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即将上任的钜鹿太守司马直体会到了当官之难。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当官是一件光荣而愉快的事情，意味着光宗耀祖和发财。但在汉灵帝后期却是一个例外。

以司马直为例，当他被皇帝选中、授予太守的职位之后，首先要去京城，到皇帝的西园，找皇帝和太监咨询“助军修宫钱”。皇帝根据他职位的大小，给他规定一个数目，到任后，他的职责就是尽快从任所凑齐皇帝要求的数目，派人押往京城。只有交了钱之后，他的位置才能坐稳。

在司马直时期，一个大郡太守的职位，官方通行的价格是两三千万钱左右。这笔巨款不可能由官员个人出资，只能通过压榨民间来获得。这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分赃机制，中央默认地方官吏从民间取财，同时地方官吏必须让中央分一杯羹，作为默认他们发财的代价。

但是，随着皇帝卖官价码的抬高，即便是要从民间榨取，也意味着官员必须放下心理包袱，把自己定位成全心全意赚钱的商人而不仅仅是父母官。

许多人因为磨不开面子，或者担心无法凑齐这么多钱，请求不去上任。与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们抢着做官不一样，这时却是皇帝强迫官员去上任。只要任命，就必须去，否则严惩不贷。

司马直接到任命时，皇帝根据他以前的履历，认为他是个有清名的好官，给他打了个折，少交三百万。司马直听说之后，认定即便打了折，数目还是太高了，他叹了口气说：“我本来应该去做父母官，还没有到任，先进行盘剥，又怎么忍心？”

他也请求辞职不去，但皇帝拒绝了。

司马直只得从京城出发前往钜鹿，在到达黄河边的孟津关时，他给皇帝上书，极力申诉当时的弊端，并预言如果继续这么做，必然引起巨大的灾祸。随后，他吞药自杀。司马直成为少有的被逼当官而自杀的人。

司马直至死不理解的是：皇帝为什么变得这么贪婪？对于这个问题，皇帝本人有着说不出的苦衷。

以助军修宫钱为例。这笔费用指的是官员们资助皇帝组织军队、修理宫殿的钱。

在司马直被授官的两年之前，东汉爆发了黄巾贼乱，中央政府应接不暇，花费无数。就在贼乱的第二年，皇帝的南宫恰好又遭遇了大火，为了修理宫殿，皇帝更是需要大量的现金。

但是，帝国的国库里已经空空如也，根本拿不出钱来支付这些费用了。为了节省成本，皇帝不得不强行派差，四处索要，但仍然满足不了需求。至于正规的税收，随着行政效率的退化，已经无法指望了。

皇帝只有在最无助的情况下，才会让他的官员们与政府共同分担苦难。他把官员们调来调去，每调动一次，就可以收一笔“助军修宫钱”。

司马直的自杀如同一道耻辱的疤痕，印证了东汉中央政府的财政窘境。由于财政机器不畅和食税阶层过于庞大，这个政府苦苦挣扎了一百多年，越挣扎越疲惫。至灵帝时期，已经接近瓦解的边缘。

那么，东汉的中央财政又是怎样逐渐瓦解的呢？

在“明章之治”的全盛时期，东汉已经出现了财政阴影。

与表面的繁荣不同，“明章之治”是在皇权与豪族、官僚的不断斗争中伛偻前行的。但两位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又各有不同，魏文帝曹丕曾经评价两人“明帝察察，章帝长者”，认为明帝还有整治吏治的雄心，而章帝对侍官僚则更加宽容和放任。

汉明帝有感于权力系统的失控，希望通过努力作为，改变“政令不出庙堂”的局面。他采取的做法是：放开民间经济，薄税赋、减徭役、修水利、安抚平民，但与此同时，对官员进行严厉的惩治，紧缩官僚权力。

据《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明帝时楚王试图谋反，结交了一些天下善士。当事情被发觉后，许多人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一次，五百人被押解到京城时，大半被拷打致死，个别人被打到皮开肉绽也不承认有罪。

一个叫陆续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依然辞色慷慨。但是，到了晚上，一位狱吏给他送了一份食物，他却对着食物哭泣不已。审案者感到好奇，问他哭泣的原因。陆续回答，因为他母亲来了，母子却无法相见，所以哭泣。

按照规定，狱吏不能给犯人传递消息，审案者以为狱吏违反了规矩，要惩罚狱吏。陆续连忙解释说，这跟狱吏没有关系，他之所以知道母亲来京城了，是因为给他的那份食物是母亲做的。

审案者更好奇了，又问他怎么知道食物是母亲做的。陆续回答，因为母亲习惯把肉切得方方正正，把葱切得整整齐齐，每段一寸长，他拿过吃的一看，里面有葱和肉，都很整齐，就知道母亲来了。

