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间道——贾似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历史大观园身前后名 2020-06-22 22:45:20 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句话绝对是至理名言。

比如这几十年来，蒙古人和南宋人之间就是一个最大的江湖。而眼下，郑虎臣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

凡江湖者，必有是非恩怨，必有弱肉强食，亦必有斗争杀戮。我觉得从离开临安的那一天起，负责押送我的郑虎臣似乎就有意要在我的贬谪之路上把这一切都尽情地演绎一番。比如刚刚走出临安不久，他就恶狠狠地驱散了随我南下的几十个侍妾；赶走她们之前，郑虎臣还把她们身上佩戴的金簪玉饰通通扒下来据为己有；随后他又故意掀掉我头上的轿盖，让我暴晒在南方七月的骄阳下，而且一路上他还让轿夫反复不停地唱一首杭州俚曲：吴循州指的是多年前被我排挤到循州的丞相吴潜，而贾循州指的就是我，因为我此次的贬所恰好也是循州（今广东龙川）。

上个月我们路过一座古寺，墙壁上又有吴潜的题字，郑虎臣就乐不可支地把我叫过去，指着那些字阴阳怪气地说：“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啊？”

几天前我们乘船经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的黯淡滩，郑虎臣又说：“这溪水如此清澈，贾团练，你为何不死在此处啊？”

我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一旦有诏，我就死。”

郑虎臣冷笑了几声。

从他的笑声中，我听见了隐隐的杀机。

宋恭帝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九月的一个黄昏，我们走到福建路漳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轿夫在庵外歇脚，然后不由分说地把我拉了进去。

站在小庵窄窄的庭院里，郑虎臣和我四目相对。就在这一刻，我从他眼中看到了一团火焰一团业已燃烧多年的复仇的火焰。

多年前那个名叫郑埙的越州（今浙江绍兴）同知被我流放的时候，也曾经用这样的一双眸子看过我，不过几年后他便死在了贬所。没想到今天我竟然落到了他儿子的手上……

这真是天道循环，冥冥中一切自有定数！

我苦笑着把目光从郑虎臣的脸上移开，回头遥望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我看见夕阳正在以一种绝美的姿势坠落，而我将再也看不见它重新升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帝国也正在以同样的姿势坠落，而偌大的天下，又有谁能让它再度升起？

没有了。

我贾似道曾经努力过，可是我没有成功。我后来放弃了努力，于是人们就把我曾经做过的一切一笔勾销。所以我知道，此刻郑虎臣眼中所燃烧的，除了家仇，还有国恨。

所以这个秋天的黄昏，在漳州这座小小的木棉庵里，在落日沉静而凄美的余晖中，会稽县尉郑虎臣就注定会喊出这么一句义愤填膺、气壮山河的话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

和话音一同落下的是一把刀。

和刀一同落下的是我一生的记忆。

从手起到刀落只有一瞬。

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却看见中间隔着我的整整一生……

一

我出生于台州（今浙江临海）的一个官宦世家。我祖父贾伟是绍兴年间进士，曾任开江（今四川开县）和汉州（今四川广汉）的地方官。我父亲贾涉官至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年间的宋金战争和招抚义军过程中功勋卓著；由于多年主持边务，积劳成疾，于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病逝，年仅四十五岁。数年后我以父荫被朝廷授予嘉兴司仓之职。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我姐姐被选入宫中封为才人。由于多出了这层裙带关系，我被调入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担任太常寺籍田令。

那一年我十八岁。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座繁华艳丽的帝都不啻为一座欲望的天堂。我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这个新世界的怀抱，尽情欢享各种生命的盛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后世史家开始不遗余力地塑造我大奸大恶的形象。他们似乎以为，要让我坐实奸臣之名，就必须从年轻时代起就找出我道德败坏的证据。为此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年轻时代的我轻薄浪荡、饮酒赌博、狎妓宴游、纵欲无度，等等。总之，在他们眼中，贾似道这个人刚一浮出历史水面就是一副彻头彻尾的流氓嘴脸，所以日后才水到渠成地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对此我不禁哑然失笑。

有些人的逻辑总是这么简单。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坏人”，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都会被打上“坏人”的烙印。人们会竭尽全力遮蔽他的优点，放大他的缺点，再把那些中性的东西尽力往坏的方面解释。而对待“好人”，人们的做法完全相反，然而性质完全相同。中国人总是看不见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立体的人。他们只要把一个人定了性，就会抓住一点，不计其余。除了他们希望突出的那一点外，这个人生命中的不同侧面就会被抹平，这个人思想性格中的多种因素就会被消除，这个人一生中的其他阶段就会被遗忘，最终只剩下一张扁平的单纯的、非黑即白的脸谱。

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

后世史家也是用这一套对付我的。他们极力要把我年轻时代的一些私行与我日后的“奸臣”行径挂上钩，这让我觉得实在有点荒谬。暂且不说那些年少习气是否够得上道德败坏，就算是，这些道德污点和“奸臣”就有必然联系了吗？

好了，扯得有些远，还是回头继续说我自己吧。

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我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擢升为太常丞、军器监。那一年我二十五岁。少年得志，我更不会辜负青春韶华，于是经常与一些歌伎泛舟于西湖之上，终日饮酒赋诗，有时候甚至玩到深夜。如果人们据此说我私行不检，我承认。可要凭这点就说我道德败坏，我觉得这是刻意对我的缺点进行放大。用你们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叫作“妖魔化”。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

在这点上，我觉得当时的京兆尹史岩之就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

有一天夜里理宗皇帝登高远眺，看见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侍从说：“此必似道也。”次日一问果然是我，于是皇帝就让史岩之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史岩之回奏皇帝说：“似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材可大用也！”

史岩之作为一个朝廷高官，如果不是真正看出了我的能力，他绝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如此海口。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他是看在我姐姐贾贵妃的面子上对我进行袒护，可是，无论他的评价是否公允，就从我日后在帝国政坛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他所说的话也并不算言过其实。

我登第这一年，朝廷让我出任澧州（今湖南澧县）知州。我辉煌的仕途生涯自此展开。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四月，我被擢升为太府少卿、湖广总领。在此任上，我对湖广财政进行了大力整顿，成功解决了辖区内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问题，获得了天子和朝廷的嘉奖。

