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间道——刘瑾：死神的3357个吻

历史大观园身前后名 2020-06-22 22:45:13 0

死神来了。

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刻，以我始料未及的方式来了。

这是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的八月二十五。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秋日早晨。我看见头上的天空依旧纯净而蔚蓝，和五十多年前我初入宫的时候一模一样。

时间过得真快，就这么一眨眼，也就是一生了。

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太监。你们或许还知道，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监。坊间的百姓都说，现如今的北京城有两个皇帝：一个是金銮殿上的“坐”皇帝朱厚照，也叫“朱”皇帝；另一个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站”皇帝，也叫“刘”皇帝。

后者说的就是我：刘瑾。

按理说，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就该知足了，也该死而无憾了。

是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年我已经六十了。虚岁刚满六十。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所以我并不怎么遗憾，也并不怎么惧怕死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活得痛快，就算死了也痛快。可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居然给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死亡的方式磔刑。

我原以为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可我错了。他们不想让我死得那么痛快。说得更准确点：他们是想让我死得很痛，却不想让我死得很快！

所以他们给我判了寸磔之刑。寸磔又称“凌迟”，从“陵迟”而来。语出《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原意指山陵的坡度由高而低地缓慢降下，用作刑罚之名时，意指将受刑者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削下来，所以此刑的俗名又称为“剐”千刀万剐的“剐”。

你们说，这样的死法能不让人恐惧吗？

剐刑有八刀、十刀、百刀、千刀不等。听说他们足足给我定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行刑的时间是三天。

天知道这是哪个变态的浑蛋凭着哪条该死的律法定下的刀数，居然准确到了个位数！

我只能苦笑。

我只能在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中无奈地苦笑。

大明帝国的士大夫们不希望死神把我一口吞没，而是渴望它吐出冰凉又锋利的舌头三千三百五十七次地吻遍我的全身！而他们则站在一旁，悠然地欣赏我的痛苦，仔细地玩味我的恐惧。

他们知道我绝不可能撑到最后一刀。

不过他们不关心这个。

他们只想享受过程享受一个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太监终于被他们千刀万剐的妙不可言的过程。

在自命清高的帝国士大夫的眼中，太监只能算是下等人。而像我这种下等人五年来居然一手把持了帝国朝政，而且还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对他们而言不啻奇耻大辱。如今既然栽到了他们手里，怎么可能不让我加倍偿还？！尤其是当他们从我家里抄出那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产时，那种强烈的震惊和嫉妒更是让他们近乎疯狂。不用说别人，年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一个就傻眼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们开列一张我被朝廷抄没的财产清单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还有一些违禁的御用物品及兵器甲仗，如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两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团扇（扇中置刀二），衣甲千余，弓弩五百。

天子本来还不欲置我于死地，只想把我贬谪到凤阳（今安徽凤阳）去看守陵寝，一听说抄出了这么多东西，顿时咆哮如雷：“奴才果然反了！”于是断然决定将我诛杀。

年轻的天子固然是因为抄出了一些有关我谋反的证据而愤怒。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我想就是那座让他触目惊心的金山银山。

简单来说，抛开那些珍宝和违禁品不算，我的财产光黄金就是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是二亿五千多万两。如果把黄金都换算成白银，按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比价一比五来算，我的财产总额为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

这是多大的一笔财产？

给你们两个参考数字。一个是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白银二百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相当于帝国一百五十多年的财政收入。另一个数字是七十多年后那个叫张居正的帝国大佬通过十年改革为明帝国积攒下的国库存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是它的二十五倍。

如果你们对这种银两的数字还是缺乏概念，那我可以将其换算成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民币。按一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四百元来算，我的财产是一千二百多亿人民币。所以你们那个时代的什么《亚洲华尔街日报》才会把我评为一千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十个人之一，同时也是上榜的六名中国人之一。

在这样的一些事实面前，你们说，上至天子，下至群臣百姓，甚至包括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我死有余辜，而且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解恨？

你们是不是会感到无比惊奇一个人如何能在短短的五年内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一个人的贪婪和占有欲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趁着刽子手还在磨刀，死神还没有伸出它冰冷的舌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说说心里话。

我很愿意在刽子手剖开我的胸膛之前，主动向你们裸露我的灵魂，同时向你们敞开我的一生……

一

我原本姓谈，老家在偏远穷困的陕西兴平。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哪年净的身了，只记得是在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7年）进的宫。我生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可见入宫的时候顶多也就五六岁的光景。是一个姓刘的老太监把我领进宫的，从此我就跟了他的姓。

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入宫那一天的情景。

那是一个早晨。天很高、很蓝，阳光很耀眼。

刘太监走得很快。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他。他一言不发，只是死命地拽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就这么气喘吁吁地跟着他走进了这座巨大而森严的紫禁城，同时也战战兢兢地走进了我的宿命。

皇城中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恐惧。

无论是垂宇重檐的宫殿，还是凶神恶煞的禁军士兵，乃至丹墀上张牙舞爪的飞龙、殿庭前面目狰狞的青铜狮子，都会让我心跳加速、手脚打战。

那一刻我绝对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一切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因我手中的权力而战栗和摇晃。

然而，无论日后的我如何飞黄腾达、权势熏天，景泰年间那个早晨的仓皇和恐惧，都在我心头打上了永远的烙印就像无论我日后如何富可敌国，幼年时代那种刻骨铭心的贫穷，永远都是我生命的底色一样。

事实上，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摆脱过恐惧，也从来不曾摆脱过贫穷。就算在我生命最辉煌的四年间，我也是大明帝国最有威严的恐惧症患者，同时也是大明帝国最富有的穷人。

你们是否觉得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我是一个太监。我是一个下等人。

从五十多年前那把锋利的牛角刀向我的下体狠狠挥落的那一刻起，我的人格、我的尊严、我本应享有的正常人的全部幸福和梦想，就都随着那血肉模糊的一小块肉，被彻底地割落了。

与其说那一刀造成的是生理的残缺，还不如说它造成的是心理的残缺、人格的残缺、生命的残缺。

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世界就再也没有摆脱自卑、恐惧和匮乏。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渴望权力、安全感和财富。

这是一种极度的渴望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完全满足的渴望。它让我的生命坍陷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一个比世界更大的空洞。

“站皇帝”填满得了它吗？

不能。

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填满得了它吗？

不能。

有什么东西可以填满它？

我不知道。

也许你们可以告诉我，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如果你们反问我，为什么当年会去当太监？

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一个字穷。

穷得上不起学，穷得穿不起衣裳，穷得吃不上饭。而只要当上太监，就有机会识文断字，不论寒暑都有衣服穿，每天还能吃上三顿饭。要是在宫里混得好，老家还能盖上瓦房，兄弟还能娶上媳妇，父母还能在村里人面前扬眉吐气、脸上有光……

况且，如果一不留神混成一个大太监，那更是比状元郎和驸马爷还神气，不但能光宗耀祖，还能让所有亲朋故旧一块跟着鸡犬升天。

所以，就算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就算明知道挨上一刀就成了下等人、人格残缺者，就算明知道生命中只会剩下自卑、恐惧和匮乏，就算明知道辛苦一生最后还要挨上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太监。

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赌赌一个光宗耀祖、鸡犬升天的机会。

我相信，只要太监这个行当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天下所有活不下去的穷人就都有可能像我这么想，都有可能像我这么做。

在我得势的那几年里，每当我伸手接过一笔贿赂，就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贫穷一步了；每当有一个大臣在我面前卑躬屈膝，我就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自卑一步了；每当我收拾掉一个对手，也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恐惧一步了。

可事实上，我一生都在与贫穷、自卑和恐惧纠缠，而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权力和安全感。

