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制度——从汗到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历史大观园制度构成 2020-06-20 15:07:23 0

一

据《元史·太祖纪》，“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圣武亲征录》所记略同。此处所谓“尊号”实由两部分构成。前者“成吉思”用来拟写蒙语chinggis一词的语音，或许来源于突厥语chingis，译言“强硬的、凶猛的”；但它也可能是突厥语词tengiz（译言“海洋”）的蒙古语读法^[1]。而所谓“皇帝”，则必定是某个蒙古语原词的汉语对译语。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用来指称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蒙古语原词究竟是什么？

志费尼在13世纪中叶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告诉我们，萨满巫师帖卜腾格理曾在当时传达上天的意志，赐予帖木真以“成吉思汗”之号；拉施都丁的《史集》重复了这个说法^[2]。关于这个问题，《元朝秘史》写道：“虎儿年，……于是对成吉思合罕奉与了罕的名号”^[3]。这一叙述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含糊。帖木真被赋予的正式称号似乎是“罕”，也可以译写作“汗”。然而几乎是在所有的场合，《秘史》在提及这位大蒙古国的缔造者时，又总是称呼他为“成吉思合罕”，而不是“成吉思汗”。白鸟库吉因此曾推断，当日蒙古语对“汗”与“合罕”不甚分别，所以二者经常被混用^[4]。但是舒尔曼不太同意此一看法。他指出，在蒙元政治体系之下，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合罕；然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帝国之内都允许存在远不止一个的汗^[5]。

我们知道，不论“汗”与“合罕”在作为外来词进入突厥语之前是否完全等义，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构词法意义上的联系，它们在13世纪前的突厥语中乃是两个在构词法方面已全然没有联系、而实际上又语义相近的普通名词^[6]。如果以此种状况作为考察相关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汗”出现在蒙古诸部的政治语汇之中，大概要远早于“合罕”一词之被引入。可是由于今本《元朝秘史》基本上把“合罕”当作专用于出自成吉思汗一族的王者之称，而只用“罕”来称呼几乎所有的其他首领或王^[7]，遂使上述历史真相变得甚难窥破。

二

文献中明确记载的蒙古部最早的汗，似是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既孥笃儿罕（jinodur qan？）^[8]。他的儿子海都，《史集》亦称之为“汗”^[9]。海都之后，他的孙子敦必乃也拥有“汗”的称号，此可见于《史集》。敦必乃之后的三任蒙古部的汗，先后为葛不律寒（按：“葛不律”，一译“合不勒”，而“寒”即“汗”或“罕”的异译）、咸补海罕（“咸补海”一译“俺巴孩”）和忽都剌罕；其中二者见于《元史》的《宗室世系表》，咸补海罕则见于《太祖纪》。值得注意的是，上列最后三个蒙古部先祖，在《元朝秘史》里都已被赋予“合罕”的尊号^[10]。《史集》虽对合不勒仅只称“汗”而已，而对俺巴孩和忽图拉两人，却亦以“合罕”称之。《圣武亲征录》对“可汗”一称的使用最滥，不但忽都剌，而且连他的儿子搠只、俺巴孩的儿子阿丹（又译合答安），以及被《史集》明言从未正式取得过“君主”地位的叶速该（一译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11]，都被冠以“可汗”的名号。

然而出现于上述种种场合的“合罕”或“可汗”，很可能都是对原始记录的事后追改所致。若以目前确知的写成于1250年代之前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那么我们只能承认，“合罕”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尚未被纳入直到那时候为止的大蒙古国政治语言之中。伯希和曾写道，在蒙古史的范围内，“最先采取合罕称号的是窝阔台，而它只是某种属于个人的名号，以至于后来‘合罕—汗’甚至成了对他的特定指称。只有在忽必烈治下，它才被当作专用于大汗的称号。或许有人会反对说，《秘史》总是使用‘成吉思合罕’的提法，并且甚至还用它来指称成吉思汗之前那个最初的短暂的蒙古帝国的君主们，诸如‘合不勒合罕’、‘忽图剌合罕’等等。但所有这些均须归因于较后来的习俗，那时在蒙古人的习惯用法中，‘合罕’已经取代了‘汗’。它们或者出于1240年时的《秘史》编写者之手，但愈加可能是被时代更晚的文本抄写者所追改。无论如何，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说，成吉思汗并没有采纳‘合罕’的称号。保存在列宁格勒的所谓‘成吉思汗石’就以chinggis qan-i，亦即‘成吉思汗’一语的属格开头。……直到贵由的时代，情形依然如此。众所周知，在1246年写给印诺森教皇的信中，他用突厥语自称为talui-nung han，而他的蒙文印玺则写作dalai-in qanu（属格形式），也就是说，在上述两种场合，他的尊号都是‘汗’，而不是‘合罕’”^[12]。