从此我开始青云直上。

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朝廷加封我为户部侍郎。

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我以宝章阁直学士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并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兼江西路安抚使。第二年，我在原来的职务上又兼任京湖制置使、知江陵（今湖北江陵），并被朝廷授予“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的专断之权。这一年我刚刚三十二岁，但已经成为帝国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之一。

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我又升任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第二年二月，又以端明殿学士出任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九月，又兼淮西安抚使。

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我被擢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并封临海郡开国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对于我在这十几年里的快速升迁，后世史家为我作传的时候再一次“选择性失明”。他们宣称我在仕途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同样是得益于我姐姐的裙带关系。

这种说法简直让我啼笑皆非。

如果说对于我年轻时在私生活方面的种种缺点，后世史家基本上还算遵循事实，只不过是做了放大的话，那么他们后来的这种说法则无异于诬蔑。首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早在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二月，我姐姐贾贵妃便已病逝；两年后理宗皇帝便转而宠幸一个姓阎的贵妃。如果事实真的像后世史家说的，我在淳祐七年之前的仕途发展必须归功于我姐姐的话，那么从淳祐七年到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的七年间，我在大树已倒的情况下，不但荣宠不衰、继续稳步高升，而且最终还跻身于权力中枢，试问这该作何解释？如果没有我本人的从政能力和显著政绩做后盾，在我姐姐死后，理宗皇帝还会乐此不疲地把一顶比一顶更大的乌纱赏赐给一个只会靠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前国舅爷”吗？更何况，在这十几年里，蒙古人对南宋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帝国的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在此情况下，理宗皇帝就算再昏庸，也不至于把帝国的边防事务和军政大权交给一个无能之辈吧？

实际上，从淳祐五年到宝祐二年的十年间，我作为军政大员在“沿江”“京湖”和“两淮”等地区一直干得有声有色。我发动军民开荒、屯田、修筑城防，不仅解决了驻地军队的粮饷和修筑城防的费用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周边地区，可以说对帝国的边防和军备事务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为此理宗皇帝特意下诏对我进行表彰：“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稍有余蓄，殊可加奖！”

正因为我是凭实力而不是靠裙带上位的，所以我在政坛上一直表现得很强势。比如我回朝担任同知枢密院事之后，御史台的官员曾经想弹劾我的两个忠实部下，我立即向朝廷提交了辞呈，以此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还有一次，朝廷要任命一个叫孙子秀的大臣为淮东总领。不知何故，朝野纷纷传言我贾似道反对这项任命。其实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时任丞相的董槐慑于我在朝中的威信，赶紧询问理宗皇帝，皇帝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可他依然疑虑重重，最后居然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孙子秀拉了下来，改任我的一个好友陆壑。

这件事把我搞得哭笑不得。

可我内心有一丝窃喜连丞相都对我敬畏如此，足以表明我在帝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无人能及。

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我被擢升为参知政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又加知枢密院事，从此正式进入帝国高层的宰执班子。

二

就在这一年，让天子和大宋臣民最恐惧的事情来临了。

宝祐五年九月，元宪宗蒙哥命其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然后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大举攻宋。他本人亲率大军进攻四川，于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七月经由六盘山攻入大散关；另一路由其弟忽必烈、将军张柔率领，自河南南下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兵锋直指大宋都城临安；第三路由元帅兀良哈台从云南进攻邕州（今广西南宁），企图迂回攻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再由湖南北上与忽必烈会师，最终对临安实施包抄合围。

这一回蒙古皇帝倾尽全力，准备毕其功于一役，将南宋一举消灭。这一年十一月，理宗皇帝任命我为枢密使兼两淮宣抚大使，开始指挥前线作战。第二年，即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正月，天子又加封我为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督江西、二广人马，实际上就是把三个战场的军事重任和指挥大权全部交给了我。

蒙哥大军一开始势如破竹，自宝祐六年九月攻入汉中（今四川汉中）后，十月连下剑门关和苦竹隘，十一月又破鹅顶堡，十二月攻克阆州（今四川阆中），顺嘉陵江而下，进围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然而元宪宗蒙哥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在此却遭遇了自攻宋以来最顽强的抵抗，甚至最终连他本人都命丧合州城下。

合州城是西南抗蒙名将余玠生前苦心经营的一座军事重镇，修筑于钓鱼山，所以又称为钓鱼城；此城地势险峻、工事牢固、易守难攻，乃兵家必争之地，其时守将为王坚。蒙哥大军将合州团团围困后，遣使招王坚投降，王坚不从，并斩杀来使，蒙哥大怒，遂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可是，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二月一直打到七月，元军日夜猛攻、伤亡惨重，合州城却依然固若金汤。元军前锋将领汪德臣于深夜指挥敢死队攻城，王坚身先士卒，登城力战。汪德臣单骑在城下大喊：“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音未落，便被飞石击中而死。其时正逢天降大雨，元军的云梯纷纷折断，攻城行动再度受挫。元宪宗蒙哥一怒之下，亲临阵前督师，不料被流箭射中，于七月末暴卒于军营中。

九月，忽必烈兵至长江北面的黄陂（今湖北黄陂），正欲渡江，亲王穆哥从合州遣使带来了蒙哥的死讯，并敦请他立刻北还以维系朝野人心。忽必烈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遂下令渡江，次日便进围鄂州，开始对鄂州发起猛烈的进攻。

战报传至临安，朝廷震恐。鄂州是长江防线上的军事重镇，更是临安的门户，鄂州的存亡就关系着大宋的存亡。天子立刻传诏，于军中任命我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余一切职务依旧，让我火速进驻汉阳（今湖北汉阳）、驰援鄂州。十月，我进入危城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

这一战打得艰苦卓绝。

元军依恃其强大的战斗力，在第一阶段战役中采用常规战略，从正面向鄂州城发起凌厉的攻势，虽然连攻半个多月，元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鄂州城却纹丝不动。忽必烈见久攻不克，便改变战略，命令张柔的部将何伯祥挖掘地道，准备内外夹击，出奇制胜拿下鄂州。可这一招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下令士兵修筑木栅栏，一夜之间就沿着外城墙筑起了一座“夹城”。元军从地道潜入，可冲上地面的时候发现他们被困于外城与夹城之间，而四周都是早已埋伏好的宋军弓箭手。进入城中的元军就这样成了瓮中之鳖，全部被歼。忽必烈闻报，仰天长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元军“地道战”计策失败，遂加大攻城力度。守城的宋军都统张胜战死。元军命勇将张禧率领敢死队猛攻鄂州城的东南角，准备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继张胜之后负责城墙防御的高达率众力战，多次击退元军，张禧身负重伤，撤下战场。张柔再募勇士，在炮矢的掩护下持续进攻，终于将东南角炸塌，元军从缺口蜂拥而入。高达一边拼死抗击，一边组织力量修补城墙。随后城墙又多次被攻破，但旋即又被宋军筑起，元军终不能踏进鄂州城半步。