没有，哪怕一刻也没有。

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二

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可不同的人对此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富人的人生是一趟短暂却不失精彩的旅行，那么对于穷人来说，生命就是一场怎么望也望不到头的苦役。从入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一名低贱的杂役。我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洒扫、值更和伺候大太监的日子中度过的。我甚至连伺候皇帝、后妃和太子的资格都没有，遑论出人头地的机会！虽然粗衣粗食是不用愁了，斗大的字也识了一筐了，可老家始终没有盖起瓦房，兄弟们始终没有等到我寄去的老婆本，日渐衰老的父母亲也还是没能扬眉吐气、脸上有光。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入宫看见的那片蔚蓝色天空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笼罩在我的头顶和紫禁城之上的，永远是一片铅灰色的阴霾密布的苍穹。金銮殿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代宗朱祁钰、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可我的生命依然困顿而无望。

宪宗成化末年，凭着入宫将近三十年的资历，我终于摆脱了低贱的杂役生涯，被任命为教坊司使，掌管宫廷伎乐。虽然地位有所上升，可不过是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官，而且薪俸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我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幻想着平步青云的时刻，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王振那样权倾中外的大太监。可我断然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无情的现实就粉碎了我的梦想，并且让我再度落入暗无天日的困境。

那是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也就是孝宗朱祐樘刚刚即位的那一年，新天子举行了祭祀社稷的大典，典礼结束大宴群臣。为了讨新天子的欢心，我特意在宴会上安排了一场伎乐表演作为献礼。

没想到此举竟然弄巧成拙，并且差点招来了杀身之祸。

那天，乐工刚开始演奏，一群浓妆艳抹的舞女刚刚迈着曼妙的舞步出现在天子面前，都御史马文升立刻站起来，指着她们当庭怒斥：“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能以此渎乱圣聪？”

于是宴会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让演就算了，顶多也就是让我拍不着皇上的马屁而已。没想到马文升却抓住我的小辫子不放，还上纲上线，以什么“渎乱圣聪”的罪名对我发起了弹劾。马文升是都察院的头头，刚上台的皇帝不可能不重视他的意见。况且，新朝新气象，上自天子下至百官，都想利用这个事件树立一个寡欲俭朴的新政风。而我就这么撞在了风口浪尖上，不幸被抓了一个典型。

他们先是把我判了死刑，后来为了体现宽仁的政风，又赦免了我的死罪，但是撤掉了我的教坊司使之职，把我贬为茂陵司香，也就是去给宪宗朱见深守陵。

那一刻我近乎绝望。

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整整守了十年的陵墓之后，我总算盼来了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这一年，七岁的太子朱厚照出阁就学。孝宗皇帝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几大阁老担任太子的老师，同时精选东宫官属，包括增选近侍宦官。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拿出大半生的积蓄贿赂管事的太监，终于被选入东宫侍奉太子。

这一年，我已经将近五十岁了。

入宫四十余年，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伺候“主子”的机会。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况且朱厚照又是孝宗皇帝的独苗，日后入继大统绝对没有半点悬念，搞定他就等于搞定了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问题在于：朱厚照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子？如何才能搞定他？

当我带着一半希冀一半忐忑进入东宫，生平第一次看见朱厚照的眼神时，我笑了。

我完全释然了。

这是一个“顽主”的眼神，这是一种与他那温文尔雅的父亲截然不同的眼神。

那一刻，我看见朱厚照晶亮灵动的眸光中映现着一个未来的刘瑾一个终将否极泰来、风生水起的刘瑾。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孤立的。

倘若没有自幼贪玩好动的太子朱厚照，就没有日后呼风唤雨的大太监刘瑾。

倘若没有处心积虑搏出位的太监刘瑾，也就没有日后骄奢淫逸的皇帝朱厚照。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与朱厚照的相遇是命中注定。是老天爷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的一如老天爷一直把皇帝制度与太监制度同中国人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一样。

我进了东宫就像鱼儿游进了水。而朱厚照遇见我，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遇见了充足的水分和阳光。

我们相互需要，我们一拍即合。无论我们即将联袂出演的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情景剧，还是一部乐极生悲的灾难片，我们谁也绕不开命运，我们谁也绕不开对方。

那些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阁老们希望把朱厚照塑造成一个文质彬彬满腹经纶的皇帝，可他们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从见到朱厚照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主儿。

江山是他的桎梏，皇冠是他的枷锁。除非它们能为他提供一切好玩的东西并且丝毫不能约束和妨碍他，否则他宁可不要它们。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碰上这样的主子是大臣和百姓的不幸，却是宦官奴才们之大幸是年近半百的我、刘瑾刘太监之大幸。

从进入东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诱发并且满足朱厚照的玩性。什么射箭、骑马、踢球、摔跤、打猎、斗鸡、遛鹰、驯豹等，把能够想到的好玩的东西都玩了个遍，最后还玩起了打仗。我经常召集成百上千个宦官，让小太子率领大队人马在东宫里“大动干戈”，每每打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为了让太子能够按照我给他浇铸的模子成长，我就必须让他远离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儒臣，为此我便怂恿他逃学。朱厚照本来就视读书为畏途，对老夫子们向他灌输的那一套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厌恶已极，每每在讲席上如坐针毡，要不就打瞌睡。我的建议正中朱厚照的下怀，于是他屡屡找借口推掉了阁老们给他的例行讲读。朝臣最后忍无可忍，一纸奏疏告到了皇帝那里，说：“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时多，岂容复以他事妨之？”

孝宗皇帝刚开始还干涉了几次，后来他自己沉湎于宴饮伎乐和斋醮祈福，也就疏于对太子的管教。我和朱厚照趁机通宵达旦、变本加厉地游戏玩乐，以至于终孝宗一朝，也就是朱厚照登基前读书就学的七年间，一部《论语》都没有读完，更不用说什么《尚书》和《大学衍义》之类的。

所以朱厚照即位之后能够重用我和宦官们，并且一直与那帮迂腐的文人儒臣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体质一向欠佳的孝宗皇帝朱祐樘尽管长年累月地进行斋醮祈寿，却仍然没有挽回他早逝的命运，于这一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六岁。临终前朱祐樘执着刘健等阁老的手说：“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

数日后，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以第二年为正德元年。

朱厚照登基这一年，虚岁才十五，无疑还是个孩子。

当金銮殿上那张宽大的龙椅坐上的是一个小皇帝的时候，通常也就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赫然登上帝国政坛和历史舞台的时候，也是枯燥沉闷的史册突然楔入一段精彩故事的时候。

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而这次闪亮登场、摩拳擦掌地准备来演绎这份精彩的人就是我太监刘瑾。

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五十年。我还有另一个五十年吗？没有了。所以，为了我渴望的权力、财富、安全感，为了五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切，我必须全力以赴、只争朝夕。

一切都被禁锢得太久，一切都被压抑得太久。所以，一旦轮到我上场，就必然会有一场淋漓尽致的人性的演绎，也必然会有一次厚积薄发的欲望的井喷……

三

朱厚照登基后，马上任命我为钟鼓司的掌印太监。所谓“钟鼓司”，即掌管朝会的钟、鼓及大内伎乐，虽然不是什么要害部门，但我很清楚，此举显然是出于小皇帝对我的需要和信任。换句话说，小皇帝希望我一如既往地给他提供各种娱乐节目。

这很好。这说明我们的“顽主”依然保持着太子本色。

我相信，只要把小皇帝的业余文化生活继续搞得丰富多彩，我很快就能获得满意的升迁。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让他沉湎于歌舞伎乐、射猎宴饮、飞鹰走马之外，我又诱导他微服出行。皇宫外的广阔天地让小皇帝大开眼界，每次出游都乐得屁颠屁颠的，东游西荡、流连忘返。

皇帝一爽，我的好日子就来了。数月后，我被擢升为内官监的掌印太监。内官监在大内宦官机构“二十四衙门”中的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其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宫室、陵寝及各种器物的营造。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肥得流油的衙门。

正是从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走上那条金光闪闪的千年富豪之路。

小皇帝和我们宦官打得火热，自然会引起大臣们的不满。他们把以我为首的八个受宠的原东宫宦官命名为“八党”，又称“八虎”。那就是我、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

