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隆中策”具体说了什么？

每一个正确决策的产生，来自才智之士的高瞻远瞩，所决之策能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能揭示问题的实质。诸葛亮“隆中策”的产生，来自他看出动乱时代的演变趋势，并能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决策，而并非天才头脑的神机妙算。

纵观诸葛亮一生的主要业绩，无论是隆中决策、赤壁之战，还是执政蜀国的文治武功、六出祁山偏师北伐，其中一条贯穿全过程的线索，就是联吴抗曹的进退战略方针。这是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一条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提出、建立和捍卫这一政治纲领，使之成为维系蜀汉政权的一根不可或缺的纽带。

良好的决策能否取得理想效果，必须具有实行的条件和机遇，更要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孙、刘联盟抗曹，是“隆中策”的关键内容，也是蜀、吴两国能与魏国三分鼎立的柱石。它的重要意义，孙、刘双方曾有共识，在诸葛亮、鲁肃等人的努力下，双方以各自独有的方式促成了这一联合，并取得辉煌的成果。

其实，诸葛亮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有相当背景的人物，其先祖诸葛丰曾任司隶校尉。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在西汉位列三公之下、九卿之上。元帝时，诸葛丰曾案劾贵幸的外戚许章；成帝时，王尊则劾奏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司隶校尉除监督朝中百官外，还负责督察三辅和京师地区，起到和刺史相同的作用，但它比刺史地位高，相当于当今的中纪委和国家安全局的一种合并。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硅当过当时的群丞，应该是一个朝中的大臣；叔叔诸葛玄当过太守，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

从以上关系来看，诸葛亮是一个有背景有关系的高干子弟。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单凭诸葛世家的这种关系还不足以对诸葛亮这个天才型的政治家有多大的帮助，要想实现他的“每自比管仲、乐毅”的政治抱负，必须经过其他外力，于是他娶了一个丑老婆。可能是为了美化诸葛亮，一些人说他老婆很有才，其实这种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东汉时期或者说是封建时期，女人社会定位角色就是贤妻良母，不可能有多大的才能。诸葛亮娶丑老婆的目的就是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因为其岳父黄承谚是当地一位很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与当时的大军阀刘表是连襟关系，其岳母的家族蔡家也是当地的望族。

从诸葛亮娶妻来看，就是有目的的。难怪当时就有人嘲笑他说：“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但为何诸葛亮没有去帮刘表或去做官，其中原因不外乎是高不成低不就吧。一个有鸿鹄之志的人，怎么能为几斗米折腰，况且他有吃有穿。

诸葛亮隐居南阳，是躬耕山野的士子，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一直未有机会施展才华。所谓“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桐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明主不依”，他期待着明主的出现。难得刘备，不辞辛劳，毫无架子，三顾茅庐，求贤若渴。诸葛亮深深为之感动，终于弃隐入仕，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施展平生所学，以实现自己的宏图远志。

当年的隆中，山高林密，曲径通幽，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诸葛亮在这里饮酒下棋吟诗，其情也融融，其乐也陶陶。外面战争连绵，这里却是世外桃源。然而，诸葛亮在饮酒下棋之际和朋友们谈起国家大事。偶尔谈一谈国家大事倒也无妨，可他一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让人肃然起敬，美名不胫而走。最后，传到了刘备的耳朵里，刘备正愁眉苦脸的时候听说有这样一个高人，自然是要来请的。诸葛亮到这个时候才后悔了，于是就避而不见，但刘备又特别有耐心，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结果，这个世外高人也顶不住了。看来，中国人最难过的是“情”字关，诸葛亮也不例外。

诸葛亮为何选择刘备？当时另有几个选择：一个是曹操，但曹操手下能人太多，一个政客而没有其他军事等能力，在曹操那里是得不到重用的；一个是袁绍，但袁绍是一个刚愎的人，且袁氏家族人太多，在那里也发挥不了权术；另一个刘表，一是刘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政治上没有霸心，二是当时诸葛亮仅仅是一个小辈，从心里可能就有些轻视。因此，选择刘备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第一个预见天下三分，并提出促进天下三分的战略决策，努力使预见成为现实，基本上揭示出了三国历史的进程。