这场战役打到十一月，鄂州守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一万三千人。而元军也在鄂州城外抛下了不计其数的尸体。忽必烈身边的将领纷纷发牢骚，说这都是因为听从士人的建议，禁止对攻陷的城池进行屠城，才使宋人敢于顽强抵抗。忽必烈闻言大怒，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蒙哥死后，进攻四川的元军已经撤兵，原驻防四川的守将吕文德等部相继回援鄂州，缓解了鄂州的严峻形势。而南路的元军兀良哈台则于十一月中旬进抵湖南，开始猛攻潭州，从南面对临安造成了新的威胁。朝廷急命我前往黄州（今湖北黄州）组织南面战场的防御。

与此同时，我接到合州王坚遣使送来的蒙哥死讯。一接到这个消息，我立刻意识到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来了。因为在此情况下忽必烈不可能令汗位久悬，必不欲与南宋打持久战，但若不给他提供一个撤兵的借口，恐怕他也是骑虎难下，于是我便秘密派遣使者宋京前往元军大营，在口头上承诺，以南宋向蒙元“岁奉银、绢各二十万”的条件让忽必烈退兵。事有凑巧，同一天忽必烈也接到了他妃子的急信，称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已经采取了一连串行动，事实上已经夺取了对朝廷的控制权，随时有可能继承汗位。忽必烈召集谋臣商讨对策，谋士郝经力主撤兵北还，他说：“阿里不哥已行敕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敕江上，欲归得乎……只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谋士廉希宪也说：“神器无主，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

忽必烈遂决定撤兵，一边派遣部将张杰、阎旺前往潭州接应兀良哈台北归，一边派遣使臣赵璧入鄂州与宋京进一步谈判。由于担心汗位被其弟夺取，忽必烈归心似箭，所以告诉赵璧说：“汝登城，必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

赵璧登城后，急欲见到我，希望能迫使我答应更为苛刻的议和条件，诸如“称臣”和“割江为界”等，但其时我人已在黄州，赵璧仅与宋京交谈几句后便发现元军旗动、即将拔营，遂无奈地扔下一句：“俟它日复议之。”然后匆匆随军北还。

至此，鄂州与潭州相继解围，历时一百余日的“鄂州保卫战”以蒙元撤军、南宋坚守阵地而结束。我当即向朝廷上表：“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皇帝大喜过望，立刻宣旨命我以少傅、右丞相的职衔回朝接受嘉奖。

第二年，亦即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我回到临安，天子命百官郊迎犒劳，备极荣宠，并且赏赐给我大量金帛。其余有功将士亦皆论功行赏。对于天子给予的封赏和殊荣，我觉得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在整个“鄂州保卫战”中，我以宰辅之身深入一线战场，自始至终与鄂州军民一起浴血奋战，我认为自己已经尽了人臣应尽的职责，也表现出了一个主帅应该具有的勇气、智谋和才干。对此，作为敌军主帅的忽必烈所发出的那两句由衷的赞叹之言便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这场战争的尾声却有一个小小的瑕疵，那就是和议。

众所周知，“鄂州保卫战”后，我向朝廷奏捷的时候没有提及“和议”之事。也许人们就是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为何我对此只字不提？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和议，充其量只是宋元双方仓促之间的一个口头约定而已，对宋方根本不具备约束力。它既没有像正常和议那样经过反复谈判，也没有形成一份正式的文件，说白了，它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是我跟蒙古人耍的一个计谋。以我的政治经验来判断，当时忽必烈在蒙哥猝死、汗位空虚的情况下肯定是急于回朝争夺汗位的，他之所以没有主动退兵，是因为以十万之众、历时数月不能下一城而心有不甘，倘若就此退却只会让他颜面扫地。换句话说，他当时亟须一个借口一个能让他堂而皇之撤兵北还的借口，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议和恰恰能满足他的愿望，同时也能满足我们双方的愿望。我急于使孤城鄂州解围，而他则急于回朝争夺汗位，所以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就是我们双方利益交换的产物。对此忽必烈和我都心照不宣。

既然这个所谓的“和议”只是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各取所需的副产品，那它当然就没有任何实际效力。所以我认为：在蒙元退兵、鄂州围解的目的达到之后，此前的口头约定就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东西，是没有人愿意在事后真正去履行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何必煞有介事地去向朝廷提起呢？

诚然，我当时在口头上的确承诺要向蒙古“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可这同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既然由我提出议和，我就不能不在口头上许诺给对方一些好处。然而我所承诺的也仅此而已，绝对不包括后来蒙方所宣称的“称臣”和“割江为界”等。况且，就算仅有的这项“岁奉”我也并不打算履行。你们可以据此说我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狡猾奸诈，就是不能说我卖国。

而且我要说这叫“兵不厌诈”。

正因为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而且我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所以当景定元年七月、忽必烈派遣使臣郝经前来要求我兑现承诺时，我当即把他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忠勇军营中，并且封锁了与此有关的一切消息。我不仅把他们后来增加的“称臣”和“割江为界”等无理条款视为无稽之谈，而且也否认了之前口头承诺的“岁奉”。总而言之，我认为宋元之间一直以来就不存在正常邦交，说白了，双方只是在以江湖规则斗智、斗勇、斗狠而已，所以根本犯不着把战场上仓促达成的口头协议当成一回事。因此就算后来郝经被拘的消息走漏，理宗皇帝向我问起蒙古使臣的事情时，我还是坦然自若地回答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

三

理宗皇帝对我在这场抗蒙战争中的表现非常满意，相形之下，左丞相吴潜的表现就让他非常恼火。早在元军大举入侵的战报刚刚传到临安时，皇帝问策于吴潜，吴潜就惊慌失措地建议皇帝迁都。皇帝问他：“卿往何处？”吴潜说：“臣当守此。”

皇帝闻此貌似忠勇、实则别有用心之言时，不禁泣下：“卿欲为张邦昌乎？”

吴潜顿时惶悚不敢言。

直至蒙元退兵，皇帝颇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若从吴潜迁幸之议，几误朕！”