伯希和关于今本《秘史》中的“成吉思合罕”系对原来文本里“成吉思罕”称呼之改书的看法，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今本《秘史》第255节，留下了全书中唯一的一处“成吉思罕”的用例。这一语词在亦邻真和小泽重男的畏吾体蒙古文《元朝秘史》复原本中，都未经任何说明地被改写作“成吉思合罕”^[13]。事实上，它所反映的，很可能恰恰就是原始文本的面貌，而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为抄写者所漏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秘史》所记成吉思汗诸子对其父亲的称呼中。今本《秘史》一般是注意到“罕·父”（qan echige）与“合罕·父”（qaghan echige）这两种不同身份称呼之间的区别的。但是文本中成吉思汗诸子对父亲的叫法，却既有“合罕·父”，又有“罕·父”^[14]。后者同样应当是改削未尽所致。另外，札木合对成吉思汗的称呼，有一处作“合罕·安答”（qaghan anda），还有两处又作“罕·安答”（qan anda）^[15]。后者无疑也属于因抄写者的疏漏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原文。

尽管“合罕”作为“专用于大汗的称号”并不存在于早期蒙古部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但在13世纪的上半叶，在漠北草原上那些社会关系和政治组织最为发达的部落联盟中，它确实早已被用作最高首领的尊号了。这里需要重提《圣武亲征录》所枚举过的那些“可汗”。虽然蒙古部先祖中之被命名为“可汗”者，十有八九出于后来的追溯，但也不应该由此就全盘否定《亲征录》所言及的西辽国王乃至克烈、乃蛮等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之称为“可汗”的真实性。他们中间包括西辽王朝的“契丹主菊儿可汗”，克烈部的“汪罕可汗”（又写作“王可汗”）、其父“忽儿札胡思·盃禄可汗”、其叔父“菊儿可汗”（亦作“菊律可汗”），乃蛮的“亦难赤可汗”、“盃禄可汗”、“太阳可汗”等^[16]。如果说在“亲征录”所据的诸种原始的民族语文资料里，这些人物原本就只是这样那样的“汗”，那么汉文迻译者还有什么必要多此一举，特意去为蒙古敌对方面的此等首脑们的地位升格？

还需要强调的是，《亲征录》的相关记载并不只是孤证而已。《秘史》里的“王罕”，在《元史》的列传中多次被称为“王可汗”^[17]。至于西辽国主称“可汗”，则更是情理中事，因为“可汗”一词虽不见于女真语，却完全可能作为契丹语旧有词汇而被带入西辽的政治语言。在突厥语中原本与“汗”近乎等义的“可汗”，开始在语义方面显得越来越更其隆重，西辽的影响或许是不可忽略的。耶律楚材有《过云中和张仲先韵》诗云：“挂冠神武当归去，自有夔龙辅可汗。”此诗的写作时间当与《过云中和张伯坚韵》相近。后面这篇作品中有一联写道：“射虎将军皆建节，龙飞天子未更元。”是知它们都写于成吉思汗死去不久、拖雷监国之初，正当作者从西夏经云中北返漠北的旅途中。诗中所谓“可汗”，应当来源于他扈跸西征时所游历过的受突厥政治文化支配的西域地区，包括西辽故地在内^[18]。

我们知道，蒙古部在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达程度，远不如比他们更突厥化的那些原蒙古语部落（如克烈），以及位于漠北草原中西部的突厥部落（如乃蛮）。蒙古部在乃蛮人的眼里是一帮“歹气息、衣服黑暗”的乌合之众^[19]，根本不能与克烈部相提并论。甚至直到蒙古部取得草原霸权将近半世纪之后，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忘记，与乃蛮、克烈、塔塔儿等部相比，“蒙古人是人类中最可怜的人”^[20]。超乎“汗”的权威及身份的“合罕”没有从蒙古部的内部结构中产生出来，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

以上讨论想已说明，窝阔台是从哪里采纳了“合罕”这个称号的。但在当时它不过是专属于窝阔台个人的尊号而已。《秘史》曾反复说及，窝阔台所登临的“大位”（yeke oron），仍然叫作“罕”，而不是“合罕”。^[21]如前所述，继承窝阔台的贵由，依然袭用“汗”作为自己的称号。

