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明代是一个无法变化的朝代，从开国者朱元璋死后，这个朝代就已经僵化到容纳不了一次改革的程度。即便再锐意改革的皇帝，也会发现祖宗的制度已经限制了变革的可能性，只能顺着惯性随波逐流，等待最后的清盘。

即使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张居正，也没有能力进行一次完整的改革，他只是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做了一次小小的挣扎，将社会从失控中向回拽了一小把，却又引起了另外的失控。

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制度天才，他设计的制度成熟耐久，让所有人都感觉动弹不得，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的税收结构虽然很原始，却又由于太原始，为工商业的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无法进化的政权，与进步和创新无缘，却又由于稳定而长期存在。

整个官僚架构保证了行政工作的刚性。这是一架自动运行的机器，虽然随着年久失修，越来越耗油，越来越吃力，但如果一个人指望这台机器会很快坏掉，那就大错特错了。

没有人喜欢这个制度，但每个人又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无奈地巴望着它倒掉。可是制度冷冷一笑，稍微伸个懒腰，就把人给熬死了。

朱元璋设计的制度之所以稳定，得自于他吸取了元代的经验和教训，保留了那些利于稳定的因素。

明制对于元代最大的继承是它的行省制度。中国古代实行地方两级政府制，到了宋代逐渐过渡到两级半，元明时期正式变成了三级政府。

三级政府比两级政府更有利于集权。在两级政府时代，仅次于中央级的州（郡）的数目越来越多，发展到后来有数百个，这么多的机构需要中央直接管理，根本管不过来。而三级制则在州（府）之上设立了省一级的机构，由于省的数目只有十几个，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达更有效率，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管理结构，对地方的掌控力更强。

明代的三级政府还包含一系列更加锐利的武器。虽然人们将明代的次一级政府叫作行省，但这只是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它由好几个衙门组成：主管行政的衙门叫作承宣布政使司，主管军政的叫都指挥使司，主管监察和刑罚的叫提刑按察使司。承宣布政使、都指挥使、提刑按察使三个官员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他们都是由中央直接调遣，以避免三人互相勾结，在地方坐大，于集权不利。

与三级政府结构对应的还有三级考试制度。一个读书人如果想中进士，他必须过好几关，只有通关了才能获得最高学衔。

首先，他要在县里参加县试，通过后再去府里参加府试，这两次考试都通过了，他就被人称为童生。

拥有童生资格的人才可以参加由各省学道组织的院试，院试合格的人被称为秀才。只有中了秀才的人，才被国家正式认可为读书人，享受一定的税收和礼仪优待。中国的读书人中，许多人终生通不过秀才这一关，白发苍苍仍然是个老童生。

有了秀才资格后，他可以去省里参加乡试，乡试通过之后称为举人。

有了举人的资格，才能去京城参加会试。会试通过，还要再参加殿试，分三甲放榜，有了进士的身份，而进士第一名叫作状元。

这一套考试制度玩下来，甚至比现在小学、中学、大学还要复杂，考生折腾于县、府、省会和首都之间，交通成本也非常可观。

人们常对科举产生巨大的偏见，认为考试制度是一种“毁人不倦”的制度。但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科举，而在于集权社会里没有第二条可以光宗耀祖的途径。所有的人都扎进了这座独木桥，才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单一化。

明代科举制的完善，也彻底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汉代至魏晋，往往会产生许多传承数百年的大家族，而官员名额大部分被这些家族垄断。在唐宋时期，虽然科举制已经在起作用，但社会上有经济优势的大家族还是长期存在，当官靠家族和祖辈的这一官场习俗也没有完全扭转。只有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科举制已经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地方的人才输送到中央，只有科举一条路可以当官致富，所以使得地方上的大家族萎缩了，反而形成了另一个传统：富不过三代。

通过科举，明代彻底打碎了社会结构的结块现象，民间分散成了一个个原子，互不隶属，中央的权威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形成了彻彻底底的集权模式。

在继承元代制度的基础上，明太祖又吸取了若干教训，将元代的开放型社会变成了保守和封闭的社会。

为了避免元代后期的官僚失控现象，继续加强皇帝的权威，明太祖将百官的权力尽可能回收，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必须由皇帝来定夺。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口中书省丞相胡惟庸造反，大肆迫害开国功臣，并乘机取消了中书省这一机构。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六部长官都要向他直接报告，所有事务都由他亲自定夺。这就产生了一个超强的集权体制。

这样的做法如果放到现在，相当于取消了英国首相，让英国女王直接领导各个部的大臣。

与中书省一起废除的还有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它们是军事和监察的首脑机构。皇帝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不再信任任何人。加上明初大肆屠戮功臣，明代初年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息。君权独断，铸就了整个明代的政治氛围。