理宗皇帝无嗣，很早就属意于他的侄儿、亦即荣王赵与芮的儿子忠王赵禥，准备立他为太子，没想到吴潜却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吴潜所说的史弥远乃前朝宁宗后期至理宗前期的大权臣，曾擅行废立，将当年的太子济王赵竑逼迫致死，拥立理宗成为一个傀儡天子，至其死后理宗皇帝才得以亲政。吴潜此言不但公然反对天子的决定，而且揭了天子的旧疮疤，令理宗皇帝怒不可遏。

眼看首席宰相已经彻底失去了天子的信任，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取而代之的机会。我随后授意御史沈炎弹劾吴潜，说他与朝臣章汝均勾结，准备拥立当年的济王赵竑之后。我让沈炎在奏章中说：“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均对馆职策，乞为济王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均正字，奸谋叵测。请速召贾似道正位鼎轴。”

这一年四月，吴潜被罢去左丞相之职，不久后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数日后，天子擢升我为少师、封卫国公。随后下诏对我进行褒扬：“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虽然还没有首席宰相之名，但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日后人们纷纷谴责我陷害吴潜，其实这么说是有失偏颇的。吴潜被罢职固然和我从中排挤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他得罪了天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我只不过是在一堵即将倒塌的墙上轻轻推了一把而已。当然，我急于取代他执掌朝政，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我执掌宰相大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朝纲。

由于理宗在位日久，他宠幸的那些近侍宦官董宋臣、卢允升等人便经常以天子之名行贪赃聚敛之实，并且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奔走其门者纷纷被安插在朝廷的显要位置上。此外，他们又与外戚相互勾结，任命了许多不学无术的外戚子弟为监司和郡守。尽管董宋臣等人已经被逐出了朝廷，可他们的狐朋狗党连同一帮外戚却仍然盘踞，我一上任便将他们全部罢黜，并下令严禁外戚担任监司和郡守。

我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出于公心杜绝宦官和外戚干预朝政，这不但是有宋一朝的祖宗家法，也是历史上每一位宰相必须要做的事。其次我也想通过对这些当朝显贵的打击，牢固树立起我在朝廷中的威信。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我开始下手清除军队中的异己势力，如高达、向士璧、曹世雄等人。这些人不但一贯自恃勇武、轻视文官，而且在鄂州之战中不服从我的节制调遣，屡屡言语冒犯、自行其是；通过此战建立军功后，这些人更加显露出不服节制、拥兵自重的苗头。我觉得长此以往，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我个人都将成为一种威胁和隐患，所以就在这一年把他们一一剪除。

可现在，当我和你们一样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不禁愧悔难当。我觉得当时的那些做法无异于是在自毁长城。我一旦大权独揽，就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局限在南宋这个小江湖的是非恩怨上，而把来自蒙古人的更大的江湖威胁抛诸脑后。这么做其实既危险又愚蠢。因为这些人身上虽然有不少毛病，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是沙场上的猛将，关键时刻必须依靠他们来保卫帝国的江山社稷，我却出于一己之私将他们铲除殆尽，这显然是不可饶恕的。倘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对南宋后来的亡国的确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清除将领的直接恶果是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比如我清除的人中就包括在合州之战中功勋卓著的王坚，为了防止他拥兵独大，我先把他调回朝中担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随后又让他出知和州（今安徽和县），彻底把他逐出了军队。王坚三年后便抑郁而终，这对南宋的军心和士气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而间接恶果则是迫使部分高级将领转而投靠蒙古人。比如在景定二年六月，驻守泸州（今四川泸州）的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便投降蒙元。而这个刘整在后来的侵宋战争中则成了蒙古军队的急先锋，这种事情真的令人扼腕浩叹。

凡此种种，皆是我对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严重罪错。用当时接受刘整投降的蒙古将领刘元振的话来说就是：“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

此言可谓确论。

四

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一开春，天子又下了一道褒赏我的诏书：“在昔赵普有翼戴之元勋，则赐宅第；文彦博有弼亮之伟绩，则赐家庙。今丞相贾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勋伟绩，不在普、彦博下；宜赐第宅、家庙。”随后又赐给我缗钱百万，建立宅第于集芳园，并置家庙。

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二月，我开始推行“公田法”。

所谓“公田法”，就是将那些被官僚地主阶层大量兼并的田地以低成本收归国有。可想而知，此举势必严重侵害权势阶层的利益，所以一经推行便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普遍的责难。正是这项改革使我成为南宋末年所有既得利益者共同的敌人，也使得后世史家多出了一个抨击我的有力借口。

我之所以会进行这项改革，实在是因为其时南宋帝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极其严重，几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根本没有出路。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家长期以来的财政亏空和官僚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南宋朝廷自南渡以来就一直没有摆脱财政赤字，至理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却达二亿五千多万贯。而朝廷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增量印行纸币，这叫作“造楮”。可依靠造楮缓解财政困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增量印行纸币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例如：南宋初年一石米仅售钱3缗，可到了我所处的南宋末年，一石米已经卖到了1000缗，货币贬值超过了300倍。而货币越贬值物价就越上涨，朝廷就越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最终构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并且，由于大量土地掌握在权势阶层手中，他们往往又倚仗权势逃避赋税，因此军队的粮饷严重不足，所以朝廷就继续增发纸币，向地主富户强行摊派、征购粮食，以充军队粮饷，这叫作“和籴”；即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可是，“和籴”依赖的仍然是不断“造楮”，所以它不但使得物价持续上涨，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军需不足的问题。

对于上述种种经济和财政困境，我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

在此严重危机下，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南宋帝国不需要等到蒙元入侵，自身就会先行崩溃。所以我在执掌朝政的第三年初，便迫不及待地授意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及御史言官们联名上疏，呼吁实行“公田法”：

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既未免于廪兵，则和籴所宜广图；既不免于和籴，则楮币未容缩造。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计顷，以品级计数，下两浙、江东、江西和籴去处，先行归并诡析，后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但得一千万亩之田，则每岁可收六七百万石之米，其于军饷沛然有馀，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矣。

此法具体言之就是：按各级官员的品秩高低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三分之一由朝廷买回，再作为公田出租，以此项收入充作军队粮饷。举例而言，如果某个官员按规定所享的田地限额为200亩，而他实际田产为800亩，那他必须拿出600亩的三分之一即200亩作为公田卖给朝廷。

