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凡事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耐烦，也是曾国藩为官、为人、处世、处事的一大守则。他常说“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不论做官、做人、做事，“忍得住、耐得烦”都是曾国藩信守的人生原则。

所谓耐烦，本是湖湘方言，意思是有耐心，能忍耐，不急躁、不怕麻烦、不怕烦闷，还有做事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意思。

湖南人说这个人“耐得烦”，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稳得住脚、沉得下心、忍得住累、耐心、细致、认真的人。这样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遭遇什么样的险难，都能安然自处，平安度过。曾国藩对此认识很早，而且一直都是个很能“耐”的人。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曾国藩的故事。

曾国藩刚进京时，去拜访同乡前辈，天下起了大雨。到达前辈家时，已全身从头到脚全淋湿了，前辈却不在家，家中丫鬟请他坐在厅中等。谁知这一等就等了三个时辰。

眼看天色已晚，曾国藩只好先行告辞。当天整个下午下着大雨，曾国藩在椅子上坐了三个时辰，椅子周围都湿了一大圈，唯独两个鞋印干而清晰。因为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三个时辰。

他刚走，那位前辈就回来了。一见到客厅中的脚印，又听说他竟然等了三个时辰，大吃一惊，这一定是三个时辰都一动未动，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必须要是心性坚定、个性稳定、不急不躁、能够持之以恒的人才有可能。而这种安定沉稳、坚毅的个性，也必是个人后天修养而来。如果连坐都能如此安定沉稳，不急不躁，由此推之，将来何愁不能官拜将相？这位前辈急派人去把曾国藩追了回来。

曾国藩的“耐烦”，在同僚中也是尽人皆知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有一位叫黄延瓒的朋友放到外地做了地方官。地方官的特点是，案牍律例，各种杂事，不胜其烦。临别之时，曾国藩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

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

黎庶昌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为人笃学朴讷，天性肫挚，志趣远大，不事矜饰，很受曾国藩赏识。在曾国藩的帮助下，黎庶昌做了江苏吴江县的知县。但黎庶昌到任后，却遇到了政烦俗敝、盗贼纵横、上几任积欠的漕尾钱粮达到五千余石的难题，即使挪垫公款，也无法堵上这个窟窿。黎庶昌因此非常郁闷，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曾国藩知道后写信劝告他：

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烦琐，亦磨砺也。吴江征收之难，风俗之悍，皆为大府所深悉而曲原。无事忧谗畏讥，尚希振作精神。遇有烦难之事，耐劳耐苦，徐听事机之转，则所在皆坦途矣。

曾国藩在信中又说：

但望少安毋躁，以待事机之转移。慎勿操之过蹙，便觉度日如年，徒损襟怀，而于事仍无济。如能守一“耐”字诀，久之自履亨衢。

也是用的一个“耐”字诀，希望他不烦不躁，耐住性子，忍住烦琐，走上顺畅大道。

李鸿章出来带淮军的时候，曾国藩也专门嘱咐他，要想带好兵，就要把握住两条：“第一贵在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第一就是要忍得住别人对你的挑衅和侮辱，耐得住烦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第二条要处理好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可见耐字功夫确实是当官、做事、为人之至要。

曾国藩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耐得烦”。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都需要一份耐劲。如果耐不得烦，守不住穷，安不下心，那么，就会诸事不顺，时陷危境。这于做官、做人、做事都是不利的。这其实也是曾国藩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曾经历过因“不耐烦”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咸丰七年春天，在江西瑞州城外大营中的曾国藩，正是内外交困、艰辛异常之时，不仅战事不顺，江西各方调谐艰难，自己又无实权在手，实在举步维艰。恰在此时，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心中既伤心老父弃养，更烦忧自己眼下诸事纷乱，实在没心情再忍耐下去，于是奏报丁忧并陈请开缺之后，未等清廷下达谕旨，就擅自委军回到老家荷叶塘守制去了。

这对于当时正统领大军对敌作战的曾国藩来说，是相当错误的做法。一个大军统帅，置军情于不顾，甩手就奔丧回家了，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任何皇帝都不会允许的。军务不同于寻常政务，它更为紧要，更为严肃。若军务需要，即使父母丧亡，也可不令前敌将帅回籍的。正在家奔丧守制者，若遇有紧急军情需要，还得夺情赴军。因为“忠”比“孝”更为重要。比如曾国藩母丧期间的墨绖出山，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一切，都要听凭朝廷的定夺。无朝廷命令而擅离职守，本该获咎。好在有朋党大员们的说情，清廷才没有追究，并赏三个月假，让他在家治丧。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甩手”的本意，是“欲擒故纵”之计，趁父丧想就此要挟朝廷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才能真正调兵遣将，以对强敌，不然只能在江西处处受牵制，事事不顺利，剿匪势必遥遥无期。但曾国藩这盘棋却下错了，因为太急躁，没能“耐烦”而冲动地扔下军务跑回了老家，虽然皇帝没有过分追究，却也就此把他雪藏了，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一待，居然就在家待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这一年多，他待得并不安稳，表面上读书守孝安心闲适，实际上心中却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因为他不顾军政要务，不等皇命即擅自归家，朝中官员弹劾不断，湖南官绅也对他此举颇有微词。连他一手推荐提拔的左宗棠也大骂他不该丢下国事而奔丧事，舆论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既恼恨自己没能“耐得住烦”，又急躁“欲进故退”“欲擒故纵”计策的落空，使他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言，要是皇帝一直这样雪藏，不理不问，那他岂不是要就此终老吗？那不仅自己的一腔抱负无处施展，这么多年在湘军和剿匪上耗费的心血，那不也白废了吗？

曾国藩既有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性情也变得粗暴起来。他深悔自己没能耐住，才让自己困守在老家，无所事事，心乱如麻，却又无可奈何。每天研究黄老之术，以使自己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当咸丰皇帝再次命他出山时，他便顺从多了。见梯即下，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并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同时他对人对事也完全改变了态度，不再强势硬挺，而奉行刚柔之道。比如低下身架与左宗棠重修旧好，与江西官绅相处也不再似往日咄咄。终于事情变得顺利起来。

他自己总结说：“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之后他对“耐烦”二字更加用心。告诫自己处事要有耐心，要平心静气。“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必不能妥善。”时时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的性情，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让自己从容平静，心平气和，方可处变不惊，稳如泰山，各种事情才能处理妥当，才可以冷静理智地面对困境，想法脱困。

曾国藩的“耐”字诀，更强调的其实是困知勉行、努力发奋的意思，只要能熬得住，挺得久，忍得远，耐得烦，打得通，过得去，便是好汉，便是成功。同治五年正月，他在给正在练字的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造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正是“耐烦”二字的真谛。

曾国藩一生，一直在耐烦二字上下功夫，凡事都告诫自己要耐得住烦，要守得住心，要忍得下性子，控制自己，强迫自己，认真、仔细、稳重地处理一切事情。不但当官要耐烦，做人、做事、处世、修身、学习、练字……做任何事都要耐烦。耐得烦，才能忍得住，忍得住才能守住心，守住心才能静下心，静下心才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妥当服帖，恰到好处，才能让自己轻松脱困，变逆为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