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公元701年冬天，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师长安。为了纪念，她将年号改成“长安”。她这次在长安待了两年，就回到了神都洛阳。此时，已经到了她政治生涯的晚期。回洛阳两年后，她就被迫退位，离开了政治舞台。公元701年回到长安，对于年老的女皇帝，更像是一场一生的回忆，让她找回记忆中的那个旧舞台。

女皇一生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双城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昭仪在京师长安被唐高宗立为皇后。

唐代的京师东西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南北十四条街，东西十一条街，这些街道纵横，将城区分成了一百零八坊。城市共有两个大市场。皇城在城市的西北角，称为西内。皇城的东北方向则是著名的大明宫，称为东内，高宗在位时已经把大明宫当作了主要的居住场所。后来，玄宗在位时又在大明宫的南面设立兴庆宫，称为南内。京师城外的北面是禁苑。苑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东至灞水，西连汉代的长安城，南靠京师，北枕渭水。

武昭仪册立为皇后两年后，她陪伴皇帝第一次前往东都洛阳。唐高宗在有生之年里，七次从京师到东都居住，每一次都由皇后陪伴。到了后来，由于身体不佳，皇后开始帮他处理政事，上朝时坐在帘子后面听政，与皇帝并称“二圣”。

高宗时期洛阳的地位已经与长安不相上下，它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穿城而过。整个城市规模比长安稍小，南北长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长十五里七十步。城中各纵横十条大街，将城市分成一百零三坊，也有两个大市场。

与长安一样，洛阳的宫城也在城市的西北角。宫城的西南有上阳宫，上阳宫西面又有西上阳宫。禁苑在都城的西面，呈不规则形状，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

从长安到洛阳的大道先是沿着渭水一路前行，当渭水并入黄河之后，又沿着黄河伸展，最后一段则翻山进入了洛水谷地。路程在十天到十六天之间，但是，由于大道上布满了皇帝的行宫，皇室走这条路时游山玩水，最短也需要二十天，有时甚至长达一个多月。

高宗皇帝第七次离开长安后，再也没有活着见到京师。他的遗体装在棺材里运往长安，葬在了乾陵。

在他的灵柩被送往墓地时，武皇后却没有陪伴在左右。皇太后决定留在东都洛阳执政，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也厌恶频繁地在两京之间来回迁徙，想找一个不需要折腾的地方。于是，新改名为神都的洛阳取代了京师长安，在这位太后兼女皇执政期间，成为唐代的政治中心。

唐高宗与则天皇后执政时，他们的迁徙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多时候都是被迫的：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已经无法养活整个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了。

在西汉，由于官制相对简单，养官成本小，政府在关中地区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但到了唐代，事情发生了变化。

唐太宗时期，内外官员的定额是七百三十人，唐太宗曾经说：我按照这些名额来招纳天下的贤才已经足够了。但随后，由于公事大量增多，太宗不得不增加了许多编外的官员，称为“员外”“特置”，以及许多加上“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的官员，之后又有各种使职，官制更加混乱，官僚人数已经远超了七百三十人。

在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员俸禄是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钱。即便加上办公费用，也不会过于庞大。由于关中地区自产粮食，每年只需要从中原地区调运二十万石粮食，就足以供应整个京师的消耗。

然而从高宗和武后，直到玄宗皇帝上台之前的时期，是唐代官僚系统膨胀最厉害的时期。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张到了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比起太宗初年已经增加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新增一千四百人进入官僚队伍。

这还不算夸张，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并不庞大，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公元707年），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人。到玄宗时期，仅宫女就达到了四万人，带品的宦官已达三千人，更高级别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数量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多达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这些人加上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且需要供养的集团。

随着官僚人数以及都市规模的膨胀，长安的粮食日渐供应不上了。

唐代之前，隋炀帝已经发现了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长安和关中平原这个西汉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已经变得贫穷，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财富。炀帝创建运河系统的初衷，就是要将江南富庶地区与首都连接起来。一旦首都资源紧张，可以便利地从江南调运物资。

然而，在唐代初期，人们发现炀帝当初的设计有一个瓶颈：南方的粮食经过运河北上到达黄河后，经黄河运输到长安却困难重重。

当时的运输路线是这样的：每年二月份开船从扬州出发，四月之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属于大运河河道），由于这时候运河水浅，通行不便，要到六七月份才能到达运河与黄河交接的河口。可这时恰逢黄河的丰水期，无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黄河水落下去之后，再航行进入洛河（洛水）。把粮食从扬州运往洛阳，需要耗费多半年的时间。从运河转黄河时，江南的水手由于不熟悉黄河水性，必须雇佣当地人，这也加大了运输成本。

