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制度——“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



自从李约瑟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里对于从李氏朝鲜流入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进行最初讨论以来，学术界有关这幅地图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现在我们知道，这幅绘制于明代前期的大型地图确实有一个元代底本作为依据。不过其底本不是人们起先以为的朱思本《舆地图》，而正如“混一图”图幅之下的权近题跋所云，乃是元后期苏州文人李泽民绘制的《声教广被图》。高桥正最先发现，它应当就是《罗洪先文集》里曾经提到的李泽民的《舆地图》 ^[1] 。2004年，宫纪子据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三《刻舆地图序》揭出，文中所言绘制最晚近的“李汝霖《声教被化图》”，所指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此图绘制于至正年间，而不是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初绘于延祐六年、改定于天历年间。至于乌斯道之所以获见此图，则很可能是在李泽民因朱元璋攻灭张士诚政权而从苏州流寓四明、由是而得以参与四明文人沙龙的那段时期里 ^[2] 。因此，“混一图”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元时期的中国人、尤其是当日南方士人的地理知识。

“混一图”对黄河流域以南中国疆域、尤其是山东半岛以南海岸线轮廓的绘制，或许可以说已经相当准确了（见图1）。图内的中国部分，生动地反映出元代江南社会对当日国家幅员的了解。此时他们已经改变了其南宋先辈无视女真“贼区”的存在、仍据旧日的北宋政区建制来表现华北地域的做法 ^[3] 。尽管绘图者对漠北地理形势所知甚少，但他还是把元帝国的版图一直画到和林北的忽里·秃马惕之地。

图1　龙谷大学藏“混一图”的海岸线与现代地图的比较

不过，这幅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更值得注意的价值，显然体现在它对中国以外各地区地理图景的描绘方面。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后期，由于司马迁对塞北和西域各国、各人群的书面记载，中国有关域外世界的地理学，终于从《山海经》样式的“神话地理学”（迪·考斯马语）走向“行纪地理学”的范型。一千年多之后，喀什噶里在他著名的《突厥语字典》卷首画出一张穆斯林风格的彩色圆形世界地图。但由于穆斯林世界对表现万物具体形状的限制，这张圆形地图更接近于用图案来表示山脉、河流、城市等各种地表物之间相对方望的示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混一图”及其原图《声教广被图》，成为中国对域外地理学的认知从“行纪地理学”走向真正的“绘图地理学”的重大标志。《声教广被图》是今天所知道的中国第一幅真正的“陆上全图”（a terrestrial map）。

一般地说，古代中国人的域外地理知识，在元代发生了相当显著的新增长。崭新形式的陆上全图的产生，本身就是一项证据。不过种种新获得的外部世界地理信息，并没有全部被反映在“混一图”里。诸种新知识的产生，往往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某种从无到有的突变事件。它更可能是通过一系列界限有些模糊的转换来实现的。其中包括从跨文化知识（例如外国侨民的知识）转化为本土知识，从本土边缘人群（如周边族裔人群）的知识转换为中国主体人群的知识，从专门化的行业知识（如水手、商人、宗教师的知识）转换为主流言说中的共享知识，等等。“混一图”不是为指明世界性旅行的具体路线而绘制的，它也不是专供航海家使用的针位或天文导航图。它的基本功能，乃是表现元人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陆上世界、以及中国在其中地理定位的一种整体认知形式，是一幅供一般人“用眼睛与手指”在欧亚旧大陆旅行的世界地图 ^[4] 。它为我们了解中国人在当日所可能掌握的一般性世界地理知识，尤其是关于整个旧大陆海陆形状的直观图景，提供了一件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一　对“混一图”之陆海轮廓线的分析

这幅地图的意义，甚至还不能仅仅从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去认识。

托勒密的地理学自八世纪后在穆斯林世界重新流行。我们知道，在托勒密式的世界图景里，非洲面临印度洋的一侧，在赤道以南有一大片未知陆地一直向东伸展，与从亚洲最东端转而南折的大陆桥相连。这片土地不但把印度洋和大西洋变成为两个互相隔绝的洋域，并且也使得印度洋实际上成为一个被大陆包围的内海（见图2）。1291年，企图寻找通往印度新航路的日那亚人乌戈林诺兄弟从直布罗陀海峡出海径直南航。他们的探险没有成功；但这件事说明，在当日西欧的商人和水手中已经有人猜想到，从南部包围着印度洋的那片“未知土地”或许并不存在。