然而，就目前所知道的钱币学证据来判断，从成吉思汗尚仍在世时的1220年代开始，在更深地受到突厥文化浸染的蒙古帝国西半部，人们已开始把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统称为“合罕”。1221年发行于巴达黑山西北之瓦哈希河谷的金属制币，已经把此前制币上的铭文“罕所有之底儿罕姆”（khān-ī dirham）改书为“合罕所有之底儿罕姆”（khāqān-ī dirham）；同样的变化亦可见于1221年冲制于不花剌的钱币上；同年冲制于马鲁的钱币铭文读作“至高的合罕，公正的成吉思汗”（al-khāqān al-'āzam，chingiz khān al-'ādil）；这时候的喀兹尼钱币铭文则写作“公正，至尊，成吉思汗”（al-'ādil，al'āzam，chingiz khān）；而在讹答剌发行的钱币的铭文中，我们发现“合罕”一词的正字法形式已开始被写作qā'ān^[22]。

自窝阔台时期始，qā'ān在西域钱币铭文中的用法便日益普遍，如al-qā'ān al-'ādil al-'āzam（“公正的至尊的合罕”）之类^[23]。据爱尔森的研究，此后出现在西亚钱币上的贵由帝号，有一些简单地写作“公正的合罕（qā'ān）”。而1247年由谷儿只王大卫冲制于桃里寺的钱币铭文则作“天底气力里，贵由合罕（qā'ān）统辖里；奴仆达乌德”。贵由派往西亚的军事统帅拜住写给教皇印诺森四世的信件，亦称此举出于“合罕本人的神圣意旨”^[24]。至于蒙哥时代，我们有早至1252年冲制于谷儿只的钱币，其铭文里有“世界之国蒙哥合罕福荫里”等语^[25]。

有关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名号问题，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记载非常值得重视。这位西亚历史学家显然更重视出自中央兀鲁思方面的正式称谓。因此，尽管“贵由合罕”已是当日西方广泛流行的称呼，但志费尼还是把他叫作“贵由汗”。另一方面，在他的书里，蒙哥的帝号却已与同书所记录的其前辈成吉思汗和贵由汗不同，他被很明确地叫作“可汗”。不过，该书记事虽终止于蒙哥朝晚期，唯志费尼死于1280年代，所以也无法绝对排除他把一个略晚于蒙哥朝才形成于蒙古本部的称号倒溯到蒙哥汗头上的可能性。幸运的是，现有的蒙文资料已可以证明，蒙哥在世时，确已将自己改称为“合罕”。

在晚于上引钱币铭文的蒙古文碑铭，即颁发于1254年初的畏吾字蒙文少林寺圣旨碑中，蒙哥尚仍沿用“汗”的头衔^[26]。现在可知的最早称他为“合罕”的蒙文资料，应是著名的蒙文“释迦院碑记”。原碑的第二行可读作：“‘愿蒙哥合罕万万岁’么道巴立托建立［此碑］”^[27]。该碑的建树年代为1257年。对这些证据加以排比分析，我们似乎有理由说，把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命名为“合罕”，最先发生在突厥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帝国西半部分。同时也正是在西域地区，它最先被黄金家族的成员自身所采用^[28]。而后在1250年代中叶，也就是1254年到1257年间的某个时候，这个词汇终于被帝国东半部的蒙古人接纳到自己的政治文化之中。“合罕”从此成为蒙古大汗的正式名号。而1261年的少林寺圣旨碑表明，忽必烈从即位之初，所使用的便是“合罕”的称号^[29]。

德福在四十年前曾经认为，大蒙古国使用“合罕”的称号，是受汉地影响的结果^[30]。现在看来，其直接推动力恐怕还是来自西部蒙古帝国。即使在契丹语中“合罕”被赋予至高身份的含义最初可能与汉地皇帝制度的影响有关，即使十二三世纪漠北草原上“合罕”身份的提高果真是西辽政治文化的作用使然，蒙古人却好像还是经由了突厥文化的中介环节再采纳这个概念的。

四

大汗的蒙古语称号由“汗”改为“合罕”之后，它又被倒溯性地用来界定蒙古部过去几个首领的身份。孛端察儿、俺巴孩和忽图拉在《史集》里都是“合罕”。这当然不会是拉施都丁自说自话的发明。因为他在处理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例如，尽管他极口赞扬合不勒汗的声名威望，肯定他是“自己部落和属民的君主和首领”，《史集》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他称为“可汗”。又如，尽管他将忽图拉汗死后选举蒙古部首脑的那次大聚会误记为发生在俺巴孩汗死后，但拉施都丁的有关叙述仍然保持着据实直书的风格。他写道：“在这次聚会上，谁也没有被确定为他们的君主。”同时他又根据他所了解的有关史实推断说，后来这个地位“想必一定授予了”阿答勒汗的儿子塔儿忽台。不过他也没有忘记补充说，“可以确信的是，他（此指俺巴孩）的侄儿忽图拉合罕死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进行了统治”^[31]。这段叙事既保留了蒙古部内的泰赤兀氏和乞颜氏两支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珍贵情节，又在照顾到乞颜氏后人维护也速该正统地位之良苦用心的同时，揭示出也速该未能获得对于全蒙古部落的统治权这一事实。

