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入仕京城，“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

自从经历七次投考才中的磨砺之后，初懂挺经的曾国藩开始慢慢懂得了挺的意义，也开始学会了凡事都先“挺一挺”。

因为他知道，好多时候，不论多难，“挺一挺”，就会由逆而顺，由难而易，让一切都变得不同。并且在不断的强撑和硬挺之中，他不仅对“挺”有了更深的了悟，也使自己在不断的“挺立”中意志更加顽强，信念更加坚定，并且通过“挺”的磨炼，让自己离“内圣外王”的理想更近。

这在他做京官期间，因为经济困窘而不得不“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住一切困难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1838年4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举行殿试，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不仅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有出一个进士的历史，也是荷叶塘的农家小子正式入仕成为京官的开始。

然而，“长安居，大不易”，虽然贵为京官，但曾国藩的生活却全然不是想象中的锦衣玉食，财大气粗，反倒经常是囊中羞涩，疲于应付，甚至靠借债度日，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京官生活状态的话，那肯定是“窘”。窘到什么程度？不仅没有能力为荷叶塘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提供半点帮助，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依靠借贷度日！虽说不至于穷困潦倒，大多数时间也总处于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境地。

清代官员的俸禄原本就很低，像曾国藩这样的新进翰林的七品京官年俸不过四十五两。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有九十两，再加上“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全部相加，一年总薪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而翰林院更是举世皆知的清水衙门，基本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作为清水衙门里的一个官场新人，自然只会更“清水”了。但是，工资虽少，派头却不能少，各项人情往来、应酬开销以及租房、服装、饭食、请客，固不可与平常百姓一般，务必要与地位相符，因而入不敷出就理所当然了。

其实对于做翰林这样的京官要忍受清贫，曾国藩不是没有准备的。进京为官前，曾有一年时间专门“拜客”，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寒门学子们考上大学之后的“摆酒席”，其目的就是收受贺礼，接受捐赠，筹措费用，以备进京之后的用度。

曾国藩通过“拜客”从亲戚朋友、地方官员及各种店铺中大概收受贺礼近两千两银子，算是很大的一笔了。但进京的头两年便已将收受的两千两白银全部花光，此后借钱便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道光二十一年（1841）底，曾国藩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闯过年关。到第二年年关时，欠债已经有四百两。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到他离京时都未有改观。曾国藩升上二品大员后俸禄提高了好几倍，达到了年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五十五斛，也丝毫未能改变他的困窘之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光三十年（1850）底，欠债更是高达一千两白银。日子越过越穷困，家书中多次提到“借”、“欠”、“窘”等字眼，其捉襟见肘的艰难情状，跃然纸上。

在这一时期，曾国藩的经济状况确实相当窘迫，常因无能寄钱回家尽赡养家中大人之责而“愧悚”，却又无可奈何。再穷再难，也不能失了京官的排场，更不能失了曾家的尊严，曾国藩只能咬牙硬挺。

没钱寄回给祖父及父母大人以作仰事之资，心中愧悚，就多写家书，多祈求祖父及父母的原谅和理解，而且想尽千方百计，能寄一分就寄一分。对于自己的那些亲戚，特别是有大恩于自己的几个舅舅，虽有心相报，却无力提携，除了硬挺着忍受内心的愧疚，暗暗期许以后厚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苦楚和愧疚，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人前的风光，永远不及人后的硬撑更让人刻骨铭心。

其实曾国藩非常看重亲情，对家乡的人和事也关心尤甚。但他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虽然“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而原因竟然是筹不起路费！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还是因为太穷了，攒不够回家的路费，才不得不一次次收回回家的脚步！

不仅没钱寄回家奉养大人，接济亲戚，没钱回家，甚至连自己的生活也是困窘有加，艰难度日。甚至连买件像样的衣服的钱都没有，经常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据说有一次还被道光皇帝发现了，以为曾国藩故意装穷，其实皇帝哪里知道，曾国藩哪是装穷，那是真穷。他做京官时添置过的最贵重最奢侈的衣服不过是一件天青缎的马褂，轻易舍不得穿，唯遇庆贺及新年时偶尔穿一下。一直到他去世，这件马褂都还和新的一样。

对于爱书成痴的曾国藩来说，没钱买书也是一大折磨。读书人没有不爱书的，这似乎没有特例。

曾国藩也是一样，标准的书痴。在他进京应试回乡时，经济上十分窘困，没办法只好借路费回家。但是船到金陵，曾国藩却在书坊书市间发现了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如果买了书他就没有盘缠回家了，可是不买这套书又实在心有不甘，怎么办？权衡来权衡去，最终他还是买了这套书，一路上随舱而卧，以衣服顶补勉强吃饭，这才回到家。可见他是相当爱书的。在京城时也是这样，不管多么没钱，但碰上心仪的好书，他还是要买的，而且高兴不已。

要说没钱寄给家中，没钱回家，没钱买奢侈衣服，没钱买书，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应酬和各种各样的“随礼”，对于靠借钱度日的曾国藩来说，这才真是要了命了！

京城仕林当时酬酢成风，应酬频繁，聚宴欢饮，是时尚更是潮流。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当时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要是别人请客你不去，你也不宴请别人的话，你就根本算不上这个京官圈子里的人，也就没人把你当回事。

这对于前程来说肯定不妙。因为对于新晋的京官而言，往来酬酢、人情支应正是结交人脉、扩大势力和影响的重要途径。因而，应酬、人情必不可少，而且非常必要。但繁重的人情开支和各种应酬，着实让曾国藩不堪其累，不堪其扰。