文臣与太监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冤家对头。尤其是当幼主临朝的时候，二者更会为了争夺对小皇帝的控制权而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而我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中，也注定要与文臣展开你死我亡的斗争和较量。

朱厚照五月登基，从六月开始京师上空就阴雨连绵，一直持续到八月。大学士刘健等人趁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称这是“阴阳失调”，原因是皇帝没有遵循先帝遗诏，该裁汰的冗员没有裁汰，该节约的开支没有节约，等等。而刘健所谓的“冗员”，主要就是指几年来人员和编制迅速膨胀的各“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简言之，就是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我们宦官。

小皇帝跟这帮老家伙打哈哈，一边下诏温言慰勉，一边我行我素，不但没有裁撤半个宦官，反而使“内府诸监局”的编制和人员又“骤益数倍”，把那帮阁老气得吹胡子瞪眼。

小皇帝纵情享乐，而且频频出宫游玩，难免就有些囊中羞涩。我跟他说，有个办法可以搞到银子，而且长期不愁钱花。小皇帝听得眼冒绿光，连连叫我快说快说。我说，大臣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裁汰内臣，而您一直都没做吗？可见圣上英明。如此浩荡皇恩，奴才们自然应该要有所表示。依奴才之见，应该让各地的镇守太监每人纳贡白银万两，皇上一来可以作为零用，二来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在京畿附近购置田庄，委派内臣监管，收取田租。若恐廷臣非议，名义上就说是奉顺慈闱、孝养两宫皇太后。如此不但有孝亲之名，皇上以后也都不用愁银子了，岂不甚好？

小皇帝呵呵直笑，连呼甚好甚好。随后依言而行，在京畿周围购置了三百多所田庄。不久朝臣们就议论汹汹，纷纷谏言内臣管庄扰民，要求革除田庄，召回管事太监。小皇帝根本不把他们当一回事，用我教他的那套口吻说：“卿等为国为民，意良厚。但朕奉顺慈闱，事非得已。”一句话把他们都挡了回去。

大学士刘健等人只好退了一步，说：“皇庄既以进奉两宫，自宜委悉有司，不当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这帮阁老很清楚，所谓的“奉顺慈闱”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他们就想将计就计，把田庄的利润纳入“有司”，亦即收归国有，取消皇帝的小金库。

小皇帝正因生财有道而偷着乐，当然不肯让步，遂对刘健的谏言置若罔闻，理都不理。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六月，小皇帝又让我兼任“十二团营提督”，亦即京城禁军总领。

谁都知道，禁军是京畿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若非皇帝最宠幸的人，绝对不可能掌握它。尤其在非常情况下，这支力量足以左右帝国政局。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控了它，谁就扼住了帝国政治的咽喉。

所以，这项任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信号，预示着刘瑾的时代即将到来。

朱厚照对以我为首的“八虎”眷宠日隆，并且时常因耽于逸乐而旷废“经筵”（阁臣为皇帝开讲经义）和早朝，朝臣、言官和阁老们无不充满了强烈的忧患和危机感，于是不断上疏劝谏皇帝，一再弹劾我们宦官败坏朝纲，请皇帝将我们诛除。

对于所有谏言，小皇帝一概如风过耳；表面上虚心接受，背地里坚决不改。有一次又因暗中指使宦官敛财一事被阁老们从中梗阻，朱厚照终于火起，当面指着刘健等人的鼻子骂：“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把阁老们搞得灰头土脸。

户部尚书、老臣韩文每每退朝与属下言及朝政，便会情不自禁地落下两行悲天悯人的老泪。户部郎中李梦阳对韩文说：“大人徒泣何益？如今谏官们交章弹劾诸阉，只要大人出面，趁此时机率朝臣们力争死谏，要除掉他们也不是什么难事！”被手下人这么一激，韩文顿然抖擞起来，一捋须、一昂首，毅然决然地说：“好！纵使大事不成，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

随着户部尚书韩文的率先发难，正德元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之间注定无法避免的生死对决就这样爆发了。

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PK，使我一跃成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迅速跻身大明帝国的权力中枢；而大臣和阁老们则是罢黜的罢黜、致仕的致仕，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其实这样的结局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当偌大一个天下落在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手中的时候，他难免会让自己和整个江山都摇摇晃晃，而且难免会失手打碎一些东西。

诸如所谓的正义和公理，诸如所谓的悲悯和良知。

所以，要怪也不能怪我们宦官。

在一个政治与正义毫不相关的社会中，在一个权力与良知恰成反比的年代里，所谓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实在不足为奇，所谓的人心失衡、道德沦丧也就应运而生。

所以，要怪也不能怪我们的小皇帝朱厚照。

我想，要怪只能怪天意几千年来牢牢束缚所有中国人的无形无相却又无所不在的天意。

用我们的话来说，只能叫它天意。

用你们的话来说，应该叫它什么？是不是应该叫制度？

四

韩文决意向我们宣战后，于次日早朝秘问阁臣，三位阁老当即首肯；他又向朝臣倡议，群臣皆表示支持，韩文遂成竹在胸，命李梦阳草拟奏疏，并叮嘱他说：“措辞不能太雅，否则皇上看不懂；也不宜太长，太长皇帝不耐烦。”

奏疏拟就，韩文便召集九卿和诸大臣联合署名，随后上呈皇帝。

由于这道奏疏挺能代表他们文臣对我们太监的看法，所以我把它收录在此，供你们一阅：

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国疑之秋……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盅惑君上，自便其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刘瑾、永成等罪恶彰彰，若纵而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

奏疏呈上，朱厚照傻眼了。

这个成天只知道嬉戏玩乐优哉游哉的小皇帝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也终于意识到原来屁股下面这张舒服的龙椅也会把人逼入如此身不由己、左右为难的窘境。

一边是帮他统治天下打理朝政的文臣，他一天也离不开他们。

一边是让他的人生充满快乐和阳光的宦官，他一刻也离不开他们。

而眼下他们却要拼个你死我活。

他们要迫使他作出抉择要文臣，还是要太监？要逍遥自在，还是要社稷江山？

这样的抉择真让人痛苦。

怎么办？

在阳光下快乐成长了十五年的小皇帝一连数日茶饭不思。

最后他哭了。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和彷徨。

朱厚照最后选择了妥协。

他不得不妥协。

没有这帮文臣阁老，他一天也开不动大明帝国这部庞大的政治机器。

然而，他选择了有条件的妥协把以我为首的八名宦官遣往南京安置。

这是缓兵之计。皇帝想等这阵风头过了，再让我们悄悄回来。

可阁老们不干。当皇帝命司礼太监李荣和王岳去内阁跟他们协商时，阁臣谢迁和刘健都坚持原议。他们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不将“八虎”诛杀，这事儿就不算完。刘健甚至拍案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有何面目见先帝！”他这是在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向皇帝施压。

三位阁臣中，只有李东阳在表态的时候言语闪烁、模棱两可。

此举大出刘健和谢迁的意料。他们没想到铁打的阵营在此紧要关头却出现了微妙的罅隙。

很显然，李东阳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可更为微妙且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本属太监阵营的王岳却倒向了他们一边。阁臣们表完态后，王岳瞥了李东阳一眼，把目光转向刘健和谢迁，一脸正色地说：“两位大人所议是！”

司礼太监王岳之所以临阵倒戈，绝不是出于什么正义感，而是担心日渐受宠的我有朝一日抢了他司礼太监的头把交椅。

所以他要借刀杀人。

从李东阳和王岳身上，我们足以见出，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铁打的阵营，有的只是铁打的私欲。

王岳回奏天子的时候，把刘健和谢迁的话原封不动地搬了一遍。

朱厚照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眼看小皇帝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八人遂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只有扳倒内贼王岳，取代他的司礼太监之位，才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进而对阁臣实施反击。

