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公元1522年，万历皇帝登基，也造就了一个属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时代。明代进入了人们认为的“改革”时期。

不过，在了解张居正的“改革”之前，不妨放眼全球，去看一下世界都发生了什么。

在万历帝登基前后，西方世界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在欧洲，1570年，俄国沙皇伊凡雷帝摧毁了诺夫哥罗德（Novgorod）。这座城市在中世纪一直是北欧的中心，随着它被摧毁，莫斯科的崛起已经成为必然。1571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联合意大利各国的舰队，在希腊勒班陀（Lepanto）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海军。勒班陀战役是一个转折点，意味着穆斯林失去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基督徒成为海洋霸主，也是世界霸主。

同样是1571年，伦敦的皇家交易所也正式开张。交易所的成立，意味着世界正在从农业立国转向商业扩张，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商业理论正在取代所谓的道德和礼仪，成为决定政权命运的主要因素。

在欧洲之外，更深刻的变化也在发生。

在亚洲地区，西班牙人于1571年攻克了马尼拉，新的殖民帝国逐渐成形。菲律宾是一个位于中国不远处的堡垒，但中国人却对此无动于衷。

1572年，在美洲地区，南美印加帝国最后的君主图帕克·阿玛鲁（Tupac Amaru）被西班牙人捕获杀害，遗存的美洲帝国彻底消失。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银矿开采正呈现加速状态。

1573年，西班牙船队从美洲地区运送白银，经过菲律宾马尼拉，第一次前往中国，换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未来，波托西（Potosi）的白银将更大批量地从新世界运往旧世界和中国，刺激中国民间金融业的发展。

1569年，葡萄牙多明我会的修士加斯帕·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以他的见闻为基础出版了《中国志》，叙述中国的官僚系统、社会生活，为欧洲人提供了关于明代的新消息，但是此时，中国人对于欧洲仍然近乎无知。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世界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去观察张居正的努力，就会发现，他的做法根本称不上一次改革，他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些许的更动，帮助这个衰老的王朝更方便地收税罢了。

但是，谁也不能低估在这个最严密的世界里做事的难度。任何人，不管他有多大的雄心，在一个盘根错节、处处受限制的社会里，能够做的都太有限了，而张居正已经做到了极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性格上来看，张居正并不是享有清誉的变革者，而是随大流的现实派。在担任首辅前，他和权臣的关系都很不错，谁也不得罪。担任重臣后，他也并不掩饰以权谋私的行为，他的儿子在科举中分别中了状元、榜眼，引起了普遍的质疑，而他却毫不在意。

明朝的官吏还有一种制度性的腐败行为。明太祖时期提倡廉政，给官员们定的俸禄都很低。这些俸禄还总是被朝廷盘剥，一会儿用纸币，一会儿折算成银两。官员们的钱一直不够花，必须开辟新的财源，于是出现了各种官场陋规。张居正对于这些陋规也同样不予拒绝，习以为常，他没有治理这些根本问题的雄心壮志。明朝是一个太监治国的朝代，在对待太监统治上，张居正也丝毫不考虑其危害，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作为大学士首辅，他和太监们打成一片，保证太监们支持他的政策，不设绊子。至于制度本身，与他无关。

所以，张居正首先是一个在现实中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人。他只是瞅准了机会，做了一些理顺式的变革。所谓“理顺式”，指的是由于皇朝已经运行了两百年，许多问题已经缠成了一团乱麻，张居正并不是要将这一团乱麻彻底烧掉，而是在保留这些线团的基础上，解开一部分疙瘩，让制度运行得流畅一些。这是一种姑息疗法，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他的改革思路也和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类似，不是为了重建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对于期盼深层制度改革的人，这样做的确令人失望，但理顺式的改革又的确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使皇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在张居正的时代，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财政的收支。在财政开支方面，冗官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行政效率也越来越低。而在财政收入方面，明太祖制定的户籍和土地规则都已经乱了套，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被隐藏了起来，并未记录在册。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贯曾经向皇帝谈道：明朝初年的两税收入就能达到麦四百七十多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多万石；而一百多年后，税收反而减少，麦少了九万石，米则少了二百五十多万石。在两税收入减少的同时，“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由于老是查不清户籍和土地，老的税收规矩已经过于复杂，不利于征收，必须想出新的办法。张居正的变革也从裁汰冗员和清查人口、土地这两方面入手。

