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构成
大清巡狩——民族—王朝回应之举：恢复巡幸（1780—1785）
乾隆皇帝对于帝国的民族—地理应有秩序所持的假定（有人会说是浪漫与偏执的幻想），令他对金从善的谏言感到震惊和沮丧：“不料陪都（也就是盛京）根本重地，俗朴风淳，乃有如此悖逆之徒，实为意想所无。”...
大清巡狩——对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蚀（1765—1778）
1760和1770年代，越来越多的帝国臣民认识到，乾隆皇帝各种各样民族—王朝美德的表白，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自负罢了。尤其是围绕着乌喇纳拉皇后（1718—1766）
的宫廷纷扰局面，揭穿了乾隆皇帝在1750和1760年代他头四次南巡中的虚伪说法：他明确、反复说，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追求孝道、勤政、仁慈的美德。
在这方面，乌喇纳拉皇后的个案可以揭示如下问题，即为什么在间隔十年之后，乾隆皇帝在1780年代开始他的后两次南巡。...大清巡狩——政治至上（1770年代）
为什么乾隆皇帝一心要在1780年代又进行两次南巡？一个人们常征引但多少有些肤浅的答案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期望能与乃祖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相比肩。然而，这种求助于皇帝的“人格”或是“性格”（埃利亚斯的用词是homo clausus）的解释，从哲学上讲是贫乏的，从历史上看是可疑的。
更具说服力和更令人满意，也就是更注重历史的解释，要求更加关注两者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要求必行之事，另一方面是特别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关键的1770年代这十年。...大清巡狩——乾隆皇帝水利认识的再考察
乾隆皇帝对于解释南巡在时间上的很不固定，极有兴趣。1784年4月，在最后一次南巡期间，这位73岁的皇帝在《南巡记》这篇文章中，解释了他六次南巡为何跨越了近35年。在乾隆皇帝心中，所有的“大事”可以分为两类：“宜速莫迟者”与“宜迟莫速者”。成功的关键是认清宜速与宜迟，并采取相应行动：“于宜速而迟，必昧机以无成；于宜迟而速，必草就以不达能合其宜者。”
更准确地说，文武活动要求不同的决策节奏：“兵事宜速，河务宜迟。”
回顾即位以来的50年，乾隆皇帝除了说他“敬天明礼”外，举出了“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作...大清巡狩——正统话语：马上“观民”
乾隆皇帝是以勤于政务而不是耽于游乐现身江南的，作为种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抓住了经典的“观民”准则。上面我们已见过这一词语，这里我将从乾隆皇帝1757年第二次南巡诗里再多引用一些例证。1757年3月20日，一进入江南，乾隆皇帝就向该省地方官员讲：“国本重为民……省方为观民。”
后来，骑马经过常州府（位于苏州北面）时，乾隆皇帝再次设问：“南来缘观民，讵为赏烟景？”
接下来，在到达苏州后，他宣称：“南来两务重，视河及观民。”
最后，乾隆皇帝在到达杭州后，重复了同样的主张：“前岁灾鸿今稍安，观民不为事游观。”
很显...大清巡狩——日益深入：宣称勤政，拒斥愉悦
与这种矛盾态度相随的是挥之不去的焦虑，被一再的否认所掩饰着。乾隆皇帝的诗作到处都否认他只是在外出游乐。1751年，一抵达苏州，他就写道：...