而他们一致推举取代王岳的人就是我。

与此同时，素来与我交好的吏部尚书焦芳命人紧急送来了一个口信，说刘健等阁老已与户部尚书韩文及九卿约定，准备率诸大臣于明日早朝向天子“伏阙面争”，以王岳为内应，一同迫使天子对我们八人下手。

形势万分危急。当天夜里，我们八人环跪在小皇帝的身边痛哭流涕。我趴在地上频频叩首，声泪俱下地说：“要不是皇上恩典，奴才们早就被人杀掉喂狗了。”

小皇帝悚然动容，陪我们唉声叹气。

我接着说：“害奴才们的不是别人，正是司礼太监王岳啊！”

小皇帝一脸诧异：“王岳何故这么做？”

我说：“王岳勾结阁臣，目的就是要限制皇上您的自由，所以想找借口先除掉我们，才会说什么‘放鹰逐犬’会贻害皇上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他王岳又何尝没有献过？为何单单归咎于我们？”

小皇帝咬牙切齿地说：“狗奴才王岳，朕把他收了！”

我说：“放鹰逐犬，小道而已，何能损万机？眼下廷臣之所以敢哗言无忌，正因为司礼监是他们的人；倘若司礼监和皇上您一条心，就算您为所欲为，看谁敢信口雌黄？”

朱厚照一怒之下，连夜搜捕了王岳和他的心腹太监范亨、徐智等人，并且在当天夜里就任命我为司礼监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人也全部分据要津。

一夜之间，形势完全逆转。

我们“八虎”因祸得福，不但避免了被诛杀或放逐的命运，反而以闪电速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

而我则一举成为大内宦官的头号人物。

司礼监是大内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管理皇城内的一切礼仪、刑名，下辖“十二监”“四司”“八局”等“二十四衙门”；除此之外，它还为皇帝管理奏章和文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权限是：内阁大学士的“票拟”必须经由司礼太监的“批硃”才能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掌管司礼监就相当于拥有了宰相的权力尤其是当金銮殿上坐着小皇帝的时候，司礼太监更有可能成为这个帝国实质上的最高主宰者。

所以，正德元年冬天的这个深夜，毫无疑问地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当我们八个人怀着胜利的喜悦步出乾清宫的时候，我看见浓墨般的夜色中正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这个时代的名字，就叫刘瑾。

对于这个深夜发生的一切，阁老和大臣们全都一无所知。

他们或许正在做一场好梦。

梦见八虎脑袋落地，梦见天下人在拊掌相庆，梦见大明帝国终成一派朗朗乾坤。

很可惜，你们是在做梦。都几千年了，你们一直在做梦。

我在黑暗中低声地说。

五

翌日清晨，还没等阁老和大臣们“伏阙面争”，朱厚照就命李荣传召诸大臣。众人齐集在左顺门听旨，刘健依然胸有成竹地对韩文说：“事情就要成功了，诸位大人一定要坚持下去！”

话音刚落，李荣就带着天子旨意来了。他对群臣说：“有旨：诸大臣爱君忧国，言良是！然而奴才们侍上已久，不忍遽置于法，请诸大臣稍为宽限，容皇上自处。”

皇上自处？

昨天还在就“八虎”生杀去留的问题诚恳地征求阁臣的意见，一夕之间就这么“自处”了？

阁老和大臣们面面相觑、百思不解。除了刘健和韩文几个领头的一脸困惑和愤怒外，绝大多数朝臣都面无表情，缄口不语。

他们很清楚，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而不管是什么，都意味着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谏争运动”已经悄然失败了。所以他们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一言不发、装聋作哑。

惹不起还躲得起。

只有这场运动的第一发起人韩文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起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做最后的抗争。韩文义愤填膺地说：“今海内民穷盗起，天变日增，群小则导上宴游无度，荒弃万机。文等备员卿佐，何忍无言？！”

群臣中只有吏部侍郎王鏊一个人站出来帮韩文说话：“八人不去，乱本难除！”

李荣说：“皇上并非不知，只不过是从宽处置罢了。”

王鏊紧咬不放：“如果皇上不处置，怎么办？”

李荣知道自己再说下去就没词了，弄不好还引火烧身，只好没头没脑地嘟囔了一句：“我李荣的脑袋又不是铁做的，怎么敢坏国事？！”说完匆匆掉头离去。

自始至终，阁臣刘健和谢迁都铁青着脸不说话。

他们看透了。

所以心死了。

他们知道，小皇帝宁可荒废朝政，也不肯牺牲享乐；宁可与文臣死磕，也不愿同太监决裂。所以，那一天刘健和谢迁不约而同地感到再觍着老脸当这个内阁大学士也没多大意思了，说难听点这就叫“尸位素餐”。堂堂帝国首辅，使出这么大力气，闹出这么大动静，最后居然摆不平几个小小的太监！这不是尸位素餐是什么？

当天，刘健和谢迁就双双上书请求致仕。朱厚照当即准奏，巴不得他们立刻从眼前消失。

最后一个阁臣李东阳也赶紧作出姿态要求致仕。

皇帝没准。

他当然不会准。阁老们要是走光了，谁来帮他治理天下？

况且，我也不会让他走。因为他是一个榜样一个让群臣知道不与宦官为敌就可长保富贵的榜样。

刘健和谢迁离京的那天，李东阳尴尴尬尬地去给他们送行，落下了几滴应景的眼泪。

刘健说：“哭什么？若当日你多出一语，今日就与我辈同去了。”

李东阳看着刘健，僵硬地咧了一下嘴，权充笑脸。

数日后王岳被贬谪到南京大内充当杂役。我派人在半道上追上了他，终究没让他活着走到南京……

出来混就是这样。要么赢掉别人的脑袋，要么输掉自己的脑袋。没有中途撒手的可能，更没有全身而退的道理。

随后，吏部尚书焦芳在我的干预下进入内阁。朝臣们担心内阁全是我的人，就经由廷议一致推举刚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随同入阁。我迫于公论，只好点头同意。

虽然如此，内阁还是确凿无疑地落入了我的掌心。说好听点，他们从此就成了小皇帝（实际上是我）的一个秘书班子。说难听点，他们不过是点缀朝堂的政治花瓶。

而我大太监刘瑾，才是未来的大明帝国真正的幕后推手。

当上司礼太监的次月、亦即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十一月，我开始着手实施政治清洗。首要目标就是这场谏争的始作俑者户部尚书韩文。

当然，要扳倒一个素有清望的当朝二品大员不能没有适当的借口。我派遣耳目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破绽，最后终于抓住了一根小辫子：在户部所辖的“内库”中发现有伪造的银子。虽然数目不是很大，但是只要一两，韩文就难逃失职之罪了。几天后朝廷就以降一级官秩的处罚勒令韩文致仕。

这么轻的处罚让我很不满意。碰巧随后他的属下、给事中徐昂上疏替他鸣冤叫屈，我趁势以“结党营私、互相袒护”之名迫使朝廷革除了韩文的致仕官衔，贬其为庶民，同时把徐昂、户部郎中陈仁、还有当初负责起草奏疏的李梦阳全部罢黜，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由于刘健是四朝元老、谢迁是三朝重臣，他们的被迫离职必然会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为了防止他们串联生事，我以皇帝的名义下旨，命吏、户、礼、兵、刑、工的六科给事中皆不得擅离职守，每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之前均不得离开各自的衙门一步，同时命锦衣卫监视，并且不时点名，违者张榜公布、严惩不贷。

被我罩下这张无形的巨网后，北京的朝堂顿时鸦雀无声。

可南京那头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群情激愤、议论汹汹，以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为首的二十多名南京官员纷纷上疏反对刘健和谢迁的离任。

如果他们以为我刘瑾对远在南京的他们鞭长莫及，那他们就错了。

自从当上这个司礼太监后，我一直想试试手中的“鞭子”到底能伸多长。他们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恰好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当即出手。

