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权受到抵制

公元40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登基的第十六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他苦恼不已。

王莽的改革导致群雄并起，光武帝刘秀在纷纭扰攘的大潮中成为胜利者。与大多数开国皇帝不同，刘秀生性宽宏，谦恭吐司，不仅非常体恤民间，也不喜猜忌帮助他打天下的功臣，这使得功臣群体大都得以善终。如果从两千多年的皇帝中选择几个好皇帝的话，他的排名绝对在前十位。

刘秀在位时期，也恰好是中国科技大发展的时期，人们对水利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水运便利了经济活动。南阳太守杜诗更是创制了水排，即利用水力鼓风，提高了冶铁炉的温度，中国冶铁业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并由此惠及其他行业。耕地技术也在慢慢普及。

而东汉的人口分布也在逐渐改变。与西汉时期相比，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带的人口开始变得密集，长江流域的开荒工作有所进展。

由于政策宽宏，科技进步，东汉的经济很快得以恢复。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令皇帝感到烦恼呢？

他的烦恼来自户籍和田地的整理工作。

一年前的公元39年，光武帝考虑到经过战争之后，天下的户籍和土地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许多记录已经被毁，加上战争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土地侵占现象，他下令做一次严格的土地和户籍清理工作。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那些侵占别人土地，或者隐匿了户籍的人。他们大多是地方上的富人。有许多穷人为了避免纳税，投身于可以免税的富人家中。而富人的免税理由也有千千万万种，致使皇帝的税收都漏走了。更可恶的是，这些人还与官员勾结在一起，负责清丈的官员，故意把好地留给那些有势力的人和关系户，把坏地留给穷人，这一行为在地方上引起了更大的民愤。

起初，光武帝还不知道这件事。一次，光武帝无意中发现陈留的一位办事员书牍上写着：颍川、弘农的情况可以查问，而河南、南阳的不能查问。光武帝很好奇，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办事员没有想到皇帝看见了书牍，惊慌间不敢说实话，只说这份书牍是在街上捡到的。光武帝的儿子、后来的汉明帝见状，在旁边回答：“这是郡里官员给办事员的命令。河南是首都，陛下的近臣都在这儿；南阳是帝乡，都是陛下的近亲。这两个地方的土地肯定问题重重，也肯定不能查问。”

光武帝大怒，连忙派人严查，才发现清丈土地带来了诸多问题。

他开始对那些帮助富人、参与违法的官员进行惩处。这次被抓住的“大老虎”是河南尹张伋，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严打中，张伋和同级别的十余官员都被下狱处死。

光武帝本以为通过整治官吏，就可以让工作顺利进行。然而，就在这时，新的反抗力量出现了，许多郡的大姓人家因为利益受损，决定联合抵制。

他们组织了武装力量，杀害前去调查的官员。等皇帝派遣军队去镇压时，这些人已经把武装力量解散了，根本找不到到底是谁干的。可等皇帝的军队一走，他们又立刻集结起来。皇帝的官员和将领们却因为找不到罪犯、害怕会受到惩罚而战战兢兢。张伋已经是前车之鉴，如果换成别的皇帝，在大怒之下一定会把不称职的人都杀掉。

这件事情如同燎原之火，在全国四散开来，而最严重的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几个州：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光武帝突然发现，他可以用武力征服天下，但反抗者在用实际行动嘲笑他的武力。这些事情还不是发生在偏远的山区，而是发生在帝国的腹心地带。

光武帝是个聪明人，震怒之余，他并不想过分使用武力，也不想过多惩罚他的官员。他想了一个办法：利用犯罪分子相互间的矛盾来击破。皇帝下令赦免五分之四的作乱分子，只惩罚剩下的五分之一。

但是怎么决定谁属于那五分之一呢？由作乱分子自己决定。光武帝命令：如果有五个人参加了作乱，只要其中四个人合伙杀掉第五个，这四个人就都既往不咎；否则，对五个人都严惩不贷。而那些原本在征讨罪犯时有疏忽，或者出工不出力的官员也不用害怕，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既往不咎，光武帝只看以后他们查出了多少案子，逮捕了多少罪犯。

光武帝的办法收到了武力都达不到的效果。作乱分子毕竟都心怀惴惴，既然有机会获得既往不咎，就赶快利用机会。一旦有人开了头，作乱分子内部就开始互相猜忌。

于是，反抗停止了。皇帝也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他却并不感到轻松。这件事恰好反映了东汉时期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行政效率低下。

不管皇帝想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顺利推进。在地方，充满了和他对着干的人，这些人表面迎合，暗地里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想着怎么利用皇帝的政策来发大财。

行政效率的降低将东汉变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央仍然保持着某种权威，但这种权威只是名义上的，而地方上的每一个势力都行使着小小的特权，快活地利用体制来获取利益。这时中央需要做的，只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而地方也给予中央足够的尊重，两不打扰。

一旦中央想做事，就是将矛盾暴露出来的时刻。

继东汉光武帝之后，两位继任的皇帝将东汉社会经济推上了高峰。与西汉的文景之治一样，人们把东汉明帝和章帝统治的时期称为“明章之治”。

但是，即便在明帝和章帝时期，皇帝的权威依旧不够强大，行政效率仍然低下。

汉章帝末年，由于要准备对匈奴的战争，政府财政又开始吃紧。皇帝突然想起了汉武帝曾经推出的盐铁专营制度，决定重新实行，以从盐铁专卖中获得的财政来支持军备。于是，东汉政府设立了一系列的盐铁机构。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可以办成的事情，到了章帝时期却成了悲剧。

汉章帝去世后，汉和帝登基。和帝推出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停止盐铁专卖。实际上，章帝去世前就已经下了遗诏，要废除亲自设计的制度。

盐铁制度虽然有许多弊端，但是东汉的盐铁制度之所以失败，却有它自己的特殊原因：这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太低下了，已经没有能力协调各方来组织起一套经济制度了。

在东汉时期，推行盐铁官营制度的结果必然是：章帝一说要做盐铁专卖，人们立刻一窝蜂而上，打着盐铁专卖的旗号占领资源，然而这些钱都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了各种关系户的腰包。最终的结果是，民间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中央政府也没有得到一丝的好处。

汉章帝临死前意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一个皇帝能够做成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所谓的皇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无用的福利。

光武帝和章帝的遭遇说明，即便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它的行政效率也惊人的低下，皇帝哪怕想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代价。即便如此，还往往达不到效果。

那么，东汉为什么无法创建起像西汉那样高效的行政体系呢？

这是制度的惯性带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