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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巡狩——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7-05 13:15:10 0


二十五岁的年轻皇子弘历在1735年10月登上清朝皇位时,敏锐地意识到了武备的衰败,尤其是身为南方各省高级官员的满洲旗人麾下军队的腐败。毕竟,两年前他父亲就已指出,清朝军队“所谓预备者,但有虚名而无实际”,乾隆皇帝从即位之初就强调武备,实不足为异。

1736年6月10日,身为皇帝才9个月,他就指示总理事务王大臣(军机处的前身):

自古制治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奋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

约三年半之后的1739年12月,乾隆皇帝再次论及这一主题:“武备一道,乃国家紧要之事,务于平素演习技能,整齐器械,讲究兵法,使成健壮。”这一声明是乾隆皇帝实施新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军事计划包括对八旗各旗日常军事演练的全面管理,以及检阅整个京营八旗(所谓的“大阅”)。乾隆皇帝重振军威的直接背景,是清朝要与强悍的噶尔丹策零——了不起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1643—1727)之子及继承人——带领下的准噶尔部落联盟进行长期斗争。

在一首纪念1739年首次大阅的诗中,乾隆皇帝暗示,他已经决定于1741年恢复木兰秋狝,并隔年举行一次:

时狩由来武备修,

…………

承平讵敢忘戎事,

经国应知有大猷。

乾隆皇帝相信“骑射和满语是满洲旧道中最重要者”,这种加强八旗军队的军纪和备战的“大猷”有着民族—王朝意义。正因如此,当1741年3月一群科道官员集体反对即将举行的木兰秋狝时,乾隆皇帝强力地回击:

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由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

在乾隆皇帝看来,恢复木兰秋狝已是迫不及待,他相信,文武大臣未能完全理解形势的严峻。1741年9月4日,在首次前往木兰围场的前夕,他严斥满洲文武大臣的敷衍态度:“朕出入观临之际,暂时佩戴(撒袋),经过后随即解卸,并不束佩。”第二章已说过,“图安逸”“求安逸”“偷安”“耽于安逸”是刻画汉人习性的字眼,尤其是反复用以描述旗人的动机和行为时,这就充斥着民族涵义。

令乾隆皇帝沮丧的是,对八旗兵实施更严格的每年军事操练以及恢复木兰秋狝,几乎没有明显效果。1741年11月底,首次木兰秋狝回到北京后,乾隆皇帝继续告诫八旗官弁“必身先习劳讲武”,以对抗倦怠。尽管有这些努力,八旗的武备继续滑坡。五年后(1746),即经过了两次木兰秋狝,看到京旗中最为精锐的前锋营和护军营表现糟糕,“弓力软弱,步射生疏”,乾隆皇帝感到震惊。他再一次特别批评了那些玩忽职守的官弁:“此皆由该管大臣、章京等平日废弛,不加训练所致。”帝国最精锐的八旗部队无法履行它们最基本的使命,这肯定令乾隆皇帝惊讶不已,而各省驻防八旗的情况自不待言。

乾隆皇帝早已意识到了各省的问题,1741年夏,就在首次木兰秋狝之前,他颁布了一系列的谕旨,哀叹:“近年以来各省营伍整饬者少,废弛者多。”东南的驻防八旗——尤其是长江下游省份,在皇帝看来最为重要。早在1736年,乾隆皇帝就已抱怨:“杭州、江宁营伍尽染汉习。”乾隆皇帝同乃祖一样,将军纪严明的败坏,等同于民族身份的丧失,他将之归为“将弁董率不力”。

各省提督和总兵尤有问题,他们“不肯习劳讲武”,因为“狃于晏安”。从这些人的年龄以及仕途心态也可看出问题所在:“其中不无年老衰迈之人,精力已颓,而贪恋禄位,不肯为戎行之表率。”尽管这主要揭示了绿营中汉人将弁的追逐名利,但任职于各省文职最高层的旗人也包括在内:“为督抚大员者,又只留心于文事,而视武备为不急不务。”这可能对于为什么“纯皇帝初政时,擢用满洲诸臣为封疆大吏”提供了更深层的解释。乾隆皇帝让各省官僚重新关注军务的种种努力,特别倚重于这些任命,1739—1741年间,八成以上的总督和近一半的巡抚是旗人。

乾隆皇帝对此的即刻解决方法是要求:“嗣后各督抚提镇等,当谨遵朕谕,以尽职守,以励戎行”,他承诺:“如一二年后,朕派公正大臣前往,验其优劣,如骑射果否娴熟,军容果否改观,皆显而易见,难于藏掩者。倘有仍前废弛之处,朕必将该管大臣严加处分,毋谓朕不教而罚也。”