图2　重构自托勒密《地理志》的地图（Ptolemy's Map，1482年）

晚于托勒密至少七八百年的穆斯林地理学者有关印度洋、西亚和中亚的地理知识，当然要比前者更新鲜、更直接、更翔实、更准确。但是托勒密范式中的“未知土地”，还是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穆斯林地理学家们处理这片“未知土地”的立场，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将它继续保留在地图上，但是在极东之处，它不再与亚洲大陆的尽头，而是与东南亚诸岛相接近。于是印度洋从内海变成一个向西伸进大陆的极深的内陆海湾，与从外周环围陆地的太平洋相连通 ^[5] （见图3）。

图3　伊德里昔（Muhammad al-Idrisi）《罗结尔王者之书》（Tabula Rogeriana）地图

另一方面，伊斯兰地理学家中也有人试图打破这幅托勒密样式的“深入内心的图景”（mental picture，参见下注）。C．伊萨维在他的研究里指出，他们中有不少的人宁肯回到更老、实际上也更可靠的“斯特拉波传统”，主张非洲实为大洋所环围，而且它远没有托勒密所说的那么大。九世纪的伊本·胡尔达比和十世纪的马苏迪都曾相信，大西洋绕过非洲而与东方诸海域相连通 ^[6] 。

既然如此，人们就不得不关注到非洲大陆南端地理情状如何的问题。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学者当然是比鲁尼（973—1048年）。他在描写尼罗河上源之南的山脉及其常年狂风暴雨的气候状况后说：“但这没有妨碍它（按指印度洋）与［环围］这些山脉以南的大洋之间的连接。已经发现了有关这种连接的若干迹象，尽管还没有人真正目睹过这一点” ^[7] 。在比鲁尼的海洋图上，大片的海域被用来取代传统的“未知土地”；非洲则被明显地缩小。

比鲁尼之后，萨义德·马袼里比（死于1274/1286年）在他的海洋图上把非洲南端画成叉子形状。穆斯涛非（死于1439年）也这样处理非洲南端的海岸线。而差不多与穆斯涛非同时代的哈菲兹·阿布鲁（死于1430年），则将它描画成一个圆形的角 ^[8] 。

据“声教广被图”绘制而成的“混一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价值，恐怕就应当被置于以上叙述的那样一个知识演化过程之中去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就现有的资料而言，它是基本正确地表现出非洲南端海岸线轮廓的最早的世界地图。就此而言，李约瑟对它的评价仍然是基本成立的 ^[9] 。

那么，表现在“混一图”上的那些关涉域外的新鲜地理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学者们一致同意，“混一图”西半部分的知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以上所讨论的它对非洲南端形状的描绘，或许就可以被看作一项证据。

从更广泛一点的范围讲，西半幅图中地名记注比较密集的部位，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北非和西亚，这恰恰都属于穆斯林地理学家们最熟悉的地区 ^[10] 。欧洲的最西北方向，只有“法里昔”（Paris，即巴黎）和“阿鲁尼那”（Allmania，阿语“日耳曼”的音写）两条地名记注 ^[11] 。“阿鲁尼那”一词尤其昭示出穆斯林学者在知识传递中所留下的印记。地中海和黑海在“混一图”中表现得非常不清晰。事实上，这两个相连的内陆海的海岸线，是被当作若干条河流来加以描勒的，以至本应标示出半岛的海岸线被描绘成环形的河流。不过，将有关轮廓线略加修饰，我们还是很容易将一大一小这两个海域，以及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乃至西西里岛等都一一辨认出来（见图4）。

图4　地中海与黑海 ^[12]

波斯湾的海岸线似乎也被错误地画成为两条直通阿拉伯海的河流。同样，只需稍加修正，似也不难看出它本来所应当表现的海湾形状（见图5）。

图5　波斯湾

上面列举的这两处不确，极有可能是在从穆斯林资料移录到“声教广被图”稿本的过程里发生的讹误。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对于欧洲和中亚还缺少必要知识的江南汉人儒士笔下，本来无可厚非。我们应当深感惊讶的反而是，尽管可能是懵里懵懂地依葫芦画瓢，“声教广被图”的绘制者李泽民，竟然在昧于实情的情状下还为后人保留了很真确的图象信息。这应当有助于说明，他所依据的地图资料，乃至他本人的摹写，都是相当可靠的。

