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制度——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历史大观园制度构成 2020-06-20 15:05:46 0

理学最早起源于宋代北方。随着宋政权的南徒，它也流传到南方，并在那里逐渐发展起来；而在金统治下的北方，似乎反而湮没无闻了。1235年，蒙古在攻宋战争中俘获宋儒赵复，携之北归。一般认为，理学在北方重新流传，即始自赵复北上。郝经曾经对赵复说：“靖康之乱，吾道遂南矣。……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始。呜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1]。《元史》更截然断言：“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2]。

实际上，说赵复以前北方对程朱理学懵然未知，并不符合史实^[3]。但就理学在华北传播的规模而言，1235年前后，则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又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恰好可以1235年为界，把理学从金末到元灭南宋之前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本文准备阐述的主要观点。

一

周程之学虽然随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南徙，但是在它产生并且一度流传过的北方，不可能因此而绝迹，这是容易理解的。仔细搜检史料，可以找到不少证据。

根据《宋元学案》，金朝末年，在北方的程颐续传弟子，有刘肃、张特立、李简等人^[4]。

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儒学出自程颢亲授。“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1064—1067年）中，明道程先生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5]。泽州的“先生之传”似乎一直没有断绝。金泰和（1201—1208年）中，泽人李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6]。从这段话来看，泽州懂得明道先生学说的，当不止李俊民等个别人物。正大（1224—1231年）年间以“布衣少年，名动京师”的王郁，因为不满意科试时文，“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以为“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1232年，王郁从重围之中的开封出奔，不久被杀^[7]。他信从程张学说，自然是在金亡之前。

此外，金亡前已在北方传习伊洛之学的，还有刘祁的父亲刘从益^[8]、王遵古^[9]、王恂之父王良^[10]等，兹不赘举。

朱熹的学说，虽然到宋末方才得到朝廷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几乎与此同时，它也已流入北方。许有壬说：“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11]。这里说的“四书”，无疑是指朱熹的《四书集注》。

大致与耶律楚材同时的李屏山，著有《鸣道集说》，指斥出自“江左道学”之手的《鸣道集》“涉猎佛老，肤浅一二”。《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摘录了屏山书中的十九篇文字。其所攻讦，除北宋二程外，还包括南宋的朱熹、杨时中等人。耶律楚材为李屏山作序，谓“昔余尝见《鸣道集》，甚不平之。欲为书纠其芜谬而未暇。岂意屏山先生先我著鞭，遂为序引，以针江左书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学士大夫有斯病者，亦可发药矣”^[12]。耶律楚材这篇序作于1234年，时李屏山已死。足见他们此前至少已经略知朱子道学，而且“中原学士大夫”中传研二程、朱子之学的，当亦不乏其人。

这里再举两个例子。金宣宗时，陈奕随从兄安平在军中。安平辟太原王渥为经历，奕得师友之。“仲泽（王渥字）爱其有可进之资，示之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陈奕是蒙金战争中金军仅胜之役即大昌原之战的前锋，以小字陈和尚知名。1232年钧州陷，奕诣蒙古军牙帐，大骂不止，受刑而死。时人有“中国百余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之许^[13]。他以身殉职，真正实行了所谓“践履”之学。

济州（治今山东济宁）人徐之纲，金末曾“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张、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1238年，蒙古政权在北方举行戊戌选试，徐之纲“以明经选益都”^[14]。

由上所述可知，1235年以前，流传在北方的理学，主要是二程学说的残支余脉；同时偶尔也有朱熹之学零星北传。但是，即使在北宋，周程学说“废弃于绍圣（1094—1098年）、禁锢于崇宁（1102—1106年）”^[15]，屡遭贬斥，远远没有取得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至金源代宋，它在中原故土的流风遗俗对传统儒学的影响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当时人自己说，“举业移素习”^[16]。金朝继承唐、宋旧制，主要以诗赋、明经科士。因此士风所尚，还是汉代以来传统经学的注疏记诵，“唯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17]；更多的人则潜心于词章声律。在对理学略知一二的少数士人中间，大部分仍对它抱怀疑态度^[18]。一些人奇其“学问超诣”，然而未必皆信从之。能有机会接触理学，而且肯弃去科试程文之业转而信奉它的，只能是其中很少数的人们。因此，理学在北方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除了个别地区，它没有合适的传授环境，更谈不上建立后来那种明确的师承授受体系了。

