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国危时艰，挺身而出

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曾国藩的“挺”理解为咬牙坚持、强自支撑、不低头、不趴下的话，那就大错全错了。

曾国藩所说的“挺”，绝不只是坚持，只是咬牙，只是强撑，只是硬挺，他的挺还有傲然挺立、不屈不挠的坚毅，还有正气浩然、凛凛难犯的威重，更有挺膺负责、勇挑重担的勇气和挺身而出、舍我其谁的胆魄！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建奇功于当世、传美名于万代，正是因为他的那种不畏不惧、敢于担责的勇毅，使他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咸丰登基之初，就遇到了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如火如荼，不多时东南半壁几欲不保，已安享二百多年太平的清王朝遭遇了最大的危机。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国藩此时已在京城做官十多年，虽然居二品大员之位，历任五部侍郎，却并未为国出多少力。而此刻，他认为正是自己报国的机会来了，于是向皇帝上书言事，以尽臣之本分。

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该奏疏批评咸丰皇帝办事务于琐碎而疏于远大、徒尚文饰而不讲实效、厌薄恒俗而滋生骄矜等三大缺点。咸丰皇帝于此疏大为不快，几乎全盘予以拒绝。好在咸丰并未责怪他，只批评他“迂腐欠通”，同时也肯定他“意尚可取”。

这件事并未对曾国藩的报国热情产生影响。任兵部侍郎期间，他再次上呈《议汰兵疏》，指出对付太平天国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绿营兵是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队：“吸食鸦片、聚开赌场……无事则激乎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曾国藩主张裁兵五万，学戚继光的练兵办法，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以消灭太平军。

这篇奏疏闯了大祸，惹怒京中权贵，两月之后，曾国藩被皇帝由兵部侍郎调署刑部侍郎，连议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但是曾国藩没有就此消沉，忘记自己匡时济世的大志和为国为民的责任。凡当尽力、进言之时，则当仁不让，勇于陈疏。

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八日，又拟就一折《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痛陈民间三大疾苦：一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为盗贼太多，良民难安也；三为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

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清晰可见。但是，曾国藩这道《备陈民间疾苦疏》还是没有起到他希望有的作用。之后曾国藩就被派去江西主考乡试，在赴任途中闻其母丧请旨丁忧，回到湘乡荷叶塘老家。

这时候，太平军节节胜利，从广西直逼湖南，攻破道州，会攻长沙，湖南官场一片混乱。新任巡抚张亮基经左宗棠力荐，请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帮办团练，咸丰遂于1852年11月降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久有治国平天下宏图大志的曾国藩接此旨后，并未多作考虑，即抛开为母守丧三年的愿望，选择了为国尽忠而不能为母尽孝，在国危时艰之时，挺身而出，墨绖出山，开始了帮办团练、组创湘军的旅程，开始真正跃身于时代的激流，自任砺柱，大干起来。

其后，不论是在与太平军十几年的对峙还是与官场旧习的不断斗争之中，又或者是在剿捻平匪之时，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都是当仁不让，不计名利得失，以舍我其谁的胆识和气魄，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担起了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这种不计得失、挺身而出、甘赴国难的“挺”字精神，正是曾国藩之所以被人称为“完人”的关键所在。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这种挺身而出的“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治九年（1870）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另外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天津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此为当年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大有一触即发、宣战开战之势。天津乃至全国的民众，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无法无天和欺压人民早已忍无可忍，这件事又触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是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天津民众群情激愤，聚集不散，大有不雪前耻、不惩洋人誓不罢休之势。

而以当时当情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一旦双方闹僵，真的开战，只会让已经积弱积贫的大清朝和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也正是在此国危时艰之时，曾国藩再次临危受命，从直隶总督任上直赴天津，处理教案一事。

这个时候，已经五十九岁的曾国藩由于长年辛劳，沙场征战，加之癣疾在身，日夜不能安睡，衰老得非常明显。右眼此时已经失明、肝病也日重一日，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五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五月二十一日，他上折向皇上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

然而，六月二十一日即发“天津教案”，朝廷环顾无人，只能又派他去应对时艰。六月二十三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处理教案，要他“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按说，如果曾国藩有意不去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他年岁既大，又有病在身，推托的理由很多。如果从个人名利来说，他已经成就了平定太平天国的绝世奇功，声名显赫，而且官至极顶，荣宠当时，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功劳来锦上添花。而且曾国藩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处理天津教案，哪里会有功勋可建？不管怎么来处理，只怕都会毁掉一世英名，背上千秋骂名。

因为当时上层媚外，下层排外，讨好上层，下层骂，讨好下层，上层怒，谁去都是背黑锅。当时外国人正想找借口开战，以便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利益，民众正期望官府能伸张正义，打击洋人，扬眉吐气。不管怎么处理，骂名终归是自己的。

然而，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挺身而出，在国危时艰之时，当仁不让地把这个最难处理的烫手山芋接在了手里。

当时清廷积弱积贫，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从国家利益而言，他是不得不忍辱求全而勉为其难地去与洋人周旋，与民众使心计，以使达到西太后所希望的“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最后，他不得不考虑当时局势和国力，为避免更大的民族悲剧而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几近身败名裂。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清史稿》）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

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国藩自己也深为苦恼，“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声名尽毁，抬不起头来。但又有多少人明白曾国藩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呢？曾国藩对于“天津教案”自己身败名裂一事，并不多作辩解。只在后来与人信中，说到此事，才剖白心迹：

……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论之腾，亦无足怪。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世穷年而未有已。今西南未靖，沿海战事毫未议及。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勇丁唯淮勇器械较精，气势较壮。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而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故鄙人尝谓今人外夷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别，实不敢以全局付之尝试，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贻国家无穷之忧？唯曲全邻好而不忘防御，乃为完策。

可以看出，曾国藩委曲求全、迎合洋人，不惜身背“卖国贼”之恶名，不过是在国危时艰之时，为国分忧而已。

以当时情景、当时国势而言，“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曾国藩的处理未尝不是上上之策！为国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又何曾顾惜名声，怕担罪责？

可见，曾国藩的“挺”，不仅仅是强挺、硬挺、坚挺，还有挺身而出、挺身入局的含义。

曾国藩曾说：“天下的事，只在局外呐喊，总是无益；只有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的可能。也才能真正以全局的观点来烛照处理事情的方法，左右权衡，上下兼顾，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完策’，把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

只在旁边呐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将“发一谋，举一事”的“挺”外延至察天下之势，担天下之责，躬身入局，参与进去，当仁不让，舍我其谁。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样的“挺”，才是大丈夫的本色，真英雄的注脚，这样的“挺”，足以让任何骂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