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二十七岁，他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策”。《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家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隆中策”中，诸葛亮首先以极高的战略眼光系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当时曹操占据中原，控制着中央政权，有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因此应排除向曹操控制地区发展的可能，暂时把他放在一边。而刘备要“兴汉室”、“伸大义于天下”的对象是曹操，现在虽不能与之抗衡，却是争夺天下的最终对手。那么，联合孙权就是不容忽视的策略手段。“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孙权集团的势力仅次于曹操，根基较深，地势险要，欲成霸业就要争取他的协力合作，是战略性的联盟对象。诸葛亮不管曹操视为退，主动与孙权谋和视为进。

那么，刘备应往何处图谋发展呢？第一步是夺取刘表的“用武之地”荆州，第二步再往巴蜀取刘璋的“天府之国”益州。占据荆、益两州作为根据地，建立基业，稳定后方；同时“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孤立曹操。诸葛亮就此提出了建立联吴抗曹统一战线的设想，这样就可守可攻，能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

最后，待到时机成熟就可图谋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分两路发动北定中原的强大攻势，收复长安、洛阳，击灭“汉贼”曹氏集团。到那时，东吴也只有纳土归降的出路了，实现最终政治目标，成就统一帝业了。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统率八十万大军饮马长江，席卷荆襄，直逼江南。想乘势一举歼灭占据江东的孙权及正待发展地盘的刘备，从而吞并天下。当时刘备仅一万兵力，孙权也只有五万精兵。曹操的一纸讨伐檄文传到东吴，令孙权集团一片震惊，主战与主和两派争斗激烈。主和派占上风，孙权则动摇难定。在这种危急复杂的情况下，诸葛亮肩负起联吴抗曹的重大使命，作为刘备一方的代表，只身出使江东，与东吴上下各方进行斡旋、说服和斗争。

诸葛亮的出现引起了投降派的敌意，面对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挑战和责难，他义正词严、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运用多种语言技巧“舌战群儒”，将投降派的观点一一驳倒，使群儒“满面羞惭”、“尽皆失色”，基本上扫清了东吴集团内的降曹论调。

面对东吴主战派将领周瑜的摆架子、卖关子的态度，诸葛亮又用激将法，正话反说,“曹操极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只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敢与为敌。今数人皆被操灭，天下无人矣。独有刘豫州不识时务，强与争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将军决计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又从其痛切之处着手，巧妙改动《铜雀台赋》，提议只要献出“二乔”送与曹操，如范蠡献西施之计，保证能让曹操百万雄师卸甲卷旗而退。年轻气盛的周瑜果然勃然大怒，发出“吾与老贼势不两立”的宣言，并求孔明助他一臂之力，激励周瑜协力抗曹的目的达到了。

再说诸葛亮在曹兵败溃的亡命途中，令关羽把守最后一道防线。曹操被捉，“义重如山”的关公却动故旧之情而放虎归山，这就是后人评说不一的“华容放曹”。惋惜之余，掩卷思之，并不是诸葛亮用人失误，使曹操得了逃逸的机会；而是诸葛亮以大政治家的眼光把握全局，看清了孙刘联军打败曹操后的形势。此时刘备力量还很弱小，若杀曹操，其子必置东吴于不顾而倾力复仇，刘备将腹背受敌，北方将重陷军阀混战的局面。况且曹操战败，已无南下进攻、消灭孙刘联军之力，而弱小的刘备就能在曹、孙之间并立，在互相牵制的间隙中争取时间、积聚力量，进而发展地盘。权衡利弊，诸葛亮宁愿暂且放掉曹操，以便统一北方，形成鼎足之势，才能有机会图谋天下。