如同上述，若通过此法买回公田1000万亩，一年可收租米六七百万石，既可充军饷，又可免和籴，又能杜绝滥发纸币，还能平抑物价、防止富豪兼并，可谓一举五得。为了让公田法能够顺利实施，我以身作则地拿出了自己的田产一万亩充为公田，并且迫使其时田产最多的宗室亲王赵与芮也拨出了一部分田产。

我知道此举得罪了赵与芮，可没想到自己日后竟然因此而遭杀身之祸。

“公田法”选择在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这浙江最富庶的六郡实施。朝廷设立“官田所”，以临安知府刘良贵为提领，推行一年后立即产生了显著成效，朝廷买回约一千万亩的公田，当年收租米六百多万石，足够应付军队一年的粮饷，达到了预期目的。

然而，这一千万亩公田与其说是用“买”的，还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没收。因为我的本意就是要以最低成本乃至以零成本收回那些被权势阶层过度兼并的土地。为此我采取了三种办法：首先是以超低价格强行收购，如年租值一石（面积相当于一亩五分）的田产仅支付第十八界会子（朝廷发行的第十八期纸币）四十贯，而当时的十八界会子已经严重贬值，二百贯还买不起一双草鞋，所以说这四十贯只能算聊胜于无；其次，若田产数额巨大，则一半付现钱，一半以布帛充抵；最后，也是用得最多的无成本方式，就是以度牒（出家的官方凭证，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官诰（荣誉官职的凭证）折价换购田产，如“校尉”折价一万贯，“承信郎”一万五千贯，“承节郎”二万贯；官妇的封诰，“孺人”二千贯，“安人”四千贯，等等。

我的手段虽然有些阴险和强横，可当初这些富豪们从贫农那里兼并土地的时候，其手段又何尝不是巧取豪夺！其实质又何尝不是弱肉强食！

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么做很公平当初他们用什么手段从别人那里抢走的，今天我就用什么手段从他们手里抢回来。

我的本意是针对上层富豪，可一旦具体实施，许多官吏要么急功近利，要么操之过急，要么与富豪勾结，最终也不免引发种种弊端，成了扰民之举。如刚开始时都是从田产最多的富户买起，可渐渐发展到二百亩以上都必须“投买”（申请卖田），最后连“百亩之家”的小地主也无以幸免，致使“浙中大扰”，“民破产失业者甚众”。

所以此举既遭到权势阶层的极力反对和阻挠，也遭到了平民阶层的普遍诟病。

可我必须指出，伤害中下层的利益并非出自我的本意。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七月的一天，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颗彗星，光芒烛天，彗尾之长实属罕见，而且从四更起出现于东方，至日中始灭。理宗皇帝急忙下诏让朝野指陈朝政缺失，一时间朝中官吏和民间富户纷纷上书，“皆以为公田不便，民间愁怨所致”。我上书力辩，最后干脆递交了辞呈。皇帝连忙召见我，语重心长地说：“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说不可，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济，所以决意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仰赖于此，若遽因人言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议，如国计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勿辜负朕倚畀之意！”

理宗皇帝并不糊涂，总算替我说了几句公道话。

随后又有太学生叶李、萧规等人上书，说我专权、误国害民，以致上干天谴。我勃然大怒，当即命临安知府刘良贵随便给他们栽了一个罪名，然后施以黥刑、发配边地。

五

景定五年十月，理宗皇帝驾崩，皇太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以皇后谢氏为皇太后。十二月，下诏第二年改元咸淳。

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四月，度宗皇帝加我为太师、封魏国公。这一来总算使我的宰相之权名副其实了。度宗因我当年拥立他为储君、有定策之功，所以对我感恩戴德、异常尊崇。每次我上朝向他行礼的时候，他必定起身答拜，而且不敢直呼我的名字，而是称“师臣”。天子都对我敬畏如此，群臣自不待言，都毕恭毕敬地尊称我为“周公”。

我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人是很容易自我膨胀的动物。当他置身于权力的巅峰，眼前再没有强劲的对手，耳旁只剩下一片阿谀谄媚之声，他就会目空一切、忘乎所以。我承认，从咸淳元年开始，我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基本上可以用“骄奢淫逸”四个字来概括。整个帝国自上而下的人都对我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甚至连年轻的度宗皇帝也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换句话说，天子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我才是真正的老大。

为了证实自己在新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我故意跟他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我主持完理宗的葬礼后便悄无声息地挂冠而去，同时授意我的心腹将领吕文德向朝廷谎报军情，声称蒙古军队正在猛攻下沱（今湖北宜都东南）。朝廷震恐，谢太后和年轻的天子更是吓得六神无主，慌忙下诏让我回朝主持大局。

我心满意足地回到临安，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朝廷的主心骨。

此后的几年中，我还将不断地故技重演，让皇帝和满朝文武时刻牢记我的重要性。后世史家经常说我这是以流氓手段在要挟朝廷和天子。对此我倒不会否认。因为我早就说过，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江湖，而每个人都是江湖中人。既然如此，你就很难保证自己在竞名逐利的过程中始终光明磊落。除非你宁愿一辈子与世无争、默默无闻，否则你就不能不耍一些小手腕、玩一些小聪明，是不是？虽然这种做法上不了台面，可它们通常都很实用、很有效。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我再次向度宗提出告老还乡，皇帝赶紧让大臣和他的近侍宦官一天四五趟传旨挽留，并且赏赐不断，甚至让宦官整夜守在我的府邸外，以防我偷偷还乡；最后还下诏加封我为“平章军国重事”，允许我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并在西湖的葛岭上赐给我一座豪宅。

从此我就在这片令人心醉神迷的湖光山色中遥控着整个帝国。

朝廷官吏每天都要抱着一大堆文书来到我的府中呈报，大小政务都先经过我的幕僚廖莹中和翁应龙处理，随后再由我决断。朝中的一帮宰执大臣都成了摆设，只是在我审阅批准过的文书后面署名而已。朝野上下向我献媚求官的人络绎不绝地在我的葛岭豪宅中出入穿梭。当时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正月，被我几度要挟的度宗皇帝终于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下诏说：“近年来一些大臣动不动就请辞，似乎以此为清高，俨然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朕于诸贤，应该说并无亏待，若众人均以此为尚，难免让人疑心是诸贤辜负了朕啊！”

