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探花不值一文钱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翰林院编修叶方霭尝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两年前，叶方霭在科举中刚刚高中探花，处于人生的高峰期。那时他才年过三十，已经凭借文章和才气名满天下，在中科举之前，皇帝就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然而，叶方霭随后却经历了啼笑皆非的一幕。中探花两年后，叶方霭的伯乐顺治帝死去，年幼的康熙皇帝在索尼、鳌拜等四大臣的辅弼下登基。

在顺治帝驾崩之前，江宁巡抚朱国治上了一本。他的奏章附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上面列着他的辖区内（苏松常镇四府）所有积欠政府税款的乡绅士人的名字，共一万多人。叶方霭虽然已经中探花离开了家乡，但名单上却显示之前他曾经欠下了价值一厘银子的税粮。所谓一厘，就是一两银子的千分之一，按照一两银子一贯钱（一千文）的比例，一厘银子价值一个铜板。

顺治帝死后，辅政四大臣处理各地官员的上报，看到了奏章，他们下令江宁巡抚朱国治按照规矩办事，积欠税款的革除功名，甚至还要有更严厉的惩罚。

朝廷的旨意也吓了朱国治一大跳。他的本意是表现自己的尽职尽责，却没有想到朝廷竟然要求他对所有的人治罪。他建议，所有补上税粮缴了罚款的人就下不为例，不再追究，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于是，这次事件变成一场运动，一万多人受到牵连，获得功名的被剥夺，已经当官的降级任用，参与的衙役追究刑责。

叶方霭已经在京城当官，却突然收到了降职命令。他大呼意外，连忙上奏申辩。如果欠税很多，那么说明欠税人是故意对抗朝廷，但如果只欠一文钱，当事人又没有做行为艺术的必要，必定是疏忽或者误会。

但朝廷的意见很坚决，叶方霭被贬官，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千古奇景。

叶方霭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碰上了政府的严打；而政府之所以严打，与开国初期的财政状况有关。

属于游牧文明的满洲人进入中原后，要想控制如此广大的疆域，必须创建一套持久性的制度。

顺治帝经历了入关、平定中原等一系列的战争，需要迅速地创建起可靠的财政系统。他任用汉官，继承明代的体系，并鼓励人民开荒种粮，减免开荒土地的税赋。民间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但是，在江淮等富庶地区，士绅阶层还并不情愿接受这个外来的政权。江淮地区的富人本来就有避税的传统，通过与衙门勾结，减轻赋税额度。这时，他们还是用老一套的办法对付新政权，甚至把这看成是一种汉人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决定树立榜样，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叶方霭和苏、松、常、镇地方的士绅，就不幸成了榜样。

叶方霭的经历只反映了清代重建财政的一个小侧面。但人们不得不承认，清代的财政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里做得最平衡、最简洁，也是最高效的。它抛弃了一切华而不实的形式，只认准了土地，创建最方便的制度对土地征税，其余的税种都是辅助性的。

它也遵循适度原则，辅助性的税种（包括工商业税）由于没有得到重视，收得很轻。作为主要税的农业税，税率也不高，民间的负担并不重，农业得到了保护。加上美洲新作物的引种、传播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粮食增产，中国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人口就已经达到五千万人，而明代最高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人，有的人认为甚至达到一亿五千万人。清代的人口最高峰却达到四亿以上。这个成就连皇帝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产生了恐慌。

由于乾隆时期的人口比康熙时期增长了十倍，因此，乾隆皇帝曾经忧郁地对他的内阁大臣说，天下太平时间太久，人口繁衍太多，而田地无法增加，会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他的口吻带上了很重的马尔萨斯味道。幸亏当时没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技术，否则皇帝一定会加以利用。如果走上了那一条轨道，中国的人口资源不用等到现代摧残就会大打折扣，进入衰落期。

为了应付人口的激增，皇帝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鼓励各地开荒。清代对于垦荒的重视超过了历代。特别在清前期，官方记载里到处都是鼓励垦荒和屯田的命令。在明代，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山林地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那儿丛林密布，人迹罕至，虽然名义上已经归属于中央政府，但社会经济结构却还保留着蛮荒化外的特征。到了清代，这些地方纷纷被开垦出来，人口也逐渐稠密了起来。

甚至在遥远的蒙古国，清兵驻扎的科布多地区（属于高纬度寒冷地区）也有着屯田的记载，至今仍然能够在当年的军队驻扎地遗址看到屯田的痕迹。

除了屯田之外，皇帝鼓励各地官员，劝谕百姓务必节俭，珍惜物产，试图通过节约的方式来维持人口的生存。

清朝政府始终没有意识到，当人口过剩时，就是发展工商业的最佳时机，人口过剩虽然会产生粮食不足的隐患，却又是巨大的财富。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工商业可以提供比农业更丰厚的财政收入。它依然把财政创建在农业之上。