结果不言而喻。我不但将戴铣和薄彦徽等二十多人全都施以廷杖之责，而且还把南京的头头脑脑全给揪了出来。他们是守备南京的武靖伯赵承庆、南京府尹陆珩和尚书林瀚。我给他们安的罪名是替属下传递奏疏、纵容属下妄议朝政。随后，陆珩和林瀚被勒令致仕，赵承庆被削减一半俸禄，戴铣等二十多人全被贬为庶民。

戴铣不久之后就因廷仗的伤势过重而死。

南京的官员们不服，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臣、兵部主事王守仁等人再度抗章论救。然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廷杖、罢黜和贬谪。

日后名扬天下、彪炳史册的这个思想巨匠、心学大师王守仁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我廷杖四十，并且贬到边瘴之地（贵州万山的龙场驿）当了一个小小的驿丞。要是我当初下手再狠一点，武宗一朝很可能多出一个屈死的小吏，而中国思想史无疑就少了一个学术大师。

通过对文臣的打击，我迅速建立了巨大的权威。为了扩大并巩固到手的权力，我决定把小皇帝彻底架空。我一边频繁进献各种新鲜好玩的东西让他沉迷，一边总是趁他在兴头上的时候抱着一摞一摞的奏章去请他审决。小皇帝每每怒目圆睁，冲我喊道：“朕要你干什么用？怎么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烦朕？”

我赶紧趴在地上磕头谢罪，可心里乐开了花。

入宫五十年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有了大明天子这句话，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整个帝国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为了证实我刘瑾已经成为朱厚照的全权代理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肃清政敌、震慑百官，我以天子名义下诏，将刘健、谢迁、韩文、林瀚、李梦阳、戴铣、王守仁、陈琳、王良臣、蒋钦等五十三个朝臣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同日，我命令全体朝臣罢朝之后跪于金水桥南，听受鸿胪寺官员宣读敕书、引以为戒。

看着这群原本高高在上的帝国大佬如今齐刷刷地跪伏在我的面前，想起从前那些抑郁屈辱任人摆布的日子，我顿时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五十六年了。

五十六年来，这个世界亏欠我的已经太多太多。

从今往后，我要让它加倍偿还，谁也别拦着我！

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恫吓后，百官噤若寒蝉，纷纷夹起尾巴做人，只有个别朝臣不识时务，硬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南京御史蒋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他是率先站出来弹劾我的言官之一，先是被我拿下诏狱、遭受廷杖，后来又被我列入奸党、贬为庶民。可刚出狱三天，他马上又上了道奏疏，说：“刘瑾小竖耳，陛下乃以心腹股肱耳目视之，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臣等目击时弊，有不忍不言者。昨瑾索要天下三司官贿每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与则贬斥，与之则迁擢。通国寒心，而陛下置之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贼，而以贼为腹心也……一贼弄权，万民失望……亟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

这个蒋钦想用他的一条命换我的一条命。

笑话。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如今大太监刘瑾的命与他小御史蒋钦的命岂能等值！

我就想不明白，难道所谓的忠义和气节真的比性命还重要吗？命要是没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要在何处安放？

我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些文人的思维逻辑的。在我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为了生存，实力是第一位的。没有实力，所谓的精神啦、节操啦、道义啦、理想啦统统是瞎扯淡！

蒋钦二度上疏的结果可想而知。

那就是再次系狱、再杖三十。

三日后，蒋钦三度上疏：“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默……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

疏上，又杖三十。杖后三日，蒋钦死于狱中。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怨不得我。

六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夏天，我步入了生命中的巅峰阶段。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发现整个帝国都匍匐在我的脚下，并且围绕着我旋转。

这种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显贵，全都对我大献殷勤；朝廷六部的科道官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我的府上拜谒，对我行跪拜之礼；凡内外所进奏章必先具红向我呈报，称为“红本”，经我审阅之后才呈给通政司，称为“白本”。虽然我识字不多，可这丝毫妨碍不了我处理政务。因为我一概是在私第里批答奏章。其间一般是由我的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我的门人张文冕一同参决，随后由我的心腹阁臣焦芳予以润色。而另外两个阁臣李东阳和王鏊基本上被我撂在一边，充其量只是两具会点头的木偶而已。

我还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呈给我的奏章都不能直呼我的名字，而要尊称“刘太监”。有一次都察院上的奏折一不留神写了“刘瑾”，令我勃然大怒。都察院长官屠滽吓坏了，慌忙率领十三道御史跪在我府门前的台阶下集体谢罪。我站在台阶上把他们一顿臭骂。屠滽和御史们伏在地上频频叩首，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我。

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

我在那一刻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也是在那一刻，我发现这个弱肉强食而又欺软怕硬的的世界从我身上剥夺的尊严终于在五十年后连本带利地还给了我。

可我知道，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这个世界欠我的东西绝不仅仅是尊严。

权力与财富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子。

从我登上权力顶峰的这年夏天开始，大明帝国的财富就有了两个流向。

一个是国库，另一个就是我刘瑾的腰包。

当然，刚开始的流量很小。因为我不懂行情。每个官员只需花几百两银子就能和我建立特殊的友情。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刘宇的朝臣一出手就是一万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行情这么好！

一万两相当于你们今天的四百万人民币。所以那天我特别激动地对刘宇说了一句很不内行的话。我说：刘先生何厚我！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这是露拙这是表明我刘瑾虽然在大明官场混了五十年但事实上在权力寻租的潜规则面前还是一只懵懂无知的菜鸟。

也就是说，我虽然早已领略权力的价值，可我还是严重低估了权力的价格。

不过这没关系。什么都有第一次。千年巨富绝不是一夜练成的。

日后看来，刘宇当初那一万两银子就像是威力无穷的炸药，一下子就把我在财富面前仅存的最后一点羞涩和矜持轰毁无遗。从此，涌向我刘瑾腰包的财富之流不再是细如白练的涓涓小溪，而是汹涌澎湃的滔滔巨浪……

这世上每一种行业都有祖师爷。

我们太监这一行当然也不会例外。

比如唐朝末年文、武两朝的权宦仇士良，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这一行当之无愧的祖师爷。因为他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让后世的无数宦官太监们受益匪浅。

那是在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仇士良从权力的巅峰上全身而退的时候，语重心长地给徒子徒孙们讲了一段话。他说：“天子不可令其闲暇，当诱以球猎声色奢靡之乐，我们便可从容得志。断不可令其读书知理，接见儒生。一旦他了解了前代兴亡之道，我等便被疏斥了！”

这话讲得多好啊！真可谓是宦官从政的不二法门！

所以我一直把这段金玉良言奉为圭臬。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月，我特意在西华门外为天子朱厚照精心修建了一座偏殿实际上就是一处高级娱乐场所，名曰“豹房”。宫殿的两厢设计了两排鳞次栉比的密室，里面都是娈童歌伎、教坊优伶以及种种声色犬马之物。自豹房竣工之日起，每天从宫外召进来的乐工舞伎等数以百计。

天子从此就乐在其中、乐不思蜀了。

除此之外，我还在宫内为天子开辟了一座“自由贸易市场”，让宫女和小太监们扮成各行各业的商贩在里面摆摊设点，开门做生意，然后再让天子以一身商人打扮进入市场做买卖，并且一手拿着账簿、一手拿着银钱，煞有介事地和“商贩们”讨价还价，玩得不亦乐乎。

既然是市场，当然就要有酒楼，更要有风月场所。

于是我就让太监和宫女们在永巷开设酒肆。天子玩累了，就来到永巷，然后一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莺莺燕燕就会从里面迤逦而出，把我们这位“大官人”迎入酒肆，好酒好菜伺候。天子酒足饭饱后，往往就会醉卧其中。

至于说哪一间酒肆的哪一位宫女能获得天子临幸，不，能抢到这单“大生意”，那就要看她的本事和造化了。

对于我所做的一切，大明朝的文武百官全都保持缄默，连声屁都不敢放。可到了这一年的冬天，一个小小的钦天监监正杨源居然借着星变而大放厥词，斗胆把矛头对准了我，不禁让我怒不可遏。

