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屡遭唾骂，顶住舆论力挺

凡读书人，名声气节高于一切。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宁要名声不要生命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曾国藩是儒学名门、理学大家，对名声的重视更重于别人。他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可以想见，如果名声被损，于曾国藩而言，必然是痛苦至极。

然而，为了匡时济世，为了报效皇恩，施展抱负，曾国藩却屡遭唾骂，数领恶名。如“曾剃头”、“曾屠户”、“忘恩负义”、“卖国贼”等等。但素来将名声看得比生命更重的曾国藩却顽强地顶住了这些舆论，置名声于不顾，只为报朝廷隆恩，安天下黎民，顽强地挺过了那些最让人糟心的日子。

当初在长沙，除了“帮办团练”募兵练勇，曾国藩在长沙的另一个任务是“搜查土匪”维持治安。当时的湖南匪患严重，各种会党层出不穷。除太平军外，还有串子会、天地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各路会匪，烧杀抢掠，扰乱乡里。

曾国藩对土匪毫不留情，实行严刑峻法、重典重惩的“治安严打”政策。到任伊始，即发布《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宣示要严办四种人：

一、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由地方团练首领、宗族长老“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

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即吃大户），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四、聚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衙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审案局”里对于这四种人，毫不讲情，甚至不惜办成冤假错案，也以严惩为准，绝无半点姑息。凡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都解到审案局听候发落。

审案局不遵循正常办案程序，一干人犯都是“闻信即提来”，并不通知各级司法部门，哪怕是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也不给半点特殊。提来后，讯问从快，量刑从严：重的砍头，次则杖毙，再次也要抽上几百鞭。“……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实时讯供，实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相当于后来戴笠的军统局。

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而且为了立时改变当时的治安状况，曾国藩不惜破除惯例，触犯潜规则，连有功名在身、可免除责罚的秀才也让其站站笼、游街道，致使秀才屈辱而死，学政、里长俱皆愤而责斥，但曾国藩依然我行我素，并放言“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四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一百三十七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两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鞭子抽成重伤上千人。审案局几乎每天都在杀人。

不仅自己大开杀戒，曾国藩还鼓励地方官和乡绅大力剿杀土匪。如蓝山知县张嗣康在两年任期内，仅清乡就杀戮群众数百人；自称“秉性慈善”的宁远知县刘如玉，在三年之中“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不少地区的秘密会党宗教，遭到了严重破坏，骨干力量或者被杀，或者外逃，剩余的则藏匿不敢活动，一时之间倒真有了境泰民安的景象。

长沙、宁乡一带，当太平军再度入境时，回应的力量微乎其微。曾国藩的“霹雳手段”收到了成效。

滥施刑罚、动辄杀头等“严刑峻法”也为曾国藩赢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但曾国藩不管不顾，坚持自己“治乱世，用威典”的办法，也不在乎“曾剃头”的恶名。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既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坚定地表明了自己要严酷到底的决心。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治安大为好转，匪患渐次肃清，湖南境内竟然在半年时间内成为全国匪患最少的地方。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老百姓和社会舆论都激烈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传遍湖南全省。

后来，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屠杀更为惨烈，每一次打下城池，都会有一次残酷的屠杀。

如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治下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两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髫龄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屠城最甚者莫过于攻陷天京之后。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古称金陵，即今南京），那更是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屠城、焚烧城后，金陵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正是因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杀人太多，金陵人又称他为“曾屠户”。据说，后来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屠户来了”，小孩都不敢再哭了。可见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杀人如麻的恐惧和痛恨。

曾国藩也一直背着这些恶名行于世，至死都未能洗脱掉。

实际上，也是曾国藩根本就没想洗脱。早在长沙被人唤作“曾剃头”时，就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说他背这样一个恶名“冤得很”。但他自己认为，能肃清匪患，上安皇上之心，下抚黎民之惧，哪怕背这样的恶名也是值得的。他曾对友人说，乱世就要用重典，只要长沙的治安、湖南的治安好了，哪怕大家说我曾国藩是“武健严酷”，我也认了。

后来曾国藩又多次得封恶名，如因剿灭太平军而被称为“刽子手”，因处理天津教案被骂为“卖国贼”，还有“忘恩负义”、“虚伪小人”等骂名。虽说他心中自觉冤屈不已，也只能不管不顾自己的名声了。

特别是“卖国贼”之骂名，千秋以下，都会为人唾骂。但以当时情形，“天津教案”一事，唯议和是完策。曾国藩也是左思右想才想出的万全之策。不在局中之人，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苦心孤诣。

但众议难挡，讥骂无情，最重声名的曾国藩心中又哪能真的安如泰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件事成为他心中最大的伤痛，也成为他人生中至为屈辱和伤心的一件事。

但是，他还是挺了过来，没有被这些清议和唾骂击倒，而是不管什么样的舆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只要是为国为民有利的事，他就坚持做到底，坚持挺到底！至于个人名声，只能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