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空初年（公元742年），水陆转运使韦坚导演了一出“百船来朝”的精彩好戏，让长安人大开眼界。

在长安城外浐水旁的长乐坡，修有皇帝的宫苑望春楼，这里突然开挖了一个水潭直通浐水，过了些时候，从渭水开来三百艘船，停在了水潭外，长长地排开，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船上的人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衣袖宽大，与长安一带的着装绝不相同，反而像是从南方来的。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互相猜测时，皇帝已经到达了望春楼，与他同行的还有许多文武大臣。

皇帝到达后，突然一声令下，歌声四起，三百艘小船如同活了一般，排着队挨个儿从水潭经过。每一艘小船上都写着州郡的名称，仿佛它们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来的。

在船上，还摆放着各地的土特产品：广陵的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的罗吴绫、绛纱，南海的玳瑁、象牙、珠串、沉香，豫章的瓷器、茶具和锅，宣城的空青颜料、孔雀石绿，始安的蕉葛布、蟒蛇胆、翠鸟羽毛，吴郡的方文绫，等等，应有尽有。

就在人们被船上丰富的贡品吸引时，突然有人发现这支船队的领头人有些怪异。这个人站在第一艘船的船头，穿着短袖的衣衫，红抹额，欢快地领着大家唱歌。两侧则是从京城招呼来的一百多个妇女，她们妆饰鲜艳，鸣鼓吹笛。

有人发现领头人是陕县县尉崔成甫，而他所唱的歌叫《得宝歌》，歌词也是为了这次表演创作的，分成十段，风格喜庆。

当船队来到望春楼下时，水陆转运使韦坚走过来，将船上代表的贡品拿过来，献给楼上的皇帝用来分赐众人，又送上了百余种食品。船队边奏乐边表演，俨然一副军民同乐的联欢场面。

联欢结束后，皇帝大肆赏赐，将新开凿的水潭命名为广运潭。

这是唐玄宗时期典型的热闹场景之一，表现出了盛唐时期的奢侈与繁华。

然而，这个场景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对于玄宗皇帝而言，广运潭和之前一系列的水陆工程，表明首都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通过几位大臣共同的努力，黄河天险成通途，增强了帝国的运输能力，关中地区不再缺粮。困扰了高宗和武后几十年的问题在他的手上得以解决，而他也不用再定期到东都洛阳了。

任何看到这一幕繁华景象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已经是盛世王朝的晚期，再过十几年，唐帝国就会在“安史之乱”的灾难中步入残年。即便是后世的人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开元年间尚是盛世，天宝年间就一派萧条了。

在传统的历史书中，开元和天宝之间如同有一个鸿沟，开元时期的玄宗英明神武，到了天宝时期却昏庸不堪，引起了千古巨变。

但事实上，唐玄宗的统治是一贯的，他与前代帝王的统治也是连续的，帝国的隐患在唐代的前半期逐渐积累、失衡，终于在玄宗末年爆发了。

天宝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答案仍然是：财政。

公元713年，唐玄宗粉碎了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政治集团，巩固了帝位，改元开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盛世。

然而，新皇帝执政伊始就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在他之前，韦后和太平公主相继擅权，这两个女人治理经验不如武后，将之前遗留的问题扩大化了：她们提拔了大批不称职的亲信，进一步破坏了官僚体制，并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府兵制的进一步衰落已经威胁到了边疆的安全，特别是在吐蕃崛起之后，军队能否禁得起战争的考验已经成疑。土地制度的破坏，令户籍管理也逐渐混乱，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另外，困扰帝国的漕运问题仍然存在，关中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帝国，但从中原运输，又受到自然条件的阻碍。

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唐帝国随时有可能面临一场危机。

唐玄宗登基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斥退冗官，减少皇室开支。在找到有效的军事改革办法之前，宰相姚崇制定了保守的军事原则：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进行战争。为了解决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皇帝学习武后的做法，不定期地迁往东都洛阳。在天宝之前，唐玄宗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合计不下十年。

从开元初年始，玄宗任命了一系列的贤相治理国家，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他们或者为官清廉，或者政宽刑息，或者满腹文采，形成了少有的政治新气象。

然而，这些宰相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皇帝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精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政府除了节流之外，还有着强烈的开源的要求。

玄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余万端。

同时，玄宗时期的花费却非常惊人。以他创建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和百孙院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四百宫人，百孙院每院也有几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都必须由政府来养活。官员和吏有七万多人，宫人四万多人，军费也在连年上涨。

但是，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盘剥民间。

皇帝需要另外一类人来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聚敛之臣。他们更懂得商业，更知道如何来帮助皇帝赚钱。

于是，在正规的官僚系统之外，皇帝设置了一系列的使职，来帮助他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开元贤相们各领风骚的同时，唐玄宗的周围也形成了一个不下于汉武帝时期的聚敛团队，主要人物包括：宰相裴耀卿、监察御史宇文融、太府卿杨崇礼，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户口色役使王、水陆转运使韦坚，还有后来著名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除了裴耀卿之外，其余每一位都是野心家的典范。

这样，唐玄宗的身边就围绕着两个集团：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皇帝需要前者帮助他治理国家、抚慰人民，又需要后一种人帮助他寻找财源。这两个集团从皇帝上台之始就并存着。