反映在“混一图”西半幅图里的穆斯林地理学知识，一部分直接来源于伊斯兰地理学家的自身发现。该图的非洲图形最为显眼的一个特征，就是位于它中央的一个巨大海泊。曾经有学者认为，这个海泊实际上代表的是撒哈拉大沙碛，类似于东半幅图中的“葫芦碛”。但是高桥正认为，它不是沙漠，确实就是画的一个咸水湖泊。他引用活动于1300年前后的阿拉伯学者哈兰尼的话说，“章吉地方（按即俾格米人所在之地）有湾和湖泊；在苏丹地方也是这样。［那是］比沙漠地带的花剌子模海（即咸海）和可萨海（即里海）更加巨大的湖泊，其广大直至印度洋之南，尚未对之进行过探察” ^[13] 。

无意间经由李泽民之手而传递给后人的波斯湾的海湾线形状，也足以反映出同样的事实。托勒密地图中的波斯湾，由于东西宽度太长，而构成一个横宽竖扁的长方形。这成为托勒密知识系统中相当多地图的一个共同特征 ^[14] ，它甚至还反映在欧洲制作的时间上更靠后的地图中（见图6、图7）。但是保存在“混一图”内的相关图形信息却与此大不相同。它显然更接近波斯湾的实际形状，尽管依然像在托勒密的地图里一样，相对于红海而言，它的位置还是太过偏北。“混一图”的上述特点，倒与伊德里昔的地图十分接近。

图6　托勒密地图，15世纪

图7　马丁·瓦尔德希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地图（1507年）

但是，穆斯林地理学所接受的很多西欧古典地理学的知识和观念，也充分地显示在“混一图”里。高桥正曾经指出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混一图”关于尼罗河上源形状的描写，明显是出于托勒密知识系统。“混一图”的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写本在尼罗河西源有“者不鲁哈麻”的记注；它在据“声教广被图”绘成的《广舆图·西南海夷图》里写作“者不鲁麻”。高桥正指出，这个字是对阿拉伯语词jabal al-qamar之波斯语读法的汉字音写。它的意思是“月亮山”。我们知道，“月之山”（Lunae Motes）恰恰就是托勒密叙述的位于尼罗河上源的山脉之名。“者不鲁哈麻”实为上述拉丁语词的阿拉伯语对译语 ^[15] 。

上述特征也极充分地显示在“混一图”对中亚陆上地理状况的描绘里。在“混一图”所依据的“声教广被图”制作年代，经历了数百年发展的东部穆斯林世界的地理学，对中亚草原和绿洲地区的情况早已经极其熟悉了。穆斯林著作对里海、咸海的名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它们分别称里海为可萨海、不里阿耳海、呼罗珊海、桃里寺海、朱尔章海、宽田吉斯海、狸海、马赞德兰海，称咸海为毡的海、锡尔海、契丹海等等。流注这两个著名海子的河流，例如注入里海的札牙黑水（乌拉尔河）、也的里水（伏尔加河），注入咸海的锡尔河、阿姆河等，也是穆斯林地理学家们耳熟能详的。

奇怪的是，在“混一图”里，上面提到的这两个内陆海却被合并起来，醒目地位置于中亚大陆的中央。在这个大海子的西部，有“八不督阿不你”的记注。研究者们认为，这是对阿语Babal-Abwab的汉语音写，译言“诸门之门”，也就是以“打耳班”或“铁门关”著称的跨越高加索山脉的通道。故从该内陆海的西岸来看，它应即里海。但在这个海子的东岸，我们却又发现了分别以“廛的”（更常见的写法作“毡的”，即Jand）、“八里赤岩”（即“经世大典图”的“巴尔赤干”，Barchikent ^[16] ）和“不哈剌”（不花剌）、“巴剌哈”（巴里黑）、“八打克沙”（八达哈伤）等记注作为沿岸地名的两条大河。它们分明就是上面提到的流注咸海的锡尔河与阿姆河。因此，从这个海子的东岸判断，它无疑又可被认作是咸海（见图8）。

图8　咸海还是里海？

应该怎么解释“混一图”居然把两个这么著名的海子误认为只是同一个水体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混一图”其实相当精确地反映了十三世纪以后中亚自然地理面貌的一个重要变化。有人认为，由于西征的蒙古军为水淹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城而掘开阿姆河，阿姆河此后便改变河道而流注里海。职是之故，据哈菲兹·阿布鲁的说法，咸海几乎消失了 ^[17] 。直到16世纪末，阿姆河才改由旧河道重新注入咸海。据艾哈迈多夫列举，持此种见解的，有伊本·瓦里、艾不·哈兹、穆尼斯、艾希瓦尔德、洪堡、伦茨、列尔赫、米谢洛夫斯基、巴托尔德等一大批学者 ^[18] 。