清前期的土地税之所以比明代更健康，一方面是因为继承了明代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得益于皇帝进行的三大改革。

明代的一条鞭法将针对农民的大部分税赋（只有一部分人头税还没有来得及并入）都摊入了田地，一家人有多少土地，就可以计算出要缴多少银子。在明代以前，税赋要分成好几个部分，以家庭为单位收一部分，再根据土地占有情况收一部分，还要针对个人收一部分，除了收钱，还要收粮食，更要收丝收棉收各种产品。现在基本上只针对土地收银子，比起以前已经简单很多，政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怎样设计更加公平有效的税率上，不用在其他事情上分心。

清代完全继承了这一套制度。有一个例外是在运河区仍然征收漕粮，大约四百万石，以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除了漕粮之外，其余大都已经逐渐货币化了。

与明代相比，清代在财政上还做了几项重大的改变，使税收更加合理。

第一项改变是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皇帝对剩余的人头税进行了改革，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这里的“赋”不是指土地税，而是指丁银（人头税）。一条鞭法的实施已经弱化了人头税，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把丁银摊入了土地。但是，从理论上讲，丁银还是要根据人口的多少来计算的，一个家庭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丁银。皇帝为了知道有多少人，必须不断地进行统计，这也造成了许多人逃避户籍制度。

康熙帝根据前一年的人口数（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宣布以后不管人口怎么增加，政府只征收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份丁银，未来多生的人口不再缴纳丁银。如果老的丁银户死了，他的税额传递给他的儿子，或者在他的亲戚里平摊，但最终的额度始终保持只有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份。

到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发现也没有必要讲究什么丁税的继承，丁税还可以继续简化。当丁银的数量已经固定之后，可以方便地摊入全国的土地之中，与地税合并起来征收。

于是就有了第二项重大改变：摊丁入亩。

雍正初年前后，皇帝根据各地的先期实验，宣布全国将丁赋摊入田亩之中进行征收。

这项改革是在康熙末年由广东和四川等省份摸索出来的，到了雍正时期在全国推广。由于每个省的丁银人口不同，土地也不相同，每个省摊丁入亩之后，增加的税额也是不同的。比如，直隶省在每亩土地原来税额的基础上，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山东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五，其余各省也都有摊派。

从此以后，除了边境地区之外，全国的土地税都只有一种，征收起来大大简化。更重要的是，摊丁入亩之后，户籍对于政府财政已经不再重要。政府只要摸清了土地就可以征税，而对人口的限制大大放松，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大的繁荣。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皇帝趁热打铁，推出了清代财政上第三个重大改变：火耗归公。

火耗归公与另一个问题——官僚薪资——捆绑在了一起。明代以来，养官问题就一直让皇帝头疼。由于官僚系统庞大，中央政府发的工资往往不够官员体面地生活，官员只能通过各种方式从民间寻求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皇帝虽然有心整顿吏治，却又明白官员们的确收入太低，必须保留一定的灰色地带。

而火耗就是灰色地带之一。所谓火耗，是由于政府征税主要用银，而人民缴上来的大都是碎银子，征收后要统一铸成五十两的银块，再上缴中央。在铸银时会发生一定的损耗。地方官员在征税时，会要求人们多缴一点来填补损耗，称为火耗。

由于官员俸禄不足，火耗问题就更加严重，各地纷纷以征收火耗的名义敛财，供养官员的日常消费。

雍正帝认为这个灰色地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如将它公开化，由政府统一征收火耗银，再统一以养廉银的形式发给官员，同时禁止他们的灰色收入。

由火耗银充养廉银，也带上了财政专款专用的色彩，是财政制度方面的一大进步。此后，官员的养廉银超过了俸禄，成为百官的主要收入之一。

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为例，这一年征收的耗羡有三百多万两，而文职养廉银有三百四十七余万两，武职养廉银八十余万两。虽然火耗无法完全覆盖养廉银，却占了养廉银的大部分。

这一年，王公百官的俸禄只有九十多万两，加上十二万的外藩王公俸，也只有一百零二万两，与四百二十七万两的养廉银相比，已经只有四分之一了。

这次改革之所以成功，还在于清代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明代初期采用纸币作为货币，官员发薪也部分使用纸币，随着纸币的贬值，官僚的俸禄也出现了大幅度的缩水。清代的银本位却非常稳定，不会出现过大的通胀，官员的俸禄一旦确定，在一两百年之内，都不用做大的变动，这种金融稳定性也让财政制度变得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