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领军队从大兴（今西安）出发，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这可能是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皇帝唯一一次亲自出征进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

隋炀帝为了征伐吐谷浑，率军从首都向西出发，进入甘南，再向西北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一带，从西宁北上经过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肃间的扁都口）。大斗拔谷位于青藏高原北沿的祁连山脉之中，是古代一条连接西宁与河西走廊的险峻小路。这里风雪弥漫，天昏地暗，炀帝与他的随从失去联系，士兵也冻死了一大半。

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后，隋炀帝接受了高昌王麹伯雅的朝见，高昌王向隋炀帝献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儿设置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时期。

这一年，也是中国人口达到高峰的一年。当年统计的人口数据是：户数八百九十万户，人口四千六百零二万人。

日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但是，如果从官方统计看，唐太宗贞观年间，人口不过三百万户而已，相当于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只有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期，人口和户籍才重新接近炀帝时期的数据。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当皇子时，就曾经担任过灭陈战争的行军元帅。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灭陈之后，陈朝府库一概封存，本人不取一分。他当皇帝之后，对人民也非常体谅，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曾经下令免天下租税。

在他执政的前五年里，两条大运河已经开工。隋代的三大运河工程中，一条广通河连接首都大兴与黄河，由隋文帝开凿。剩下两大运河都由炀帝开凿，分别是：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通济渠，这条运河是隋唐时期的主乾道；从黄河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济渠。这两条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到了唐代，通济渠更是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命脉。

公元609年，隋代的一切看上去还是那么金光闪闪，雄才大略的皇帝、繁盛的人口、繁华的两京，无不诉说着这个新型帝国的繁华。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帝国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被压碎。

执政前五年，炀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成就，在于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他需要多少税收，就可以获得多少。即便他曾经推出了减税措施，这个系统仍然一丝不苟地从民间压榨出一点一滴的物资，送进官方的各个仓库。

特别是，炀帝为了兴建东都，又在东都附近修建了大量仓库，为了装满仓库，官员们已经将民间挤压殆尽了。只是这个高速的征税机器根本停不下来，就算在垮掉的那一刻，也不会发出警报声。

同样是公元609年，一个统计数据令人心惊：天下的田地达到了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万亩。在文帝时期，十九亿四千万亩的数据已经夸大了至少四倍，而炀帝时期的数据距离实际情况已经有了十倍的差距。统计数据上的失误必然加大人民的税负，在短期内却给皇帝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第二年，隋炀帝决定亲征高丽。由于此前一年，大部分军马都在西征中损耗殆尽，炀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征集兵马，抵充赋税。庞大的军队集合后，向高丽进发。在军队的背后，帝国腹心地区的河南一带正经历着严重的水灾。这时，帝国财政崩溃的声音终于传了出来。

随着隋炀帝远征的失败，灾难造成的减产、军事行动造成的加税都凑在了一起，文帝高效的征税系统在民变面前显得不堪一击。隋帝国进入了混乱时期。

只是人们都还不明白，帝国如何从几年前的歌舞升平迅速进入了混乱和萧条。一切数据都显得那么完美，所有画面都透露着繁荣……

唐太宗曾经对黄门侍郎王圭评价隋代的制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唐太宗算是看到了些许的本质。

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帛匹和粮食。与府库堆积对应的是遍地饿殍。叛乱者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开仓放粮，粮库里都满满当当的。在堆积帛匹的仓库里，人们甚至把帛当柴烧。

随着隋代的统一，社会的生产效率的确在迅速提高，只是，社会上的物资都被一台高效的征税机器送到了政府手中，又被束之高阁，或者浪费掉了。无论人们生产多少东西，都无法满足政府的浪费行为。

资源的错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却饿着肚子。这提醒人们，在集权帝国时代，高效的征税机构貌似实现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着普遍的贫穷，因为当税都被政府拿走之后，留给老百姓的，只剩下劳苦和饥饿。

因此，隋代的“大跃进”，并没有引起后世的任何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