所以，拉施都丁把孛端察儿、俺巴孩与忽图拉叫做“可汗”，一定是有其依据的。这个依据，无疑来源于《史集》所依赖的最重要的一种史源《金册》。是知在这部由元朝大汗颁发的具有官方档册性质的史书里，成吉思汗直系中的若干早期的汗（包括肯定属于被后来人追认的“孛端察儿汗”在内），已经被改称为“合罕”了。但是，这样的推断马上会遇到一个乍看起来极难回答的问题。《史集》对也速该、成吉思汗和贵由都没有使用“可汗”的称呼。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就必须承认，其所据也应当是《金册》中的记载。否则，拉施都丁如何敢将权威文本中的“合罕”称号擅自降格为“汗”？那么，《金册》对祖先追赠“合罕”称号，为什么会采取舍近求远的奇怪态度呢？

现在就必须说到元代的太庙制度了。至元元年（1264年），元廷依汉制定太庙七室，分别供奉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术赤、察合台、贵由、蒙哥以及他们各自的皇后。次年尊成吉思汗为“太祖”；三年（1266年），增祀也速该，并为其中的元室直系祖先及诸先帝制“尊谥庙号”，遂列为八室供奉^[32]。在一个以蒙、汉双语为共同官方语文的时代，为列祖列宗确定汉语名号，当然也意味着需要重新肯定他们原有的蒙古语称号，或是另外予以新号。也许是因为汗与合罕的分辨在当时尚不如更后来那般严格鲜明，或者“成吉思汗”之称号所蕴含的崇高权威性使其子孙觉得完全不需要再易“罕”为“合罕”。总之，诸人被列入太庙时，其蒙古语的称号均未经改易。既经这次极隆重严肃的再确认，上述诸人的蒙古语旧称反而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性，并且从此固定下来。正因为如此，《金册》才会在追称蒙古部先祖为“合罕”时，不及于也速该、成吉思汗和贵由三人。事实上它也是终元一代的定制。在今存蒙汉合璧或蒙文的圣旨及令旨公文碑里，元太祖大多写作“成吉思汗”，其中只有五通称“成吉思合罕”，时代最早的一例写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33]。这些用例，似可看作当日社会已流行的用词法对公文写作的侵蚀。

肯定元太祖在《金册》中被称为“成吉思汗”，也就是肯定下述事实，即至少直到编写《金册》时为止，《元朝秘史》对元太祖的称呼也只能是“成吉思罕”。对先祖尊号的等级，一般总是只能提升、而难以降低的。《元朝秘史》既是宫廷秘藏的珍贵史册，又是编撰《金册》时的第一等史源。如果那时的“秘史”文本已经称元太祖作“成吉思合罕”，《金册》怎么可能把他的地位再从“合罕”降等为“汗”？所以，今日所见的《秘史》文本，其抄录并在抄录过程中对某些语词加以修改，必定是在《金册》修撰完成之后。《金册》的编定年代于是也就变成判断今本《元朝秘史》形成时代之上限的关键^[34]。

五

拉施都丁所说的《金册》，未见于汉文文献记载。但它极有可能就是用泥金粉汁书写的元朝诸先帝《实录》的蒙文译本或其节译本。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35]。又据《元史·王利用传》，传主在至元年间“与耶律铸同修‘实录’”，时在他“奉旨程试上都、隆兴等路儒士”之后。元廷差官对儒户实行大规模的甄别考试，完成于至元十三年三月^[36]。足证“本纪”所谓“监修国史”，实指撰修“实录”而言。元制不置“日历”、“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以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37]。元为前四汗补修实录，始见于此时。十年之后，即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撰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繙译，俟奏读然后撰定。’从之”^[38]。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也？犹当询诸知者’”。二十七年六月，“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定宗实录》”；同年十一月，又有撒里蛮与兀鲁带进《太宗实录》的记载^[39]。这里说到的“祖宗实录”等语，无疑是指国史院所修汉文“实录”的“畏吾字繙译”而言。史文没有具体提及《太祖实录》，但既然撤里蛮在奏议中明言拟翻译的是“太祖累朝实录”，它恐怕是有畏吾字蒙文译本的。或许它就被包括在至元二十五年二月由撒里蛮进读的“祖宗实录”之中。不过因为世祖听读后没有对它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所以后来对此少有言及。前四汗的“实录”，并没有类似“日历”、“起居注”那般完整的原始记录作为依据，因此它的篇幅远不像后来的“实录”那么大。把它们全篇译为蒙古文，还不算是一项太大的工程。