皇帝听说了这件事，也很感动，就放了陆续和他的朋友。

这件事显示了明帝整顿吏治之严酷。然而，皇帝却无法消除整个制度的惰性。

明帝死后，继位的章帝知道明帝时期的严苛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作为长者的他立即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方式，删减酷刑，实行仁政。章帝的宽容使得东汉进入了全盛时期，却埋下了行政效率继续下降的隐患。

明帝后期，北方的匈奴再次崛起，东汉政府不得不与匈奴发生战争。从光武帝时期起，皇帝由于财政吃紧的原因，一直避免发生战争，以免造成新的财政负担。

为了不打仗，东汉政府每年向匈奴的南单于提供一亿零九十万钱币，再向西域提供七千四百八十万钱币。给北方蛮族的钱大约占了财政收入（约七十亿）的百分之二点五。

不过这笔钱的支出仍然是值得的，由于没有战争，政府能够在行政效率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保持土地税率为三十分之一，而且在没有盐铁专营收入（由地方政府代收一定的盐铁税）的情况下，也维持了政府的运转。

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开始，将军窦固开始率领大军在西域开战。此次战役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到章帝晚期，由于受到北匈奴的干扰，皇帝准备再次发兵，东汉政府财政出现了第一次的紧张。为了解决战争经费，章帝试图恢复盐铁专营制度，却以失败告终。

明、章两位皇帝之后，和帝时期，东汉政府与匈奴的决战逐渐升级。当时，章帝窦皇后的哥哥窦宪为了逃避宫廷斗争，申请对北匈奴作战。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深入沙漠三千里，杀敌一万多人，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返。永元三年（公元91年），大将军窦宪出塞北击匈奴，彻底击溃了北匈奴。

然而，窦宪的战功并不能掩饰东汉政府的失控。作为外戚的窦宪专横跋扈，在章帝时期就强买强卖，甚至连明帝女儿沁水公主的园田都不放过，当窦宪侵占了公主的土地后，公主竟然畏惧得不敢和他计较。

自窦宪之后，外戚的权势在东汉变得强大起来。到了汉顺帝时期，外戚梁冀所占的土地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梁冀权力最盛时，四方送给皇帝的贡献，必须先拿到梁冀面前先请他挑选。由于他权力太大，到他家里求官请罪的人络绎不绝。他的下属出去执行任务时也是四处索要女人，横行霸道，侮辱良家，甚至殴打官吏。梁冀的府邸更是极尽奢侈，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屋内装饰着大量的金银珠玉、奇珍异宝。他的园林采土筑山，仿效东西崤山做成十里九池，其间充斥着奇禽驯兽。他的林苑规模和皇帝的规制相同，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到黄河、淇水，林苑里有森林沼泽、丘陵旷野，占地面积几乎达到千里。他的财富比诸侯王的都多得多。

窦宪和梁冀只是两个代表。东汉后期，整个疆界之内已经充斥着这种大大小小的官僚豪强，超乎政府的控制。他们的存在对财政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战争。

此刻，继匈奴之后的另一股蛮族势力——羌——兴起时，东汉在蛮族与豪强的打击下，终于踏上了漫长的解体之路。

从汉光武帝晚期，长安以西（今青海、川西、甘南一带）的羌部落就逐渐崛起，与汉政权有了冲突。

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前一年，东汉帝国相继埋葬了两位皇帝（和帝、殇帝）。新皇帝登基改元后，都会有例行的大赦天下，然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羌族叛乱的消息已经传来。

从这时起，东汉和羌族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六十年，直到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破羌将军段颎平定东羌，汉羌战争才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一个甲子的悲剧中，汉军屡次出兵，甚至遭遇了五次全军溃灭。

这场战争又有几次高潮和间歇。安帝永初年间陇右羌乱持续了十二年，中央政府的直接军事花费就达二百四十余亿钱。

也正是在安帝时期，中央财政崩溃的信号终于传来。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在西羌攻破临洮的同时，首都所在的京畿地区出现了大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群臣束手无策。

最后，三公站出来提议，请求准许官吏卖官。只要官吏缴纳一定的钱谷，就可以得到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的职位，而更低级别的人只要出钱也可以获得进入官府当吏，或者到军队担任低级指挥官的机会。

这是东汉政府第一次不能依靠正规的税收来渡过难关。此禁一开，随着财政制度被进一步摧毁，吏治也越来越混乱，对民间的干扰也超过了界限，社会的动荡随之而起。

安帝死后，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羌族的一支名叫“烧当羌”的部落袭击金城（今兰州），引起了另一次的羌族大叛乱。这次的战争绵延十年，主要区域涉及凉州（今武威）、并州（今太原）和关中地区，消耗军费八十余亿。