他说的星变是指“荧惑”（火星）靠近了“太微垣”（象征政府和百官的星座群）和帝星“紫微”（北斗星），因此上奏说：“此众邪之气，阴冒于阳，臣欺于君，小人擅权，下将叛上！”

这纯粹就是扯淡！是妖言惑众、危言耸听！我当即以天子名义将他杖打三十，以示惩戒。

没想到这小子不知好歹，几天后又上疏说：“占得火星入太微帝座前，或东或西，往来不一，乞收揽政柄，思患预防。”

我忍无可忍，命人把他抓到我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厉声说：“你是什么芝麻官，也想学人家当忠臣？”

你们猜猜杨源这小子怎么说？他居然用比我更高的声调喊着说：“官大小异，忠则一也！”

这小子简直就是在找死！我再次命人将其杖打六十，随后发配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充军。

说起这“廷杖”，其实里头是颇有学问的。同样是那些次数，杖重杖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关键看执行者的下手轻重。杖得轻的话就算一百下也不过是挠痒痒，顶多伤及皮肉；可要是下重手，别说六十杖，十杖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前提当然是每一杖的力道都要深入骨髓。

一般而言，监刑的人通常是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只要这两人的脚尖向外张开，呈八字形，杖下之人便可活命；反之要是脚尖向内，那此人必死无疑。

那天我就对执行杖刑的锦衣卫作出了某种暗示。当然，我不会让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杨源当庭打死，而是让他们拿捏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力道。

其结果是杨源活着走出了紫禁城，却死在了充军的半路上。

七

到了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夏天，我已经在朝野上下建立起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权威。在我的威慑力面前，满朝文武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向我靠拢，二是被我摆平。

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有人不愿忍受廷杖、下狱、流放的痛苦和耻辱，那他就只能选择主动消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第一个选择主动消失的人是工科给事中许天锡。

这个许天锡说起来也不是一般角色。从孝宗一朝起他就是出了名的忠直敢言之人，与何天衢、倪天明等朝臣一起被时人誉为“台省三天”。这一年六月初，几年前奉命出使安南（今越南）的许天锡回朝，蓦然发现帝国政坛已经面目全非当今天子整天躲在“豹房”里寻欢作乐，而大明的金銮殿上却赫然多出了一个权势熏天的“站皇帝”。与此同时，满朝文武敢说话的人也都已被贬逐殆尽。目睹此情此景，昔日的“台省之天”大感悲愤。

几天后，许天锡恰巧奉诏清核内库，发现了数十桩与我有关的灰色账目。许天锡顿时陷入两难之境。据实上报吧，他必然大祸临头；隐匿不奏吧，他又怕昧了自己良心。许天锡痛苦万端，最后竟然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尸谏。

他留下一纸揭发我贪墨公款的指控状，叮嘱家人递奏，随后自杀身亡。

许天锡自以为这是个两全之策。

可他错了。除了白白搭上一条性命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他的家人既比他胆小，也比他聪明。许天锡一咽气，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一纸控状毁了。

许天锡自杀后，紧步其后尘的人是兵科给事中周钥。

自从我掌权之后，朝中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出京办差的朝臣回京后都必须向我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孝敬”。像周钥这一类京官，虽然官秩低、俸禄少，但是手中的权力不小。尤其是奉旨下到地方的时候，他们通常可以从地方官那里捞些油水。不久前周钥出使淮安，开口向当地知府赵俊“借”一千两银子，目的就是回朝孝敬我。赵俊当时满口答应，可后来又反悔。周钥本人相对清廉，家无余财，所以在回京路上一直惶惶不安，船行至桃源时，突然挥刀自刎。随从慌忙抢救，可周钥已口不能言，只拿笔写了一行字“赵知府误我。”

周钥死后，我立即命人把赵俊逮捕到京师治罪。

原因很简单他明知道周钥拿这笔钱是要孝敬我的，却又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他这么做什么意思？仅仅是在为难周钥吗？他这么做显然是看不起我刘瑾嘛！

所以，赵俊这是罪有应得。

杨源的“星变”奈何不了我，许天锡的“尸谏”又不能得逞，于是对我素怀怨怼的人便处心积虑地使出了一个阴招匿名诉状。

这一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百官刚刚散朝离殿，却赫然看见殿前御道上扔着一封匿名信，里面历数了我的种种罪状。我勃然大怒，当即以天子名义传旨，命文武百官全部跪于奉天门外听候处理，一个也不准走。

片刻之后，我怒气冲天地来到奉天门，看见百官们跪伏于地，垂首噤声，连大气都不敢出。许久，御史宁杲才战战兢兢地说：“我等御史素知法度，岂敢做这种事？恐怕是新近登科的进士所为。”

我一声冷笑：“与新进士何干？就是你们这帮人败坏朝政，我出手整治，才会招致你们的怨恨！”

宁杲赶紧把头埋了下去，一个字也不敢再说。

时值酷暑，又是中午时分，热辣辣的太阳当空高悬，我看见百官的全身上下都已被汗水浸透，豆大的汗珠顺着他们低垂的脸庞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可我内心不但没有一丝怜悯，反而涌起了一股施虐的快感。

我不知道我的快感从何而来。可是我想，也许任何一个当了四十多年奴才的人一朝得势，都不免会跟我一样渴望这种快感吧！反正，只要那个写匿名信的人一刻不站出来，这些人就一个也别想逃离这烈日的暴晒。

我转过身拂袖而去，径直回宫用膳和午休。

我倒要看看，这帮文弱书生到底能在这灼人的热浪中撑多久！

我离开后，太监李荣起了恻隐之心，叫百官们都站起来，而且拿出冰镇的西瓜给他们去暑。等我回来的时候，李荣远远瞥见我的身影，才慌忙对他们说：“来了来了，快跪下！”

可这一幕已经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时，另一个太监黄伟忽然厉声对百官说：“这封信所言皆为利国利民之事，倘若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一条好汉，奈何连累他人？”

我一听这话味道不对，就盯着黄伟说：“写匿名诉状，罪已当死，何况还敢扔在宫廷的御道上，这种人还说是好汉？”

当天，李荣和黄伟就为他们的错误言行付出了代价。李荣被勒令回私宅闲居，黄伟被贬逐到南京。

百官们一直在奉天门外跪到了太阳下山，仍旧无人招供。那一刻我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很可能不是外廷的朝臣干的，而是大内的人干的。

准确地说，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我身边的宦官。

但是事情闹到了这一步，我不可能就此收场，因为这无异于自掌嘴巴。所以我就命人将这三百多名朝臣全部关进了锦衣卫监狱。次日，大学士李东阳来向我求情，说：“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阴谋，诸臣在朝，仓促拜起，岂能知之？何况近日天气炎热，狱气熏蒸，数日之间，人命将不保啊！”

有了阁老出面求情，我就有了一个台阶下，于是将他们全部释放。可已经有三个朝臣因中暑而死，他们是刑部主事何钺、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而没死的也大多中暑患病。

这件无头公案虽就此不了了之，但从中已经透露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无论明里暗里，朝臣中胆敢与我为敌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眼下以及未来的敌人，很可能就隐藏在我的身边是宦官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

他（他们）到底是谁？！

其实，如果我从这年夏天的这个“匿名状”事件后能够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把隐藏在我身边的敌人挖出来，那我很可能会避免两年后身败名裂的命运。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麻痹了。

我在权力的塔尖上为所欲为、忘乎所以，基本上无视那正在朝我悄悄袭来的危险。

我自以为只要把无知的少年天子伺候得舒舒服服、摆布得服服帖帖，我就能永远高踞大明帝国的权力巅峰，把每个人捏在掌中或者踩在脚下……

可我错了。

我毕竟只是一个“站皇帝”、一个偶然得势的奴才，不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主人。只要天子朱厚照哪一天心血来潮把权力收回去，我就会被打回原形、一无所有，甚至比一无所有还惨……