元世祖“实录”的修撰，在他去世后不到半年就动工了；次年（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40]。元贞二年十一月，“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41]。是知当日对蒙文本的《太宗实录》又做过一次修改；《宪宗实录》的蒙文本大概也完成于此时；而《世祖实录》的篇幅太过庞大，实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全文翻译出来，其所指当即以下就要说到的蒙文节译本而已。

修订前四汗“实录”最终告一段落，要晚至元成宗后期。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42]。史文没有明确交代这究竟是在说“实录”的汉文本抑或其蒙文译本。不过此中意思，仍能从稍后的一条相关记载里揣摩出来。大德八年二月，“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43]。撒里蛮是蒙译诸朝实录的自始至终的主持者。由他进呈的“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必为蒙古文译本无疑。由此可以明白以下两点：其一，翰林国史院于大德七年十月与次年二月所进呈给皇帝的，显然属于按同一编写方案与体例先后写定的事关两个不同时段的实录。因此，前一次所进“五朝实录”，也应像后一次那样包括汉文原本及其蒙古文的翻译本。其二，实录的蒙古文译本，应该都如同《世祖实录》的蒙文节译本那样，是用泥金粉汁来书写的。

综上所述，拉施都丁在伊利汗国看到的宫廷密档《金册》，其实就是由元朝大汗颁发给黄金家族各支后王的“金书”实录蒙译本，就《世祖实录》而言则是其蒙文节译本^[44]。它的编写始于1287年，而最后完成于1303年。由是推知，称元太祖为“成吉思合罕”的“秘史”文本，其形成必晚于1303年。这个文本远不止改“成吉思罕”为“成吉思合罕”而已。蒙古部的祖先，包括在《金册》中已被升格为“合罕”的俺巴孩、忽图拉，以及尚未被《金册》改称为“合罕”的合不勒、也速该等人，在《秘史》的这个文本中都被赫然赋予“合罕”的地位。克烈、乃蛮等部的首领本来已有“合罕”之称，现在却统统都被降格为“罕”。亦邻真曾举“汪罕被写得简直是个草原哈姆雷特”为证来说明，“《秘史》对有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文学的创造”^[45]。从对“汗”与“合罕”称号的对位移易中，我们再次看到，对胜利者的偏袒，是如何被“层累”地积淀在历史书写之中的。

六

对《秘史》写作年代的讨论，已有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我们采纳伯希和把《秘史》的原始文本与其“时代更晚的”抄写文本加以区别考察的见解，则有关它的原始文本的写成年代问题似乎就会变得简单多了。第247节中出现的“宣德府”，第248节中的“东昌”，肯定都是要到忽必烈时代才存在的地名。过去曾有学者据此推断这部史诗写于1260年代或者更晚。但是倘若考虑到今本《秘史》的抄写是在1303年之后，那么上述情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么说来，《秘史》的原始文本，又形成于什么时候呢？

今本最后一节（即第282节）那段著名的“尾跋”写道：“大聚会聚着，鼠儿年七月行，克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七孤山行失勒斤、扯克两峰间营帐下着有时分写着毕了。”亦邻真指出，要说时间（鼠儿年）、地点（曲雕阿兰，按即“阔迭额·阿剌勒”的异译）、事件（召开忽里台大会）“三个条件具备的，只有1228年戊子。第269节明确写着鼠儿年在曲雕阿兰开了忽里台，奉窝阔台为帝。所以，《秘史》第282节的鼠儿年应该是1228年”。不过，这一节原本应该排在第268节，即有关成吉思汗记事的最末一段之后。但后来又有人续写了有关窝阔台的记事，附加在成吉思汗记事的后面。“明翰林译员音写《秘史》之后，把原来附在最初部分后面的‘鼠儿年撰写完了’一段文字，顺手置于全书的末尾”^[46]。也就是说，《秘史》的第1节至第268节，再加上现在成为全书尾跋的第282节，写成于1228年推举窝阔台为汗的忽里台大会上^[47]。那么，它后面的关于窝阔台的记事，又著成于何时呢？

前文已提及过，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秘史》的后续部分里仍然叫作“罕”，而未曾改变为“合罕”。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它最明显地反映出相关文本写作的时间性：即《秘史》后续部分的写作时间，乃是在“合罕”作为一个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普通名词进入中古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体系之前。这也就是说，它的完成应早于1260年代，从而最可能是在推选蒙哥为汗的1251年的忽里台大会期间。