为了应付军事开支，顺帝在帝国财政最大的一笔开支上做了文章。他降低了公卿大夫的工资，并从王侯手中借走田租。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顺帝下令，由皇帝出面借走王侯一年的国租，用于战争开支。当年，皇帝还在有钱的老百姓中推行“国债”，每户一千钱。汉安二年（公元143年），顺帝再次借走了王侯一年的国租，同时降低了百官的工资。

当然，由于政府缺乏对于官员的约束和监察，官员们失去的工资和物资必然通过其他方式来补偿，最终社会将承担官员的掠夺成本。

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在财政上山穷水尽的政府来说，任何能拿到的资金都是救命稻草。

到了桓帝和灵帝时期，东羌再次叛乱，这次战争又耗资达四十四亿。直到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羌乱才告一段落。从顺帝永和年间到东羌叛乱结束，战争费用高达三百二十亿。

在东汉历史上，人们最不喜欢的是桓帝和灵帝时代（公元147年—公元189年）。由于这一时期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加之中央政府功能的退化和腐败化，人们对之深恶痛绝。皇帝对周围的人更加不信任，只宠幸宦官，而宦官更加腐败的统治进一步削弱了皇帝的权威。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桓灵时期的局面实际在前朝就已经注定了。当正规的财政系统被破坏，政府就已经变得低效、无法运转了，哪怕换成是光武帝、明帝或者章帝，也没有办法挽回局面了。

在糟糕的局面下，桓帝做了不少他必须做的事情，来避免帝国的崩溃。他是位操劳的皇帝，却只能起到延迟帝国崩溃的作用。

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由于羌乱的影响，桓帝继续前朝的政策，降低公卿大夫的工资，并从王侯手中借走一半的田租，再次根据财政支出来售卖官职。第二年，又削减那些没有参战的武将的工资，并削减公卿的衣物供应。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汉桓帝在财政的压力下，尝试另一种做法。他下令全国按照亩数征敛额外的税收，每亩征收十钱。这一次，政府不再区分免税田还是非免税田，不管土地属于普通人还是豪族、官僚，都要缴税。桓帝即位前，耕地大概在七亿亩左右，如果全部征收，可以获得七十亿钱的额外税收。但是，有理由相信，以桓帝时期的行政效率，根本无法做到全面征收。

羌乱不仅摧毁了东汉政府的正规税收，还在周围地区掀起了叛乱的风潮。这段时期，也是南部、西南部蛮族叛乱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各地民变的高发期。分析其中的相关性，可以大致了解财政旋涡与社会瓦解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要有一次危机瓦解了帝国的财政，那么政府就必须开辟无数的非正规渠道来敛财，从而造成社会上新的不稳定。当一个国家掉到这个旋涡里时，就会越来越混乱，形成恶性循环。

羌乱告一段落之后，东汉政府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崩溃阶段。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由于缺乏资金，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举动——卖官。从关内侯、虎贲、羽林，价格不等。就连三公九卿也都有价格，三公的价格是一千万，九卿的价格是五百万。

到后来，为了强迫百官交钱，灵帝甚至要求不管是刺史还是太守，在任命或者调动时，都必须向皇帝缴纳“助治宫室钱”，司马直就是在这时以死谏皇帝的。

灵帝卖官的方法灵活多样，甚至还支持信用付款，可以先当官，再付款，不过到时候要付两倍的价格。

当灵帝数着他的收入时，帝国的官僚体系已经彻底被破坏了。以前的皇帝即便有卖官的，但在卖官之外，还必须留有正常晋升的渠道，给有才能的人留下空间。而灵帝的卖官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份上，一个人不管才能如何，如果想当官，都必须付款。

司徒崔烈是灵帝时期的名士之一，他当太守和廷尉时一直受人尊敬。后来，他花了五百万从灵帝手中买了个司徒。在庆祝他升迁时，汉灵帝也在场，皇帝不仅不感到羞愧，反而认为卖便宜了，应该卖一千万。而人们知道崔烈买官之后，他的声名也随之受损。但是，再清高的人士在灵帝时代也必须适应自污的规则。

更甚的是，桓帝腾挪的钱财大部分是用于公事，而灵帝的敛财却是为了满足私欲。由于东汉的政府财政和皇室财政是合一的，皇帝敛来的钱财往往被用于公事。灵帝为了防止政府用掉他卖官得来的钱，专门建了一个万金堂，把钱放在万金堂，只准用于他的私事。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然而汉灵帝更关心的却是他的宫殿。第二年，由于宫殿失火，灵帝下令，全国每亩地多收十钱来帮助他重修宫殿。当然，这时在叛乱区是不可能收钱上来了，而在政府控制区收这种苛捐杂税，等于逼迫更多的人走上反抗的道路。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汉灵帝再卖关内侯，爵位可以传给子孙，价格是五百万。这时，东汉的彻底崩溃已经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