把粮食运到洛阳，整个运输工程只完成了一半。从洛阳转运到长安还有更大的麻烦。首先，要从洛阳用车辆或者牲口把粮食驮运到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通过陆路绕过三门峡，再重新入黄河，入渭河，将粮食运往长安。

为什么粮食从运河进入黄河之后，不直接沿着黄河一直西进直达渭河和长安，而非要经过如此麻烦的陆路转运呢？因为黄河有天堑——三门峡。

在古代，位于河南、陕西交界的三门峡是造成黄河运输困难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峡口位于崤山的怀抱之中，河中立有砥柱，水流湍急。当时坐船过三门峡，十艘有七八艘会出事故。走水路必须做好折损百分之八十资产的准备。而走陆路的成本又很贵，从洛阳到陕州的三百里，每运送两石粮食就要花费一千钱，运输成本远超粮食的价值。

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唐代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大规模运输漕粮到长安。皇帝只能采取另一个做法：不定期地将政府从长安迁移到洛阳。政府迁移到洛阳时，所有相关人员也都跟过去，长安的粮食需求迅勐下跌。

隋文帝也采取过类似的方法，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地区大旱，隋文帝就只好跑到洛阳。

唐高宗和武后也屡屡采用这个策略。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十多个州出现灾情，其中关中最严重，第二年正月受灾最重之时，新的收成没有下来，老的收成已经吃完。皇帝立即决定打包走人，迁徙到东都，避免与民争粮。皇后跟着高宗皇帝七次迁徙，高宗一死，她立即决定永久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洛阳创建神都，不再回长安了。

武后的选择也显示了长安的窘迫地位：从西周时期，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就是最繁华的所在，但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长安已经变成了西北一隅，在经济上丧失了重要性。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仍然是首都，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长安输血，这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武后时代，也是唐代财政问题逐渐积累的时代。她依靠迁都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都在恶化。

在官僚系统上，唐高祖制定的一系列可笑的自我经营式财政政策已经失效了，而官僚的膨胀速度超过了预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经费来维持运转。

土地国有制和分配制度也执行不下去了。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能回收的土地有限，土地兼并问题表现得愈加明显。

而令唐代政府更加头疼的是逃税户问题，一旦税收加重，超过了人民承受的极限点，人民立即逃走不再缴纳税收，而他们的土地也被更强势的人兼并。

高宗时期的名将刘仁轨曾经在白江击败日本和百济的联军，他在上奏时却说，自从开战以来，政府大肆征兵，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靠贿赂逃避兵役，没钱的人，哪怕是老弱之人也被充军。

武后时期的陈子昂更是屡次谈到民间的困苦，如四川的官吏横征暴敛，导致大量人口抛弃土地，逃入山林。狄仁杰谈到，由于军事征召，河北地区出现大量人口逃离的现象。“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

武后时期也是府兵制逐渐衰落的时期。这种农战结合的兵役模式在创建之初极有效果，但是，随着机构的老化，军士的惰性增加，府兵制必然如同国有企业一样低效，整个系统变得臃肿，士兵既不能耕地，也不会打仗，军事体系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武后看到了问题所在。她一上台，就准备整理财政。她试图查清税基，避免偷税漏税。

普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后将帝位传给儿子唐中宗的那一年，唐代的户籍已经达到了六百一十万户以上，比唐高宗初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万户。

人口的增加使得政府税收也相应增长，但仍然比不上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

为了防止忠于唐皇室的官员起兵反对她，也为了整治贪污成风的现象，武后进行了又一轮的集权。她撇开了正规的官僚体系，借助亲手提拔的酷吏，加大监察力度，并采用举报加酷刑的方式，来让官员俯首帖耳，减少贪污，从而解决更加恶化的财政状况。

但这些酷吏一旦掌了权，就和武则天想惩治的官员一样，变得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武则天只能扶持新一批酷吏来对付前面的一批，这样的循环直至她下台才结束。她死去时，唐代原本的官僚系统正在解体，宰相权力削弱，围绕着皇帝形成了新的小圈子。

宫廷挥霍成风、养官成本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官员行为缺乏约束，这是高宗和武后时代遗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