把全部窝阔台记事的写作定于1251年，也会遇到某些难以解释的疑问。第274节最后叙述蒙古征高丽的史事说：“又在先女真、高丽处，曾命札剌亦儿台征进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儿为后援征进了。就为探马赤以镇其地。”那珂通世在九十多年前就已经揭出，《秘史》提到的这两个蒙古将领，在《高丽史》中分别写作“车罗大”和“余愁大”；据此，则这次军事行动实系发生在1254年到1258年之间。那珂通世认为，这是一段羼入《秘史》文本中的后人增补的文字^[48]。

事实上，这还不是唯一存在问题的地方。紧接着这一节之下，《秘史》又叙述了拔都和贵由及察合台后王不里在结束“长子西征”的宴会上交恶的故事。贵由在争吵中辱骂拔都是“有髯的妇人”，声称“我脚后跟推倒踏他”。不里则骂道：“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他们的亲信也帮腔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拔都是蒙哥当选大汗最关键和最有力的支持者。1250年代游历欧亚大陆的西方旅行家说，拔都在蒙古帝国东半部的威望及其所受到的尊敬，要超过蒙哥汗在帝国西半部的声望^[49]。在蒙哥汗即位的大聚会上书写并朗读这样的诗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秘史》第274节至第277节，也应当是后来补入的文字。只有在术赤系后王因支持忽必烈的对手阿里不哥，以及为争夺高加索以南的牧地而与拖雷系后王由结盟转为互相敌对之后，这些文字的创作才会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那当然只能是在忽必烈的时代了。

七

现在把本文的结论简述如下。

一、终元太祖之世，他的称号始终是“成吉思汗”，而从未有过“合罕”之称。

二、蒙古政治体系采纳“合罕”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乃始于蒙哥时期。

三、随着“合罕”之称号流行日广，在忽必烈朝及此后，元太祖有时也被叫作“成吉思合罕”。但他正式的官方尊号仍然是“成吉思汗”。

四、拉施都丁所说的《金册》，就是用金字书写的元“实录”的蒙译本和蒙文节译本。它编写于1287年至1303年之间。

五、《秘史》的原始文本分别写作于1228年和1251年。不过，其续写部分中有四个段落是元世祖时期增补进去的。

六、今本《秘史》，是在14世纪抄写并被部分地加以改写而成的文本。

［原载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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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再论“成吉思汗／合罕”之称号》，海希西（W．Heissig）与萨迦斯特（K．Sagaster）主编：《尼古拉·鲍培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威斯巴顿：哈拉索威兹出版社，1989年。此文的复印件，蒙乌兰教授在百忙中寄赠，谨此致谢。按：亦邻真曾在提交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983年）的论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断言，有关“成吉思”一词的义训，“还是拉施都丁《史集》的解释最为可信”。他并举萨满教的古祷文及《华夷译语》所录“呈·巴图”（译言“坚·固”）一词印证之。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92。又按，草成此文后获悉，罗文已由陈得芝老师译为汉语，以《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为题发表于《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辑，南方出版社，2003年。

(2) ?《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0；《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273。

(3) ?《元朝秘史》第202节。按，“罕的名号”，蒙文作qan nere。

(4) ?舒尔曼（H．P．Schurman）：《13世纪蒙古的赋役体制》，《哈佛亚洲研究集刊》卷19（1956年）。参见该文注19所引白鸟之说。

(5) ?舒尔曼前揭文，注19。

(6) ?克劳逊（G．Clauson）：《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1972年，页611、630；罗依果前揭文，尤其是注52。又按：罗依果写道：“自从迦特梅尔于1836年发表有关‘合罕’与‘汗’的长篇注释以来，仅列举涉及这个话题的相关文献的目录，就需要占用好几页的篇幅”。他在该文中详细介绍了伯希和未刊手稿从构词法角度对qaγyan与qan这两个“原蒙古语”语词间相互关系的分析（qaγan＞qa'an＞qān＞qan）。罗氏又指出，ā＞a的语音变化在蒙古语中远不如在突厥语中那般普遍。因此，毋宁认为中期蒙古语中的qan，是qān在突厥语中先已演变为qan，继而返游于蒙古语的结果。但是据《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武帝咸宁三年”（277年），qaγan与qan的最早见于使用，似乎同在拓跋鲜卑的力微时代，而二者所指，在地位上或许已有高低之分。由此看来，关于这两个词汇的历史语言学解释，仍然稍有未惬之处。