上述主张当然涉及到一系列使行外人难以置喙的专门化问题。正因为如此，斯普勒在为《新编伊斯兰百科全书》所写“阿姆河”词条中已表述的意见，就更见其份量。他认为，关于阿姆河主河道改流说的“绝大部分证据都颇值得怀疑。……考虑过所有讨论，德·格日援引的证据，其份量似乎要重于巴托尔德所依赖的那些”。而德·格日正是19世纪反对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斯普勒又告诉我们，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们也都拒绝阿姆河曾经改道的见解 ^[19] 。

如果否认了阿姆河曾经改流的事实，那么“混一图”将里海与咸海合并为一海，就只能看作它的一个错误。我们甚至还可以补充说，“混一图”实际上毫无阿姆河“改流”的观念，也反映在它对锡尔河的画法上。锡尔河从无改道之说。如果绘图者有意要呈现阿姆河改注里海的面貌，他就不会将锡尔河画成一条与阿姆河流注同一海泊的河流。图中所表现的锡尔河，中下游之间被误断开来。这可由八里赤岩东南方向水流边的锡尔河沿岸城市“阿不剌儿”（宫纪子订证为 “阿打剌儿”，即讹答拉）、“忽里”（他本“混一图”又标作“忽尼”，此即忽毡）、“兀思干”（讹迹干）可证（见图8）。

合并中亚两海为一海的做法，在西欧的地图绘制传统中，从托勒密至少一直延续到16世纪（见图9、图10）。咸海出现在西方的地图里，相比较而言，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混一图”的这个错误，很可能是来源于伊斯兰地理学中强烈的希腊罗马地理学影响。甚至对它图绘的海子形状与欧洲诸图之间的比较，好像也能暗示出这一点。这就是说，“混一图”西半部分的资料来源，笼统地说起来，当然是穆斯林地理学。但更具体地分析起来，或许应当说，该图欧洲、中亚部分的信息，应来源于欧洲古典地理学知识框架和若干产生于当地的新的本土知识的某种结合。而在印度洋西部海域，“混一图”的知识体系则更多地反映出伊斯兰地理学自身对这一区域的发现和认识。

图9　“墨卡托全球图”（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之东半球（1587年）

图10　Abraham Ortelius之“亚洲新图”
（Asiae nova descriptio）（1570年）

二　“混一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

“混一图”绘制者用以拼接这幅旧大陆地理全景的东、西方知识，实际上并不足以完整地覆盖他所欲标绘的理想中那样一个地域范围。作者于是采用三种略有不同的权宜方式来处理他遇到的这一困难。一是以某种相当笼统的记注来含糊地泛指一片很大的地域。如对南方汉人很不熟悉的青藏高原，就在图上大体相应的方位标以“陕西汉中道按治土蕃地”、“古土蕃地”等一两条注文，便算交待过去了。二是用相关地区较早期、也较翔实具体的资料，来填充缺乏当前信息的那个地域空间，从而造成在描写当下地理形势的图中“复活”某个古代区域的奇异现象。绘图者虽然大概地知道，从青藏高原再往西，帕米尔山地的另一边应是天竺及其毗邻地区；但看来他对印度河以东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空间形状、当日地理形势，包括印度半岛的海岸轮廓线走向，都缺乏最基本的信息。所以有关唐代天竺、骠国和云南地理的各种记载，便按制图者能够想象的最合适的方位关系，被移用来解说相关那片区域。第三种方式体现在“混一图”对东南亚诸国的处理中。绘图者虽似大略地知道，在中国西南边疆之外，东南亚大体可以划分为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两大部分。但他在这方面所知也极有限。可能是受前代地图绘制传统的影响，作图者在他了解和描写得相当翔实的西南边疆地区之外，缀上一条不太宽的带状陆地边缘，把部分东南亚地名按其方位东西的大体次序标注在上面。

以上所说或许可以提醒我们，当人们已经习惯于阅读被转换到现代地图上的《郑和航海图》时，他们往往可能忘记了再去追问下面的问题：即那些熟谙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航线路的古代专业技术人员，更毋论辗转通过用于远洋航行的技术资料来认识“南海诸蕃”的非专业圈中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路上的海陆轮廓线拥有接近实际情况的具象化了解？在此种意义上，“混一图”恰也显示出它弥足珍贵的价值。

