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纪的“大跃进”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在汉文帝之后，历史再次迎来了普天下的免税。根据《隋书》记载，这一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除去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

历史上将这次事件当成是隋代鼎盛的标志之一。

许多人将功劳推给了隋文帝。这位皇帝厉行节俭，不仅本人省吃俭用，对待大臣也非常抠门。宫廷里一切花费能省则省，因而积攒了大量的财物。在登基三年后，隋文帝罢黜了酒坊和盐井税，将帝国的财政重心放在了农业上。隋代的农业税也比北周时期降低了很多。

从北魏到隋代，以北周的农业税为最重，为每户五石，到了隋代降为每户三石，唐代则降为每户二石。

这一切措施令民间的日子更加好过，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成就了一番盛世。

然而，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一个乱世中诞生的王朝，从开创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汉代由于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复最快的，从汉高祖建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唐代建国（公元618年）之后，虽然很快进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但“贞观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调整，经济仍然萧条，直到高宗时期，社会才显出了富裕的势头，而进入盛世则是在建国百年之后了；宋代从建国（公元960年）到仁宗（公元1022年登基）时期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明代从建国（公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始于公元1425年）也用了五十多年；清代从统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会繁荣时期，也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时期则用了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个例外。以隋文帝免税的公元597年为例，这时距离北周灭北齐只有二十一年，距离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离隋灭西梁（南朝梁的残余，北周的附属国）只有十一年，距离隋灭南朝陈，统一全国只有九年。在这些年里，整个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断侵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休养生息。战争结束的九年之后，隋代就到达了繁荣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隋文帝时期刚达到盛世，经过他的儿子隋炀帝的统治，隋代竟然在各地的反抗中分崩离析。如何将隋文帝的盛世与隋炀帝的衰亡联系起来？这让上千年来的历史学家挠头不已。

然而，如果从帝国的财政角度去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隋代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所谓“繁荣”，不是民间经济的繁荣，而是帝国财政收入的繁荣。

隋文帝创建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所以，本节开头所描述的繁荣是虚假的，只是政府财政的丰裕，却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富足。

由于这个抽税系统过于强大，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时期，终于抑制不住花钱的冲动，以为府库充足，于是四下征战。但他的活动将民间彻底抽干，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人们都已经吃不上饭了，各地纷纷叛乱，但当叛乱的首领们打开政府仓库时，还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粮食……

在三国的魏文帝时期，有不少郡县新归附了魏国，这些郡县老百姓的户籍残缺不全，逃户现象严重，皇帝希望对他们的户籍进行一次严格整理。

这时，司马懿上奏说，不能这么干。正是由于敌国采取了严密的控制网络，郡县的老百姓离心离德，归附了魏国。魏国不仅不应该严查户籍，反而应该宽容，允许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煳区域。

司马懿作为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看到了集权时代的一个本质：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创建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煳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致于无法征税，导致政府的失败；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齐和北周的争斗中，北齐属于统计过于混乱的一类，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于直接继承自北魏政权，北齐的行政效率比北周更加低下，土地、户籍问题上弄虚作假的成分太大，导致税收出现了困难。按照户口缴纳的租调最多时竟然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而由于政府规定光棍之家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数来纳税，于是，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结了婚却不登记。在阳翟这一郡，竟然大部分人都登记的是光棍。北齐的皇帝也知道问题严重，但由于控制力弱，想不出办法，在财政困难时，甚至不得不削减百官俸禄，裁减人员编制。

北周则将土地和户籍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并实行了战斗力更强的府兵制。北周最终吞并了北齐，再次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

北周的政权传到隋文帝时，这位节俭的皇帝创建了比北周更严格的制度，民间经济活动完全暴露在政府的目光之下，无所遁形，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隋文帝对于财政的用心，在他没有当皇帝之前就已经显现。他担任相国时，北周的大臣尉迥、王谦、司马消难预感到他要篡权，一一起兵发难。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仅赏赐士兵的钱就上亿，隋文帝感觉到了财政的重要性。

得天下之后，由于兴修新的首都大兴城，从山东地区（崤山以东的河南、山西等地）徵调了大量民工。这个地区原属于北齐，户籍制度本来就不够清晰，许多人逃避了政府的徵调，于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户籍的念头。

正好在这时，北方的突厥人与隋朝的战争也逐渐升级。突厥人在一位著名的首领沙钵略号召下，团结成了一个整体，拥有四十万大军。由于隋文帝对突厥人很傲慢，而沙钵略的妻子千金公主又出自北周的皇室，于是，沙钵略频繁入侵隋代境内。

为了对付突厥人，隋文帝徵调了大量的士兵、粮草和运输人员，中国的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同时政府的财政也开始吃紧。

基于以上原因，隋文帝决心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而要改善财政，首先就是整理全国的户籍和土地。

原来的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统一之前属于北齐。由于北齐的政治结构直接继承自北魏，留下了太多的弊端，税收更加不合理，这里的人们为了逃避税役，常常投机倒把，更改年龄，以求获得政府的免税权。

隋文帝决定以这个地区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员进行一次运动式的大检查，把人们全都叫到官府，逐个当面核实年龄，发现有作假的，不仅本人受惩罚，就连所在地的里正和党长（相当于街道办事处主任，或者村委书记）都要发配边关。

由于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齐和北周）是按户纳税的，在北齐地区内，许多大家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口人，这些人共同算是一户，只纳一份税。隋文帝乘机将大家庭打散，规定叔伯兄弟必须分家，避免逃户现象。经过这次大检查，政府从民间获得了四十四万三千户新劳力，人口也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

