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北魏杰出的政治家）

崔浩简介

崔浩：崔浩（381年—450年），字伯渊，小字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河北故城县）人。北魏杰出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曹魏司空崔林七世孙，北魏司空崔宏长子。出身清河崔氏，貌如妇人，自比张良，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为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重大贡献。屡次力排众议，根据星象和人事判断时机，辅佐太武帝灭亡胡夏、平定北凉各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拜太常卿，迁司徒，封东郡公。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坐“国史之狱”，夷灭九族，时年七十，牵连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

崔浩传记——

北魏政权在道武帝拓跋硅、明元帝拓跋嗣以及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向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过渡，推动这个过程的是对外征服中所遇到的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鲜卑民族复入中原后，便开始了一个艰难的汉化历程，并使北魏一代的政治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其实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其政权的重要人物不乏汉人，崔浩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以才学著称于世。他尤其善于以天道来解释时事，每当国家出现了异常的现象，北魏政权的君主总要向他询问原因以寻求解决。北魏政权的统治者还经常请他讲解经书，讨论国家大事。甚至拓跋嗣在立太子的时候也是听取了崔浩的建议，不但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还请崔浩做为太子的辅佐大臣。拓跋焘当了皇帝后，一有迷惑不解的地方，就马上召见崔浩向他请教。就是这样一位汉臣为北魏政权服务了三四十年，为北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出身望族才学甚高

崔浩（381—450），字伯渊，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他的七世祖崔林，是三国曹魏时期的司空，被封为安阳亭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父亲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期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是崔宏的长子，从小就喜好文章和学术，经史书籍没有他看不到的。所以明元帝让他为自己讲解经书。崔浩还精通玄象阴阳之术，各家学说，都有涉猎，并且研习精通易理，他的才学当时无人能及。崔浩在二十岁时就当上了直郎，北魏天兴（398-403年）中期，又当上了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崔浩的家族是一个显贵的家族，他本人也是才学甚高，这也是他日后作为北魏政权中汉族人士的领袖性人物的一个重要条件。

崔浩精通天文，经常观察星象变化。他在家一边观察，一边做记录。魏元帝、太武帝遇到了天象的异常现象都去询问崔浩。崔浩的才华也是从他对天象的正确分析开始展露的。

崔浩不喜欢阅读《老子》，认为一定是弄错了，他说：“孔子向老聃学习礼数，老子又哪里会写这样败坏礼数的书籍来扰乱国家的统治。”崔浩还尤其不信佛。他的妻子郭氏喜好念诵佛经，他看见了就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

侍奉道武谨慎保身

魏道武帝拓跋珪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首先恢复了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联盟领导地位，接着向南北发展。他击败了善骑的游牧民族高车，又与柔然展开了较量。公元397年，后燕的名城重镇落入了拓跋珪的手中。第二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开始营造宫室，建立宗庙。北魏天兴二年（399年）十二月，拓跋珪称帝。在拓跋珪时期，拓跋氏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制向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转化。

但是拓跋珪到了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史书记载，开始的时候，拓跋珪服食一种叫作寒食散的东西，自从太医令阴羌死后，这种药物的效力每每发作，后来越来越严重。加上灾害变故又屡有发生，拓跋珪忧患烦闷、坐卧不宁，有时连着好几天不吃饭，有时又一天一夜的不睡觉。他常常把错误归咎于部下，喜怒无常，说身边的人都不可信任，忧虑天象和近在身边的祸患。他又回忆思考一生之中的成败得失，整日整夜地独自言语不能停止，好像在与鬼神和物件对话。有大臣上前，就追究其旧有的过错将其杀死，其余的人有的是因为神情变化，有的是因为呼吸不匀，有的因为走路不合规矩，有的因为言辞失去了方寸，诸如此类，拓跋珪都认为他们是因为心怀不轨才显露在外，就动手打他们，打死了就把尸体丢弃在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上下都惊恐异常，人人自危。官员们借机懈怠，盗贼公行，世道混乱，大街小巷里行人很少。拓跋珪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崔浩因为工于书法，被拓跋珪召在身边。这个时候，唯独崔浩对道武帝毕恭毕敬，殷勤伺候，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有的时候整天地不回家。拓跋珪了解这个情况后，就下令赐给崔浩粥喝。崔浩任职期间，不会因为变通就改变气节，献媚取宠。在大臣们都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崔浩能够保身，还受到了拓跋珪的赏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崔浩才华出众，能机敏行事，另一方面还是缘于他的小心谨慎。他工于书法，时常为人书写《急就章》，他在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所以到了明元、太武帝时期，崔浩越来越受到宠信。

参谋元帝商讨国事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他的儿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予他武城子的爵位。明元帝经常让崔浩为他讲授经书。崔浩很得赏识。据说崔浩父子出游的时候都是乘坐轩轺，人们看到了羡慕不已。