他试图利用官员的考核淘汰一批冗官，采取了一种叫作考成法的措施，就是给每一个官吏事先做一份账簿，上面列出要处理的事情，并上缴一份到上级部门备案，当官吏们按照账簿把事情处理完，再到上级部门把账簿核销。如果一个官吏本来需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完成，就无法到上级部门核销，那么上级部门到时候拿出单子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不称职的官员。通过这种办法，加上一定的淘汰机制，张居正一方面裁减了冗员，另一方面又强迫官员更卖力地干活。

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任何提振官员士气的做法只能在短期内有效，但至少在一段时期，改革能够保证官员们多花些精力在政事上。

当官员们的行政效率被张居正逼迫着提高时，张居正开始了另一步基础性的工作：除了节省开支之外，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替政府增加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就要整理税基，清查人口和土地。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代的户数达到了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共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这两个数字接近明太祖时期的水平，也和前几年的调查没有太大区别。这里的口数只是纳税人口的数量，不是实际的人口数。根据后人的估算，明代的人口应该突破了一亿人。

虽然人口与清查前区别不大，但是对于土地的调查数据却出现了大幅增加。张居正下令，全国分三年丈量土地。此前，人们想尽办法隐藏土地面积，比如，针对面积不规则的土地，通过计算方法的化简，就可以缩小实际面积。张居正下令引入最科学的方法，“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务必得到真实的数据。

这次测量得到的土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明孝宗时期的测量数据多了三百万顷。测量让政府有了税法改革的坚实依据，却由于地方官僚涸泽而渔的作风，让民间失去了抵御政府加税的能力，埋下了隐患。

在真实数据（甚至夸大的数据）的基础上，明代最重要的税法变化——一条鞭法——得到了贯彻。

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的首创。在他之前，明代官员已经想过许多办法来解决征税问题，比较著名的有“鼠尾册法”“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找到有纳税能力的人，让他们纳税。

一条鞭法也曾出现在嘉靖年间。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御史傅汉臣就提到了这种方法，之后浙江巡抚庞尚鹏也上奏请求实行。

万历九年，张居正已经查清了土地，在全国铺开了一条鞭法，成为全国的定法。所谓“一条鞭”，应该写为“一条编”，即在编目册上，每一家的税应该交多少，只写一条。

明前期的税赋虽然简陋，但是明太祖制定的统计方法却十分麻烦。为了确定一家的税率，必须首先清查他的土地做鱼鳞册，又要清查他的户籍做黄册，而缴税也要分别计算，土地税、人头税、食盐摊派，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一条一条繁复难行。而纳税物品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缴粮食，有的缴纸币，有的缴铜钱，有的缴银子，还有其他物品，七折算八克扣，令民间痛苦不已。税赋缴纳上去，政府还要民间自己负责运输，这又是一层麻烦。

一条鞭法则把一个地方的所有这些税额都加起来，把所有劳役也都折算成银两并入税赋，再根据每家土地的大小摊派下去。对于老百姓来说，政府只骚扰一次，告诉他们一个总数，按照银子缴纳，就不再有其他的麻烦。政府需要劳役就花钱去雇佣。这种纳税方法减少了扰民，也简化了手续，更加便于征收税赋。

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地位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它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历代的财政问题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麻烦。每个朝代的初期都会制定复杂而严密的税收法则，但是没过多久，随着行政效率的退化，就无法完全贯彻执行，税收也大受影响。一条鞭法把复杂的设计形式都抛弃掉，直接简化成政府的财政渴求，只要能征税，形式能简化就简化。

第二，为了简化形式，它牢牢地把握住一个根本：土地。只要土地在，就有税收，把所有的其他税种都折算入土地。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距离退出舞台不远了。

如果完全执行一条鞭法，就没有所谓的人头税了，只是各地在执行时不能完全贯彻执行，因而还保留了一定的劳役税。到了清代“摊丁入亩”时，人头税彻底废除。

第三，从征收实物变成了征收银两，确定了以货币为税的原则。从汉代以征收实物为主，到明清逐渐过渡到以货币为主，表明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减少征收实物，是因为利用货币已经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实物了；而政府征银也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张居正的财政措施让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他死时，北京的粮仓装满了够吃九年的粮食，府库里也堆满了银子。

但这是明朝政府最后一次过好日子了。如果究其根本，他的税制整理是通过将明代社会的税基完全榨干，来获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他没有做过任何发展经济的尝试，也没有为民间经济松绑的意图。他只是一个理财专家，对于此外的领域则无能为力。

长长的万历朝将张居正积累的这些财富花光之后，迎接明朝的就只剩下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