以下拟集中观照“混一图”的南亚和东南亚部分，以便比较具体地讨论：绘图者是如何弥补他对这两个区域地理知识的严重缺失的。

在今阿富汗东南方向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国土内，“混一图”得自穆斯林世界的地理知识，似乎基本上限于印度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图中的印度河似不难辨识，是即以“不鲁儿”为上源的那条水流（见图11）。

图11　“混一图”之印度河附近

印度河的河源狮泉河在流出今中国边界后，向西北穿行克什米尔山地，也就是古代的大、小勃律（Balor）地域。所谓“不鲁儿”，即“勃律”异译 ^[20] ，此乃以该水所流经之地命名其水耳。但在“混一图”上，印度河主河道在标有“沃听恩”的地名记注处附近中断了。在它下方，则是以“哈都河”为上源的另一条河水的下游及其出海口。该上源水名在京都大学所藏“混一图”摹本里写作“哈别河” ^[21] 。此处的“哈别河”似可有两解。一是以“哈别”为Khambhat译音，则此河甚可以流注今Khambhat海湾的Mahi河当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以不鲁儿水作为上源的印度河在“沃听恩”附近断流，是“混一图”的一个错误。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图中的“哈别”或可以喀布尔当之，而喀布尔河恰是印度河上游的一条著名支流。然则图上分别以“不鲁儿”和“哈别河”为上源的两河，实际上是兼有这两支上源的同一条印度河。若是，则在“沃听恩”处中断的印度河主河道，实应继续南行，与被画作“哈别河”下游的河道相联接。这样印度河的下游及其出海口就找到了着落；而“哈别河”便成为流注印度河的支流之一，不过它也不该再被画在印度河主河道之东，而应位于其西侧。无论我们怎样勘定源出于不鲁儿的那条断流河及其以东的哈别河，二水所在总不出今巴基斯坦与印度交界线的两侧附近。也就是说，二者都位于印度半岛西北，大体是可以确定的。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标注在图上相当于印度次大陆范围内的那些地名，可以被识认出来的有：滴里（今德里）、麻的剌（今德里正南的Mathura）、马胡剌（今Jaipur正西的Makrana）、法剌乞（今ChambHat湾的Bharnch）、灭里乞（今Akola之西的Malkapur，-pur译言城）、得八移剌（今卡纳塔克邦的Davangere）、沃听恩（今Ujjain）、阿速木儿（今德里西南的Ajmer）、麻里滩（今拉合尔西南的Multan）等 ^[22] 。另外，位于“哈别河”入海口之西的“达没那”，即唐代译为“提国”的Dayul ^[23] 。故而该记注之西的“卖揭儿”，无疑就是法耳思之东的Makran地区。Makran临海沿岸今有称为Pasni的空港城市，也许可以“混一图”上“怕里那”岛当之；盖“怕里那”实为“怕思那”之讹也。或以为“怕里那”所指，即红海南端亚丁湾的Perim岛；以其地望及对音言之，似都有不合。灭里乞东北的“撒里海达”，或即今拉合尔西北之Sargodha。

将上述今天能够辨识的地名移绘到现代地图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恰恰都位于印度河流域东至Khambhat海湾一带（见图12）。从那里再往东，“混一图”的绘制者明显缺乏足够的知识。所以他被迫使用基本来源于此前一个“国际时代”、也就是唐代的资料，来填补图上的空缺处。

图12　移入今图上的“混一图”有关印度河旁近地区可考见记注

用前代地名来填充的地域范围，其东端大致始于吐蕃之地和云南边外，西面则与印度河流域相连接，甚或还部分地互相叠压（见图13）。

图13　“混一图”局部截取图

图中的大、小“羊同”，位于唐代吐蕃的西南部。大、小羊同的东南，分别有“后雪山”、“诸葛亮城”和“广荡城”（图误作“唐荡城”）。据《蛮书》，广荡城东南距离与怒江东岸相隔不远的永昌（今云南保山）六十日程，其西有“诸葛武侯城”。是知图上的“诸葛亮城”，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腾冲附近那座“诸葛亮城”，它应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源迈立开江的上游。“混一图”不过是将它与广荡城的东西方位搞颠倒了而已。《蛮书》说，广荡城“接吐蕃界，北对雪山”。同书另一处又说，该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此处所谓“候雪山”，或即与图上的“后雪山”相当，应指横断山脉中诸雪岭而言 ^[24] 。如果以上几个地名的勘同不误，则图13右上角位于大、小羊同和后雪山之间那一块河道纵横的地方，就应当是面积被大大缩小了的雪域西藏！西藏高原两次出现在这幅地图的不同区段内。这是在对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接“复原”时出现偏差所致。

