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漫长的终曲

公元485年，南齐武帝永明三年。由于南齐前后两代君主提倡节约，与北方的北魏休战维持和平，武帝期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时期。

然而就在这一年，在浙江西北部的桐庐，一个叫唐宇之的人却正准备造反。唐宇之的造反理由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奇怪。在那几年，齐武帝正在严格调查人民的户籍问题。自东晋末年以来，历经南朝宋，中国的户籍再次出现了大混乱。东晋时期，只有显贵的大家族（士族）才能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士族的身份都是世袭的。可是，到了南朝宋以后，许多原本没有地位的人也依靠做官、经商发了大财，他们甚至比士族更富有，却没有身份。这些人趁着政治混乱的时机，买通地方官员，或者买通士族由他们认亲，将身份从普通人（庶族）改为士族。这种做法叫作“冒籍”。

当这些庶族成为士族，获得了免税、免役特权之后，更多的穷人投靠了他们，在他们的庇荫下，也取得了免税、免役权。

随著作弊的人日渐增多，政府的税收变得更加困难。从南齐的开国皇帝高帝起，对于户籍的混乱就非常关注。齐高帝在休养生息的同时，决心下大力气整顿户籍。公元480年，他下诏征求整理户籍的意见。

一位叫作虞玩之的官员上书提出了看法。他建议皇帝设立专门的户口检查官员（校籍官），由官员通过检视黄籍，抓出那些弄虚作假的分子。为了防止校籍官的懈怠，皇帝必须给他们制定数量指标，要求他们每天都必须查出数起弄虚作假的案子。

虞玩之是一位正直、负责的大臣。他个人生活简朴，一双鞋竟然可以穿二十年。在政治上也常常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人。他提出的建议在当时来说是最有效的。

皇帝采纳了虞玩之建议，设立了校籍官。虽然校籍官也存在着收受贿赂的行为，可是由于有指标考核，还是有大量的虚假户籍被抓了出来。这些被抓出来的人被称为“却籍户”。

另一个叫吕文度的官员乘机又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为了给人们以警示，皇帝应该将那些却籍户充军，送到边防去接受再教育。

这项古代的“上山下乡”提议迫使大量的却籍户纷纷逃亡。而唐宇之所在的浙江一带也有大量的却籍户，他们面临着被抓走充军的风险。唐宇之决定利用这些人发动叛乱。

公元485年，叛乱爆发。叛乱者最初只有四百多人，但当他打出来抵抗户籍审查的旗号之后，各地的却籍户纷纷赶来投靠，竟达到了三万多人。

唐宇之率领部队进攻桐庐、钱唐等地，第二年，在钱唐创建了吴国，自称吴王。

在南齐皇帝和他的官员看来，唐宇之的行为是荒诞的。那些弄虚作假的却籍户本来就是一群违法分子，而皇帝对于户籍的整理更是无可厚非。然而，为什么这些违法分子还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反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响应？

原因在于，却籍户认为自己不是犯罪，而是在打碎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所谓“士族”和“庶族”的区分，就是一种落后和野蛮的制度。士族依靠出身就可以不缴税、享有特权，而普通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那个特权圈子。那些冒籍的人虽然目的是为了获得特权，却也明显带着对这种制度的怨恨。

而皇帝虽然通过检籍找出了弄虚作假的人，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却也间接地维护了早就不合时宜的士族制度。

所以，唐宇之的叛乱，反叛的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他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这次叛乱也让齐武帝意识到，政府的行动不能太冒进。上书建议的虞玩之辞职了，而齐武帝也不得不做出既往不咎的决定，在南朝宋的升明（公元477年—公元479年）之前已经冒籍的，不再追究，而发配边关的人也都遣返了回来。

一场整理户籍的改革不得不草草收场。

唐宇之的叛乱也显示出南朝制度的复杂性。与东晋相比，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大都成长于寒门，从武职晋升到高位，并通过禅让获得了政权。