我一听这话味道不对，几个月后再次称疾求去。度宗皇帝傻了眼，涕泗横流地苦苦挽留，并且许我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朝，我才做出一副勉强的样子留了下来。

从这一年开始，帝国的末日就开始降临了。

然而我就像一个被上天宠坏的孩子一样，龟缩在由所有人的敬畏和尊崇所编织成的安乐窝中，忘乎所以地品尝着权力的美味，根本无视那已经近在咫尺的身死国灭的灾难。

当一个人被欲望和享乐俘虏的时候，他就会沉浸在虚假而脆弱的梦境中不愿醒来，直到灾难之刃一举刺穿他的梦境，他才会在一瞬间发现原来致命的危险从来不曾消失，只不过被他有意无意地遗忘罢了。

可当他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年末，蒙古大军再度南下，进抵南宋江汉防线的一座军事重镇襄阳（今湖北襄阳）。此次的南侵主帅是蒙古人阿术，而副帅就是七年前那个降蒙的南宋将领刘整。

我数年前所犯下的那个错误终于结出了恶果因为刘整对南宋的整个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这次南侵计划就是他向忽必烈献计的结果。咸淳三年十一月，时任蒙元南京宣慰使的刘整就对元世祖忽必烈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随后忽必烈便下诏征发诸路兵马，由阿术和刘整为统帅大举南征。

兵临襄阳城下后，刘整对阿术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兵，则事济矣。”随后元军便大力建造兵舰、训练水师。而在此之前，富有军事才能的主帅阿术在侦察襄阳地形时便发现，南宋后方支援襄阳的粮道就是汉水，于是断然在白河口和鹿门山修筑了两座城堡，并在汉水的河道中筑台，与夹江而筑的两座堡垒遥相呼应，一举掐断了襄阳的补给线。

时任襄阳知府的吕文焕见状大为恐慌，立刻修书飞报他的兄长吕文德。可当年的沙场老将吕文德经过多年的养尊处优之后，显然也和我一样，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和军事判断力，把此次蒙古人志在灭宋的侵略战争误作边境地区经常有的军事骚扰，不但不以为意，还对吕文焕的信使破口大骂：“汝等妄言邀功！倘若真有此事，也不过是假城而已。襄、樊（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樊城位于北岸，两城唇齿相依、协同作战，故合称“襄、樊”）的军需储备可支十年！回去告诉吕六（吕文焕），只需固守。若刘整胆敢轻举妄动，待春汛一到，我亲自出征，恐怕到时候他们就要闻风而逃了。”

吕文德的率意轻敌和盲目自信除了遭人耻笑和贻误战机之外，对于岌岌可危的襄阳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十一月，襄阳守军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主动向沿江的元军山寨发动数次进攻，却被严阵以待的元军一一击败，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三月，阿术率部围攻樊城，南宋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出兵拒敌，在赤滩浦与元军激战，却再度失利。战报传至临安，群臣惶恐，纷纷建议起用高达救援襄阳。可当御史李旺代表众人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仍然把心思放在南宋这个小江湖的内部斗争上，而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估计不足。我听完李旺的奏报后，只冷冷地丢给他一句话：“我若让高达出援，那要把襄阳守将吕文焕置于何地？”

李旺退出后无奈地长叹一声：“吕氏安，则赵氏危矣！”

朝臣们建议起用高达的消息传至襄阳后，吕文焕的思维方式竟然和我如出一辙，并不把高达入援视为雪中送炭，反而认为是对他个人地位的一种威胁，故而怏怏不乐。其幕僚见状，便献计说：“这事好办。如今朝廷认为襄阳危急，故有起用高达之言，倘若我们向朝廷报捷，高达自然就不会来了。”吕文焕大喜，随后俘虏了几名元军的哨探，就向朝廷谎奏大捷，复用高达之议遂就此不了了之。

虽然我出于个人恩怨没有让高达去援救襄阳，但作为一个帝国的宰相，我对于襄阳之围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这一年春汛到来后，我便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春水高涨之际押运粮草援助襄、樊。七月，襄、樊地区秋雨不断，汉水暴涨，我抓住时机再命夏贵率部突袭元军城堡。夏贵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分遣舟师在东岸的林谷间出没，试图吸引蒙军的注意力，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元军筑于西岸的城堡。此计却被阿术识破，他下令元军舟师集结于虎尾洲，为准备偷袭的宋军张开了一个口袋。次日，夏贵的主力果然进入了元军的埋伏圈，结果被打得大败，有五十多艘战舰沉毁，溺毙者不计其数。

我闻讯后急命我的女婿范文虎率部驰援夏贵，不料在灌子滩再度遭到元军伏击，宋军战败，范文虎仅以轻舟遁去。

这一年十二月，吕文德病死于鄂州，临终前不停哀叹：“误国家者我也！”

夏贵、范文虎相继大败，而鄂州守将吕文德又卒，到了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前线的形势已经异常严峻，我不得不暂时撇开个人恩怨，于这一年正月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出知鄂州；起用孙虎臣为淮东安抚副使，出知淮安（今江苏淮安）；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救援襄、樊。范文虎担心被李庭芝抢了头功，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若让我领数万兵马入援襄阳，必一战可平。但求不受他人节制，事成之后，自然应归功于恩相。”

女婿的功劳就是我的功劳，我当然也不愿看到李庭芝压过他一头，所以当即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让他对李庭芝进行牵制。随后李庭芝屡次相约范文虎出兵，范文虎便以朝廷旨意未至为借口，故意迁延，准备寻找机会独自出兵以建奇功。

时隔五年之后，当我一无所有地站在漳州城南这座小小的木棉庵里，透过往事烟云，我看到咸淳年间的那个贾似道的确是令人不齿的，说那个时候的他完全是一副祸国殃民的奸臣嘴脸也并不为过。曾经在“鄂州保卫战”中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贾似道早已经死了；此后为了挽救国家经济而不惜触犯众怒力推公田法的那个贾似道也死了；最后剩下来的这个贾似道只是一具活在私欲和享乐之中的行尸走肉而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早已被他抛到脑后，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自己的富贵、自己的名利、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嗜欲……

当襄、樊的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捐躯沙场，咸淳六年的贾似道却逍遥自在地徜徉在西湖的美景中、沉醉于葛岭的温柔乡里。他在豪宅中大兴土木、修筑楼阁亭榭，还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半闲堂”，将自己的塑像置于其中，与一群美姬宠妾日夜淫乐。他酷爱“斗蟋蟀”，经常与众妾席地而坐、以此为乐，有熟客来，不禁笑言：“此军国重事邪？”