对于山东地区的成功，隋文帝感到非常满意。群臣立即摸准了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颎乘机上本，要求把整理户籍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同时，要把运动的成果变成制度固定下来。

在高颎的建议下，一套更加严苛的户籍制度创建了起来。政府统一制定税收户籍册发给各个州县，而各州县的户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经过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户籍制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政府几乎掌控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没有人能够逃避政府的税收和劳役。

可惜的是，皇帝的重视必然会引起官员的迎合与浮夸风，在隋文帝的号召下，户籍和土地数据都被夸大了，而且夸大得很严重。

最能反映浮夸情况的，是隋代的土地数据。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十九亿四千万亩。这个数字放在隋代，可能人们不会觉得异常，但如果放在现代，这就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为什么震惊？

隋代的一亩是二百四十平方步，每步六尺，每尺大约三十厘米，换算下来，当时的一亩略高于现代的一亩一。十九亿四千万亩也可以换算成现代的二十一亿三千万亩土地。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耕地数量不到二十亿三千万亩。也就是说，隋代的耕地面积竟然比现在的都大！

隋代的统治疆域比现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数量已经超过了现代，这怎么可能？

答案只能是：因为官员的浮夸。

事实上，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数量大约在五亿亩（现代亩）左右徘徊，明代之后才大幅度攀升。隋文帝的土地普查数据已经偏离了实际数据四倍。当皇帝重视农业，希望农业取得大发展时，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夸大统计数据，而夸大之后的数据必然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民间的负担勐然加重。

隋文帝创建的严格制度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政收入。隋代初期，各地的灾荒频发。关中地区人口众多，土地不够，还经常遭遇旱灾，而在中原地区则经常有水涝灾害。比如，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地区的大旱就导致农民颗粒无收，政府只能从山东地区运米来救济，就连皇帝也跑到洛阳避灾。之后更是连年灾害：关中大旱，山东大水。

隋文帝虽然生活节俭，却常常大兴土木。他当皇帝之后，修建了新的都城大兴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了仁寿宫，开挖了一条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河。这三大工程都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炀帝之所以也热衷于建设更加宏伟的工程，灵感就来自于他父亲的三大工程。

在建设仁寿宫时，开山填谷，工期紧迫，大批劳工死去，被扔到坑里，盖上土石了事。宫殿建成后，文帝来视察新建的宫殿时，路的两旁就堆满了死尸，由于临时无法处理，监工的大臣杨素只能命人将尸体烧掉。

但即使全国有这么多的灾难，在征税机构的高效运作下，隋文帝的仓库仍然是满满当当，从来没有空虚过。

皇帝仿佛有发不完的钱，给百官的俸禄和功臣的赏赐优厚，对出征陈朝的将士的赏赐从京城的朱雀门开始，一直排到了京城的南郊。一次性发放的布帛达到三百多万段。就算这样，政府的钱仍然花不完。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财政官员报告各个府库都已经装满了，再收税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了。连隋文帝都感到惊讶，问他的官员：“我已经发了这么多赏赐，为什么仓库还是满满的？”

真实的回答是：由于制度过于高效，皇帝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从民间抽取了过高的税收。但是没有人这么回答，大家只是敷衍了事。

隋文帝没有办法，只好开辟左藏院，创建新库房来继续堆积物资。

在全国各地，隋文帝也创建了一系列的大型仓库，用于税收的转运或者储存，如卫州的黎阳仓、洛阳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华州的广通仓，等等。这些大型仓库无不被填满，即便在各地灾难频发的时期也都没有空虚过。

隋文帝虽然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来降低民间的税赋，包括公元597年免除天下正税，但隋代民穷官富的现象一直没有解决，一边是时常发生的灾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另一边则是堆积如山的政府财政收入。

然而，由于财政的错误信号，隋代的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民间的困境，只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考虑问题，从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隋文帝最后一项导致灾难的政策是“义仓”。所谓义仓，是指人民将丰收年的粮食储存下来，到了灾难年用于救灾的仓库。

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由于各地灾难频发，政府为了增强抗灾能力，鼓励民间开展自救，在丰年创建义仓，这种组织称为“当社”。当人民向当社缴纳粮食后，由专门委任的社司来检查出入数字。由于隋代初年的运动风潮，各地很快都设立了当社，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然而，这期间创建的机构往往是低效和浪费的。经过十年的运转，当社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弊病，各地当社的粮食都出现了被盗用、浪费的情况。到了出现灾荒，需要用到粮食时，虽然仓库的账簿显示粮食充裕，但打开仓门一看，并没有多少库存。

当看到这样的景象时，隋文帝不仅不反思政策，反而得出结论：义仓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老百姓缺乏长远考虑，随意损耗粮食。义仓虽然是皇帝推行的，却由民间社会负责运营，皇帝对民间社会不放心，决定将义仓“公有化”。

他下令，所有民间义仓的粮食都上缴到各个州政府统一设置的社仓来保管。同时，缴纳义仓粮也变成了一种强制的税收，百姓被分成了上、中、下三个等级，上户每年缴纳一石粮食，中户七斗，下户四斗。

义仓制度从一种自愿的社保变成了强制的税收，而使用义仓的权力则收归政府。不管各地出现什么样的灾荒，只要政府不想发放粮食，那么为救灾设计的义仓就无权发放。

到了隋代后期，常常出现政府的官员在大灾时不敢打开义仓放粮的局面。义仓彻底变成了百姓的负担，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