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亡了东吴，统一了中国。

当中国经过近一百年的时光重新走向统一时，雄心勃勃的皇帝随即展开了宏大的财政改革，要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提供牢固的基础。

财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摸清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把耕地平均分配给广大的人口，让他们安居乐业的同时，为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

经过清查，晋朝的人口为一千六百余万人。根据三国时期的统计，蜀国不到一百万人，吴国二百四十万人，三国加起来也只有不到七百七十万人。统一后，晋朝人口数量已经比三国的总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之所以会出现增加，除了太平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之外，还由于流民重新回归家乡，被纳入到户籍之中。

查明户籍之后，晋武帝实施了更具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这份土改纲要规定：每一个男丁可以占田七十亩，女丁可以占田三十亩，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亩。

从晋武帝的分地意图来看，是要实现“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在收税上，政府也考虑得非常周到。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规定男女十六岁到六十岁是正丁，需要课税；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免税的。剩下的人（十三岁到十五岁，六十一岁到六十五岁）属于次丁，在税收中享受优惠条件。

至于土地税，也并非耕种的所有土地都缴税。一个正丁男子最多按照五十亩土地缴税，而次丁男子则按二十五亩土地缴税。正丁女子只缴二十亩的税，次丁女子免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户调税，规定正丁男子每年上缴绢三匹，绵三斤，次丁男子和正丁女子减半。

上述税收都是针对汉人的，远方的夷狄也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

晋武帝改革计划之完善，令人敬畏。如果这个办法顺利推行下去，那么，晋朝将成为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强大王朝，不用等到唐代的出现，中国就将进入另一个太平盛世。

但事实却是：晋的安定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随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八王之乱”时期。“八王之乱”造成的社会解体给各地的少数民族以机会，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中国进入了“五胡乱华”的时代。而晋武帝设想的财政改革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随后的两百多年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混乱时期。

那么，为什么司马炎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会流于失败？为什么西晋王朝如此短命？也许，从司马氏通过禅让得到天下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经注定。

在中国历史上，禅让是一件让人既爱又恨的选择。

人们之所以喜欢禅让制，是因为这意味着在朝代更迭时没有发生新旧皇族之间的战争，政权是和平交接的，整个社会所受到的破坏不像武力夺权那么大。

但人们之所以担心禅让制，是因为禅让之后的朝廷往往都比较羸弱，毛病不断，这些疾病伴随政权的终身。而那些从彻底的乱局中以武力脱颖而出的王朝却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禅让的弊病在晋代显得更加突出。

当权力传到晋皇室时，已经经过了两代禅让，曹魏禅让自东汉皇室，司马氏在禅让时又几乎将曹魏时期的问题都接收了下来。而在东汉创建时，由于光武帝无力解决西汉时期留下的社会问题，已经先天性地带上了西汉的一系列问题。这就注定西晋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政权，非常容易发生新的失衡。

司马炎推行土地改革立即遇到了新的问题。

他的改革试图覆盖全国，但有可能推行的只局限在北方曹魏控制的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经历的战乱最多，大量的人口变成了流民，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土地多次易主，已经不可能恢复汉代的土地权属关系了。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统一规划，进行分配。

而蜀汉和东吴，由于继承了东汉时期的土地权属关系，每一片土地都是有主的。晋代虽然征服了这些土地，却没有能力改变土地权属关系，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所以，晋武帝的土地改革在江东和四川等地都无法进行推广。就算在北方，土地改革进行得也不顺利。

曹魏时代，为了快速生产粮食，实行了大面积的屯田制度。屯田时，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到了后来，皇帝把政府控制的屯田大批赏赐给了官僚和世族，土地上的屯户也随着土地一并转移给了他们，这些屯户就被称为佃客。这时，佃客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这些佃客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

晋武帝司马炎的土地改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些佃客的，希望通过清理户籍，让他们重新向政府缴税并服兵役。可是那些世族并不想放弃特权，而佃客也并不想隶属于国家（那意味着服兵役，甚至多缴税）。

晋武帝司马炎的政权是禅让得来的，所以，他不得不对官僚世族做出妥协，在他看似完美的改革纲领里开了不少后门。于是，除了规定普通人按照男子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分配土地外，王公大臣的土地并不需要遵守这个数字。对于官僚，晋武帝有另一套规定：晋朝的官员按照职位和考核分为九品，第一品官员可以占田五十顷，也就是五千亩。以后每品官员递减五顷，第九品可以占田十顷，也就是一千亩。

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官员的亲属的土地也都是免税的，最多可以包括九族，最少也有三代。除了亲属之外，官员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农业）和衣食客（佣人）。比如第一品官员可以拥有五十户佃客、三户衣食客。

在法律上，晋朝就把人分成了至少三个阶层：一是不需要纳税的官僚世族阶层；二是不需要纳税的“客户”阶层，也就是佃客和衣食客等；三是纳税的普通人。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

晋武帝虽然向官僚世族做了让步，让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和“客户”，但只要数量不超过限制，政府还是拥有足够数量的纳税人的。

但是，由于晋朝政府权威不足，不能将法律贯彻实施，限田数量变成了虚设，国家的纳税人口就越来越少了。

由于禅让得来的权威不足，晋武帝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大肆分封司马氏的诸侯王。希望通过家族势力来镇服各地的世族，维持晋祚。

然而却事与愿违，这些诸侯王不仅没有帮助皇帝维持帝国的秩序，反而利用中央政府的疲弱，卷入了明争暗斗。

西晋皇室的财政问题本来就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后的“八王之乱”更是直接击垮了财政，中央政府不可能再组织起任何统一的军事行动。“八王之乱”时，晋惠帝逃出京城，在路上只剩下两块布和三千文钱，想吃一只鸡都不可能。

当北方和西方的胡人入侵时，各地诸侯只能自发组织抵抗行动，并自行解决财政问题。匈奴人刘曜围困晋怀帝时，官员都挨饿，甚至有了人吃人的现象。

在一片混乱中，这个始终没有实现好财政统一的王朝轰然瓦解。晋武帝推行的貌似完美的土地改革法案也随即被放弃，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美丽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