客人说得没错。这就是我当时的“军国重事”！我痴迷于蟋蟀罐里的厮杀恶斗，却遗忘了蒙宋之间的你死我亡。

除此之外，咸淳六年的贾似道还酷嗜古董珍玩，为此特地修建了一座“多宝阁”，一日一登，流连忘返。他听说西南名将余玠的殉葬品中有一条珍贵的玉带，便不惜掘墓开棺，将其据为己有。凡是让他看上的奇珍异宝，无论主人是谁，都必须乖乖地贡献出来，否则就吃不了兜着走。

咸淳六年的贾似道还享受到来自度宗皇帝的最高礼遇，不但可以累月不朝，而且还能入朝不拜。就算偶尔入朝，退朝时度宗皇帝也要起身避席，目送他离开殿庭才敢坐下。而他本人不但绝口不提襄、樊战事，也不许任何人言及。有一次度宗皇帝忍不住问他：“襄阳围已三年，奈何？”他竟然不动声色地反问：“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

皇帝吞吞吐吐地说：“适才有女嫔言之。”

几天后这个多嘴的嫔妃就被赐死了。

从此边事日急，然而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多说一句。

六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元军的一名将领张弘范忽然发现，原来襄阳久困不下的原因是它的粮道并未被真正堵死，宋军还时常通过后方的江陵（今湖北江陵）与归州（今湖北秭归）断断续续地运送补给。张弘范遂献策：“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

元军统帅采纳了张弘范的建议。自此，襄、樊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形势更加危急。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四月，范文虎进兵湍滩，与阿术展开遭遇战，兵败，统制朱胜等百余人被元军俘虏。

这一年五月，忽必烈加大了侵宋的力度，调集重兵对四川发起进攻，借以牵制南宋的西线兵力，使其无力东援襄阳。六月，范文虎率两淮舟师共计十万人进至鹿门，其时正逢汉水大涨，宋军逆流而上，被阿术所率领的元军东西夹击，溃不成军，丢弃战船和甲仗无数，连夜败逃。

最后一次重兵援救的行动宣告失败，襄、樊的陷落基本上已成定局。

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令人无从回避，我不得不做出姿态，屡次上书皇帝，请求亲自领兵出援，同时私下授意御史台的官员上章挽留。度宗皇帝本来就离不开我，一看台谏劝阻，当然就没有同意让我出征。

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三月，元军突破樊城外城，守城的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及部将牛富坚闭内城做最后的抵抗。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被围困达六年之久的樊城终于失守，范天顺自缢身亡，临死前高喊：“生为宋臣，死为宋鬼！”部将牛富率领最后的一百多名战士与元军展开巷战，杀死杀伤无数元兵，最终赴火而死。副将王福仰天长叹：“将军死于国事，吾岂宜独生！”随后亦投火自尽。

樊城既破，我再度上表请求出征。其实这一次上表我已经或多或少是出于真心了，可早已习惯跟我一起唱双簧的御史们还是坚持说：“师臣若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度宗皇帝觉得他们说得很有道理，遂再次否决了我的请求。

二月，眼见樊城陷落的襄阳统帅吕文焕顿觉唇亡齿寒，遂斗志尽丧，开门出降。

襄、樊皆陷的消息传回临安，我真的有所震动了。我对皇帝说：“臣屡请行边，陛下不许之，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虽然我这么说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但那一刻我的心里难免还是有些愧疚的。所以一个月后我再度上书，下决心准备上阵御敌了。我说：“事势如此，非臣上下驱驰、联络气势，将有大可虑者！”

可是，如果说这么些年来我就像一个被上天宠坏的孩子，那度宗皇帝显然就是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婴儿。他一看我想离朝亲征，马上紧张万状地说：“师相岂可一日离左右？”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大宋天子。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大宋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这一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十万、与前线共计二十万大军，以伯颜为统帅，至九月在襄阳完成集结，随后分东西两路大举南征。东路军由博罗懽和刘整率领，出淮南、取扬州；西路军由伯颜、阿术和吕文焕率领，顺汉水而下，直逼郢州（今湖北钟祥）。吕文焕其时已被忽必烈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襄阳大都督，并在入朝晋见忽必烈的时候主动献上了攻宋之策，自请为先锋。

也许真的是天要灭宋，这一年七月，年仅三十四岁的度宗赵禥突然扔下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撒手而去。虽说赵禥登基十年来始终是一个傀儡天子，但就在这个最为紧要的关头突然驾崩，则不免使得这个早已人心惶惶的江山更加暴露出分崩离析的征兆。

我拥立了年仅三岁的嘉国公赵显即位，是为宋恭帝；尊皇太后谢氏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

九月，伯颜大军猛攻汉水北岸的郢州，守将张世杰奋力死战，元军未能攻克，只好绕过郢州，于十月攻陷汉水南岸的新郢（郢州有新旧两城，旧郢在北岸，新郢在南岸），守将边居谊力战不敌，投火自尽。十一月，复州（今湖北沔阳）知州翟贵出降。十二月，元军又于青山矶（今武汉东北长江南岸）大败夏贵水师，旋即攻下长江要塞阳逻堡（今武汉汉阳东），进围鄂州。是月底，汉阳守将王仪降，鄂州守将张晏然降。

至此，南宋在江汉防线上的重镇全部沦陷，临安的门户訇然洞开。伯颜大军顺江东下，沿途宋军在吕文焕的招抚之下全部望风而降，其中就包括我的女婿范文虎。

大宋帝国无以挽回地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七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带着三分无奈三分忐忑三分愧悔和最后一丝挣扎，抽调十三万精兵走上了战场。

这十三万人是大宋帝国最后的血本，而我只能孤注一掷。

会有几分胜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脸上挂着苦笑，内心装着茫然。

那些日子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始终在我耳边盘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一切都已无法重来。

二月，我率军进抵芜湖后，首先想起的就是十六年前所做过的那件事情议和。

十六年前是天佑大宋，让蒙哥暴卒于战场，迫使忽必烈回朝夺位，所以我可以通过与忽必烈的利益交换获取宝贵的和平。可如今呢？

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如今的蒙元帝国是一只生气勃勃的庞然巨兽，不把南宋一口吞下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如今的蒙宋江湖上，南宋还有博弈的资本吗？