拓跋嗣对阴阳术数很感兴趣，崔浩在这方面也很精通，所以拓跋嗣常常请他讲解这方面的事情。神瑞元年（414年），拓跋嗣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后，很是欣赏崔浩在这方面的能力，于是就命令崔浩占卜吉凶，并且参考天文来解决疑惑问题。崔浩这个人很聪明，便借机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抓住事情的要害与发展的规律，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所以总是能够应验。拓跋嗣很器重他，常常召见他，同他商讨军国大事，交往相当密切。

在后秦姚兴去世的前一年，北魏太史启奏说：“火星在匏瓜星座中出现，忽然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按道理说，它应该到形势危险严峻、马上就要灭亡的国家去，先出现童谣、妖言，然后再发生祸乱，实行对该国的惩罚。”拓跋嗣听到了十分惊异，马上召见了十几个有名的儒士，让他们与太史一起讨论参悟火星所示的含义，推测星落的方位。崔浩对答说：“按照《春秋左氏传》的说法‘神灵在莘地降落’，根据它降落的日期推测，可以得知这个神灵是谁。庚午（八月十九日）的晚上，辛未（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天上有阴云密布，火星失踪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两天。庚和午，在地上指的都是秦国，辛指的是西方的夷族。现在姚兴据守在长安，火星一定是降临到秦国去了。”众人听后，对崔浩的话不屑一顾，嘲笑道：“天上没有了一颗星，人间怎么能够知道它掉到哪里去了！”崔浩却对他们的态度毫不在意，微笑着并不回答。八十多天以后。火星突然又从井宿附近出现了，在那里若明若暗，很长时间才消失。接着后秦出现大旱，昆明池中的水也枯竭了，儿童歌谣和各种谣传纷纷四起，国中的百姓人心不安，只隔一年，后秦国便灭亡了。大家这才佩服崔浩的神机精妙。

还有一次，有人在后宫中发现了一只兔子，查问看守的兵士，他们都说没有看到有兔子进入。拓跋嗣认为这件事很奇怪，就去问崔浩。崔浩说，这是邻国要向北魏进献妃嫔。果然，第二年后秦王姚兴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拓跋嗣。这些记载显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崔浩在分析天道及人事之间的关系上，达到了有机的结合。后秦王姚兴药性发作，他的儿子（广平公姚弼）在这个时候又盘算篡权，把手下的部队聚集在自己的府第之中。后秦国已经出现了危机，所以后秦王姚兴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拓跋嗣，以求自保。崔浩与拓跋嗣经常商讨军国大事，他对邻国的情况应该是了如指掌，他又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精通阴阳术数，所以他能准确地推测这件事情。

从神瑞二年（415年）开始，北魏一连几年发生霜旱灾害，庄稼收成不好，云中、代郡一带的老百姓有很多都饿死了。太史令王亮、苏坦向拓跋嗣建议：说按着谶书的说法，魏国应把都城建在邺城，那样的话，才可以得到富足欢乐。拓跋嗣听了以后，便向各位大臣征求意见，崔浩和特进京兆周澹不同意王亮、苏坦的说法，认为迁都城到邺地，表面看来可以解救今年的饥荒，但却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向拓跋嗣阐述了充分的理由，认为迁都后不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崤山以东的人民，认为国家本来居住在辽阔的大漠之上，一定是人口众多，牛羊成群，国力强盛。一旦迁都，便要留下军队来戍守旧都，这样只能分出一部分人向南迁移，而这些人不可能住满几个州的土地，只好与汉人掺杂居住在各郡各县，这样，国家人力不足的情势就会暴露，四方的邻国也会因此而轻视北魏，对国家的稳定产生不良的影响。第二，老百姓迁徙后不习惯那里的水土，得病、受伤、死亡的人一定会很多。这样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第三，更为严重的是，旧都的守兵减少之后，屈丐、柔然等国就会有窃取北魏的想法，假如他们动员全国的军队前来进攻，云中、平城一定会发生危机。而南迁后的朝廷由于有恒山、代郡的千里险要重重阻隔，很难前去营救，这样的话，就会在名声和实际利益上都受到损害。

根据北魏目前的形势，如果不迁都居住在北方，一旦崤山之东的地区有什么变乱，便可以派遣轻装骑兵向南进攻，把部队分布在林野中间，虚张声势，使敌人无法摸清真实的情况，猜不出北魏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必然不敢贸然进攻。而老百姓看见自己的国家如此强大，自然会心生畏慑，无比敬服，这就是我们北魏之所以用威力制服中原的真正原因。等到明年春天到来之后，杂草生长起来，家畜吃饱之后，牛奶乳酪等也便可以供应上了，再加上蔬菜水果，便可以维持到秋天粮食成熟的季节，国家面临的这些暂时困难便可以克服了。

