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一支后周的军队从京师汴州北上抗击北汉契丹联军。一天晚上，他们驻扎在京师北面、黄河北岸上的陈桥驿，一场阴谋即将在这里展开。

当晚，阴谋的主角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先喝酒将自己灌醉，回到帐中呼呼大睡。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则在外策划军队造反。到了五更时分，有组织的军人们在一种狂热情绪的支配下来到陈桥驿的驿门，鼓噪着要求赵匡胤当皇帝，他们随后向赵匡胤的寝帐进发。赵光义和赵普乘机走进赵匡胤的寝帐，将醉眼蒙眬的赵匡胤叫醒。

等赵匡胤从屋里出来，有人立即给他套上一件黄袍，众人山呼万岁，簇拥着他向京师的方向前进。

到了京师，士兵们把宰相范质带到赵匡胤的面前，范质一看大事不好，只得承认了既成事实。赵匡胤控制了京师，逼迫未成年的后周恭帝将皇位禅让给自己。另一位后周权臣韩通听说此事，立即往家跑，他跑到家还没有来得及关门，赵匡胤的手下王彦生就进屋杀了他的全家。

赵匡胤登基后，后周太尉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叛乱。他们被镇压之后，赵匡胤显得忧心忡忡。

从中晚唐至五代十国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央政府缺乏控制力，各地的节度使成为地方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军队，从地方收税来养兵，还有自己的官僚系统，已经完全独立于中央。

赵匡胤虽然得到了天下，但是，如果这样的结构不改变，下一次改朝换代很快又会发生。如何坐稳江山，成了他必须解决的问题。

更棘手的是，他并没有机会创建一套全新的制度。他通过和平禅让获得权力，必须安抚那些推举他上台，或者默认他当皇帝的人。禅让的王朝总是带着前朝的所有问题，要想在这个基础上创建稳固的架构更是难上加难。

帮助赵匡胤黄袍加身的赵普心领神会。他向赵匡胤提出了计策，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虽然继承了唐、五代时期的基本政治架构，但是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另外加上了许多的监管措施，来防止官员擅权。在唐代，宰相的权力很大，但在宋代，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还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兵权分出去，归枢密院，财权也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号称计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权、行政权力也各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除了设州县之外，宋代在州之上还有一个叫作路的机构。路不算是一级政府，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但又承担了政府的许多职能。

就这样，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各级政府机构盘根错节，任何人即便想要反叛，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为了对抗节度使的权力，五代时期已经形成了枢密院领兵制度。枢密使这个发端于唐代宦官、从五代时期起由非宦官担任的职务，到了宋代已经成了类似当今的总参谋部部长，掌管军事大权。

为了限权，除了枢密使之外，宋代还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宋代与唐初军事体制最大的不同，是初唐采取府兵制，而宋代采用募兵制。募兵制与府兵制的区别，在于兵都是招募而来的职业兵，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由中央政府发工资的。募兵制相对于府兵制的优点是兵士的军事素质更高，而缺点则是养兵必须全靠政府拨款，费用高昂。

要想达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权，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该如何控制百姓，让他们乐意帮助政府创建集权制度呢？

赵普的提议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制其钱谷”，从财政上剥夺其独立能力，使其不得不依靠中央政府，这样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剥夺其权”和“收其精兵”都是外在的动作，就像绑住一个人的手脚一样，虽然能够制服他，却也剥夺了他为皇帝效力的能力。只有“制其钱谷”，才能在不损害一个人的战斗力的前提下，又让他服服帖帖。

宋太祖为了剥夺各个地方的独立财权，派遣了大量的使职官僚下去。他规定，地方财政事务都由中央政府设立的转运使掌控，而地方长官（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等）均不管理财政事宜。

回想一下唐代后期，一份税收要分成留州、送（节度）史、上贡（朝廷）三部分，而上贡的比例有时甚至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的财政都被地方克扣了。甚至有的藩镇干脆不向中央缴税，只是不定时地送一些贡品。

唐德宗当年的窘况仿佛是长鸣的警钟，随时提醒着宋代帝王。宋太宗赵光义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整顿财政就要以唐为鉴。

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财赋，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韩滉专制镇海，积聚财货，德宗遣其子皋往求，得百万斛，以救艰危，实时朝廷时势可见矣。朕今收十天下遗利，以赡军国，以济穷困；若豪户猾民，望毫发之惠，不可得也。

财政官员直属于中央，地方官就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来插手帝国的财政了。

1992年，中国政府启动新一轮分税制改革。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在财政分配上偏向中央，地方需要花费，就由中央进行转移支付。

而一千年前的宋代，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规定税收必须都解京，即使由于交通不便无法送到，也必须在当地封存，不允许地方官员动用。

中央财政比例的加大形成了干强枝弱的局面，这是整个宋代财政状况的一条主线。

在中央，皇帝设立了三司使，专管财务。财政官员的地位提升，并独立于原有的行政系统之外，皇帝对于财政的控制权更加强了。

宋太祖设立的制度如此成功，直到宋代末年，地方官僚都无法与中央政府对抗。

但是，由于宋代在前代官制的基础上设置了太多的权宜性的职位，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朝代。由于军权分得过散，没有人为军队的实力负责，人们从军只为养家煳口，战斗力糟糕得一塌煳涂。

冗官和冗兵，是宋代财政最大的两个包袱，怎么甩都甩不掉。

在宋真宗时期，宋代的士兵大约为九十一万二千人，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大约为九千七百八十五人。到了宋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而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为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人。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天下太平，士兵人数终于降至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接受俸禄的人却立刻扩充了十分之三。

宋仁宗时期的名臣蔡襄曾经统计过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税赋收入和军事开支。税赋分为钱、绢帛、粮、草四项，其中军事开支分别占了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一百零二、百分之七十六和百分之八十四。

由于养兵养官的包袱，宋代不得不大大增加财政收入。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农业税和劳役都更加沉重。

农业税仍然以两税为主，但对两税再次做出了简化：夏税纳钱，秋税缴米。除了两税之外，又有无数的苛捐杂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义仓税、进际税、蚕盐税、曲引钱、纳醋息钱、头子钱，等等，名目繁多。缴税又有不同的方式，一会儿缴钱，一会儿又折算成米，算来算去，政府就吃足了其中的差价。

由于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垦田数量超过了前代，然而，与垦田数量大增并行的，是逃亡户的增加。在群臣的讨论中，逃亡户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由于不缴税的“形势户”太多，大量的税收负担都压在普通户的头上，人们突然发现，依靠农业致富已经成了一种空想。

如果一户人家想多种几棵树，他会发现树还没有长大，地方政府已经调高了他的户等和税赋，算算账，还不如把树砍掉划算。任何财产的变动都可能成为政府加税的理由，最终，人们发现当一个游民反而最省心。许多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

除了田税之外，劳役问题也十分严重。在宋代，最令人头疼的劳役是替官府出差的衙前，以及治理民间的里正。特别是衙前，本来是一个替官府出差的职位，按照现代人的理解，替官府做事是可以赚钱的。但在宋代，由于这种差没有俸禄，还要受官僚的欺负，充当差役是要倒贴钱的，成了典型的苦差。为了找人充差，政府只能强迫富裕的人家出人，但就算是富裕人家，出衙前差也可以让人倾家荡产。

即便这样搜刮，随着官僚队伍和军事开支的继续膨胀，仅仅依靠农业税，仍然无法满足需要。北宋时期的农业财政收入大约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它的财政总收入则在一万二千万到一万五千万之间，其中的差额，则要靠组织最严密的国营垄断事业来填补。

宋代发展出了最复杂的官买官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