从诸葛亮城与广荡城西北行，“混一图”跳过了印度次大陆东部的整个恒河流域，径直指向大、小孛律所在的克什米尔之地。事实上，这与图中藏地的东西宽度太过不足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孛律（Balor）一名分别出现在“孛津六山”（“津”字应为“律”字之讹）、“孛津河”的记注里。孛律西南有“龙池”、“龙池水”。它并不是玄奘描写过的波谜罗川（即帕米尔山岭）里那个著名的“大龙池”。在向南折流的印度河最上段之西的乌丈那国，另有一个“龙池”；玄奘说它“绿波浩汗，清流皎镜”，即此 ^[25] 。孛律之北的“社布罗城”，大概就是《大唐西域记》所述“商弥国”，其地在兴都库什山南的Mastuj和Chitral之间 ^[26] 。它北面的“大雪山”，当然就是兴都库什山了。照这样看来，“混一图”所位置的“达里罗水”就太偏北了。它本该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南、南折的印度河上段之西，是由北面进入北印度诸国的著名的险峻孔道，玄奘写作“达丽罗川” ^[27] 。达里罗水之西标有“东安王国”，则已到达锡尔、阿姆两河间泽拉夫善流域的“喝桿国”了；据《新唐书》，汉语亦称此国为东安国 ^[28] 。东安国南有“弱水”，似来源于《山海经》所谓“弱水出昆仑墟西南隅”之说。

从诸葛亮城循今伊洛瓦底江径直南行，即可到达距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的骠国。这段路程要远超出千里之遥。与“骠国”相邻接的记注还有：“罗揭国”，大概就是缅国三十二属部之一的“阿梨吉”；“朱波江”，这是用缅国古名“朱波”来命名其地之水，或即今伊洛瓦底江 ^[29] ；“打鸦川”，其地无考。

伊洛瓦底江上源迈立开江之西、今亲敦江（Chindwin River）以东的那片山地，按《蛮书》的说法，均为“裸形蛮”居地 ^[30] 。制图者大概联想到永昌西南徼外多濮人的说法 ^[31] ，因此将这些“裸形蛮”标注为“濮夷诸部”。旁近的相关记注还有“濮”、“折腰濮”、“折濮水”、“木棉山”等。“折濮水”显然得名于“折腰濮”。“木棉山”则应源于“木棉濮”之名 ^[32] 。

按地理形势度之，自“濮夷诸部”西北，就大体进入东天竺及中天竺诸国的范围了。“混一图”却将它们位置在“濮夷诸部”之南。其原因似仍与藏地的东西长度严重不足有关。由于藏地正南未留出可以位置恒河流域的空间，原本毗邻缅甸西界的大片地带，于是被移接到“骠国”和“濮夷诸部”之南（见图14）。

图14　“混一图”的印缅藏部分在今地图上的位置

这块被拼接在南面的地域，始于“迦亼都河”。《新唐书》曰：“又自骠国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 ^[33] 。引文内的“黑山”，即义净所云“大黑山”，“计当土蕃南畔。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 ^[34] 。这里的“迦摩波”颇不可考，或许是“迦摩缕波”漏字所致，与同书紧接着提到的“东天竺北界箇没路国”似即一地。若是，则从彼处取道奔那伐檀那国，就应当是西南渡迦罗都河才对。无论如何，图上所记迦亼都河定然是迦罗都河，或即今布拉马普特拉河。它的两岸分别是“婆亼国”和“东火竺国”。前者所指不详，不知道是“婆罗门国”还是“迦摩缕［波］国”的夺字。后者肯定是“东天竺国”一名的误写。东天竺之西的“檀罗国”，纯属小说家言，可勿论。再往西就到了“天竺江”，也就是说，这里已是印度河流经的西北印度。其南有“竺国”记注，应是信度国或西天竺诸国的合称。河曲内的“孛康”，不知是否大夏故地的“缚喝国”。天竺江之北有另一“大雪山”。它的勘定问题，因为它旁近的“阿耆婆池”而变得比较容易。这是尼泊尔都城东南被玄奘称为“小水池”的一个水温很高的温泉，《释迦方志》和《续高僧传·玄奘传》都名之“阿耆波沴水” ^[35] 。大雪山在该池西北，无疑就是喜马拉雅山。它居然被位置到兴都库什山的南方，乍看甚不可思议，但若顺应作图者的思路，我们还是能从中读出若干所以然来的。

