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立高远之志，脱井底之困

实际上，曾国藩的大志向，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慢慢树立，一点一点修正，最终才以天下为志的。

虽然曾国藩一出生就伴随着神秘的传说，但实际上他早年表现实在平常，不论是从相貌、智力还是其他方面，都并未显出超人之处，更别说人臣之相。

他自己经常说自己鲁钝，在《五箴》自序中坦言“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承认自己智力只不过是中等之资。梁启超虽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也说他“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但他乡试考了七次才中秀才，会试三次才中三甲，这都足可以证明他确非天资聪颖之人。

在他的家乡有一些传说，说曾国藩少时背书背得慢。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想去曾公家里偷东西，恰好曾公在背书，就蹲在房梁上等，等曾公背书背完了就下去偷东西。只见曾公摇头晃脑在那儿背，背了好多遍却还是背不下来，小偷很着急。小偷也想快点偷完东西回家睡觉啊，但曾国藩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读。

最后小偷实在是等不了了，从房梁上跳下来，大声把那篇文章背了一遍，说了句：“这么笨还读什么书啊！”然后扬长而去。

只有一次，据说曾国藩被赞为奇童。

当年只有九岁的曾国藩跟着父亲到县学，一先生出“君子保身”让曾父来对，曾麟书答以“小人有母”，曾国藩却在一旁应声对作“帝乙归妹”，被赞为奇童。不过也有说这是他弟弟曾国荃的掌故。除此之外，少年时代的曾国藩，还真是数不出来多少奇异之处，似乎跟他的蟒蛇转世传说都有些不太搭。不说考了好多次乡试未中，其志向也不过是想好好学习，最终考个功名，光宗耀祖而已，更无流芳后世的惊人之语。因为那个时候的曾国藩，眼界不宽，学识不高，年纪不大，阅历尚浅，智力一般，僻处于村间乡野，直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天下不过井口之大，何曾有大志可立？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和学识的增长，特别是得遇名师良友的指点和提携之后，曾国藩的志向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高远宏大。

二十一岁那年（1832），是曾国藩树立大志向的开始。

这一年，他的父亲曾麟书让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汪觉庵所办的唐氏家塾念书，汪觉庵本是衡阳名士，学养深厚，对曾国藩又不乏青眼，从而使曾国藩受益匪浅，进业迅速。后来又回本县涟滨书院学习，得当地名士欧阳凝祉的指点。

据说一开始，欧阳凝祉是很讨厌曾国藩这个门生的。因为曾国藩长相不雅，身材瘦小，体格也弱，一双阴骘的三角眼，更是表现出一副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按《麻衣神相》的说法，这种人将来不是无赖便是恶霸，绝难有什么正果可成。而且，曾国藩生了一身癞皮癣，天天痒，天天搔，经常是白屑纷飞，血污满身，很是令人厌恶，弄得与他在一起学习的人都很烦。

但很快，欧阳先生就喜欢上了曾国藩。因为曾国藩的一首诗，他从这首诗中看出了志向远大的曾国藩绝非凡人，日后定大有作为。这首诗就是曾国藩的《小池》：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

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欧阳凝祉见此句大为讶异，不觉对曾国藩刮目相看。越仔细观察越发现曾国藩身上的诸多优点。他发现曾国藩不仅志大品高，做人有礼有让，做事也明明白白，尤其是自律、自制能力很不一般，而且奋发上进，其识见和悟性均高于同龄的学生。欧阳先生看到了曾国藩比外貌更重要的内涵，自然对他另眼相看，而且相处愈久，愈觉得他与众不同，前途不可限量，因此主动将闺中长女玉英许配给了曾国藩。对他的提点自然更加用心。

涟滨书院的山长刘元堂，见到曾国藩的这些诗文，也叹赏不止，认定曾国藩必成大器。因而也时常点拨于他，这更让曾国藩开始立下高远的志向。

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曾国藩，足迹也从未踏出过湖南。二十四岁中举人之前到过的地方仅有长沙、衡阳等地。从未走出连绵群山的曾国藩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有限，眼界狭窄，孤陋寡闻，学问根基也比较肤浅。加之除了几位老师外，在家乡的同辈人当中，他也没有结识到更多高朋良友，能对他的人生道路有所影响。他只能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金榜高中就是最大的理想，因为科举考试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坐井之蛙，哪知天空广阔，江海无边？

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入京为官，这一步，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第一步，更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因此，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当官绝不为钱”的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此誓既立，他一生都践行如故，从未逾越自己的誓言半步。哪怕是在极度拮据之时，也从未动过捞钱的念头。

也是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有志于学”的志向。初到京城，曾国藩读了大量的书，因为入了翰林，所以很希望自己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翰林院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五门，手钞笔摘；加上他在京都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问时日，因而学识大进。特别是那些良师益友，对他的志向和情趣，影响尤深，大大提升了他的境界和眼界，识见大进，开始摆脱井底之困。

因为有了高远的志向，曾国藩才不再是湖南乡下荷叶塘中苦读的乡下孩子，也不再是只看到乡下山水的无识之士。

到了京城之后，他在京师结交了许多名流学者，其中有的成为他生平好友，有的则成为他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对于他的文学造诣很有帮助。而从京城结交的这些良师益友那里，曾国藩明白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他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

从而，使曾国藩跳出了个人的狭小世界，终脱井底之困，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俗话说得好，“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因为其志高远，眼界也自然不一般，不再是坐井之蛙，而是山顶的雄鹰。所谓“坐井之蛙只有一孔之见，登山之人方知天外有天”，志向立得高了，世面见得广了，眼界、心胸自然也会不一样，所忧所虑也必然不再是一人一身之忧虑，所思所想也当然不再是一时一地之所得，而是放眼江海，心怀天下，从此不再有井底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