(7) ?小泽重男日译《元朝秘史》（上），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页48。

(8) ?《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按：此人之名在《元朝秘史》里被记为合赤曲鲁克（qachi külüg）。又据拉施都丁，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是蔑年吐屯；而据《元史·宗室世系表》，蔑年吐屯应是既孥笃儿罕之父，亦即成吉思汗的八世祖。参见《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8。

(9) ?《史集》第1卷第2分册专设《海都汗纪》，用来叙述他的事迹。《元史·太祖纪》追述海都时代说，其时，蒙古部“形势寖大。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据此则海都称汗或为当日事实，而他又把“汗”的名号追溯到自己父亲的时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0) ?《秘史》的叙述在有意突出三人的统治身份时，往往叫他们“合罕”。但当他们在一般性的叙事中被提及时，又多写作“罕”。关于这一点，且详下文。

(11) ?《史集》第1卷第2分册，页57。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秘史》在大多数场合称也速该为“罕”，只有一次叫他“合罕”，见第150节。

(12) ?伯希和（P．Pelliot）：《马可波罗注》卷1，巴黎，1959年，页302。按：伯希和谓窝阔台在后来的文献里被称为“合罕—罕”，恐怕是由汉译圣旨碑中的“合罕皇帝”一语倒推出来的结论。实际上，汉文“合罕皇帝”当即蒙语qaghan的对译语词。元代蒙文中也许并不存在qaghan qan这样一个语词。又按：突厥语词talui-nung han和蒙古语词dalai-in qan都译言“海内汗”。见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4年，页25。

(13) ?亦邻真（Yikminghatai Irinjin）：《畏吾字复原本〈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250。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下）》，东京：风间书房，1989年，页310：因手头缺书，不克检阅小泽复原本，此项知识承蒙乌兰赐告。

(14) ?例如这两种称呼就同时出现在《秘史》第255节里。

(15) ?见《秘史》第200、201节。

(16) ?札木合在该书里也被称作“菊儿可汗”。如果其记载属实，那么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蒙古部采纳“可汗”名号的一次最初的、但为时短暂的尝试。

(17) ?见《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卷120，《术赤台传》；卷130，《不忽木传》；卷136，《哈剌哈孙传》；卷150，《耶律阿海传》；卷196，《拜住传》等。按：诸传记显非皆以《亲征录》为其史源。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追叙哈剌哈孙先人史事，即把王罕称为“可汗”。文见《元文类》卷25，又见《中庵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卷4。

(18) ?两诗俱见《湛然居士集》卷3。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把它们的写作时间系于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见《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附录二《耶律文正公年谱》。当然，对于此处的“可汗”之语，也可能像“夔龙”一样，只是耶律氏在辞赋创作时袭用的一个传统语汇而已。《全唐诗》卷86收张说《奉和圣制送宇文融安辑户口应制》云：“至德临天下，劳情遍九围。……怍非夔龙佐，徒歌鸿雁飞。”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高昌》：“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柳河东集》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16）。又按：在讹迹干一座建立于1152年的喀剌汗朝王陵的题词中，我们可以读到“公正的、至高无上的合罕”（al-khaqān al-'adilal-ā'zam）一语。柯尔巴斯（J．Kolbas）以为，此时距离喀剌汗朝的灭亡仅只十一年，王室最高权威的式微遂使“王室一个地方分支的统治者得以将虚而不实的至高尊号据为已有”。但是，出现在这里的“合罕”，也可能仍然如同它早先在突厥语中的情况一样，乃是一个基本上与“罕”等义的称号。见柯尔巴斯：《蒙古人在伊朗：从成吉思汗到完者都时期，1220—1300年》，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6年，页42。

(19) ?《元朝秘史》第189节。

(20) ?此说见于1250年代访问漠北的鲁布鲁克的记载，但它传达的，显然是当日尚流行于蒙古社会的一种深刻记忆。见《出使蒙古记》，吕浦、周良霄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40。

(21) ?例如，《秘史》第269节描写鼠儿年（1229年）的忽里台大会说，诸王宗戚“成吉思合罕的［提］名了的只圣旨依着，窝阔歹合罕行罕立了”。第270节又说：“窝阔歹合罕自己罕被立了着……”

(22) ?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38、42、51、63。值得注意的是，柯氏书中已被本文引述过和未加引述的所有那些铭文都使用“成吉思汗”的称呼，而尚未看见“成吉思合罕”的例证。前者在当时早已成为一个太过响亮的尊称，因此即使在西部蒙古帝国，当人们以十分熟悉的“合罕”名号来改易东部蒙古语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汗”时，“成吉思汗”这个传统的称号却依然被沿用下来。