但是，当明太祖废除了大都督府、中书省和御史台后，他一个人又如何能够制定这么多的国家管理政策呢？集权国家的管理事务多如牛毛，这些机构本来都是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专业机构，而今只剩下皇帝一个人，就算一天到晚一刻不停，也无法将所有的事情做完。于是，明太祖引入了一系列地位更加低贱、更容易控制的机构和人，来替他做事情。

在民政方面，明太祖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设立了若干大学士，由这些大学士帮助皇帝起草诏书，商谈国事。

军事方面，大都督府废除后，由中、左、右、前、后等五军都督府主管统兵，统辖全国各地的军事卫所，五军都督再向皇帝负责。而如果需要调兵，五军都督也没有权限，调兵权是归属兵部的，以防军事部门与皇帝抗衡。

监察方面，同样在这一年，明太祖创建了都察院，负责监察工作，以取代被废黜的御史台；并创建锦衣卫，负责监察官员，形成了特殊的特务统治模式。锦衣卫与东厂构成了明代最臭名昭著的厂卫组织，这些组织也成为后来特务组织的榜样。

当明太祖把精力投入到加强皇权上面时，对于财政和经济方面考虑得却过于简单。他曾经想学习元代的纸钞制度，却由于不懂得背后的基本原理，让纸钞很快贬值。由于对外贸的无知，他也无法创建一套有效的外贸体系。他理想中的制度就是一个人人务农、人人缴纳农业税的社会。

在这个框架下，农业人口主要承担的税收包括田赋和丁赋两种。其中田赋实行两税法，分夏税和秋税两次缴纳，而丁赋则是农村人口的劳役税。

明代的农业税简化到极致，在张居正之前，政府甚至连运粮都不负责，粮食由从民间选择的粮长运到朝廷的仓库。

当田赋和丁赋不足以满足财政收入时，政府利用食盐专卖获得了另一部分的收入。除了盐，茶叶也实行专卖。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茶叶贸易可以换取一定的马匹资源。剩下还有一小部分依靠传统的商税来作为补充，这部分包括在全国设立关卡收税，以及市场上需要缴纳的买卖税、营业税等。

整体上看，明代的财政制度已经退回到了中央集权帝国最原始的模式，能够征收的都是最简单易行的税项。而从唐代以来发展的革新，却都被一一摒弃。

在这个原始的财政体系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是固定的。由于土地数量、人口数量、人们对盐的消费量变化都不大，所以，在两百多年里，税收也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

在明代，真正体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随着贸易的活跃，江南的许多地方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特别是在苏州等农业重税区，人们已经放弃了对土地的依赖，转身变成了城市人口，依靠服务业、加工业生存。

工商业虽然也被列入了政府税收范围，但政府对于商税的征收并不成功。由于商人做买卖每年盈亏不一，缴税差别很大，政府很难正确估算出每年的商业税额。这是一个动态的税，对于中央王朝来说已经过于复杂了。

在逐渐动态化的社会里，这架笨重的行政机器却在用最静态的方法来管理财政，这就是明代财政收入的死结所在。

在财政收入被固化的同时，明代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变得庞大。

明太祖开国之时，官员的数量并不多，政府不大，皇帝本人也是节俭的人，很会抠着钱过日子。他认为，只要政府保持这个规模，现在的税额已经绰绰有余。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政府规模立即膨胀。他的孙子建文帝希望削藩，延续了控制政府规模的思路。可是，建文帝随即被叔叔燕王朱棣打败，朱棣（明成祖）立即迁都北京，同时在南京也留下了一套领导班子，一下子将中央官僚的数量扩大了一倍。

明成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北征蒙古、南攻安南（今越南），还派出了大型的船队到印度洋耀武扬威，花费巨大。财政状况也开始吃紧。明成祖之后，明朝不再对外扩张，但这时官僚系统却更加膨胀起来。洪武时期，全国的官员加起来只有两万四千人，到了一百年后的明宪宗时期（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武职已经超过了八万人，文武官员总计有十多万人。除了官员之外，朱姓的各种宗王也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宗王的禄米达八百五十三万石，超过了全国供应北京粮食（四百万石）一倍。

朱元璋按照小农思想创建的财政制度彻底玩不转了，朝廷的财政状况变得紧紧巴巴。皇帝不断地挣扎着，又受制于祖宗制度，无法进行变革，只能将就着。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嘉靖年间起，倭寇和北方的蒙古、女真等势力又开始活跃，明朝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对付他们，军费开支陡增，已经被官僚系统耗空了国库的明朝政府就更应付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