拓跋嗣听了以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如果现在国库彻底空了，已经没有办法再等到来年的秋天，如果明年秋天又出现饥荒，又该如何应付呢？听到这里，崔浩回答道：“我们应该把那些最贫穷饥馁的人家挑选出来，让他们去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去谋生，找饭吃。如果明年再发生饥荒，到时候再想办法，只是现在不能迁都。”这时，拓跋嗣才高兴地说出自己原来的想法：“只有你们二人与我的想法一致。”于是拓跋嗣就按照崔浩、周澹两人的办法，挑选百姓中最贫寒的人家前往太行山以东的三个州去谋生，并派左部尚书代郡人周几统率军队镇守鲁口，安抚召集他们。拓跋嗣本人也亲自下农田耕种，又命令有关部门劝勉指导人们从事农业和种桑养蚕的劳动。第二年秋天，庄稼丰收了，百姓富足了，人心安定了，北魏渡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就赐给崔浩和周澹两人一人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锦五十斤。

泰常元年（1416年）八月，发生了一件大事，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第二年三月，刘裕率领水军从淮水、泗水进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去北魏请求借道。后秦姚泓也派人出使北魏，请求救援。拓跋嗣命令文武百官共同商讨这件事，群臣们都说：“潼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刘裕用水军攻克恐怕难以达到。但是，如果从黄河北岸登陆向北方侵入，那就容易得多了。刘裕声称伐秦，他的真实目的难以猜测；而且秦是与我们有婚姻关系的国家，不可以不出兵相助。我们应派兵切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上。”崔浩说：“刘裕吞并秦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如今，姚兴去世。他的儿子姚泓愚劣懦弱，国内灾难一再发生。刘裕乘他国内危机而兴兵讨伐，他的决心是一定要夺取。我们如果切断黄河上游，阻截晋军，刘裕一怒之下，必然登陆向我们进攻，这样一来，我们等于代替秦国挨打。如今柔然进攻我们边境，百姓又缺少粮食，如果再与刘裕为敌，发兵南下进攻晋，那么北边敌军柔然就会更加深入。那时，大军救援北方，南方的州县又将告急，这不是好计策。不如借给刘裕水道，听任刘裕西上，然后我们出兵驻防东部，阻塞他的退路。如果刘裕得胜告捷，一定会感激我们借路的恩德；如果失败，我们也会有援救秦国的美名，这是很多办法中比较好的一个。况且，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即使朝廷放弃恒山以南的领土，刘裕也决不会用来自吴、越的军队与我们争夺据守黄河以北的土地，怎么会成为我们的威胁呢？为国家制定方略的人，应该只为国家的利益考虑，怎么可以顾念一个嫁过来的女子呢！”大臣们还说：“刘裕向西进入潼关，便会害怕我们切断他的退路，腹背受敌；而刘裕如果北上进攻我们，那么秦国姚氏一定不会从潼关出兵救援，所以看刘裕的样子虽然是声称向西，但实际一定是北上。”

明元帝担心中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让司徒长孙嵩掌管山东的各项军事，派遣振威将军娥洁、冀州刺史阿薄干，率领步兵和骑兵共10万人屯聚在黄河北岸。他又派出几千名骑兵，沿着黄河北岸随刘裕的大军向西行进，并且时不时地袭扰，使得他们的军队不能很快地向西行进。晋士卒在黄河南岸，用长绳牵引战船，风大浪急，有的牵绳突然折断，战船漂流到北岸，船上的晋军全都遭到北魏军队诛杀劫掠。刘裕派军还击北魏军队，东晋军一上岸，北魏军就逃走，等东晋军回到船上，北魏军又返回岸边。夏季，四月，刘裕派白直队主丁，统率武士七百人，战车一百辆，登上黄河北岸，在距河岸一百步的地方，构筑新月形战阵，以河岸作为月弦，两端抱住河道。每个战车上布置七个武士。新月阵布置完毕，在阵中竖起一个白色的羽旗。北魏军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都不敢轻举妄动。刘裕先派宁朔将军朱超石严加戒备，准备出战，等新月阵中的白旗一举起来，朱超石率领两千人飞奔而至，进入新月阵，携带大弩一百张，每个战车上增加到二十人，并在车辕上安置了防箭木板。北魏军看到战阵已经完成，开始进攻包围。长孙嵩又率三万骑兵作为后继援军，从四面八方向新月阵展开肉搏冲锋，东晋军的强弓不能阻止敌人的势头。当时，朱超石另外还携带了大铁锤和铁一千支，这时朱超石命人把铁折成三四尺长，用大铁锤打铁，一下去，能贯穿三四人。北魏士卒招架不住，一时间全都四处溃散，争相逃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成山。东晋军在战阵中斩杀了北魏冀州刺史阿薄干，北魏军败退，逃回畔城。朱超石率领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乘胜追击，又一次大破北魏军，斩杀和俘虏敌人数以千计。拓跋嗣听到报告后，后悔没有采用崔浩的建议。

