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当时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

杨国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帝国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他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各方面事务。

杨国忠的办事效率奇高无比，在他以前，吏部对官员的选拔有复杂的程序，经过三道唱选，评比从春天持续到夏季，才能将官员选出。但是杨国忠却做得轻轻松松，他在私宅里进行选拔，再召集官员在尚书省的办公室里唱一次票，一天之内就选定完毕。

对于帝国的国库，他也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短缺。直到安禄山兵起，各地的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师长安，将府库填满。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库视察，看到仓库堆得满满的，对杨国忠推崇有加。

除了吏治和财政之外，杨国忠对于军事也“有所涉猎”。在他的组织下，唐政府对西南方的小国南诏连续发动了两次大的战役，都是全军覆没。不仅如此，战争过后，原本臣属于唐朝的南诏国全面倒向当时最大的威胁——吐蕃。

但是，在杨国忠的汇报中，这两次战役都是唐朝大捷。为了扭转人们私下里对他的非议，他决定在军事上再立功勋，将安禄山拿下。

人们很难想象，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人怎么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温柔乡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人能够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这时，中央政府已经离不开这些敛财能手的帮助了，否则帝国的财政就要亏空。

如果一切以财政为目标来考核政绩，政治权力就会被这些财政专家所把持。

更致命的是，同样是基于财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再也无法掉头。

在唐玄宗时期的国际关系中，突厥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在西方崛起的吐蕃却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

统治中心位于今西藏的吐蕃人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处于鼎盛时期，不仅占领了今天的西藏，还向西进入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进入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带；在北面，则进攻了新疆的部分地区。

吐蕃人全面扩张，与唐朝在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存在着军事对抗。

在与吐蕃对抗时，唐玄宗发现，帝国创建的府兵制已经腐朽得不能打仗了。府兵制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但由于招不够兵，许多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还在驻守边防。唐代实行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也成了虚设。

玄宗登基后，进行了军事制度的改革。

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创建了十二万人的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创建后，府兵制更成为累赘。

到了天宝年间，就连当初精锐的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侍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早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忙着做买卖，身强体壮的就靠玩杂耍、拔河来煳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军事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怎么穿军装，更别提打仗了。

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开始另外组织部队。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

唐高宗时期，由于在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但当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正式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到了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皇帝授予凉州（今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成了正式官职。

所谓节度使，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他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权和民事权。节度使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了，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

到了玄宗时代，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于是，唐玄宗在边境采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

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钱能养活这些士兵。根据统计，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以及募兵制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再将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计入，那么，军事开支要比统计数字高得多。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了几倍，甚至十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应付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由此，边境的士兵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玄宗又设立了几个节度使，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

这些节度使是：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前两个节度使位于今新疆）、河西节度使（位于今甘肃）、朔方节度使（位于今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河东节度使（位于今山西北部）、范阳节度使（位于今北京、河北一带）、平卢节度使（位于今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陇右节度使（位于今陕西甘南、青海一带）、剑南节度使（位于今四川西部和云南）。

这些节度使并不能帮助皇帝减少财政开支，却可以把财政“隐形化”。他们的许多开支自行筹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

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诚，皇帝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在职或退职的宰相担任或兼任节度使，因为这些宰相对皇帝忠心不二，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把持。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交给那些失败者。

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蛮族之手。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典籍，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宰相期间完成的。但玄宗时期的宰相已经不同于太宗时期。太宗时期的宰相有四个，是集团领导制，而玄宗时期是以一个人为主。能干的李林甫享有过多的权力，承担过多的事务，能制约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并精心创建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他一旦离任，这种平衡立即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十。

在他的新方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将掌管起了庞大的唐朝军队。

在李林甫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杨国忠试图从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下手，整治藩镇。安禄山也意识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

在天宝变乱发生后，杨国忠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财政工作。当各地的勤王士兵们纷纷赶到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军队花掉太多的钱感到惋惜。他决定尽量不动国库，而是另外找钱来帮助皇帝打仗。

他派侍御史崔众到太原出卖僧尼道士的度牒，用这种方式筹钱上百万缗。但此刻的搜刮已经无助于维持唐帝国的稳定，唐玄宗也把他的理财官与宠妃一起，抛弃在了马嵬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