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做以卵击石式的无谓牺牲

聪明之人，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先审时度势，左衡右量，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思虑周到。若实力悬殊过大，却不管不顾，一味拿鸡蛋去碰石头，不懂得蓄势，不懂得藏锋，不懂得保存实力，只会让自己落得个一败涂地、一路完败的结局。

所以，羽翼未丰时，切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炫耀张扬，而应当谨慎小心，仔细权衡，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不做无谓的牺牲。

曾国藩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说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所以，当自己羽翼未丰时，他宁愿抗旨与皇帝抗争，宁愿背负见死不救的骂名，也绝不做以卵击石的无谓牺牲。

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如狂风般进攻湖北。太平军连克数城，进至蕲州、黄州一带，武汉危急，咸丰皇帝坐立不安，听说曾国藩已经练成水陆两师，于是紧急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炮船前去支援。

但曾国藩没有头脑发热，更没有被这个看似难得的机遇冲昏了头脑，更没有贪图美名，轻率冒进。他仔细分析了战局，决定上疏陈情，拒绝出征。

因为太平军不仅兵多将广，而且训练有素，加之正是气势如虹、难挡其锋的时候，以自己这刚刚练成的一万多人去与号称百万之众的太平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绝无胜之可能。

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于是上书给皇帝：“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船炮未备、兵勇不齐”，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但局势实在危急。1853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清军溃不成军；转年二月，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土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皇帝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催促曾国藩速赴救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可见咸丰皇帝是真的急于让曾国藩出征以解燃眉之急，连这样的激将法都使出来了，但曾国藩并未为其所动，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认为庐州确实为燃眉之急，但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如果能够保住武昌，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巩固荆襄门户，沟通广东、广西和四川的饷道。

所以，目前应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追为堵，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最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终于可以保存实力，不必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了。皇帝的激励和理解也使他更加致力于湘军的强大，勤练水师，以求尽快赴战场与贼逆抗衡。

可见曾国藩是相当谨慎、冷静、理智和聪明的。试想，如果当初曾国藩贸然出征，一万多初经训练的湘勇送上惯于征战的太平天国军队面前，能否剩下几人，殊难知之。全军覆灭倒是不会在意料之外。

那么，这样的行为，与把一万多湘勇拿去送死又有何异？别说后来与太平军相抗十余载，并终于攻下金陵灭了太平天国，并将湘军的威名扩大到人人皆知，甚至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只怕是连湘军的火种也留不下半丝半毫！可能连曾国藩自己如何死法也不知道，何来后来的“完人”呢？所以，遇事谨慎小心、审时度势是相当重要的。

对于胸有大志、目光长远之人来说，一时一地之争远不如天下全局重要，一城一池之失也远不如保存实力重要。如果明知是送死还偏去送，而且不仅自己送死，还搭上几万将士的性命，那就不是鲁蛮，而是野蛮，不是轻率，而是轻生。作为掌兵统将的首领，这种鲁蛮和轻率更是大忌，因为一不小心，就很可能全军覆灭。即便情势再急，也不能感情用事，冲动而为，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住实力，坚持到最后，取得最后的成功。

曾国藩不想以卵击石，让刚刚成形的湘军毁于一旦，不惜抗旨不遵，更不惜摒弃师友私人情谊，背上绝情负义的骂名。

其实早在咸丰皇帝下旨让曾国藩赴援湖北之前，曾国藩已接到当时的湖广总督、曾国藩的恩师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求救信。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于公于私，都有救援之责。

但是，曾国藩仔细审视情势，此时断非出兵之时。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不可草草发兵的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虽自度必死，他也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持，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不久之后吴文镕战死沙场。

对于门生兼挚友江忠源的求救，曾国藩也一样没有冲动冒进，拼死去救，最终江忠源自杀殉国。1853年11月，太平军直入安徽，攻打庐州。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江忠源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诏令曾国藩迅速出兵。可是，曾国藩按兵不动。他的下属王錱主动请缨，带兵去救江忠源，也被曾国藩制止。湖南巡抚骆秉章命江忠源之弟江忠浚与刘长佑率一千楚勇火速增援。江忠浚与刘长佑率部奋力搏杀，由于兵力薄弱，无法靠前，受阻于城外五里墩。援军总计十余支，筑营四十里外，观望不救。陕甘总督舒兴阿兵有万人，畏缩不前。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炸塌水西门城墙，并乘势杀入。城内兵勇抱头鼠窜，乱作一团。江忠源知大势已去，引刀自刎，为部下所阻。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四十二岁。

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江忠源，不仅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更是湘军早期最为优秀的将领，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且与曾国藩交情深厚。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江忠源的死，无疑折了曾国藩的臂膀。但他又确实不能去救。当时很多人对于曾国藩的行为不太理解，骂他绝情负义，只有他自己知道，确实是情非得已。

史学家们对曾国藩抗旨不尊、见死不救不但没有微词，还对曾国藩不顾朋友私情，顶住皇帝和朝廷的压力拒绝出兵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具有远见卓识，识大体顾大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真正的帅才。这样的评价，或许才是最中肯公正的。

也正是有这样一位理智、绝情的统帅，湘军才没有做以卵击石的蠢事，保存住了实力，最终得以壮大，得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