八

这一年秋天，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打击异己，我别出心裁地搞了两项政治发明。

第一项是创立“内厂”。

众所周知，东厂、西厂、锦衣卫等“厂卫制度”是本朝的一大特色，后世之人称其为“特务政治”。顾名思义，就是在朝廷的日常行政和司法机构之外另置一个直属于皇帝的特殊权力机构，其职能是刺探官民隐情、专典重大刑狱，目的在于加强皇权、维护统治。其中，“锦衣卫”是由本朝太祖朱元璋亲手创立的，起初也不过是禁军中的一卫，后来职能提升，逐渐拥有缉捕、刑讯和处决钦犯的职权；“东厂”则是明成祖朱棣所创，因设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面）的东厂胡同而得名，这是一个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比锦衣卫更能直接效命于皇帝，其职权范围和地位逐渐居于锦衣卫之上；“西厂”则创于宪宗成化年间，由当时的大宦官汪直统领。

武宗朱厚照即位不久，我掌管了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了东厂，谷大用掌管了西厂。按理说他们都是听命于我的，可自从“匿名状”事件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些人隐隐有与我分庭抗礼的苗头，而我对东西厂的掌控力也已经越来越弱。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创立一个直接效忠于我的特务机构。

“内厂”就此应运而生。

可想而知，内厂创立之后，其职权范围迅速覆盖并超越了东西厂和锦衣卫，其侦缉对象不但包括百官和万民，甚至把东西厂和锦衣卫本身也囊括在内。从此，内厂缇骑四处、朝野人心惶惶。后世的史书称：

在世人眼中，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怖政治”。

可是，如果不让世人普遍觉得恐怖，我又如何获得安全感呢？

我的第二项创举是“罚米法”。

所谓罚米法，就是凡有官吏失职或犯法者，皆“以米赎罪”，而且必须在指定期限内自费把米运到指定的边镇，数目从一百石到二千石不等。我之所以有这项创设，其目的有三：一、充实早已空虚的边镇粮储，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二、借此机会进一步打击政敌；三、迫使更多的人为了免罪而向我行贿。所以，此举可谓一石三鸟、公私兼顾。

这一年八月，我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前户部尚书韩文，就是三年前召集阁臣和百官想整死我的那个老家伙。虽然他早已被我贬为庶民，但是我的这口恶气并没有全消，三年来我一直在想方设法把他彻底整垮。不久前户部不慎丢失了几本旧档案，我马上授意现任户部尚书顾佐上奏其事，把这事栽在韩文头上，追究他的责任。不料顾佐却不肯听从，我一怒之下将顾佐罚俸三月，同时把韩文和现任户部侍郎张缙一起关进了锦衣卫狱。随后又迫使顾佐主动致仕，并三次罚米，自输塞上，前后总数达一千余石。顾佐家无余财，只好四处告贷。

韩文和张缙被我关了几个月后，也坐罪罚米。韩文罚一千石，自输大同；张缙罚五百石，自输宣府。此后，我又找了其他借口又罚了韩文几次，直到把他搞得倾家荡产才罢手。

罚米法于八月创设，到九月下旬就有两次大规模的集体罚米。第一次有一百四十余名官员被罚，数量从二百石到五百石不等。第二次被罚的全国各级官吏总数达八百九十九人，全部自费输边。众多官吏为了逃避或减轻罪罚，纷纷向我行贿；甚至有不少平日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不得不加入了“孝敬”我的行列。

从此，我的财源愈加广阔。

自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夏天，那个名叫刘宇的官员用一万两白银告诉我大明权力寻租业的行情之后，我就成了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到了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我更是成了大明权力寻租业的行业标准的缔造者。朝中各部司以及全国各省官员给我的“进贡”，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标准，并形成了一套惯例。

比如各省长官入京朝觐，在拜见皇帝之前一律要先拜见我，而见面礼通常是每人二万余两白银，也就是相当于你们今天的一千万人民币。这样一笔巨款即便对那些官场的“老油条”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更不用说那些一贯自诩清廉的官员了，所以他们在见我之前，通常都要跟京城的富豪告贷，回任后再努力搜刮，然后连本带利地还债。这就是当时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所谓“京债”。

形成了惯例之后，人们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至于我本人，当然更是对此安之若素。直到这一年正月的一天，我的心腹、吏部侍郎张彩悄悄跟我说了一番话，我才猛然意识到这种敛财手法实在是过于粗放、也过于招摇了。

张彩说：“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官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之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

那一刻我悚然一惊。

是啊，大明的官员们都打着孝敬我的幌子大肆贪墨，最终进到我腰包的银子十不及一，可天下的怨谤却全部集中到我一人身上，这种买卖不合算啊！

于是这一年春天，便有一则出人意料的重大新闻从京城传出，并迅速传遍了整个大明帝国。那就是刘瑾拒贿。

首先被我拒贿并治罪的官员是监察御史欧阳云和工科给事中吴仪。也怪他们运气不好，就在张彩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几天之后，奉旨出京的欧阳云和吴仪刚好办完差事回京复命，并按惯例向我呈上了“孝敬”。于是他们就这样被我抓了典型，很快就以贪渎和行贿的罪名被贬为庶民。随后又有一大批来不及刹车的大大小小官员被我告发，轻则掉了乌纱、重则锒铛入狱。

刘瑾拒贿！这对于天下人来讲实在算得上是一桩奇闻，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并不是刘瑾不爱财了，而是取之更“有道”了更为隐蔽而巧妙了。

换句话说，要孝敬刘瑾可以，但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明火执仗地打着刘瑾的招牌。

不过事后来看，我这么做还是有点自欺欺人。

因为已经太迟了。就算我在表面上立了几块牌坊，在名义上堵住了悠悠众口，可到底谁会相信，这个一贯嗜财如命的刘瑾刘大太监、这个欲望无止境的“站皇帝”，果真会在一夕之间金盆洗手、弃恶从善了呢？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甚至连我自己都不信。

所以，不管我如何藻饰、如何作态，其实我在天下人心目中早已被定位为一个“擅权揽政、贪赃枉法、迫害忠良、祸国殃民”的权侫了。正因为如此，一年后那个封藩宁夏的安化王朱寘起兵叛乱，才会扯出“讨伐刘瑾”这面大旗；也正因如此，那个后来得势的“八虎”之一的太监张永，才有可能在几句话之间就把我这个“站皇帝”彻底扳倒、并一举把我送上了剐刑台……

尽管心腹张彩的一席话已经让我幡然醒悟，让我意识到成为天下众矢之的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但是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是的，太晚了。

九

其实我对张永这个人早有警觉。

武宗即位后他掌管禁军神机营，虽然职位不高，但几年来他和天子走得很近。到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二月，我感到此人已经对我构成了重大威胁，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要求天子将其贬黜南京。张永得到消息后，立即跑到天子面前告状，说我存心构陷他。

这一年天子朱厚照已经二十岁了，对于我的专权，天子内心业已生出了一些不满，所以有意起用张永，准备对我进行制衡。

对于我们二人之间的争执，天子表面上主持公道，命我们当庭对质，实则内心已经对张永有所偏袒。所以对质的那天张永有恃无恐，刚和我吵了几句便挥拳相向，天子命谷大用等人把我们劝开，过后又摆设酒宴命我们和解。

将张永贬黜南京的事情就此不了了之。我内心极为愤恨，准备另找机会将此人摆平。可我断然没有想到，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一年四月，安化王朱寘的叛乱爆发。天子急命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凉军务，以张永为监军、提督宁夏军务，一同出征，讨伐朱寘。天子一身戎装亲临东华门为他们送行，宠遇甚隆。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朱寘能在战场上把张永干掉啊！

可让我大失所望、也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刚刚走到半路，游击将军仇钺就已经将叛乱平定了。这场叛乱前后历时仅十九天。天子遂命杨一清和张永前往宁夏安抚，并将朱寘及一干乱党押解回京。