五月二十四日，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了北魏，他上书给北魏朝廷：“刘裕现在洛阳，应该迅速发兵切断他的归路，可以不战而胜。”拓跋嗣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表示赞许。当时，崔浩正在为拓跋嗣讲解经典，拓跋嗣便问崔浩对这件事的看法：“刘裕讨伐姚泓，果真能攻克吗？”崔浩肯定地说：“一定能够攻克！”拓跋嗣问：“为什么！”崔浩解释道：“当年姚兴喜欢追求虚名而不做实事，他的儿子姚泓生性懦弱，身体多病，兄弟之间争权夺势，不能团结一心。如今刘裕乘人之危，他的将士勇猛善战，训练有素，有什么理由不能取胜！”拓跋嗣又问：“刘裕与慕容垂相比谁的才华更为出众？”崔浩说：“刘裕胜过慕容垂。慕容垂凭借父兄的资荫，复兴故有的基业，国人都投靠他，就像夜间的昆虫飞向火光一样，对此稍加凭借，就能轻而易举地建功立业。而刘裕则出身微贱贫寒，没有一尺土地可以凭借，却消灭了桓玄，兴复了晋朝宗室的统治。在北方生擒慕容超，在南方砍下卢循的首级，所过之处，没有敌手，他如果不是才智过人，怎么会这样呢？”拓跋嗣说：“刘裕既然已经进入函谷关，一时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我们以精锐骑兵直捣他的老巢彭城、寿春，刘裕将会怎么样！”崔浩回答说：“如今我们西面有夏国赫连勃勃，北边有柔然，他们都在时刻窥伺我们的行动，准备乘机来攻。陛下既然不能亲自指挥军队，我军纵然有精兵，却没有良将，长孙嵩的长处是善于治理国家，短处是不善于用兵，根本不是刘裕的对手。我军大举兴兵远征，看不到实际利益，不如暂且按兵不动，静观事态的发展。刘裕攻克秦国后回来，一定会篡取皇帝宝座。关中地区汉族、戎族杂居一处，风俗强悍。刘裕打算用教化荆州、扬州百姓的方法统治函谷关和秦国这一带的百姓，这就好像没有翅膀想飞，没脚想走路一样，是根本行不通的。刘裕虽然会留下军队驻守，可一时人心难以信服，志趣习俗又不一样，恰好为别人入侵提供了好条件。现在秦国的百姓在一两年内不会被他制服。希望陛下趁此机会停止出兵征讨，让百姓休养生息，观察局势的变化，秦国的地盘终究会为我国所有，我们便能坐享其成。”拓跋嗣听完崔浩的分析，笑着说：“你分析得很周详。”崔浩又说：“我曾经私下评论过近世的将领和宰相，比如王猛治理国家，是苻坚的管仲；慕容恪辅佐幼主，是慕容暐的霍光；刘裕平定桓玄祸乱，是司马德宗的曹操呀。”拓跋嗣又问：“赫连勃勃这个人怎么样？”崔浩说：“赫连勃勃当年国破家亡，孤身一人，寄食在姚家门下，接受姚氏的官禄。他不但不想报答姚氏的恩情，反而乘人之危，占据一方地盘，与四邻结下了仇怨。像他这样的小人，虽然能强大暴虐一时，终究要被别人吞并。”拓跋嗣认为崔浩说得有道理，非常高兴。君臣二人一直谈论到深夜，拓跋嗣把三十升御用青白色醅酒和一两水精盐赏赐给崔浩，说道：“我听了你一席话，就像品味这盐和酒的滋味一样，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共享这种美好的感受。”然而，拓跋嗣还是命令长孙嵩、叔孙建各自挑选精兵备战，如果刘裕再向西部深入，他们则从成皋渡黄河南下，进攻彭城、沛郡；如果刘裕推进很慢，则仍继续在岸上紧紧跟随。

果然，泰常五年（420年）六月，刘裕取代了东晋，自称为帝，国号“宋”。这恰恰应验了崔浩的话。当时拓跋嗣正在东南漏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知刘裕称帝的事情，特地派人把崔浩请来，对他说：“你当年的预言全部都应验了，我到今日才开始相信天道！”拓跋嗣说这话是因为泰常三年（418年）十二月崔浩对天象的分析。那一年，彗星出现，拓跋嗣害怕大难临头，就召集儒生、方士询问。由于前几次崔浩的话总能应验，大家就一致推举崔浩来分析，崔浩认为这是刘裕篡晋的征兆。果然两年后，崔浩的话又应验了，所以拓跋嗣才说上面那番话来。其实，崔浩早在分析刘裕借道之时就向拓跋嗣陈述过这个观点，但拓跋嗣却始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随着事态的发展，刘裕在一两年后，力量逐渐强大，最终登上帝位。崔浩这次借助对天象的分析，再次预言成功，拓跋嗣才深信不疑。古人迷信，不能完全解释天文现象，又爱把天象与时事联系起来，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常常是见到了彗星这类天象就认为是不祥的。崔浩才华出众，博览经史，对各家言论了如指掌，加上懂得玄象阴阳术数，又经常与拓跋嗣商讨军政大事，自然对形势很是熟悉，他的推测怎会不正确呢？有时即便拓跋嗣不能采纳他的建议，但事态却总是向崔浩所说的那样发展。