在当时较有社会地位的北方士大夫阶层中，理学亦招来相当的反对。在他们中间，“三教同源”的观点十分流行，佛学影响尤其明显。禅宗高僧万松长老几乎成了北方的文士领袖。耶律楚材曾宣称：“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19]。这本来应当是使他们能与程朱理学互相贯通的便利思想基础。然而奇怪的是，即使其中对伊洛之学较为温和的赵秉文、王若虚等人，态度也始终颇为保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理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程朱对释氏逃避君臣父子之教、伦理纲常约束的批判引起了出入于儒、释二门之间的北方士大夫的嫉恨。《佛祖历代通载》说，《鸣道集》“起斗之诤端”。从它摘录的《鸣道集说》片段来看，李屏山主要是反驳理学家们对释教的攻击，并进而指责他们剽窃佛老，又“幡然为反噬之说”^[20]。他特别崇尚释氏，以为“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主张从佛学中寻求儒家学说的精微之意。这种过激观点，遭到儒士们的反对，但是他对理学的批评却引起不少人的赞同和共鸣。李屏山被时人目为“当世龙门”^[21]、“中原豪杰”^[22]。他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既影响了一代士风，同时也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二

1235年，宋城德安（今湖北安陆）被阔出太子率领的蒙古军攻陷，全城惨遭屠戮。当时随杨惟中在阔出军前供职的姚枢，从俘虏中救出宋儒赵复。不久，杨惟中就把赵复等名士连同缴获的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建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右”^[23]。“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乃撰其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24]。

赵复游学北方，确实是北方理学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理学第一次在故金知识分子麇集的燕京获得了公开讲授的半官方论坛。他在河北，“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才其间”^[25]。这种声势还是前所未闻的。从此，它在北方亦树幡立帜，采取了与旧的词赋、传注学派相抗衡的姿态，并且在这种抗衡中逐渐发展起来。这个阶段，从1235年开始，其下限可以大致定在1276年。其间，理学的发展状况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首先，理学开始在北方建立自己的师承授受体系，并在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许衡。

许衡没有接触理学之前，其学问在河朔大名一带已有一定的声望。1242年，他从姚枢那儿得到赵复传授的程朱著述，读后大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26]遂尽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而以倡明理学为己任，从此声名益著。赵复—许衡系统，后来成为北方理学的大宗。元朝国子监就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许衡而外，另一个有影响的理学家是刘因^[27]。

其次，理学不仅在下一代“新鲜”的士人中竭力争取信徒，而且其影响也扩展到保守宋金遗风传统的知识圈内，包括其上层。这里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鹿庵与颙轩论事。颙轩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概知者”。鹿庵大为不然。徒单公曰：“谓如大城南柳树，若不亲睹，如何知东西几行，大小几株”？鹿庵默然，一座大笑 ^[28]。

鹿庵先生王磐是金末硕学之一。但他终于转而信从性理之学，所以晚年曾慨叹“平生力学，不知圣道之所在”，对许衡表示十分敬重^[29]。录下这段趣闻的王恽，看来也在某种程度上从金宋故习倒向了理学派。

第三，我们仍然应当承认，从整个北方学术界的形势看来，理学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被士人阶层普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宋金以来的旧学风。

王旭上许衡书说：“国家自有天下六十余年，文风不振，士气卑陋。学者不过踵雕虫之旧尔。间有一二留心于伊洛之学、立志于高远之地者，众且群咻而聚笑之，以为狂为怪为妄，而且以为背时枯槁无能之人也。……正道不明，士习乖僻，以至于斯，可为叹矣”^[30]！此信写于许衡由中书左丞改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时，是即1271年前后。大概因为怀才不遇，这封信满纸牢骚，可能有过甚其辞的地方。但是他说理学之士处境孤立，则基本是事实。有许多同时代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例如苏天爵曾经说到，“乡闾老儒，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他在追述中统、至元间的情况时同样写道：“当是时齐鲁之士，踵金辞赋余习，以饰章绘句相高。公厌薄之，专明经训，人或以为迂，公弗渝也”^[31]。事实上，当初不但有“自以文章为得计，而谓不害兼通乎道学者”，而且还有“自以为真得圣贤之意，而谓朱子解经流于诐淫邪遁异端之说，惑世误民而不自知，著为成书以辨之者”。尤其是后一种人，使道学家们深为忧虑，但又无可奈何^[32]。