就是这次出征，让杨一清和张永缔结成了一个政治同盟，并迅速把矛头对准了我。

杨一清知道张永与我势同水火，而且是新近天子眼前的红人，于是一路上就刻意结纳他。到了宁夏后，二人相交甚欢，已经无话不谈。杨一清自觉时机成熟，有一天忽然愤愤然地对张永说：“赖公之力，平定反侧，但是外贼易除，朝廷之内乱难平，奈何！”言毕在掌心比画了一个“瑾”字。

张永会意，但却面露难色：“刘瑾日夜在皇上左右，皇上一日不见他便闷闷不乐。今其羽翼已丰、耳目甚广，且奈之何？”

杨一清不以为然地说：“公亦是天子信臣，今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知。何不趁此功成奏捷、班师回朝之时，请言宁夏军务，借机揭发刘瑾之奸，极陈海内愁怨，提醒皇上，恐变乱起于心腹！皇上英明神武，必能听公之言诛杀刘瑾。刘瑾既诛，公必掌权柄，届时悉数革除弊政、安定天下人心，此千载之业也！”

张永仍然在踌躇：“如果事情不济，怎么办？”

杨一清说：“若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若言出于公，必济！皇上若不信，公顿首请死，愿死于皇上之前，以表明心迹，皇上必为公所动。若皇上首肯，须立即行事，切勿迟缓！一旦事机泄露，祸不旋踵！”

经此一番游说，张永终于拍案而起，说：“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

就在杨、张二人出征宁夏的同时，我也已经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浮出了我的脑海。

有一天我神情戚然地对张彩说：“想当初，张永和谷大用这帮人想对付朝臣，就把我推上了首位。这几年来我以一人敌天下，所打击的文臣多得不可胜数。而今天下之怨皆集于我一身，张永这帮人却坐享其成，我不知道自己会死于何所啊！”说完涕泪沾襟。

张彩听出了我的言下之意，料定我必然会有非常举动，随即屏退左右、压低嗓门，凑在我耳边说：“如今圣上还未生子，公办完大事后只能立宗室子。届时若立长而贤者，公必受祸，不如拥立幼而弱者，公可长保富贵无忧也！”

我听完非常满意，不住地点头称善。

可几天后我就变卦了。我在想既然我愿意冒着杀头族诛的危险颠覆皇位，我为何就不能顺势自立、也过一回当皇帝的瘾呢？！

于是我再次对张彩说：“没必要立宗室子了，我自立好了。”张彩闻言大惊失色，连连摆手大呼不可。

无胆鼠辈！那一刻我突然对张彩厌恶已极，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茶盘往他头上砸了过去。

张彩这才噤声不语。

这一年八月，我在朝中担任都督同知的兄长刘景祥病卒，我决定于八月十五发丧，趁百官莅临送葬时将他们劫持，发动政变。恰在此时，张永从宁夏发回奏报，称不日将回朝献俘。我立即奏请天子推迟他回朝的日期，准备发动政变后再回头收拾张永。不料消息突然走漏，有人立刻飞报张永。张永遂押着朱寘等人昼夜兼程地赶回京城，于八月十一日抵达。

天子亲出东华门，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献俘礼，同时设宴犒劳张永，命我和马永成等人陪坐。那天在酒席上，我和张永一直在用目光进行无声的对峙。

由于心情恶劣，宴席未完我便拂袖而去。

可我绝然没有想到，这场酒宴一结束，我的灭顶之灾就随之降临了。

我刚走，张永立刻向天子当面密奏我的反状，并从袖中拿出早已拟好的奏章，上面罗列了我的十七项罪状。当时天子朱厚照已经喝得醉醺醺了，斜乜了张永一眼，说：“别说了！喝酒吧。”

张永大恐，不住叩首说：“离此一步，臣不复见陛下也！”

天子问：“刘瑾想干什么？”

“取天下！”张永说。

“天下？！”天子一边打着酒嗝，一边笑着说，“天下……任他取好了。”

张永抬起头来，盯着天子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若此，将置陛下于何地？”

天子一怔。

他想了好一会儿，才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三个字：“奴、负、我。”

张永脸上掠过一阵狂喜。他再次伏首说：“此不可缓！缓则奴辈成齑粉，陛下亦将不知所归！”

此时，马永成等人也在一旁拼命附和。最后天子终于颁下一道口谕缉拿刘瑾。

我的末日就这么降临了。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八月十一日夜，大约三更时分，我在熟睡中被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惊醒。凭直觉我就能判断出来的是禁军。

转瞬之间，一队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已经破门而入，团团围在我的床前。

我问：“圣上在哪儿？”

回答说：“在豹房。”

我披衣而起，对家人说：“大事不好了。”

我入狱后，天子朱厚照本来还不想杀我，只下旨把我贬到凤阳去看护太祖陵寝。我接旨后笑着对自己说：“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富太监呀。”

我相信天子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特意在狱中呈上了一个帖子，说：“奴才就缚时，赤身无一衣，乞赐一二敝衣遮体。”果然不出我所料，天子见信后，立即命人将我原来的百余件衣物送入狱中。

我笑了。只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我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与此同时，张永和阁臣李东阳均担心我被复用，于是一再奏请武宗抄没我的家产。他们料定，只要我的财产被公诸天下，我绝对难逃一死。随后朝廷果然搜出了我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座金山、银山，以及一大堆证实我谋反的违禁物品。天子终于勃然大怒，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同百官，在午门外对我进行公审。

八月十三日公审那天，我依旧用一种傲慢的眼神环视着这帮准备审讯我的文武百官，忽然笑道：“公卿多出我门，谁敢审我？！”

不久前刚刚被我提拔为刑部尚书的刘璟赶紧把头垂了下去，其余百官也纷纷躲闪着我的目光。驸马都尉蔡震见状，站出来说：“我是国戚，并非出自你的门下，该有资格审你了吧？”随即命人左右开弓地扇我的耳光，同时厉声说：“公卿皆为朝廷所用，还敢说是你的人？说，你为何私藏盔甲和弓弩？”

我坦然自若地说：“为保护皇上。”

蔡震冷笑：“若为保护皇上，为何藏在密室？”

我顿时语塞。

当天，我的谋反之罪定谳，奏疏中罗列了我的十九项罪名。天子在奏章上批示：“毋须复奏，即依凌迟律磔之，枭首三日，狱词供状及处决情形榜示于天下！”依大明律，凡死刑案皆须由法司三复奏，得旨后才可行刑。但武宗这次把这些法律程序都跳了过去，可见他已经对我痛恨到了什么程度。

数日后，我的心腹党羽焦芳、刘宇、张彩、刘璟等六十余人全部被捕，其中内阁大学士三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书九人、侍郎十二人，都察院十九人，大理寺四人，翰林院四人，通政司三人，太常寺二人，尚宝司二人，等等。朝堂几乎为之一空。这些人或诛杀、或下狱、或贬谪、或罢黜，几天内便被清除殆尽。同时，我的家人共有十五人被斩首，妇女皆发配浣衣局。

一个轰轰烈烈的刘瑾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

在这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秋日早晨，在这片与我初入宫时一样纯净而蔚蓝的天空下，我的凌迟之刑终于开始了。

3357刀，死神的3357个吻。

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三天。

我看见无数的百姓拥挤在刑场周围，争先恐后地哄抢从我身上被割下来的肉那一片片带血的肉。

准确地说，不是哄抢，而是抢购。

是的，抢购。一片肉卖一钱。生意异常火爆，我的肉供不应求。

我亲眼看见很多人当场就把我的肉扔进了嘴里，并且一边和我对视，一边很耐心、很仔细地咀嚼。

我看见我的鲜血同时从两个地方流淌了下来。

一个是从我的身体，一个是从他们的嘴角。

我知道这样的场面实在过于血腥而残忍，我知道我的描述极有可能让你们的胃部和心灵分别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

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