这时崔浩就在他的身边作谋士，为他出谋划策。崔浩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为北魏最终统一北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以后，拓跋嗣对崔浩是更加信任了。泰常七年（422年）五月，拓跋嗣因为长时间地服用寒食散，多年来药性发作，身体越来越不好，灾祸与异常的现象也总是发生。他非常忧虑，于是就派人暗中询问崔浩。崔浩认为，明元帝应该早点立太子，不妨让长子拓跋焘入主东宫，让可以仰仗的人作为师傅，派能够依赖的大臣辅佐他。太子在京师时主持朝政，出京时则统率军队安抚百姓，讨伐敌人。如果这样，明元帝就可以不必亲自处理政事，在宫中调养身体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即便有什么不测，国家有确定的君主，百姓也有所归附，有野心的人就不敢有其他的企图。长子拓跋焘是一个聪明并且性情温和的人，以长子为太子，符合礼制。如果一定等到皇子们长大成人后再选择太子，不免会打乱了长幼的秩序，使天下大乱。

这次，拓跋嗣听取了崔浩的建议，当即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拓跋焘执政后，明元帝避居西宫，经常暗中观察拓跋焘，发现拓跋焘果然多谋善断，非常高兴，不得不赞赏崔浩的见识。

辅佐武帝统一北方

泰常八年（423年）十一月，明元帝病故，拓跋焘正式即位称帝，史称魏太武帝。他为人勇健，善于指挥；有知人之明，经常从士伍中选拔人才；并且奖罚分明，不论地位高低。他提倡俭朴，但在赏赐功臣时十分大方。在他的统治下，北魏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北方。

这样一位君主，对崔浩这样的人才自然很看重。但是崔浩为人正直，拓跋焘身边的人害怕他说出自己的短处，就一齐诋毁排挤他。拓跋焘明知崔浩有才能，出于舆论的压力，也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但拓跋焘在政事上一有疑惑，仍要召见崔浩向他请教。

拓跋焘上位后，便致力于统一北方。当时南方为宋朝所占据，北方除了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和柔然外，都由北魏统治。拓跋焘通晓兵法，很有才略，就计划做一番大事业。他经常亲自出征作战，在战场上勇猛异常。这时崔浩就在他的身边作谋士，为他出谋划策。崔浩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为北魏最终统一北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始光三年（426年），崔浩又回到了朝廷，加封东郡公，并任太常卿（即太常、奉常。秦汉九卿之一。历代沿置，仅专司王朝之祭祀、礼乐诸事。北魏称其长官为太常卿。）这一年的六月，拓跋焘向大臣们征求意见，是先攻打赫连，还是蠕蠕（注：即柔然）。长孙嵩、长孙翰、奚斤认为赫连是土生土长，暂时不会成为祸患。不如先讨伐蠕蠕，即便不能追剿，也能在阴山狩猎，获取大批毛皮骨角，用来充实军用物资。崔浩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蠕蠕之军善于逃窜，北魏派大军未必能追上他们，派小部队追赶又无法制服他们。赫连是个小国，土地不过千里，并且统治残暴，失去了民心，攻打赫连一定能成功。尚书刘絮、武京侯安原则请求先讨伐北燕。九月，拓跋焘得知夏主赫连勃勃死，他的儿子们正在互相残杀，想趁机拿下夏国。长孙嵩等人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夏国的城池十分坚固，如果夏坚决防守，以逸待劳，那柔然知道了必定会乘我们国内空虚，大举进攻，这是危险的策略。崔浩与他们看法不同，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认为西征一定胜利，不能失去良机。拓跋焘赞同崔浩的意见，就分兵两路攻打夏国。这年的十一月，当拓跋焘亲自率领两万轻骑兵攻打夏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的时候，夏主赫连昌正在大摆宴席与群臣尽情欢笑，根本没有防备，听说北魏的军队兵临城下，弋惊失色，仓皇率领军队迎战，结果大败，退入城中，以至于连城门都没来得及关严。北魏军队大胜。但这一次，北魏军队并没有攻下统万城。始光四年（427年）六月，拓跋焘再次攻打统万城。他分兵埋伏在深谷当中，只让少数部队到城下诱敌出战。夏主赫连昌想凭借坚固的城池等待援兵，对北魏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所以紧闭城门，拒不出战。拓跋焘便以退军示弱迷惑赫连昌，另外派出五千轻骑掠夺夏国臣民。不料，北魏的一个犯罪兵士奔向夏国，说魏军的粮草已经断绝了，后面步兵还无法跟上来。赫连昌听到这个消息，欣喜无比，就率领三万步兵和骑兵出城攻打魏军。拓跋焘急忙收兵假装逃跑，想拖垮夏军。夏军便分成两路追赶。天公不作美，正赶上风雨大作，飞沙蔽日，魏军逆风前进，不利于作战。宦官赵倪便对拓跋焘说：“风雨是从敌人那边袭来，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更何况我们的将士饥渴交加，希望陛下暂时避开他们的锋锐，等以后再寻找时机。”崔浩听到了，厉声呵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一天之内怎么可以说变就变！敌人贪图胜利的战果，不会停止追击，根本没有后继军队。我们应该把精兵隐蔽起来，分别出击，对他们作一次意外的突袭。刮风下雨，要看人们怎么利用，怎么可以硬套常规而认定对我们不利！”拓跋焘说：“你说的极对！”拓跋焘便依计而行，分骑兵为左右两队，悄悄地跑到夏军的后面，顺风攻击，大败夏军。夏主赫连昌来不及进入统万城，就逃奔上邦（今甘肃天水）去了。魏军顺利进入统万城。

