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坚忍，曾国藩居官第一要义

坚忍不拔，有耐性，这是曾国藩做官的第一守则，也是他一生虽然起起落落、困境不断，却总能突破危局、超越困境的重要秘诀。

曾国藩的坚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一生当中，咬牙坚持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管什么样的屈辱，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在别人眼中过不去的坎，翻不过的山，在曾国藩这里，都能忍过去。这种气质和品行似乎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形成。

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了曾国藩能忍的一个故事：

曾国藩还未闻达时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他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虽受百般轻侮也能忍气吞声。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我的光线都是从窗中来的，你这一搬把我的光都遮住了，我读书都看不见了。”曾国藩说：“那我的桌子放在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放这里。”曾国藩就听他的放在了床边。半夜里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能忍、会忍，把一切都放在心中，而不是喜怒形于色的人。但是他的这种忍，不是懦弱，也不是畏惧，而是隐忍，是在忍耐中自强，在忍耐中奋进。其本身性格中的坚定、执着和激情，又把他的这种忍变成了努力向上的动力，因而才能受难受之气，忍难忍之事。

他常给朋友、家人讲，湖南人有一种坚忍之志，而一个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忍性和坚定，还有什么事做不成，什么境界达不到呢？因为具备这种坚忍的性格，尽管他一生中遇到困难无数，但曾国藩都能够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最终让胜利属于自己。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奉命“剿捻”。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和僧格林沁败亡的教训，曾国藩逐渐确立了“河防”的战略。

第二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大江大河的天险地利，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先限制捻军的行动，再进行分段防剿，慢慢缩小包围圈，直至最终消灭之。但曾国藩最终无功而返，完败而归，朝廷怪罪，同僚议论，兵士怨怼，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曾国藩一人身上，都认定他所定下的“河防大计”不够好不成功。

而实际上，曾国藩被免职后，李鸿章带领淮军击退捻军，用的仍是曾国藩的“河防大计”。曾国藩知道自己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愿把“剿捻”之功再授予这位已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其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但曾国藩什么也没说，也全部忍了。

曾国藩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唯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忍让”功夫。

同治元年（1862）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事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所部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有多人死亡，士气低落。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然而，此刻由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却为保镇定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扣下应发给湘军的五万两厘金自用。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因为沈葆桢是曾国藩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的，而且他这个巡抚还得归曾国藩这个总督来管。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湘军大营所有人都气愤填膺，大骂沈葆桢。

一众幕僚及曾国荃都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一定弹劾得他丢官回家去。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也准备据此好好参一下沈葆桢。以现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亟待让湘军攻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冷静下来，想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养。再说了，目前是九弟曾国荃围困金陵，只待城破，这大功便无别人的份。谁都眼红，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矢之的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决定还是以忍让来处理这件事。

好多人都为曾国藩鸣不平，但曾国藩觉得忍让一下也没关系，后来他还解剖自己，认为自己忍字功夫还是不够。

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问题上，曾国藩的宽容和忍让，为他和曾国荃减少在官场的矛盾，集中更多的精力处理政务、对付外敌提供了保障。

他的忍，更是坚忍。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真心帮他的忙。那几年曾国藩艰难异常，是大家公认的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要不是他的坚忍，不是他能忍而且不馁，哪会有后来的惊世奇功。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叶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在这一时期，曾国藩进行了最深刻的反思，其中对“忍经”琢磨最多。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依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跳出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困境。

忍耐其实是一种智慧。事实上，一切能忍、会忍、善忍，才能戒骄戒躁，不忮不求。曾国藩说：“傲为凶德。”做官多讲气节，由于过分强调，以至于流于傲慢而不自觉。每当遇到屈辱，就不忍耐。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由于不懂忍耐，造成同事之间的矛盾，彼此相斗相争，冲突不断。所以，只有坚忍是居官的第一要义，能忍能让，能屈能伸，能进能退，才是居官不败的要诀。　

为官不能忍，必不能成大事。官场本身就是变化莫测的，辉煌也许只是暂时的。用一颗张扬的心去面对官场，这样的日子是不堪想象的；只有能用隐忍、克制、收敛的心去面对的人，才能真正吃透官场，傲立官场，驰骋官场。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要“忍得住，耐得烦”，学会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当退则退，当进则进，进退有度，能屈能伸，才能永远立于不败。这才是曾国藩一生有起有落却平安顺达、有荣有辱却安然无恙，困境重重却总能化险为夷，危局无数也总能安然脱出，大功得以成，大德无以伤，并最终成为千古一完人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