿。当人们用一种永远不死的姿态在这个世界上欢快地奔跑时，他们肯定是无意中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是假装忘记了这一点。
美国20世纪的宗教学者休斯顿·史密斯说过一句话：“世界是一座桥，走过去，不要在上面盖房子。”
对于这句话，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理解，而我现在宁愿这么理解相对于整个人类世界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渺小、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最好是抱着一个观光客的心态，尽量去欣赏和体验它的美好，而不要试图去占有过多的身外之物，更不要把自己当成世界的拥有者，企图为自己建造一座完美而永恒的宫殿。
史密斯先生告诉你，这对生命是无益的。
即便你建成了一座貌似完美的宫殿，在这座宫殿里装满你想要的一切，诸如权力、地位、财富、名望、美色等，可问题在于你能在这座宫殿里住多久？
像我，就是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建房者”。我在过去的八十几年中，竭尽全力攫取并占有我想要的一切，企图为自己建造一座完美而永恒的宫殿，可直到此刻我才蓦然发现这一切是多么虚妄，又是多么可鄙、可笑、可怜！
就像《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很可怜，从来没想过要“作如是观”。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能“作如是观”呢？
如果你能，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清醒的人，也会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原以为，八十六岁的我茕然一人流落到这片墓地后，很快就会死掉。没想到上天跟我开了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玩笑居然又让我多活了两年。
现在，我已经八十八岁了。
人老了就容易唠叨，不知你们是否厌倦了我的唠叨。
没关系。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也该走了。
请你们记住这个叫严嵩的人，世界于他而言曾经是一座巨大的坟墓，与其说他度过恶贯满盈的一生后凄凉地死了，还不如说他其实一天也没有真正活过。
因为，把权力和财富视为生命真谛的人，充其量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如果他从来没有摆脱物欲的捆绑，那他有什么资格获享真正的幸福？
请允许我最后再说一遍幸福是一种心灵的能力，与拥有多少昂贵的东西无关。
好了。时辰到了，我真的该走了。
世界是一座桥，我已经到了桥的尽头。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在那个世界里盖房子。我会背着一个松松垮垮的行囊，任由我的脚步带我到任何地方，对每天升起的太阳心存感激，对闪闪发光的星辰充满敬畏，朝我遇见的每一个人点头微笑，然后告诉他（她）：世界是一座桥，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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