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是这样炼成的

历史大观园人臣政客 2020-06-25 22:54:29 0

“内圣外王”是儒家人格和思想的极致。

所谓“内圣”，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要在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圣人，意思是人要修身养德，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外王”，字面上理解，就是对外施行王道，也就是儒家所推崇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外王”通俗地讲，“内圣”就是修身；“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因为这需要极强的毅力，极久的恒心，极高的自省自制力，经过长久的修行，才能成为世人的精神模范，成功“立德”；还需要举世罕见之奇才，千载难逢之机遇，才能完成大事业，立不世之奇功，做到“立功”；更需要世所无匹之学识，孜孜不倦之勤奋，勤学苦读，著录不辍，才能为后人留下学说和思想，做到“立言”。

天赋异秉、超凡入圣的人并不少见，要做到其中一个“不朽”也不算太难，但同时要求一个人做到“三不朽”，实在是难上加难。不说人生苦短，也不说天赋有限，仅仅是机遇，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滔滔而下，真正做到了的，有人说只有两个半，即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即便是半个，曾国藩也位列其中。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曾国藩就是一个“完人”！

曾国藩为什么能成为“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完人？因为他立志要做这样的人，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志向：“吾有志学为圣贤”，这样的志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使他每一天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内外兼修，苟日自新，既“进德修业，克己自律”，又“专志于学，勤于著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给了他一个立下不世奇功的最好机会——剿灭太平军，这样才使他最终世所罕见地完成“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成为“内圣外王”的“完人”。

“进德修业”，是曾国藩成为“完人”的重要前提。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给其弟的信中就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

“进德”，也就是通过自我的修炼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达到“内圣”的境界。曾国藩认为内圣“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

慎独，就是做事情不管有无监督或制约，都要秉持原则，不存侥幸，自觉为善，循理而行，这样才不会形成什么隐患；主敬，就是做事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求仁，就是要培养爱心，要有民胞物与、大公无我的胸怀；思诚，就是对人要有诚信，做事要专注。曾国藩的修身进德，正是从这些方面入手，坚持有恒，日日勤修，以圣贤为榜样，向圣贤靠近。

三月十四日写给儿子的《与纪泽纪鸿书》中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前四字是内在功夫，后四字是外在功夫。”年近花甲，他却依然在默省，在修炼。正是在这样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坚持有恒，才使他日进日精，不断完善，最终“内圣”有成，并外化为王，走向了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辉煌。

他是做官的道德楷模。曾国藩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几只旧木箱随他辗转南北。他肃贪官、严吏治、倡学风、开书局、办工厂，官德官声，可圈可点。功绩就不说了，只说他的清廉，就足为后世效法。

曾国藩做官几十年，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宫廷掌印，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发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说到做到，不管是初到京城的穷困窘迫之时，还是后来身居高位的富足显贵之时，他都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职权来得半文钱的利。也从来没利用过生日或是其他的名目敛过半分钱财。反是日记中常有谢客拒礼的记载。“是日，余五十四生日，谢绝诸客，唯家中儿女辈庆祝。”“是日贺节者皆辞不见。”他去世后，家中留下了一万八千两银子，没有田地、房产及其他，是他的全部家当。听起来虽然还不少，但如果一比较，他的清廉就非常突出——李鸿章去世后留下的是四千万两银子，土地二百七十多亩。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藩官至一品，而且总督两江、直隶，从二十八岁中进士始居官三十多年，却不过一万八千两遗产，其清节可以想见。据说他死后五年，因家人病重看病花不起钱，长子曾纪泽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左宗棠开口，通过左宗棠向曾国藩曾经的下属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事后非常感动，送给曾纪泽三百两白银，还在家书里面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表里如一、清廉非常的官场楷模。他所秉持的居官之道——清廉、勤俭、谦逊、耐烦、谨慎、稳适，以及应戒昏、戒傲、戒贪、戒诈等，正是后世官场的圭臬。所谓“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学岩”，曾国藩确实是官场的楷模。

他也是齐家的典范。曾国藩注重家风的培育和子弟的教育，不管公事多忙，战事多紧，他从来就不吝惜写家书，他一生写给祖父、父母、几位弟弟和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共有三百三十多封，二百多万字，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而且家书里包含了治家、修身、劝学、理财、济急、交友、用人、行军、旅行、杂务等各个方面，几乎是立身处世的一部百科全书。

曾国藩最注重家庭和睦。“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话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融融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曾国藩齐家理论以“和”字为中心，铺陈开来，总结出齐家的八个“本”字格言，作为家训，要求众子侄谨记，作为治世、治家之训。他在家书中说：

“家中兄弟子侄，唯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国藩尤其反对奢侈，主张勤俭持家，他自己也是勤俭的典范。曾国藩的生活非常俭朴。在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卧室陈设异乎寻常的简陋：床上铺的是草席，被子是乡村土织布。在穿衣方面，曾国藩从来不追求绫罗绸缎，越贵越好，相反地，平时都是穿着家里人为他织的土布衣服。他的马甲上打着补丁，连当时的寒士都不会穿这种马甲。曾国藩家中置有棉花车，每天家中都传出纺织声，时常让家人也要勤俭，不要忘记祖训，他认为“唯俭可以养廉洁，唯勤可以生明”。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其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

在吃饭方面，更是简单。人们常常称他为“一品丞相”，一来是因为他官至一品，二来是他每天吃饭只有一道主菜，多半还以豆腐为主，吃得很简单。家中的厨房里也从来没有火腿、鲍参等名贵食材，甚至连酒都很少有。他们家来客人了，都是临时去买一两斤来喝。以至于他晚年的秘书赵烈文都不得不感叹：“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

居住上，曾国藩更是反对大兴土木，建造豪宅。曾国藩在湘乡的旧宅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看起来有点破落的感觉，随着曾门兄弟发达之后，人丁日渐兴旺，亦经常会有客人登门拜访，在此情形下，旧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865年，九弟曾国荃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本来这样做对于他们的身份来说并不过分，但曾国藩得知后却非常生气，他更一怒之下，发誓绝不踏进新宅半步。他认为九弟“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并说入住新屋很容易，但是搬出来就很难，此种做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

他还经常告诫众子侄，兴家之道，不外乎男女人等持家待物，勤劳节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虚谨慎。败家之道则反其道而行之。轻视傲慢师长，讥讽别人之短长，这就是骄气。由骄而奢侈，而淫逸，而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这都是由骄气引起的。要稍有所成，必须戒除这个恶习，努力剔除其骄傲，长辈首先要做出表率。此外，还要兄弟友爱，交友谨慎。

他更是治国的功臣良将。他积十几年之功，最终打败太平天国，挽救了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江山，立下了不世奇功；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并成为晚清解放思想、力图开放、“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一代先风，铸全新世风。

而这一切，无一不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所决定的。他立志要做“内圣外王”一完人，于是痛下决心，数十年的修炼不止，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壮志，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并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真正成为万世景仰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