现在再来看东南亚的两个半岛。

从图上记录的元朝在云南边陲地带的路级政区建制可知，绘制者对云南边界地段的地理形势，可以说是惊人地清楚。但在这个方向上的界外地理状况，则与前者形成极鲜明的反差。这里的关键在于，关于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的陆岸轮廓线，绘图者没有获得任何比过去更新的信息。他所能作的，只是几乎全盘接受在他之前的《华夷图》提供的海岸线知识（见图15），再将有关南中国海直至马来海峡的一系列地名，稍带任意地附加在中国边界与海岸线之间的陆上空间以及沿海岛屿上。这幅图告诉我们，在元明之际，中国人对于东南亚海岸线的具体轮廓，还只有一种非常模糊而不准确的印象。

图15　“混一图”与“华夷图”关于东南亚海岸轮廓线的比较

不过，从这条海岸线自马六甲海峡北折开始，地图的信息又变得比较清晰起来 ^[36] 。兹对该段海岸线上自“龙牙门”（今新加坡）以西的若干地名逐一考释如下（见图16）。

图16　移入今图上的“混一图”相关地名记注

“伊也加里”，即Johore，通译柔佛。在新加坡西北的Johor Baharu。

“哥旦”，或以为即马来半岛西侧海岸上的吉打（Kedah） ^[37] 。我以为它是缅甸南部沿海的Kadan Kyun。Kadan译言王，kyun译百岛。所以有的英文地图将它标注为King Island。汉文地图有转译为“金岛”的，殆将King作音译处理故尔。“混一图”把这个岛画得太靠南了。另外，南海地名对沿岸地名和海岛名的辨析，往往不很严格，此点前人已言之 ^[38] 。

“乞渡”，是诚可以吉打当之。

“孙别里”，即Sembilan，又译尖笔阑、森美兰等。在马来西亚西岸霹雳河入海口。

“麻里答纳”，即Martaban，在缅甸同名海湾，《郑和航海图》写作“八都马”。-taban或可读作-tawan，这时该地名的读音尤与图上记注者相近。

“黑水南摘不立等地面”。黑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位于中国极西之地的一条南流之水。因此，随着地理知识的扩大，黑水的位置也被不断西移。从金沙江移到漾濞江，再西移到伊洛瓦底江。《蛮书》最早把黑水比定为“丽水”，即伊洛瓦底江，不过还带一点推测的口气 ^[39] 。“混一图”里的黑水，当即由此而来。摘不立的“摘”，一音“滴”。在我们讨论的地区，似有两处可与之对应。一是明朝的“底兀剌土司”所在，即今缅甸锡唐河中游的东吁 ^[40] 。另一处还在更西北。当日穆斯林地理学提到一条名叫“提佩腊”（Tipperah）的河流，说它“位于中国最远（按、此指最西）的地方。……这条河湖泊发源地一直到占婆海入海口” ^[41] 。提佩腊在恒河三角洲今孟加拉国西境，与印度特里普拉中央直辖区相邻接。在这两个地点里，前者是“混一图”所指“摘不立”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更符合地处“黑水南”这一方望条件。

制图者对曲折多变的南中国海沿岸轮廓线缺少具体的认识，因而无法把沿途地名的空间关系表达得比较接近实际情状。而从马来半岛南端循其西岸及缅甸西海岸向北航行，几乎像是直线行进。所以这一段水路上所经过的地方，在图上就显示得相当准确。可见制图者至少有一部分域外地理知识，曲折地来源于远洋航行者的实际经验。

［本文前半部分原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2010年；后半部分原载刘迎胜、杨晓春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南京，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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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桥正：《〈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再考》，《龙谷史坛》第56、57合刊号（1966年）。

(2) ?宫纪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来龙去脉：14世纪四明地区“知识”的行踪》，载藤井让治等编：《由绘图、地图所见的世界景象》，京都：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4年。

(3) ?见唐晓峰：《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中国学术》第4辑（2000年）。

(4) ?“用眼睛和手指……旅行”一语，见鲁道夫·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国学术》总第8辑（2001年）。