没有了。

我知道已经没有了。可我只能侥幸一试。于是我仍旧派遣当年的那个使臣宋京向伯颜送去了我的提议称臣、奉岁币。

我在一种近乎绝望的不安中盼来了回信。伯颜说：“未渡江时，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

我就在那一刻彻底绝望了。

是啊，“沿江州郡皆已内附”！南宋已经丧失了和蒙元讨价还价的资格，而我贾似道也已完全丧失了与人进行利益交换的任何可能。让我去“面议”？这不是让我去自投罗网吗！

没办法了。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打！

我命令孙虎臣率领七万精锐扼守池州（今安徽贵池）附近的丁家州，命夏贵以战舰两千五百艘横亘于长江江面上，我率后军屯驻于鲁港。

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心目中这十三万帝国勇士竟然是十三万个可耻的逃兵。

当战鼓喧天、旌旗蔽日的伯颜大军刚刚向宋军水师前锋发起攻击的时候，孙虎臣就迫不及待地跳到了他姬妾的那条船上。本来就无心恋战的士兵们趁机大哗，纷纷喊叫：“步帅遁矣！”一时阵形大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夏贵又不战而走。当他乘坐的轻舟飞速掠过我的帅舰时，我听见夏贵远远地扔过来一句话：“彼众我寡，势不支矣！”

此时此刻，我除了愤怒、恐惧和绝望，还能有什么想法？！

我只好传令鸣金收兵。

十三万大军顷刻间炸开了锅。人人争相逃窜，几千艘战舰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互相乱撞，元军趁势疯狂砍杀，宋军被杀和溺毙者不可胜计，所有的军资器械全部被元军缴获。

当天夜里，我疲惫不堪地逃回后方的金沙，召孙虎臣和夏贵前来问话。孙虎臣一进来就痛哭流涕，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吾兵无一人用命者！”

而带头逃跑的夏贵看着孙虎臣的那副窝囊样，居然咧嘴一笑，然后大言不惭地说：“吾尝血战当之矣！”

在这种时候，我也无力去计较谁是谁非了，只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默默地看了看他们，有气无力地说：“计将安出？”

夏贵说：“诸军俱胆落，吾何以战？！师相唯有入扬州招溃兵，迎圣驾于海上，吾当死守淮西耳！”

我想了想，也只能如此了。

次日，我本欲召集前线溃逃下来的残兵游勇前往扬州重新集结，不料让传令兵在岸上挥了半天旗子，蔽江而下的逃兵们居然没有一人响应，有人甚至还指着帅旗破口大骂。

彻底完了。

树倒猢狲散了。

十三万所谓的帝国精锐，就这样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

数日后我退至扬州，上疏奏请朝廷迁都。谢太后没有同意，下诏征诸将勤王。然而，偌大的帝国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赣州知州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数人领兵入援，余皆观望。

即便已经到了这种国破家亡的前夜，南宋小江湖里面的人仍然在搞权力倾轧。时任知枢密院事的陈宜中本来一直是依附我的，而今眼看我已失势，就想趁机把我除掉，以便他取而代之。于是他就向我的幕僚翁应龙打听我在什么地方，翁应龙回答说不知道。陈宜中猜测我已经死于乱兵之中，就算不死也难逃兵败之责，遂斗胆上疏，说应以误国之罪将我诛杀。谢太后说：“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遂下诏罢免了我的平章军国重事及都督诸路军马之职。

三月，我的心腹翁应龙被刺配吉阳军，随后被诛；廖莹中等人被贬逐，不久流放岭南，后自杀。同月，陈宜中如愿以偿地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几天后又兼都督诸路军马。

这艘船眼看就要灭顶了，还争抢头等舱的座位又有什么意义呢？

与此同时，伯颜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于三月中旬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眼看临安危在旦夕，朝中的文武百官纷纷作鸟兽散，朝堂一派惨淡萧然。目睹此情此景，太皇太后悲愤莫名，痛下诏书，张榜于朝堂之上：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工，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时读圣贤书，自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并转二资，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量加惩谴！

然而，朝臣们对此视若无睹，仍旧接二连三地逃遁。

四月，京湖宣抚使朱禩孙与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一同以江陵降元，随后，归、峡、郢、复、鼎、澧、辰、沅、靖、随、常德、均、房诸州，相继皆降。高达因招降有功被蒙元任命为参知政事。

七月，张世杰、孙虎臣、刘师勇率一万多艘战舰在焦山与元军展开最后的决战，结果兵败，宋军水师全军覆没。

南宋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而这些日子我一直躲在李庭芝重兵驻守的扬州，相对而言还算安全。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随着宋军的接连失利和诸府州的相率降元，朝野对我的怨恨情绪越来越浓，终于在七月的一天集中爆发。京师的太学生、台谏、宫中侍从纷纷上疏，异口同声地要求太后将我诛杀。谢太后起先还想保我，一见舆论太盛，不得不命李庭芝将我遣回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守臣一听说，马上坚闭城门不让我进去。朝廷只好让我改徙婺州（今浙江金华），没想到婺州人居然到处张贴布告，坚决驱逐我。朝廷又把我改迁建宁（今福建建瓯），结果又有人上奏说：“建宁是名儒朱熹的故居，即使是刚刚懂事的三尺童子，一听说贾似道要来也会恶心呕吐，何况见到他的人？”

我闻讯后不禁苦笑。

真是悲哀啊！没想到曾经权势熏天的贾似道连大宋天子都敬畏有加的堂堂宰相贾似道，如今居然成了过街老鼠，连一个容身之处都找不到。

一个人的前后命运为何会悬殊若此？

朝廷无计可施，最后只好把我贬谪到偏远的岭南，让我以高州团练使之职前往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同时抄没了我的所有家产。

在所有仇视我的人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出于对我祸国殃民的义愤，但是有一点我是很确定的，那就是其中不乏对我素怀私怨者，因为我的公田法曾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为首的人就是福王赵与芮。

他意识到报仇的机会来了，就暗中招募能在半道上把我干掉的人充任监押官。

而会稽县尉郑虎臣就在此刻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郑虎臣本人就是浙中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曾经被我贬逐，而他们家的田产也曾经因公田法而被朝廷变相没收。

所以，为了这个报仇雪恨的时刻，郑虎臣已经等待很多年了。

而今他岂能错过？

此时此刻，我很能理解人们对我的怨恨和仇视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