崔浩在这次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拓跋焘正是听取了他的建议，才下决心攻打夏。

统万城城墙高约8丈，基厚30步，上宽10步，固若金汤，崔浩在认真分析了夏国的形势后，作出了失民心者必失国的结论，不顾他人反对，鼓励拓跋焘大胆出击；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崔浩又积极应变，变不利为有利，帮助拓跋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纵观北魏攻打夏国的整个战事，崔浩总能在关键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次胜利后，北魏统一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只剩下东北的北燕和西北方的北凉两个敌人了。

另外，在商议进攻柔然的问题上，只有崔浩坚决地站在拓跋焘一边。他以天象及事实为证据，质问持反对意见的张渊、徐辩一派，指出他们是以汉代的老生常谈解决北魏现在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况且柔然本来就是北魏的附属国，后来背叛而、去，我们现在攻打它，解救善良的百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又有何不可呢？崔浩以攻打统万城之役作为证据，有力驳斥了他们的观点。拓跋焘对崔浩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十分满意，对大臣们说：“我意已决。”

事后，朝中公卿重臣中有人责怪崔浩说：“如今南方宋国的敌人正在伺机侵入，而我们却置之不顾兴兵北伐；如果柔然听说我们攻来，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前进没有收获，后面却有强敌逼近，那时我们将怎么办？”崔浩说：“事情不会是这样的。如今我们如果不先攻破柔然，就没有办法对付南方的敌寇。南方人自从听说我们攻克夏国都城统万城以来，对我们一直深怀恐惧，所以扬言要出动军队，来保卫淮河以北的土地。等到我们击破蠕蠕，一去一回的时间里，南敌一定不敢兴兵动武。况且，南敌多是步兵而我们主要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以南下；在他们来说已经疲惫不堪；而对我们来说还不曾疲劳。更何况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大不相同；南方河道交错，北方一片平原；即使我国把黄河以南的土地让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以刘裕的雄才大略，吞并了关中，留下他的爱子镇守，又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战将和数万名精兵，还没有守住，最后落得个全军覆没。原野中的哭号之声，至今还没有停止。况且，今日刘义隆和他的文武群臣，其才略根本无法与刘裕时代的君臣相比。而我们的皇上英明威武，军队兵强马壮，如果他们真的打来，就像是马驹、牛犊与虎狼争斗一样，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蠕蠕一直仗恃与我国距离遥远，以为我国没有力量制服他们，防备松懈已经很久。一到夏季，就把部众解散，各处逐水草放牧；秋季马肥兵壮，才又聚集，离开寒冷的荒野，面向温暖的中原，南下掠夺。而今我们乘其不备出兵，他们一看到飞扬的尘沙，一定会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公马护着母马，母马恋着小马，难以控制驱赶，等到找不着水革，不过几天的工夫，他们会再行聚集，乘他们疲劳困顿之际，我们的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们。短时间的劳苦将换来永久的安逸，这样的时机千万不能放弃，我在忧虑皇上没有这样的决心。现在皇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为什么还要阻挠！”寇谦之问崔浩说：“蠕蠕果真可以一举攻克吗？”崔浩回答说：“必克无疑。只恐怕将领们顾虑太多，瞻前顾后，不能乘胜深入，以致于不能一举取得彻底的胜利。”果然，北魏军队开始取得了胜利。但当北魏军队沿弱水（注：古水名）西行至涿邪山（今阿尔泰山脉东南部）的时候，将领们疑虑深入后会中了敌人的埋伏，拓跋焘也下令停止前进。寇谦之把崔浩的话告诉拓跋焘，希望大军乘胜追击，彻底消灭柔然军，但拓跋焘出于谨慎，没有采纳崔浩的建议。七月便率兵回去了。没过多久，有投降的人说：“蠕蠕大檀对这次进攻没有防备，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烧掉了帐蓬，带着几百人逃走了。百姓们带着牲畜，方圆六十里内，没人统领。距涿邪山只有一百八十里；只因魏国的军队没有继续追赶，才慢慢向西逃去，得以幸免。”北魏军队只要再追击两天，柔然就被灭掉。拓跋焘事后后悔不已。这些情况全在崔浩的意料之中。后来北魏再次出兵才重创了柔然，之后柔然很少主动出击北魏，为北魏进攻刘宋解除了后顾之忧。太武帝拓跋焘特地加封崔浩为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之职，奖励他的出谋划策之功。