从出身来看，他们并不喜欢士族豪门，这些豪门把持着社会资源，却不给政府纳税，处处以特权为荣。但是，他们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士族，因为那是文化和教养的象征。

于是，南朝就在“改朝换代——皇帝革新——经济发展——皇帝变得奢靡——经济衰退——改朝换代”这个圈子里一次次地循环。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被认为是一代明主，他打击地方豪族势力，试图使皇朝的财政正规化，从寒门中选拔官员，整理全国户籍，这一切使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上升期，也使得刘宋的皇帝都可以在较为宽裕的财政状况下执政。

刘裕死后，王朝的财政在文帝刘义隆时期还能支撑起王朝大规模的北伐活动，这是在整个东晋南朝期间少有的新气象。

但文帝的北伐由于连年征战不断，到了下一位皇帝孝武帝时期又缺钱了，于是又有了新一轮的整顿吏治和整理财政。不过，这时刘宋的皇帝已经迅速堕落了，他们变得荒淫无度，贪图享受，刘宋一朝迅速进入了衰退期。

南齐高帝萧道成篡权创建南齐王朝之后，首先做的又是整理财政。他的财政措施从节约开始，提倡将宫廷里的金银铜玉全部都取消，换成铁器，希望用这种方法来节省开支。之后，又大规模整理户籍。他的措施被儿子武帝所继承，形成了另一个繁荣期。

前两任皇帝的节俭带来的繁荣，到了南齐的后几位皇帝那儿，又成为他们享乐的基础，很快，皇帝的挥霍让刚刚丰盈的国库再次扁了下去。

梁武帝萧衍篡位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厉行节约。但梁武帝的厉行节约又经常让位于他对佛教的宠爱，由于在佛教上花了太多的钱，梁朝的财政一直不健康。加上梁武帝任人不当，发生了影响巨大的“侯景之乱”。这次叛乱也标志着南朝的好时光过去了。

南梁后期，南朝丢掉了四川和江陵一带最富庶的地区，实力大打折扣。

到了陈霸先创建陈朝之后，南朝在实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北朝，缩小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它的士族始终活得那么优雅，但它的财政和政治制度已经过于僵化，无法与北朝对抗了。

从秦到南朝，帝国的财政系统一直保持着延续性。秦代和汉代初期是试验期，几位皇帝在试着创建一种新式的庞大帝国。在以前，人们甚至不敢想象能在这么大的疆域内维持统一和繁荣。但经过几代人的尝试，到汉景帝时期，帝国不仅存在，而且繁荣。

然而武帝却发现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巨大缺陷：当产生战争等大的开支项目时，帝国的财政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开销。他试图引入一套国有垄断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奏效了，却给帝国带来了更致命的新问题。由于垄断体系的约束，社会永远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官僚体系在参与了经济的具体运行后，社会经济变得庞杂和混乱。当权力与经济勾结时，社会的结块和硬化再次损害了帝国的财政。

王莽试图解决社会的结块问题，他想利用皇家权力，强行击碎社会结块，却只击碎了他自己的皇位和脑袋。

东汉一代，皇帝都只能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然而由于社会的板结，东汉一直无法有效组织财政，经过官僚的侵蚀和外族入侵引起的财政超支，政权最终分崩离析。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作为胜利者，晋武帝却发现，他仍然敌不过惯性这个隐形的杀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

在更加板结的社会中，东晋和南朝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他们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每一次都指望着放松一点。到最后，八百年的试验终于结束。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的虚弱。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个蛮荒的时代，从游牧蛮族的部落制起，他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和改造，在前秦时期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汉化，在北魏时期，巩固了汉化的成果，到了北周时期，才创建了更加成熟的制度，并传给了隋唐。

这是一个从怀胎到分娩的过程，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漫长得令人绝望，但是，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最终，北方的飓风席卷了南方，将自秦汉以来积累了八百年的垃圾全都扫入了风中卷走，中国大地步入了第二次社会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