大清巡狩——与金山相遇（二）：调和并抒怀月下长江
乾隆皇帝从未走到嘲笑江南胜境的地步，他只是尽量使自己与它们保持距离。甚至当他看似赞同审美的休闲精神时，也要使用其他知名文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艺术创作，作为文化上的缓冲器，令他至少在言辞上能够远离过于颓废或是放纵的环境。例如，乾隆皇帝经常在自己的诗中向苏轼致敬，在孙康宜看来，苏轼是“中国文人中少有的”“真正掌握了所有的文学形式——诗、词、赋、文、书、画——的人”。
苏轼是感情自然流露和“豪放”的倡导者，强调艺术的表现功能，然而他的作品也以精确和客观见称。
尽管“后世的中国评论家有时抱怨他的诗缺乏启示意义...大清巡狩——与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与否认欲望
乾隆首次南巡中的一次关键活动，发生在1751年3月13日。这一天，皇帝一行进入江南。作为地理—文化地名的“江南”，使人想到旖旎风光、城市发达、消费繁荣、悠闲惬意、文化底蕴——所有这些可能会败坏乾隆南巡作为勤政、爱民、仁政活动的官方叙事。鉴于此，乾隆皇帝用一篇名为《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的文章纪念他进入江南。
金山是长江江心两座主要岛屿中的一座（另一座是焦山），这里与大运河交汇，因此它是江南象征性的门户。...大清巡狩——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有一首诗很好地表现出了乾隆皇帝努力应付他现身江南所招致的常常矛盾的意义。从京城出发的一星期后，即1751年2月14日，乾隆皇帝写下了一首《江南意》：
...大清巡狩——解读乾隆皇帝南巡诗作
乾隆皇帝以做皇子和皇帝期间所写诗文的绝对数量而闻名（或曰声名狼藉，这视每人的看法而定）。他的文章有四集，约92卷，诗作则有六集，总数达到惊人的454卷。
房兆楹认为：“乾隆皇帝名下的诗作总数超过4.2万首。如果全部是他一人所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
如此多产，正如人们所想，肯定会影响文学品质。房兆楹估计，乾隆皇帝“从根本上说，不是诗人。他所写作品的价值，主要在于提供了乾隆时代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在乾隆皇帝去世后编纂的《实录》以及更具同时代性质的《起居注》更关注行政和政策...大清巡狩——精英文化内部的紧张：十八世纪对“抒情论”的贬斥
乾隆皇帝自己对于观光这一文化上的必行之举的矛盾态度，与汉族士人文化本身内在的张力桴鼓相应。这一张力基本的来源是高友工所称之为的“抒情论”。这一观点影响着经典与世俗的叙事风格，尤其是在十八世纪，但它首先是“所谓抒情诗文化现象背后的诗歌意识的一部分”。
更准确地说，抒情论是“抒情内在化长期演进过程的发展顶点，这是一种源于六朝时期（约386—598）的博采众长、特立独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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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巡狩——愉悦在前：皇帝的矛盾态度
1784年最后一次巡幸杭州期间，乾隆皇帝评价他首次南巡的时机选择：“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即迟也。”
承认了他开始南巡的延迟，这是重复了约35年前江南地区民众和官员的感受。1749年11月中旬，江南各省大员上奏：“群情爱戴，浃髓沦肌，其瞻云向日之诚，亦倍深于他省。”当书写奏折时，各省官员都是代表他们自己和当地权势家庭的利益：“延颈企足，朝夕以祈。”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将此归为广大民众的共同感受：“众口同心，欢迎恐后，此实出于全省绅耆士庶之至诚。”尽管这些官员的这种自我认定的、作为“百姓呼声”代表的角色肯...大清巡狩——模棱两可的迎合
前文已经说过，视朝廷和学者间的互动完全通畅或不存在什么问题，这是不准确的，也是极其错误的。1757年发生的浙江人章知邺一案，十足地提醒朝廷和士人间内在的可能冲突，尤其是在1750年代这样的战争时期。章知邺是泰州府临海县儒学训导（正七品），
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期间，章知邺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向浙江学政窦光鼐呈献自己的诗册，希望获得参加杭州召试的资格。
然而，因为诗的格式和内容存在问题，窦光鼐没有推荐章知邺，他未能通过进一步的挑选。章知邺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决定自我行事以解决问题。他向皇帝的驻跸营地进...大清巡狩——苏州紫阳书院与迎合汉学
最早体现沈德潜日隆的文化影响的，是他在1751年出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
这座书院靠近苏州府学，由时任江苏巡抚张伯行（1652—1725）在1713年建成。在张伯行的赞助下，它起初是为了传播“正统”的程朱对于经典的注解（书院的名字既是指朱熹的老家，也与朱熹在福建武夷山主持过的书院同名）。
在1750和1760年代沈德潜主持苏州紫阳书院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学院的指导方针开始发生变化，这所帝国最好的学校之一，成了汉学和考据学的中心。...大清巡狩——苏州的文化经纪人沈德潜
任何对于南巡中乾隆皇帝努力影响并赢得当地精英的探讨，若离开了考察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1673—1769），那都将是不完整的。
乾隆朝廷与沈德潜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南巡如何推崇诗歌以及朝廷如何将某些学术品味为其所用。艾尔曼认为，沈德潜“可能影响到了上述所讨论的朝廷在诗歌上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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