三年后的1744年8月,乾隆皇帝兑现承诺,派遣满大学士讷亲(卒于1749年)到山东、河南、江西、江苏阅视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讷亲(极可能是按照皇帝的要求)特别关注满洲军队的状况,可情况并不理想:“河南、江南、山东驻防满兵,技艺骑射率多废弛,渐失满洲本业。”乾隆皇帝并不惊讶:“此皆朕所周知,不待讷亲陈奏。”

1747—1749年的第一次金川之役——位列乾隆皇帝所谓的十全武功之首,清朝军队令人沮丧的表现只是证实了乾隆皇帝的感觉:自他即位以来,军事危机正慢慢地酝酿。1747年,军事指挥官张广泗(卒于1749年)率领清军进入四川西部的山势险峻地区,镇压金川部落首领的反叛。张广泗拥有当地土兵、绿营兵以及八旗兵组成的约四万兵力,数量远远占优,对方约三千部落士兵。然而,金川士兵特别熟悉四川复杂的地形,约300座把持重要战略位置的碉堡在他们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日益推进的清军在一场场代价极大的消耗战中不断损兵折将。

第一次金川之役在僵局中结束,这进一步证明了京营八旗精英以及各省的驻防八旗和绿营的衰败,也激发了乾隆朝廷要进一步加强清朝军事力量。1748年2月,在这场战役初期,乾隆皇帝下令组建一支由家产制忠诚拥护者组成的骨干队伍,交公哈达哈、扎拉丰阿带领,从八旗的前锋营、护军营挑选并训练300“少壮勇健者”。这支特殊部队——名为健锐营——的成员,要求训练“以云梯登城”,如此就重新获得了满洲旧有的精神:“人思奋勇,建功受赏,延及子孙。”将这种英勇作战(“云梯登城”)推崇为一种世袭地位标志的做法,既浪漫又有民族—王朝性质。

1749年第一次金川之役结束时,乾隆皇帝拒绝了这支攀爬与攻战专门人才组成的精英部队复员或解散的请求。他将之扩编,从只有300人的队伍扩充到千人编制,这样就将它转化为一种制度上的提醒物:提醒如何一致努力将脆弱的满洲纪律和活力遗产恢复并加以保持:“若将伊等专设一营,演习技艺,均可为精锐兵丁,而于急缓之用,更有裨益。”对目前所探讨的问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令这些特别的士兵驻扎在京城西北,他坚持认为:“即朕遇有行幸,令伊等随往围猎,学习行走,更得娴熟。”新近创建的健锐营被命令护从皇帝的所有巡幸,这样他们可以“不近繁荣”,远离京城“外来诱惑”。简言之,乾隆皇帝认为,北京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正在腐蚀着八旗纪律。欧立德指出:“北京的满洲人最先懈怠。” 1746年初,乾隆皇帝注意到“侍卫、官员内,赌博者甚多”,而健锐营的成功,说明八旗军事衰落既非必然,也非不可扭转,经过不懈的努力,加上良好的外在环境,京旗应该能够重现他们先前的辉煌。

乾隆朝伊始,乾隆皇帝觉得京城和各省八旗军队萎靡不振,日益滑向军事无能。第一次金川之役就惨痛地验证了乾隆皇帝的这种模糊认识。欧立德说过:“驻防八旗军事技能真正严重颓败,似乎发生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指出“这一时期实际上不见有对于各省驻防八旗武备状况正面的奏报”。乾隆皇帝应付这一事态发展,既作为武备管理上的问题,又作为民族认同意识形态的危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者都是由长期的商业化、城市化、人口膨胀以及职业分化(所有这些在十八世纪得以加强)所促成的。此外,西南(四川)金川部落首领以及西北(伊犁河谷)占地辽阔的准噶尔部落联盟所造成的现实威胁,继续令乾隆皇帝焦虑于有着重叠的武备和满洲身份问题。

1740年代,朝廷对于某种程度实现——尤其是通过皇帝巡幸——重振军事和民族活力保持乐观。第二章已详述乾隆皇帝在1741到1745年间扩大了对于塞北的巡视,接着在1746—1748年间扩大了季节性迁移的范围,包括了中国内地的省份。这不只是简单的巧合。乾隆皇帝预料到了(也可能实际参与了)在帝国西北边疆的军事对抗,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在1740年代恢复巡幸。这也说明了,南巡是他更广泛地努力稳固武备以及维护京营和驻防八旗声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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