拓跋焘十分赏识崔浩，有时到他家里品尝饭菜，甚至领崔浩到寝室中去。他曾经对崔浩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你富有才智，学识渊博，侍奉过我的祖父和父亲，忠心耿耿辅佐了三代君王，所以我一向把你当作亲信近臣。你应该竭尽忠心，直言规劝，不要有什么隐瞒。我虽有时盛怒，不听你的劝告，但是我最后还是深思你的话。”拓跋焘还曾经指着崔浩，介绍给新近投降北魏的高车部落酋长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瘦小文弱，既不能弯弓，又拿不动铁矛，然而，他胸中的智谋远胜于兵甲。我虽有征伐的志向，却不能决断，前前后后建立的功勋业绩，都是得到这个人的教导呀！”拓跋焘又特意下诏命令尚书省说：“凡是军国大事，你们所不能决定的，都应该向崔浩请教，然后再付诸实施。”崔浩才智过人，是经过实践考验的，所以拓跋焘对他的信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北魏强大以后，就准备着攻打南方的统治者宋。驻守在南方边境的北魏将领们听说朝廷中文武群臣和西北边防守将跟从拓跋焘出征作战，向西削平了夏国的赫连氏，向北大破柔然汗国，俘获了人、珍宝和成群的牛马，早就羡慕不已，也想南下攻打宋国，抢劫资财，所以上疏请求拓跋焘把黄河以北的流民全部屠杀，以挫败宋的锐气。拓跋焘拿不定主意，就召集大臣们商量。大臣们都同意，只有崔浩反对。他认为一则南方潮湿的环境尤其是夏季不适合作战，将士们容易生病；二则宋国已经加强了戒备，城防坚固，不利于久攻；三则军队四处掠夺就分散了力量，无法对付敌人。如果出战，也要等到秋季，备齐了粮草，与敌人慢慢周旋，才是万全之策。崔浩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上疏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拓跋焘听后便打消了进攻的念头。

后来，这些人不肯罢休，还是上疏给拓跋焘，说宋调集了精锐部队攻打边境，魏军兵力不足，请求朝廷挑选幽州以南的劲旅帮助守卫城池。并请在漳水沿岸，建造战舰，来抵抗宋兵的进攻。北魏朝中的文武大臣们，都认为应该批准这项请求，并应该任命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为将帅，使他们引诱宋的百姓归附。崔浩极力反对，说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司马楚之等人都是宋国畏惧和忌惮的人物，如今宋国一旦听说我们调动全部幽州以南的精锐部队，并且兴造舰只，又有大批轻骑兵为后继部队，他们一定会以为我们朝廷打算恢复晋朝司马氏的政权，消灭刘氏家族；一定会全国震惊，害怕灭亡。于是，他们就会动员全国的精锐部队，齐心竭力，拼死抵抗。这样一来，我们南方驻防的各将领就无法抵抗宋军的攻势。现在诸位大臣打算用声威击退敌人，其结果只能是加速他们的进攻。虚张声势，却招来了实际的损害。所以司马楚之这些叛变过来的将领去打宋国，宋国一定北来；不去，他们一定停止，这是必然的。而且司马楚之这些人，都是目光短浅、贪图小便宜的人物，只能招集一些见识浅薄的无赖之徒，不能成就大事，白白使国家兵连祸结而已。当年鲁轨劝说姚兴派叛人夺取荆州，刚进入东晋境内，大军突然瓦解，士卒们被南人活捉，卖为奴隶，造成的灾祸最终殃及姚泓，这是看得到的结果啊！”但这一次拓跋焘对崔浩这一席话却不以为然。崔浩看到以事论事无济于事，就为拓跋焘分析天象，说明对宋发动军事攻击，一定会损兵折将。但拓跋焘没有采纳崔浩的意见，于是下诏命令在冀州、相州、定州三州造战船三千艘；选派幽州以南各地驻军在黄河北岸集结戒备。结果北魏在河南诸镇的兵力严重不足以致难以抵御宋军，只好主动撤离，北渡黄河。宋军没有交战就占领了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洛阳、金墉（今洛阳东北）等城。正当宋魏交战之际，夏主赫连定想趁机收复统万城，就派其弟赫连谓以代攻打北魏鄜城（今陕西洛川东南），幸亏魏平西将军隗归击败了他，赫连谓以代也远逃到别处了。

