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构成
大清巡狩——推崇诗画以笼络精英
这一提升声望的原则，也塑造了这一移动朝廷与那些从未进过杭州或江宁考棚进而拥有声望的人之间的互动。1751年3月12日，首次南巡到达扬州之日，乾隆皇帝赏赐了二十个人（可能是两淮富裕盐商的族亲），他们此前已向圣驾进呈了诗作。他们每人都得到一个荷包；此外，有五人的诗作得到了更高的等第，他们每人得到缎一匹。
圣驾1751年4月抵达江宁时，来自江苏和安徽热情的士人学子呈递了他们的诗作，希望能被挑中参加即将举行的召试。这些热心追求者中有许多人会失望，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空手而归。1751年4月21日，乾隆皇帝恩赏了七...
大清巡狩——士人的焦虑与皇帝话语的“为我所用”
社会和文学史家都认为，汉人精英成员职业日益多样化，对于自己地位的焦虑明显增强，这是十八世纪中国的显著特点。
商人财富的大量聚积以及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使得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图景日益具有流动性和竞争性。被认为是将商人与士人区分开来的界线越来越可渗透，界线两侧的人们中间弥漫着对于地位的焦虑情绪。...大清巡狩——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话语
研究十八世纪的现代学者急匆匆地否定了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反对表面文章和铺张、提倡节俭的连篇累牍上谕，认为这只是动听的口头文章。
许多人指责乾隆皇帝本人在南巡期间鼓励铺张。然而，这样的铺张场面也可能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愿，而是来自富裕商人和地方官员所进行的更为根深蒂固和体制上存在着问题的压榨。这里，我将对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对奢靡的批评予以更为细致的解读，我认为，这不是虚伪的辞令，这是他在南巡期间为对付地方精英和官员所遭遇特定困难的反应。伍思德近来提醒我们：“对于乾隆皇帝的‘奢靡’问题，必须要意识到，他本人对于其生...
大清巡狩——培植商业财富
十八世纪中国最具意义的发展变化之一是，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后他们寻求有品位的士人文化圈对于他们的社会承认。两种趋势都在位于扬州的徽州盐商身上得以体现，他们的上升既反映也影响着清朝家产制统治的运作。
因为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从法律上讲乃政府垄断，盐商的作用是清廷的赋税代理人，或更确切地说是“包税商”，到十八世纪清廷通过内务府，已有效地控制了利润丰厚的食盐贸易。
然而，这些制度性安排，带来了商人和负责盐政的家产制官员的相互勾结。...
大清巡狩——帝国与南巡中的耀武扬威（1762年）
1760年代早中期是清朝重要的分水岭，这时乾隆朝六十年过半，乾隆皇帝业已基本上稳定了黄河—大运河体系，平定了西北，解决了长久以来被认为难以对付的两大问题。人们会认为，这些事件的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乾隆皇帝在中国内地的统治进程，这在1762年第三次南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大清巡狩——南巡与准噶尔问题（1750年代）
乾隆皇帝在第一次（1751）和第二次（1757）南巡期间全身心关注武备，这不仅是因为他身肩保存与众不同的满洲民族身份的根本使命，而且也因为他重新卷入了内亚复杂的部落政治。随着1739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与清朝皇帝间达成和平协议，准噶尔部日益壮大、繁荣。
然而，1745年噶尔丹策零的死，触发他的次子、合法继承人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尔，与长子喇嘛达尔札的权力之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尔在1745年取得权力，之后不久就暴露出身为首领能力的不足，1750年他被一群大臣推翻，随后他的哥哥（庶出的）喇嘛达尔札被选为准噶尔的...大清巡狩——领导层危机与八旗持续衰败（1750年代）
钱维城的文学努力，对于减轻皇帝的担心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乾隆皇帝关注各省驻防八旗领导层的素质，毕竟源于以下事实：南方最高层八旗官员似乎已处于忘记他们最基本使命的危险之中。1750年5月，当为即将到来的乾隆首次南巡准备检阅军队时，江宁驻防将军保德及属下请求，驻扎各省的满洲和蒙古八旗军队应该被认定——与在北京的满洲和蒙古八旗一起——有资格填补遍布全国的绿营所遗留的空缺。保德请求的核心是，假设各省旗人与他们的京城同道一样，拥有同样的任命和升迁机会。乾隆皇帝是如此看待这一问题的：...
大清巡狩——身为射手的皇帝
射箭是又一种身体的训练，开国先人们的民族—王朝的美德借此长久保持并得以展现。1742年中，乾隆皇帝在一首诗中告诫他的亲军：...
大清巡狩——马上朝廷的壮观场面
1750年初，备办首次南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乾隆皇帝表达了对于高级京官的深切关注，这些人已习惯于乘轿，而不是骑马，这种做法，他视之为懒散和放荡的标志：...
大清巡狩——作为满洲人尚武习惯的巡幸
1740年代和1750年代初乾隆皇帝在更大的范围恢复巡幸，至少部分应该理解为，是他解决八旗内部日益加深的武备和身份危机最初种种努力的产物。皇帝短时外出的日常生活中绝对充斥着军事色彩，阅武是巡幸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章已指出，皇帝巡视，尤其是对于皇帝护卫以及其他的京旗队伍来说，近乎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军事跋涉。骑在马背之上，生活在营帐之中，都被认为是促进简朴生活并增进勤奋努力等民族固有（和规定）的价值，而清朝又被认为是建立在此之上的。...
大清巡狩——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
二十五岁的年轻皇子弘历在1735年10月登上清朝皇位时，敏锐地意识到了武备的衰败，尤其是身为南方各省高级官员的满洲旗人麾下军队的腐败。毕竟，两年前他父亲就已指出，清朝军队“所谓预备者，但有虚名而无实际”，乾隆皇帝从即位之初就强调武备，实不足为异。...
大清巡狩——忧惧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
清最高统治者对于军事懈怠、衰败的忧惧，尤其对于八旗官兵的担忧，是关于丧失独有的民族—王朝身份这一更大范围话语的一部分，这始于康熙朝初年（也可能更早）。
在平定三藩期间，康熙皇帝发现八旗官兵既无纪律又无士气。1676年，平叛的最初阶段，康熙皇帝连续发布上谕申斥陕西懦弱的八旗指挥官，“凡与敌遇，率皆乘间伺隙观望不前”，他们自己不情愿一同冲锋，却无耻地“令士卒前驱冲突”，此等行径有悖于久负盛誉的满洲军事领导的高效原则：“我朝创业以来，战胜攻取动合兵机，将帅皆身先士卒，无不立奏肤功。”
简言之，传奇般的八旗军队而...大清巡狩——乾隆皇帝推崇军事价值（1785年）
八旗自负的常胜无敌和纪律整肃，是民族—王朝力量最常为人称道的两种表现。欧立德评论说：“所有出生在满洲、蒙古和汉军正身旗人家庭的男子，不论他们是否披甲，都被认为是第一等、最优秀的军人。”
在许多方面，清政权还是仰赖再三宣称的满洲人武力。1778年，乾隆皇帝在第三次巡幸盛京期间，强调了战场胜利对清朝统治建构的重要意义：“萨尔浒一战（1619），破明四路之兵二十余万，远近承风震詟，尤为缔造鸿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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