(5) ?见织田武雄：《地图的历史》，东京：讲谈社，1973年，页58-59。

(6) ?C．伊萨维（Charles Issawi）：《阿拉伯地理学与绕航非洲》，Osiris（美国科学史学会会刊），卷10（1952年），芝加哥。

(7) ?伊萨维上引文，页120。

(8) ?马赫布勒·艾哈迈德：“地图”，《新编伊斯兰百科全书》卷4，页1077—1082。

(9) ?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页552。

(10) ?高桥正：《中世伊斯兰世界地图的东渐：“混一图”考》，《龙谷大学论集》第374号（1962年）。

(11) ?“阿鲁尼那”一词，采取了日本学者对“混一图”地名记注的校释。见杉山正明：《东西方世界地图所记述的人类最初的大地幅员》。但这个地名记注，它本也有写作“阿鲁尼河”的；因此似乎也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即它实际上是对莱茵河的阿拉伯语读法的音写。不过无论如何，这条地名记注都证明，“混一图”记录的西欧知识是来自伊斯兰地理学。

(12) ?上三图为中世纪欧洲世界图中的地中海与黑海轮廓。见G．R．Crone' New light on the Hereford Map，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31.4（Dec．1965）．p．449。

(13) ?高桥正：《“混一图”续考：其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地图的关系》，《龙谷大学论集》第400、401合并号（1973年）。

(14) ?迪勒克（O．Dilke）：《希腊和罗马的地图》，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86。

(15) ?高桥正：《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地图的东渐：“混一图”考》；同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再考》。

(16) ?陈得芝：《〈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部分西域地名释读》，“中古东亚的世界舆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8年7月，南京）。

(17) ?L．斯特莱恩奇：《东方哈里发的土地》，剑桥大学出版社，1930年，页457。

(18) ?B．艾哈迈多夫：《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陈远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59。

(19) ?斯普勒：“阿姆河”，《新编伊斯兰百科全书》卷1，页454-456。

(20) ?杉山正明：《东西方世界地图讲述的人类最初了解的大地面貌》，载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大地的肖像：绘图及地图所讲述的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

(21) ?见宫纪子：《出自蒙古帝国的世界地图》，东京都：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年，页12，“京大写本别失八里周边”图。

(22) ?见杉山正明前引文。

(23) ?见何启龙：《“疆理图”错乱了的东南亚、印度及阿拉伯地理》，“中古东亚的世界舆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8年7月，南京大学）。

(24) ?《蛮书》卷6。大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语见《通典》卷196，“边防”六。

(25) ?《大唐西域记》卷3，季羡林等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页289—290。

(26) ?《大唐西域记》卷12，页980。

(27) ?《大唐西域记》卷3，页295—297。

(28) ?《大唐西域记》卷1，页93—94。

(29) ?《新唐书》卷220下，“骠传”。传文开头曰：“骠，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阇婆国”。

(30) ?据《蛮书》卷6，镇西城（在大盈江流出今中国边境不远处）“南至苍望城（今缅甸八莫），临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上游），……西北至丽水渡。丽水渡西南至祈鲜山（在今缅甸孟拱［Mogoung］西南），山西有神龙河栅。祁鲜以西，即裸形蛮也。……祁鲜以往，悉有瘴毒”。

(31) ?《通典》卷187，“边防”三：“黑 濮在永昌西南山”。同卷又有“折腰濮”，谓“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32) ?“木棉濮：土有木棉树，多叶，又生房甚繁。房中棉如蚕所作，其大如捲（按“捲”同“拳”）”。

(33)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

(34)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

(35) ?《大唐西域记》卷7，页615-618。

(36) ?在该海岸线之外，与“乌答蛮”（即安德曼群岛）近距离隔海相望的，还有一个孤岛。半岛形的印度次大陆上若干最重要的地名，如马八儿、马拉巴儿、俱南等，部分地被标注在那里。“混一图”的原始图样中是否存在一个如同洪武舆图所绘那样的树干状印度次大陆半岛？关于这个问题，拟另外著文讨论。

(37) ?见何启龙上引文。

(38) ?见苏继 ：《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页100。

(39) ?《蛮书》卷2谓，丽水（今伊洛瓦底江）“西与弥诺江（今亲敦江）合，流过骠国，南入于海水中”；“《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盖此是也”。

(40) ?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昆明，1987年，页149—151。

(41) ?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汉译本，中华书局，1998年，下册，页40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