从发展的观点看来，理学取代旧的传注之学是历史的必然。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有严格的师承、家法，各学派都固守师说，不敢相违，只能在前人划定的规矩中敷演附会。经有传，经传有注有疏，注疏之上又有注疏，代相授受，结果“圣经一言而训释百言、千万言”，皓首一经，“愈博而愈不知其要”^[33]。这种繁琐的训诂传疏、博士章句虽然传袭一千多年，实际上早已导致了儒学的中衰。唐宋科士，看重以诗赋入选的进士，轻待以经义得第的明经，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以破碎经文为务的汉代经学，因为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在学术上已面临绝路。程朱理学摒弃汉儒传注，主张直接从经典的原文中去领略先儒的本意。所以他们声称自己直溯孔孟，接续了自孟子以后中断千余年的道统。这无疑是一种革新精神。理学就是以这种革新精神为指导，融会了佛、道哲学中的养分，从旧儒学体系中演化出来的新学说。比较而言，它无疑要比传统的儒学具有强大得多的生命力。但是，它要在旧学说虽然已经衰微，却仍拥有大批支持、信奉者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还需要经过一定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它暂时还处于比较弱小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来说，这一点也有其特定的原因。

1215年金室南徙后，流离失散的儒生纷纷投靠华北各地的大小汉人世侯。金源士风得以在这些世侯领地内延续下来。世侯中最著名的是东平严实。史称他“披荆剪芜，扶植儒学，作成逢掖。率能敷帝文庭，风动八表。郓之得人，号称至盛”^[34]。时人甚至有“衣冠礼乐，尽在是矣”之许^[35]。东平的学风完全是旧金遗留的诗赋、经术之学。忽必烈开府漠南乃至君临中原之后，这些亡金士人又通过世侯荟萃于朝廷。元初翰林院基本上掌握在东平派出身的文人手中^[36]。

美国学者达尔德斯曾经认为，元政府对理学派的支持从一开始就甚于东平学派^[37]。这个观点尚值得推敲。如果说东平派和许衡等人在学术风气方面确实有不少差异，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却大致相同。自从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总制漠南汉地军事，直到他基本上奠定元王朝立国规模的近二十年间，他重用儒术的基本着眼点与后来有所不同。这时候，他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原为“国之根本”^[38]，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立法度、定纪纲，在汉地确立一个新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大一统王朝。理学中固然包含了中原王朝的官僚政治体系从长期的多样性经验中所产生的既存传统，然而这绝不是它所特有的东西^[39]。忽必烈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不需要、事实上也没有独尊理学。当然，他深恨儒生“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日为诗赋空文”。但是，东平派并不意味着只会吟诗作对，其中也有出色的政治家如宋子贞、刘肃、李昶，当然更不乏定朝仪、立制度的人材。其次，对于同样“治经讲孔孟之道”的传注之学与理学的区别，忽必烈也许从来不曾弄清楚过^[40]。这种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而超越学派观点的用人方针，使许多在学术上沿袭金源遗风的士大夫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来维持旧学术传统的优势。尤其不应该忘记，当时的学术中心翰林院恰恰是掌握在东平学派手中的。如果说个别人物可能转变他的立场，那么新学说要通过论辩来说服整个一代保守的学者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自然代谢解决问题：等待他们带着根深蒂固的旧传统走进自己的坟墓。自元灭宋算起，理学与传统旧学相对峙的阶段，大体继续延续了一两代人的时间，也许不是偶然的吧！

三

有两方面的理由，使我们考虑把金末元初北方理学发展第二阶段的下限定在1276年。

就在这一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统一了全国。这时候，南方盛行朱氏之学，大致已经三十多年了^[41]。南北阻隔一旦打通，程朱著述大批流入北方。用当时人的话说，“其书捆载以来”^[42]，传统的北方士风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冲击。北方理学由此获得极好的发展契机。至元、大德年间的北方，“［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乡之士，例皆讲读，全谓精诣理极，不可加尚”^[43]。这显然成一种新局面。