最初，唐玄宗还能在贤相群体与聚敛之臣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但随着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聚敛之臣才能够给皇帝带来更多利益时，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之臣。

正是靠着聚敛之臣这个群体，唐玄宗解决了从东方支持京师长安的重大工程。这项工程始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由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主持。当年由于出现了灾情，玄宗从京师前往东都，而裴耀卿适时地提出了解决运粮问题的方法。

他认为，之前运粮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江南来的船在路上要等待很久，由于运河水浅，从淮河经过运河到达黄河口要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通过，而从黄河口进入黄河，又要等两个月才能过去。他希望在每一个等待的地方设立粮仓，船直接把粮食卸在仓库里就调头，分级转运，效率会更高。

另外，由于黄河三门峡一段很险，难以通船，裴耀卿在三门峡口的两侧都设了仓库，运粮时先走水运到东库，从东库走陆运，经由十八里山路到西库，再走水运从西库到京师长安。整个行程只有十八里路是陆运，其余都走水运，降低了运输的成本。

裴耀卿还开辟了一条北路，将粮食先运送到太原，再走水路进入黄河和渭河，这条北路也保证了河东地区的粮食得以汇聚京师。

通过裴耀卿的努力，玄宗时期的税粮运输能力从每年几十万石增加到二百三十万石，足以供应关东地区。唐玄宗在后期，已经没有必要不定期迁往东都了。天宝年间，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与杨贵妃缠绵，东都洛阳恢复了陪都的地位。

裴耀卿功成身退，却没有想到他带来的示范作用给一批钻营之人指明了道路。

在裴耀卿榜样的作用下，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决定开凿三门峡，将峡谷河道中间的砥柱山凿开一条船道，再在两边开凿栈道用来拉船。他的目的是粮食运输不用再转陆路，全部走水运。

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凿过程中大量的石头崩塌进入河道，反而使河道更加险峻，只能等涨水时再拉船通过。这个方法劳民伤财，并不实用，但是李齐物仍然上报表功。唐玄宗有些怀疑，派宦官下去调查，李齐物通过贿赂封住了宦官的口。

而开头提到的韦坚，在取代李齐物任转运使之后，更是把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变成了仅供皇帝观赏的游戏，整个漕运系统不停地运转，每年的运量已经达到了四百万石，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

除了税粮运输系统之外，皇帝最头疼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混乱。避税逃户的人太多，如何把这些人找到，逼迫他们缴税，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

这个工作交给了监察御史宇文融。

宇文融请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和土地，统一纳入征税范围，来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皇帝允许后，宇文融立刻任命了二十九个劝农官到各地去巡查。由于他的性格严苛，各地的官员出于畏惧，不惜报假数字来讨好他，结果又造成了新的逃亡户。

不过，报给皇帝的数字却非常漂亮：当年就增加了八十万户人，以及同比例的无主土地。新增人口达到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政府随即按照数字派税，当年税收增加了几百万贯。

宇文融的巨大成功让他升了官，但也遭到了大量的质疑。有人认为，他的做法过于侵扰百姓，会让百姓变得更加贫困，让更多的人逃亡。但皇帝认为宇文融能带来新的财源，不容许质疑，并将皇甫憬、杨玚等反对人士都加以贬斥。

宇文融的升官终于引发了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的正面冲突，宰相张说看不起宇文融，不断地压制他，宇文融则大肆诋毁张说。在这场两个集团的斗争中，玄宗皇帝最终选择了宇文融。贤相集团主导的政治历程已经接近了尾声。

宇文融对于政治气氛的破坏极其严重，除了以聚敛之臣的身份官拜宰相之外，他还设立了一大批临时官员（使职），穿梭于全国，满足皇帝对于财政收入的需要。

后来，皇帝在其他官员的坚持下，贬斥了宇文融，但随即就问宰相裴光庭：“在你们的要求下，我已经把宇文融治罪了，但是，他一走，国家财政就不够用，你们谁能帮我呢？”

宰相默然。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尖锐。宇文融下台后，由于他对于正规财政系统和民间经济的破坏，财政收入势必下降得更快，但是皇帝不认为问题是宇文融造成的，反而认为正是缺了他，才有了问题。宇文融死后，皇帝还在怀念着他的好处。

但皇帝不用等太久，太府卿杨崇礼接替了宇文融，开始从地方压榨财税。杨崇礼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但正因为他清廉，反而给地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除了杨崇礼，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也都是著名的理财官员。

聚敛更甚的是一个叫作王鉷的人，他善于搜刮财产，每年献给皇帝的钱就达上百亿，上贡的其他财宝也差不多值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王鉷宣称这些钱都不是正式的税收，不用存入国库，而是存入唐玄宗的私库——百宝大盈库，供唐玄宗私人支配。这就彻底破坏了唐代的财政基础。

当这些聚敛之臣得势，控制了唐玄宗的宫廷之后，他们之间的内斗也越来越激烈。韦坚、杨氏兄弟、王鉷互相倾轧、互相告状，而皇帝利用完他们之后，一一将其诛杀。最终的胜利者，属于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奸相李林甫。

到此刻，政府已经陷入财政饥渴症不能自拔。贤相集团退位后，聚敛集团带领着唐玄宗，为了财政目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项政策直接导致了天宝变乱，将盛世王朝彻底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