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凡事求稳慎，方能稳操胜券

曾国藩最看重的是稳沉、稳当、稳定。怎样才能做到稳呢？须慎重、安详、和缓。“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不管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容不迫，安详和缓，喜怒不形于外，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才能真正直面困境，脱出困境。

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而是事事考虑长远，稳中求成。

咸丰七年，曾国荃刚刚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就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无好小利，无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

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太平军在天京游击，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又对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

曾国藩认为世事变幻莫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只有稳慎之人才能防微杜渐，化险为夷。而要做到稳慎，必须有耐性，戒骄躁，时刻如履薄冰。

曾国荃后来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眼看金陵不日即破，但曾国藩还是很担心这位急功冒进的弟弟蛮干。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一个多月后，曾国荃就带领湘军攻破金陵。曾国藩的这些叮咛，不过是针对曾国荃急功贪利的特别告诫，但同时也说明，曾国藩时时都特别重视“稳慎”二字。他对于稳慎之人，也极为看重。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更能脱出困境。因此，曾国藩最重稳慎，认为凡事不可过急，“当安详和缓以处之”。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对于“兵贵神速”、“先发制人”的战术，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反倒对深沟高垒、以期长远的后发制人术，推崇有加。他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因而对安详和缓之人、稳慎从容之事，尤为赞同。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当初他在家守母孝时，张亮基、郭嵩焘、郭昆焘、胡林翼都力劝他出山，应皇命办团练，但曾国藩左右踌躇，思虑再三，还是具疏力辞，不愿出山。也正是出于“稳慎”。因为他觉得自己出山准备不充分，自己一介书生，对于兵法战事，也不甚了了，出山带兵，并无十分的把握，所以一直力辞。他对出山的各种担心，可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给刘蓉的信中看出来，迟迟不赴团练局的真正原因：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稳慎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宁愿不出山。

不独用兵，做事，为人，曾国藩也认为安详和缓为至要。他对儿子的教导也以和缓、稳重为至要。他教导儿子说话不要太快，举止不可太轻。与人答话的时候要沉吟片刻才说出下一句话，不让他的儿子去抢话说。这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中规中矩，也掷地有声。走路也不可太过轻飘，而应当持重稳当，这样才能让人见出你的威仪。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他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刻留心。”

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对于他教儿子的这一段有很好的描述。当时他的大儿子曾纪泽刚来安庆营中，父子俩还没好好说说话，这天晚饭后，他把儿子叫到书房来，父子俩进行了愉快的谈话。末了，儿子行礼退出。这时，曾国藩叫住了儿子。小说中这样写道：

“甲三！”曾国藩叫住儿子，“我在信中一再跟你讲，你的毛病在举止太轻，语言太快，要你举止稳重，发言切讷。今夜你的发言倒还可以，但走路仍是轻飘飘的，一点都没有改。”

纪泽垂手低头，接受父亲的教训，曾国藩盯了一眼儿子身上穿的衣服，又说：“你这身打扮也太鲜丽了，明日要换掉。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方可望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我现在忝为将相，所有衣服加起来值不得三百两银子，你们兄弟要谨守我家世代俭朴之风，这也是惜福之道。懂吗？”

“懂！”纪泽恭恭敬敬地答。

“去睡吧！”曾国藩轻轻地对儿子一挥手。

他是想从说话、走路来锻炼儿子的稳重和缓之气，也足可以看出他对于安详和缓、稳慎厚重的推崇和重视。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家书中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他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教导儿子要立“坚卓之志”，多读书以变换骨相，而且再次告诫“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可见他是真的期望儿子能改掉急躁轻飘的毛病，变得厚重、和缓、稳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面对人生长路中那无处不在的艰难险阻、险厄困境，才能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才能思虑周全，安然脱困。要是冲动、鲁蛮、感情用事，势必坏了大事，成不了大器，陷入困境就会被一困到底。这肯定是曾国藩最不愿意看到的。遇事安详、和缓，才能审时度势，慎重考虑，才能全盘规划，四面周全，才能奋发进取，徐图自强，才能摆脱困境，有所作为。这是曾国藩一生的经验精粹，也是他一生历尽风波劫难却总能稳如泰山的重要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