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加税直到灭亡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叛乱。为了对付叛乱，皇帝除了使用北方辽东、山西等地的军队，还从浙江、苗地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这次军事行动共花费了一百八十万两白银。就在宁夏之役爆发的同一年，日本人丰臣秀吉率军进入朝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明政府发兵相助，展开了两次战役。出兵朝鲜的花费大约在七百八十万两。朝鲜战争刚刚平息，万历二十八年，苗疆土司杨应龙叛乱，政府再次出兵镇压。此次花费白银二百万两。

这三次战争统称为“万历三大征”。除此之外，皇室的花费也接近于这个数字。这几项巨大的花费让政府财政再次紧张。据户部右侍郎褚铁计算，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两，而且年年赤字。长此以往，政府的正常运转将无法维持。

但是，毕竟有张居正留下的底子，皇帝和政府仍然可以渡过难关。

就在皇帝感到庆幸时，一件最终决定明朝命运的事情正在发生：在辽东地区，满洲的崛起给中原皇朝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满洲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创建了后金政权，称汗。两年后，努尔哈赤在盛京誓师南征，宣称与明朝有“七大恨”。

满洲的崛起让东北的局势瞬间恶化，在加派军队的同时，仅仅辽东边境的军饷就增加了三百万两。此时，帝国的国库已经没有这么多积蓄了。

户部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利用张居正的税务系统进行加税。在此之前，由于查不清税基，皇帝要加派税赋非常麻烦。经过张居正整理之后，土地信息已经清晰，皇帝只需要规定每亩土地增加多少税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任务派下去。依靠着税制简化之后的高效执行，政府发现征税原来也不是难事。

户部尚书李汝华根据“三大征”时期的经验，请求除了贵州和北京周边的八个府之外，对其他地区的土地每亩增加三厘五毫银子，可以获得二百多万的收入。

第二年，户部再次加税，每亩增加三厘五毫。

第三年，兵部以招兵买马的名义，工部以制造军械的名义，联合请求加税，每亩增加二厘。

三年之中三次增税，每亩增加税额九厘，每年增加税收五百二十万两，成为定额。万历年间的户部每年进账大约在四百五十万两，三次增税相当于增加了一倍的收入。

历次的加税终于打破了民间经济的临界点。每一次出现饥荒，人们都认为是天灾的结果。但天灾年年有，只要民间经济完好无损，人们就可以通过存粮或者市场行为来对冲灾荒的风险。只有政府从民间吸取了过多的资源，导致民间修复能力下降之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大饥荒。

最终影响明朝兴亡的不是后金王朝的连绵进攻，也不是萨尔浒战役的惨败，而是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导致民间经济崩溃，终于带来了造反潮。

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继位。这位有理想的皇帝上台后，迅速铲除了阉党魏忠贤，令人耳目一新。但就在他上台的第二年，随着又一次旱灾的来临，陕西人民终于无法渡过危机，起而造反。

这时明政府已经处于造反者和满洲人两方的压迫之下。为了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反叛，政府必须动用更多的军队，而动用军队需要更多的财政。随着造反者对地方经济的破坏，中央政府的税基也逐渐收窄，形成了恶性循环。

就在两方军队肆虐时，兵部尚书梁廷栋仍然在请求加税，再次给每亩增加了三厘的额外税收。五年后，总督卢象升又请求向官宦人家征收十分之一的田赋，普通民众的粮食产量如果在十两银子以上，也一并征收。最后确定，所有收入都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号称助饷。

之后，随着军事的失利，加税的声音更加频繁，明政府在越来越小的区域内腾挪着，直到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