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连升十级，仍思进取

曾国藩在京城的仕途，可算是相当顺利。所谓“十年七迁”，一直为人所称道。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所谓庶吉士，又叫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

庶吉士虽然前途远大，品级却并不高。按清朝的官员制度，只能算是“从九品”，属于官员等级中的最末等。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也就是每品有二级。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作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庶吉士因为是实习生，只相当于从七品。

曾国藩的第一次升迁，就从从七品进到了正七品。1840年4月17日，散馆。钦命题“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取列二等第十九名，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为正七品。

第二次升迁是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之后，而且是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三岁。

三月初十日，皇帝在正大光明殿考试翰詹，钦命题《如石投水赋》，以陈善闭邪谓之敬为韵。《烹阿封即墨论》，诗题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钦定一等五人：万青黎、殷寿彭、张芾、萧良城、罗衍。曾国藩考试成绩为二等第一名。十四日引见，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一下子升了三级，由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843年4月22日）给祖父的信中，详细说到了这次考试和升官的情形：

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孙初闻之，心甚惊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仅满四年，万不料有此一举，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悚。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正出题目另纸敬录，诗赋亦誊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场者三人（邵灿，己亥湖南主考；锡麟；江泰来，安徽人），病愈仍须补考。在殿上搜出夹带，经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余皆整齐完场。

十一日，皇上亲阅卷一日，十二日钦派阅卷大臣七人，阅毕，拟定名次进呈。皇上钦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孙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单。十四日引见，共升官者十一人，记名候升者五人，赏缎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赏缎）。孙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讲，十七日谢恩。现在尚未补缺，有缺出即应孙补。其他升降赏赉，另有全单。

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雍正二年）唯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道光十三年）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唯当竭力尽忠而已。

从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此次连升三级，还是颇为自得的，因为“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并孙三人而已”，而且是一下子由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一夜连升三级，更是少有，难怪他现得意之色。

不久之后，第三次晋升。这一年的六月，钦命曾国藩作为四川的正考官，赴四川监考。十一月二十日，回京复命，又升一级，充文渊阁校理，为正五品官职。当年十二月初七日，转补翰林院侍读，不过不算升迁，还是正五品官职。

第四次升迁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这年三月，三十五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会试考官，“荐卷六十四本”，湖南这一届考得相当不错，曾国藩在为长沙馆题名时写了一副对联“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传为佳话。五月初二，被授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为正五品。次日具折谢恩，召见于勤政殿。

六月，第五次升职，转补左庶子。当年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

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六次升迁，充文渊阁直阁事，为从四品。

一年之内三次迁升，这在翰林院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当时曾国藩在道光皇帝心目中还是相当有地位的。

经过六次的迁升，曾国藩由从七品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这样的速度已足令人惊讶了。但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升迁在后面。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再次奉旨参加翰詹大考。钦命题《远佞赋》，以清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诗题《赋得澡身浴德》。得了二等第四名。照说成绩并不算好，但道光皇帝还是相当赏识他。奉旨记名遇缺题奏，赏大卷缎二件。六月二日，曾国藩第七次升迁，并且连升四级，由从四品直升从二品，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位列卿贰，跻身大员，一夜之间，改头换面！

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七岁，是他入仕的第十个年头。曾国藩完成了十年七次升迁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三十七岁而至二品，是湖南绝无仅有的第一人；而中举十年就能升至内阁学士者，全国包括他一起，也不过三人。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传奇！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连升十级”。

对此，曾国藩虽然一贯行事低调，言语谨慎，但还是忍不住自我表扬了一次。在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诸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泽，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实不及彼二人远甚，以是尤深愧仄。

其后，曾国藩虽然品级没有再晋升，但历任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五部侍郎，最多时一身兼任三部侍郎，可见皇帝对他的欣赏和信任，可谓重权在握，前途无量。

在这样的顺境中，一般人都会沾沾自喜、骄矜自许或是洋洋得意、自狂自傲了。官至二品，前途无量，皇恩深重，臣僚钦敬。即便再努力，也不过再升两级，就到达顶峰，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需要每天兢兢惕励、克己奋进吗？好好享受这样的生活，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才是正理。

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这样想，他的志向、他的目标、他的坚忍、他的奋进以及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都不允许他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和懈怠。

曾国藩知道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什么意思，越是安逸的环境其实越能消磨人的斗志，越能磨灭人的激情。如果耽于安乐，最终必然被困于安乐，甚至死于安乐。

所以，这个功成名就的湘乡青年，并未陶醉于人生得意的风光时刻，而是竭力地寻求冷静和淡定，追求自己心中的大目标、大志向，日思进取，而不是让自己困守于安逸的生活之中。

入京十二年，他一直兢兢自勉，刻苦努力，从来没有想着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时时奋进，一心向学，见贤思齐，奋起直追。在《曾国藩年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刚中举人，年谱中说他“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了对自我改造的过程有迹可循，他开始书写日记，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和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并终生不辍。

道光二十二年，他升任翰林检讨，“公益致力程朱之学，同时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序、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衮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每日必有记录，是为日课。每月中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凡课程十有二条：一曰主敬，二曰静坐，三曰早起，四曰读书不二，五曰读史，六曰谨言，七曰养气，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曰月无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门”。

也是在这个时候，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好，学问高，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出任武会试正总裁，录取六十四人。又出任殿试读卷大臣，新科名士如李鸿章、郭嵩焘和李宗义都成为曾国藩的门生，为曾国藩筑起了丰厚的人才基础。

在升官的顺境中，曾国藩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志向和理想，克己自律，进德修业，使自己时时保持清醒，从而不让自己为安逸和顺境所困住。

他一贯以谦虚谨慎为立身之本，他说：“盖天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所以，不论是连升四级，还是三十七岁升至二品，“本朝未尝有第二人也”，即便是对兄弟，他也不曾沾沾自喜，反是“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想到的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惕励自省。

这样的处世之道，自然会让他面对任何事情时，都能冷静而清醒地面对，绝不至于被顺境所困，被安逸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