(23) ?柯尔巴斯前揭书，页94—95，及此后各页。

(24) ?爱尔森（T．T．Allsen）：《伊朗蒙古政权合法性形式的转变》，希曼（G．Seaman）与马科斯（D．Marks）：《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洛杉矶：南加州大学，1991年。按：“达乌德”即该钱币冲制者大卫（David Narin）一名的异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所见的拜住这封书信，其文本不是蒙古语的，它出于西亚译人之手。所以此处的“合罕”仍可视为流行于西部蒙古世界的称号。

(25) ?帕科莫夫（E．A．Pakhomov）：《格鲁吉亚的金属钱币》，第比利斯：梅茨涅伯出版社，1970年，页133。转引自爱尔森（T．Allsen）：《蒙古时代欧亚大陆的文化与征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1，注16。又按：谷儿只发行的钱币上，也有的在两面分别冲压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长生天气力里，世界皇帝蒙哥汗”等字样。这似乎应当是蒙哥汗正式改称“合罕”之前留下的。中央兀鲁思的官方称呼在此时远达西亚，或许可以表明，与贵由相比，蒙哥在西部蒙古世界的政治权威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增长。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142。

(26) ?道布、照那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道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204（本文最初连载于《民族语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第1期）。

(27) ?参见陈得芝：《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

(28) ?例如旭烈兀在1254/1255年以及1255/1256年发行的钱币上，铸有“至高无上之合罕，蒙哥合罕；旭烈兀汗”（Mūnkkā Qā'ān/Hūlāgū Khān）之语。在这里，“合罕”和“汗”两称号之间的等级差异，已确凿无疑。见米哈伊尔·魏厄斯《伊朗出土的蒙古伊尔汗国钱币铭文》，《加拿大蒙古学评论》第4期1分册，1978年，页46。转引自爱尔森前揭书，页21，注18。

(29) ?道布、照那斯图前揭文，页216。

(30) ?德福（G．D?rfer）：《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卷4，威斯巴顿：弗朗兹·斯坦讷出版社，1966年，页144。

(31) ?《史集》第1卷第2分册，页42、页57—58。按：这段故事显然发生在忽图拉汗，而不是《史集》所称的俺巴孩汗死后。当时候争夺汗位的两个人，应即塔尔忽台与也速该。

(32) ?《元史》卷4，《祭祀志》三。按，此后庙室之数目迭有变更，至元末又变为八室。元顺帝逃出大都后，可能曾在草原上分设八帐，用于供奉原先被安置在八室内的先帝神主。这应当就是所谓“八白室”（naiman chaghan ger）制度的真正来源。离开中原过久的蒙古人后来忘记了它起源于汉地的太庙之制，才会把它与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制度联系在一起。

(33) ?这些碑铭分别为：1282年《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阿难答令旨碑》，1289年《泾州华严海水泉八思巴字蒙文圣旨碑》、1303年《平阳路河中府河东县延祚寺八思巴字蒙文小薛令旨碑》、1314年《真定路元氏县开化寺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以及1314年《大重阳万寿宫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参见松川节：《新发表的蒙古文命令文碑三件》，载松田孝一：《由对碑刻等史料之综合分析着手的蒙元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研究》，平成十二至十三年度科学研究基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2年。按：除所谓“命令文碑”以外，其他类型的蒙汉合璧碑铭也有写作“成吉思合罕”的，1362年的忻都碑即为一例。见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

(34) ?现存《元朝秘史》的汉字音写本，是明初的官方翻译机构为教授蒙古语而制作的。据小泽重男的研究，这个音写教本先后有“‘巴·别·伯’字本”（约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华夷译语·语汇》的编撰同时）、“准‘巴’字本”（约成于《华夷译语·来文》编写［1389年］后不久），以及现行的“‘罢’字本”（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等三种文本。见小泽重男：《元朝秘史》，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页223—226。本文所指“今日所见的《秘史》文本”或“今本《元朝秘史》”，系指汉字音写本所据的蒙文原本而言。现有研究已经能够很确定地断言，它并不是用八思巴字，而只能是用畏吾字体来书写的。

(35) ?《元史》卷9，《世祖纪》六。

(36)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37) ?徐一夔：《上王待制书》，《始丰稿》卷6。按：四库馆臣为《元史》所写的书目提要已引此语，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

(38)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39)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卷16，《世祖纪》十三。

(40)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卷19，《成宗纪》二。

(41) ?《元史》卷19，《成宗纪》二。按：文中的“兀都带”与前引史文里的“兀鲁带”或为一人。

(42)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43) ?同上。

(44) ?陈得芝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已指出，《金册》“可能就是元朝颁发给各汗国的《实录》”。见该书页65。

(45)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46) ?亦邻真前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