曾国藩在这个时期的应酬可谓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概括为“多、滥、杂”。老乡、同僚、上司、下属、外官、京官、友朋、亲戚、师长、名流……凡是能攀上关系的，基本上都有往来。有的是主动找曾国藩的，有的是曾国藩主动找的，往来酬酢，打点送礼，白天陪玩，中午陪喝，晚上陪谈，有时还通过“交流”、“慰问”、“看望”等方式小聚，不醉不归。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应酬、装点门面的应酬、真心诚意的应酬、随心所欲的应酬，多不胜数。

比如，根据曾国藩的日记统计，仅在道光二十一年的二月，从初一到二十三日，共应酬了七十五次，平均每天超过三次；而这一年的十一月，曾国藩在二十九天里共应酬了一百零九次，平均每天近四次，每天喝酒吃肉、吃饭闲聊，不是请别人，就是别人请，用一句时髦些的话来说，就是“每天不是在应酬中，就是在去应酬的路上”。

尝过应酬滋味的人想必都知道这种滋味不好受。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伤害身体！大酒大肉、大吃大喝、胡聊海侃，什么正事也干不了。

要是仅仅吃吃喝喝也就算了，更让人头痛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情。民间有谚语说“人情是个债，头顶锅儿卖”。人情往来，再没钱，卖了锅也得充这个面子，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情理念。最重传统的曾国藩当然不会例外。但是，庞大的人情开支只会让他的经济状况窘上加窘。

道光二十一年，是曾国藩进京的第三年，拿的工资是一年四十五两年薪，补双薪再加杂七杂八，不超过一百二十五两，而应酬支出就花去一百一十两，差不多九成的工资被吃了喝了送了，他不差钱才怪，不借账才稀奇！　　

之后虽然曾国藩经过七次升迁补为内阁大学士、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享受“副部”待遇，“跻身卿贰”，但其俸银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收入和以前相比很不错了。但是，随着官位的升高，交际更多，档次更高，排场更大，开支自然也水涨船高。人情应酬开支一年早已远超一百两，再加上雇车马的交通费用、租房费用、仆从费用、文房书籍购置费用、生活费用、养家费用等开支，对于曾国藩而言，还是“赚的没有花的多”，经常“月光”，经济困境并未缓解多少，还是只能天天在为钱操心之中，还是时时在到处借钱，以支应人情，奉养老人。从这期间的家书中，大多依然还是困窘、借钱之说。

如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1849年9月1日）与诸弟书中说“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十一月份与诸弟信中又说，弟弟想买鹿茸，虽然有人到了长沙，这回买不了了，因为没钱！等我手头稍宽松点，就马上买了带回来。到1850年底，他已经借银高达上千两！

1852年，他终于赢得一个任江西乡试主考官的肥差，正常所得估计也足够还清所有欠款的，但还未到江西即惊闻母逝，不及回京就从安徽直赴湖南奔丧。京城中事，让儿子纪泽署理。从他1852年9月9日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依然欠债很多，而且因为全家要回家奔丧，却苦无路费，只能教儿子“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十多年京官当下来，居然连回乡奔丧的路费都没能攒下，不得不开吊筹措，而且筹措不齐还得借！估计在清朝的京官中，这样的委实不多。

这好像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官越做越大，钱还会越借越多呢？按我们当前的思维来说，这样大的京官还能差得了钱？送钱的不知有多少上赶着来哩。随便收点，不违规不违法不违纪,做个清廉京官，也不至于要借钱度日啊?

但事实却当真是在京十四年间，曾国藩一直在靠借钱苦苦支撑，强力硬挺。也许要摆脱窘境，富裕起来，对于已是二品大员的他来说，确实不是难事。但“当官发财”，绝非他的志向，“当官不要钱”才是。

三十岁时，曾国藩就发下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所以，无论经济多么困难，手头多么紧，多么为一文钱为难，为自己不能寄钱回家尽孝心而难过，他宁愿硬挺强撑，也绝不放纵自己的私心，违背自己的誓言，而是不管多难，都硬挺强挺。

这种“挺”劲儿，也许从外表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却是最难的。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十几年如一日，天天为钱发愁，为柴米油盐养家糊口操心，这困心横虑的日子，要挺过来，着实不易。要是一般人，早就缴械投降了，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誓言，统统丢一边，且先想尽办法捞钱，让日子红火起来再说，最起码不至于长年借贷。

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虽然天天处于窘境，但从未食言以官位谋私利，从未因困窘而纵容过自己的贪心，从未放弃过自律自省，再穷再难也咬牙挺着，坚守底线，恪守廉洁。甚至对于自己做梦梦到别人得利而有艳羡之心也招来他自己的痛骂——“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情愿十几年在缺钱、拮据中硬“挺”，从来不让金钱腐蚀自己的内心。

这不仅使他养成了一生都节俭自律、不贪不污的品行，更使他在这种硬“挺”的过程中磨炼了自己的意志，砥砺了自己的精神，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和信念硬是挺过了经济上的这一段最大的艰难，也正是在这种日日为金钱发愁，却又绝不允许自己被金钱左右的斗争中，曾国藩挺过了人性的贪欲，挺过了内心的挣扎，为后来成为“内圣外王”一完人和成就“匡济天下”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年以后，在咸丰九年（1859）的十月，曾国藩自撰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或许是对自己那一段京官生涯中的拮据和强挺最真实的总结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