再则，从至元中后叶开始，元王朝采纳和利用儒家学说的注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大致适应统治汉地需要的元朝国家规模及各种典章制度基本奠定以后，忽必烈开始从政治上疏远儒士。这部分地是由于种族防范的心理因素，此外恐怕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元王朝宫室廪禄、宗藩岁赐、连年征战所需要的浩大开支，从开国之初就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新政未孚，聚敛刻薄之说得行”^[44]。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学说企图以“仁政”思想约束统治者自身的过度行为。但是，“当国者急于功利，儒者之言弗获进用”^[45]，并且反而以“不识事机”遭致忽必烈的冷遇^[46]。在选用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级行政官员时，元政府宁肯大批晋用出身掾史、长于聚敛掊克的人物。

这一点当时就为人们觉察到了。王恽曾悻悻写道：“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47]王结用几乎同样的口气说道：“爰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厥后台阁之位，率取敏锐财干、练达时事者居之。其效官举职、治繁理剧，固不乏人，而格君经世、蹈道迪德者，盖未多见也。呜呼！岂天之产物隆于前而杀于后哉？亦势使然尔”^[48]。余阙也指出，“自至元以下”，元政府改变了“用儒者为居多”的政策，而“始浸用吏”^[49]。

根据元人的议论，我们把忽必烈利用儒家学说注重点的转移定在灭南宋时，基本上是适合的。在这以后，儒学更多地被元政府当作在意识形态方面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来使用了。理学严厉地强调封建的纲常礼教，尤其注重“小学”，即对童蒙灌输封建伦理思想，使它特别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因而日益受到元廷的重视^[50]。元政府开始改变从前对儒学各派的超然态度而倾向于扶持理学，这一变化清楚地反映在元代学校之制的完善过程中。

窝阔台五年（1233年），首诏蒙古贵臣子弟十八人入国子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国子通华言”，并且学习汉人的各种工艺、制作技术，如草药、染色配料以及酒醴、曲蘖、水银制作等。城新刳于兵，国学设于长春宫内，学官摄于老氏之徒^[51]。这样的“国子监”显然很少儒学的色彩。中统、至元之初，许衡曾几次任国子祭酒，“诸生廪食或不继”^[52]。可见其不景气的程度。元朝正式立国子学而定其制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是广增生员，完全按理学要求规定课业，并由许衡弟子耶律有尚出任祭酒，“儒风为之丕振”^[53]。四年后，元廷又下令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不久推广到全国^[54]。理学的地位，就是这样随着元朝完成统一、逐步加强对全国的思想统治而扶摇直上，基本上在全国学术界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就北方理学而言，始于1235年、而以上文业已叙述的三个显著特点为标志的历史阶段，到这时也就终止了。

当然，历史变迁自身尽管呈现了阶段性，毕竟不是刀切斧齐的。1276年后，从学术界内部说，仍然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批评理学^[55]；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代革科废，堵塞了读书入仕的道路，人们对于理学仍然十分冷淡。在元朝统治下的南北方，人们同样热衷于“吏学”^[56]。直到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年间复兴科举制度，以程朱理学科试儒士，这才在全国范围进一步推动了理学的普及^[57]。不过这些不属于本文范围，所以不详论了。

［本文原载《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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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陵川集》卷24。

(2) ?《元史》卷189，《赵复传》。

(3) ?安部健夫和陈高华都曾经提到这一点。参见安部：《元代的知识人与科举》，《史林》49·6（1959年11月）；陈高华：《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元末红巾军对理学的冲击》，《文史哲》1976年第2期。

(4) ?《宋元学案》卷16，“伊川学案”下。

(5) ?刘因：《段直墓碑铭》，《静修集》卷16。按、程颢曾任晋城令，见《宋史》本传。

(6) ?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陵川集》卷27；《元史》卷158，《李俊民传》。