拓跋焘知道了，立即动员军队，准备进攻夏国。朝廷中的文武群臣反对这样做。拓跋焘又征求崔浩的意见，崔浩回答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勾结，互相呼应，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一唱一和，共同窥伺强邻。刘义隆希望赫连定大举进攻，赫连定却等待刘义隆先打，结果没有一个敢先打进我们的。他们就像被捆缚在一起的两只鸡一样，不能同时起飞，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威胁。我当初认为：刘义隆的大军开来，应该据守黄河中游，分兵两路北伐。东路军直指冀州，西路军则进攻邺城，这样一来，陛下您就可以亲自出马打击他们，不能怠慢。现在形势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宋军从东向西所设的防线，长达两千里，每个地方分布的兵力量多不过几千人，兵力分散，力量削弱。如此看来，他们困顿虚弱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这只不过是打算固守黄河防线，并没有北伐的意图呀。而赫连定，就像枯树的残根，很容易摧毁，一击就倒。我们攻克赫连定以后，就可以东出潼关，席卷向前，必会威震最南面的地方，而长江、淮河以北将没有一根草可以生存。皇上的英明决断，不是一般愚劣之人所能领会的，希望陛下不要迟疑。”拓跋焘前往统万城，指挥军队袭击平凉，赫连定大败。北魏乘胜攻克了安定。拓跋焘宴请群臣，拉着崔浩的手对北凉主沮渠蒙逊的使臣说：“你们听说的崔公，就是这位。他智略与才华的高妙，举世无双。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预测战场上的成败，就像合在一起的符信一样，不差分毫，从来没有失误。”后来战事的进展与崔浩预测的丝毫不差，拓跋焘对群臣说道：“你们总是在我面前说采纳崔浩的建议是错误的，以致惊惧失措，百般劝阻。一直打胜仗的人，开始都自以为超过了别人，到了最后，才发现自己还不如别人。”于是又升任崔浩为司徒。如果不是崔浩的机智过人，拓跋焘怎么会群臣面前对崔浩大加赞赏呢？

在崔浩的辅佐下，拓跋焘最终统一了北方。从拓跋珪到拓跋焘，祖孙三代，是北魏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推动拓跋氏奴隶制快速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对外征服中所遇到的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白寿彝《中国通史》）崔浩作为当时北魏政权中地位最高的汉人，多次参与重大决策，对北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崔浩也成为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对象，最后被杀害了。

秉笔直书国史之狱

北魏政权是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权，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处于相等的地位。对于君主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打击的目标。

在拓跋珪时期，崔浩因工于书法被召至在左右，拓跋珪晚年神志不清，崔浩不是阿谀之辈，小心伺候，反而得到了信任。那时北魏政权正于飘摇不定的特殊时期，大臣为了保命自顾不暇，对崔浩只是羡慕，崔浩也没有真正地参与到国家大的决策中去，因此崔浩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显露出来。

到了拓跋嗣时期，崔浩由于才华出众，开始参与国事政事的商讨。拓跋嗣听取他的建议，办好一些事情。但是，也有好几次拓跋嗣不采纳崔浩的建议，只是在受挫后才知道了崔浩的正确。崔浩的才华在拓跋嗣时代是崭露头角。他与鲜卑贵族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

直至拓跋焘时期，崔浩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国家的大事没有他不参与意见的，拓跋焘对他是信任无比，并且多次当众赞赏他，甚至主乐工写歌赞扬他。崔浩加官晋爵，成了当时地位最高的汉人。崔浩这个人又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隐瞒自己的想法，在商讨国事的时候难免会触及鲜卑贵族的利益，比如进攻刘宋一事。崔浩有时自恃才高，与鲜卑贵族展开公开的较量，这样就得罪了许多人，比如拓跋焘登上帝位时明知崔浩的才华过人，出于鲜卑贵族的压力，只得将他免职。随着北魏政权的逐渐强大，崔浩地位的提高，他与鲜卑贵族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崔浩有时候还不顾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矛盾，想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划分和规定氏族的高低，这当然就触犯了鲜卑贵族的利益。他的亲戚出于好意劝他不要这样做，但崔浩不听。曾经有一次崔浩因为在鲜卑贵族面前大加赞赏汉人的才貌，遭到了拓跋焘的训斥。太子拓跋晃作监国的时候，他又一次推荐了几十人上来就去做太守，对太子的话也听不进去，坚持让他推荐的人去任职。另外，在商讨国事的时候，他的意见总是与大臣们相反，虽然他是以国事为重，没有掺杂个人的利益，但无形中也为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

“国史事件”使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矛盾激化起来。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陈留人江强向北魏朝廷呈献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的经典书籍有一千多卷，另外还有研究文字学的书籍。拓跋焘便命崔浩监理秘书事，综合整理历史史料文献；又任命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与处理掌管这些事并修撰史籍。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国记》刊刻后，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不久后，太武帝到阴山巡游时感慨不应该诛杀崔浩，说道：“崔司徒可惜，……”其实，崔浩正是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矛盾激化的牺牲品。

崔浩作为三朝汉臣，参与了北魏政权重大决策，这在当时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中是很少见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崔浩是辅佐拓跋焘的重要人物，在拓跋焘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