当曹操败退，原本是主要矛盾的曹与孙、刘的矛盾，随着北方压力的减轻退而成为次要矛盾。战略要地荆州的归属问题，使得孙、刘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如何处理孙、刘关系，是否继续维持联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战略原则问题，将是能否真正建立和维持“鼎足”格局的关键所在。战后诸葛亮趁周瑜和曹仁厮杀之际，派兵巧妙地从曹军手中袭取南郡、荆州、襄阳，为刘备谋取了安身立足之地；而周瑜空费兵马钱粮却一无所获，必不会善罢甘休。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放弃荆州这块根据地，也不能由此引起孙、刘自相杀伐。诸葛亮从维护联盟大局出发，灵活处理矛盾。他劝刘备“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待我主别图得城池之时，便交付还东吴”、“今只要两家和气，休教曹贼笑话”。当刘备要求都督荆州全境、孙刘联姻之事传到曹操之耳时，他正在写字，竟“手慌脚乱，投笔于地”，可见曹操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刘备向西发展占领益州入川，关羽镇守荆州。诸葛亮郑重叮嘱关羽牢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关羽没有真正领会其重要意义，而是两个拳头打人。当曹操诱使孙权联攻荆州时，孙权派诸葛瑾上门找关羽“求结两家之好，并力破曹”，关羽却口出狂言拒绝联姻，触怒了东吴，使得孙刘联盟破裂，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因此就在关羽北拒曹操节节胜利之际，急功近利的孙权乘机“白衣渡江”偷袭荆州，造成荆州失守、关羽败亡的惨剧。刘备的版图顿时削减了一半，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仍以大局为重，不主张东征伐吴；而刘备不理解伐吴与蜀汉存亡利害相关，怒发冲冠为义弟报仇，听不进诸葛亮、赵云的劝阻，将十几年辛苦经营的局面置之不顾，定下先灭吴后灭魏的错误决策，倾举国之兵讨伐东吴。这场战争极大地损伤了蜀汉的元气，蜀汉政权从巅峰一落千丈，往日兴盛景象一去不复返，刘备也走上覆灭之路。虽说关、张、刘三人之死各有原因，或骄傲自大，或粗暴寡恩，或义字当头，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正确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以致孙刘联盟破裂。诸葛亮隆中拟定的从荆、益两路北伐的钳形攻势计划，也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从而使后世同情蜀汉事业的人们，面对滔滔东逝之水，抒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感叹。

刘备创业未半，饮恨白帝城而终，将风雨飘摇中的蜀国和懦弱无能的幼子托付给了诸葛亮。诸葛丞相独立支撑起蜀汉江山，这就为调整政策，重修东吴旧盟提供了可能。吴、蜀化干戈为玉帛，一洗前朝旧怨，从此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贯彻了“隆中策”的外交路线。吴、蜀重修旧盟，令曹丕大惊，亲征伐吴。诸葛亮派赵云领兵出阳平关直取长安，从而协助了东吴战胜魏军。

孙权称帝，引起蜀汉朝臣不满。诸葛亮却派陈震为使前往祝贺，并写下“绝盟好议”说服群臣认识此乃抗曹的需要，亦可免除蜀汉北伐时的东顾之忧。因此，在刘备死后的几十年里，蜀国和东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盟邦关系。不仅未发生冲突、战争，东吴还曾出兵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吴、蜀两国成掎角之势牵制着魏，谁也消灭不了谁，使弱小偏僻的蜀国能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这是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显示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恢复孙刘旧盟，平定南方叛乱，解除了后顾之忧，诸葛亮便进一步“治戎讲武”。他亲率大军六出祁山，以一州之地与力量超过自己数倍的魏国抗衡，将一生的最后岁月全部投身于北伐事业。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包含着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直到以身殉职的可贵品质。如果不是刘备而是刘禅，别说三顾茅庐，就是八顾茅庐之恩，诸葛亮也不会出山辅佐，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也超越了单纯的“愚忠”的范围，这样的“知遇之恩，死而后已”有很大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成分。正因为爱国爱民，诸葛亮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完成理想事业，也极为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杜甫在《蜀相》中对诸葛亮为国家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精神给以崇敬，并抒发了对一个未完成事业的贤相惋惜之情。

前后《出师表》情真意切，极为真挚感人，写出了一代贤相的忠君之意和爱国之情。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仿佛诸葛亮一生为国家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呕心沥血的形象就在眼前，历历在目。回顾自己的一生，自与刘备出山以来，不辞辛劳，夙兴夜寐，勤于政事；对于刘禅，诸葛亮怒其不争、哀其不兴，尽力辅佐。但结局正如他自己所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非臣所能逆睹也。”

杜甫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将诸葛亮的德才智兼备、开明、智慧、高尚的人格力量和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完全刻画出来了，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可歌可泣。他的光辉形象永存人间，“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虽然如此，但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的神机妙算和精于谋划，助刘备开拓了三分天下；也正是由于他的心胸不广，使得刘备死后的蜀汉人才凋零，以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也正是由于他的事事躬亲，使得蜀汉在他去世后顷刻间土崩瓦解。诸葛亮不得已而扶阿斗，但他却没有找到继续扶阿斗的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人都说关羽是古今中外“义”的化身，其实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义”的化身。诸葛亮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后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