(7) ?刘祁：《归潜志》卷3，“王郁”条。

(8) ?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序》，《秋涧集》卷57。

(9) ?元好问：《王庭筠墓碑》，《遗山集》卷16。

(10) ?《元史》卷164，《王恂传》。

(11) ?许有壬：《性理一贯集序》，《至正集》卷33；同氏：《雪斋书院记》，《圭塘小稿》卷6。

(12) ?耶律楚材：《鸣道集说序》，《湛然居士集》卷14。《佛祖历代通载》卷20也著录此序，但文字颇多不同。

(13) ?元好问：《陈良佐碑》，《遗山集》卷27；《金史》卷123，《完颜陈和尚传》。

(14) ?袁桷：《徐之纲墓志铭》，《清容居土集》卷29。

(15) ?苏天爵：《刘因墓表》，《滋溪文稿》卷8。

(16) ?王恽：《论科举事宜状》，《秋涧集》卷89。

(17) ?参见《归潜志》卷3，“王郁”条。

(18) ?袁桷：《徐之纲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29。

(19) ?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上。

(20) ?参见《佛祖历代通载》卷20。

(21) ?刘祁：《归潜志》卷1，“李纯甫”条；卷9，“李屏山”条。

(22) ?元好问：《雷希颜墓志铭》，《遗山集》卷21。

(23) ?《国朝名臣事略》卷5之2，“中书杨忠肃公”引《周子祠堂记》。

(24) ?杨弘道：《送赵仁甫序》，《小亨集》卷6。

(25) ?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4。

(26) ?《国朝名臣事略》卷8之2，“左丞许文正公”引《考岁略》。

(27) ?《宋元学案》卷90，“鲁斋学案”；卷91，“静修学案”。苏天爵比较许衡与刘因对传播理学的功绩说：前者典教成均，门人贵族多仕至显官；后者门人多穷而在下，传其师说，私淑诸人。“两公之门，虽出处穷达有所不同，其明道术以正人心，盖未始不一也。”见《林起宗墓碣铭》，《滋溪文稿》卷14。

(28) ?王恽：《玉堂嘉话》卷4，见《秋涧集》卷96。按，徒单公履号颙轩。

(29) ?欧阳玄：《许衡神道碑》，《圭斋集》卷9。

(30) ?王旭：《上许鲁斋先生书》，《国朝文类》卷37。

(31) ?苏天爵：《刘因神道碑》，《滋溪文稿》卷8；《耶律有尚神道碑》，《滋溪文稿》卷7。文中所谓“公”即指耶律有尚。

(32) ?安熙：《齐居对问》，《默庵集》卷3。

(33) ?胡祗遹：《语录》，《紫山集》卷26。

(34) ?袁桷：《阎复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27。

(35)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遗山集》卷32。

(36) ?参见安部上引文。

(37) ?达尔德斯：《征服者与儒家》，纽约，1973年，页34。

(38) ?《元史》卷156，《董文炳传》。

(39) ?参见W．Theodre de Bary：《元代道学的兴隆》，籾山明日译，《东洋史研究》38·3。

(40) ?例如，徒单公履曾在忽必烈面前贬低道学。忽必烈对董文忠说，“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向他征询意见。董文忠答非所问，说“我哪里知道什么道学”，接着大骂徒单是“俗儒守亡国余习”。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见《元史》卷148，《董文忠传》。

(41) ?“于时朱氏书犹未盛行浙中。时从人传抄之，以相启发，恍然如扬雄问《方言》、蔡邕见《论衡》之喜。及甲辰（1244年）、乙巳（1245年）间，有用其说取甲科者，四方翕然争售朱学。而吾乡以远僻，方获尽见徽文公所著书”。见戴表元：《于景龙注朱氏小学书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7。

(42) ?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30。

(43) ?王恽：《义斋先生四书家训题辞》，《秋涧集》卷43。

(44) ?虞集：《秋冈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3。

(45) ?苏天爵：《刘因神道碑》，《滋溪文稿》卷8。

(46)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47) ?王恽：《儒用篇》，《秋涧集》卷46。

(48) ?王结：《书松厅事稿略》，《文忠集》卷4。

(49) ?余阙：《杨显民诗集序》，《青阳集》卷4。

(50) ?张养浩曾教训诸生说：“先正许衡在世祖朝，以为博学，则所业者不外小学、四书；以为行不可及，则所践履不过人伦日用；以为雄文大笔，则终身未尝略及世儒词章。然而所以获从祀圣人者，果何事耶？诸生试以此求之，则于国家立极化民之盛意，庶无负矣”。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元代统治者利用理学的目的所在。见《长山县庙学碑阴记》，《归田类稿》卷4。

(51) ?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15；马祖常：《大兴府孔子庙碑》，《石田集》卷10。又，参见《幾辅通志》卷139，《金石志》二，“宣谕夺罗等圣旨碑”、“通谕夏学子弟员等圣旨碑”条；林元珠：《元史选举志译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页195—196引梁国治撰：《钦定国子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