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制度——元仁宗与中元政治



一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武宗病死。越二日，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废前行政中枢尚书省，旋即对几乎所有尚书省宰执或诛或流 ^[1] 。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

武仁授受是中元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在忽必烈奠定立国规模以后，成宗、武宗两朝奉行“惟和”政治十七年。到仁宗执政，元廷明确地把遵用儒术提升为“从新拯治”的重心；皇庆、延祐年间因而以元朝的“儒治”时期而著称于世。元末士人回忆起1310年代，或曰“我朝重儒，于斯为盛”，或曰“尊尚儒学，化成风俗，本朝极盛之时” ^[2] 。这在当时应是很普遍的看法。

元成宗向来被认为是恪守忽必烈遗规的君主。诚然，祖孙两朝间的政治延续性至为鲜明，以至人们常以“至元、大德之政”相并称。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忽必烈在世时，元朝制度体系与基本政策中的汉法与蒙古—回回法成分，始终是在相互制约的张力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的驾驭，不仅取决于其制度结构及各种硬性、机械的政策指令本身，同时也需要凭藉大汗个人的权威与政治手腕。成宗可以继承乃祖“成宪”，却无法通过世袭来获取忽必烈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个人感召力和实际政治经验。他只有转向自己更熟悉的草原政治的资源，去寻求能够加强自身统治基础的支持。成宗的“重简守成”，突出地以“惟和”为施政重心，不能不说用心深矣 ^[3] 。依据这一国策，元贞、大德间，元廷对外停止了忽必烈后期连年的征伐，但是内政却演成姑息种人、臣下，“绳吏法宽”，恤民有不足而“吏弊连根株”的局面 ^[4] 。

到武宗执政时，“惟和”政治在“溥从宽大”的标榜下继续盛行 ^[5] 。“宽大”的对象，实际只是贵族、近幸和高级官僚。他即位初重赏朝会诸王勋戚，给者未及半而府库为虚。此后请赏者仍相踵不绝。财用不支，以滥封作补偿。世祖时封一字王之制甚严，成宗尝稍破其例，至是则新受晋封者多达十五六人，且大多为疏族、甚至驸马。省、院、台大臣员额也比前朝大增。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选法的败坏必然与吏治紊乱并存。《元史·武宗纪》反复载录朝臣对政事废弛的尖锐议论。甚至朝廷制命，也“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中秘机要外泄不绝，“诏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颂之” ^[6] 。

经济方面，自大德六年（1302年）以往物价的暴涨，到武宗继位后两年多仍未止息。至元钞的贬值似已积重难返 ^[7] 。至大二年秋，武宗决意专任尚书省理财。九月颁“至大银钞”，承认至元钞贬值一倍半，中统钞则因面额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而停用。不久又发行铜钱，并许历代铜钱相参行用，以信誉较稳定的小面额金属辅币来平抑日用品零售领域中物价的过份波动。尚书省的其他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海运粮数量以稳定京畿粮价，提高盐引价格，对江南富户征取高收入税，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师米粟不足。这些作法，多与忽必烈时期尚书省的举措很相似，但在实行方面还要比那时来得温和。

现在看来，武宗朝的积弊，主要根子在“溥从宽大”的政纲。至于尚书省的理财方案，甚至还颇有可取 ^[8] 。但在元仁宗清算前代朝政时，尚书省却以“变乱旧章”的罪名遭致最严厉的谴责。这里面固然包含着权力斗争中的策略考虑。虽然如此，它还是突出地反映出武仁两朝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巨大反差。与“惟和”或者“溥从宽大”的主张相反，儒家学说多强调用强化君权、澄清吏治来整顿纲纪的废弛和宗戚的跋扈。另外，儒家学说强调节流而讳言开源，关注除弊而不喜兴利，认为“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 ^[9] 。此种见解与尚书省以开辟财源、增加岁入为着眼点的各种措置，也正好针锋相向。由此可知，元仁宗要以儒治国，需要如何全面地修正在他之前十多年中元廷施政的基本出发点，故而又会承受何等的阻力和政治风险。

二

仁宗执政前几年，确实表现出很大的魄力。诛杀武宗用臣一节，虽然另有不得已的隐情，但在当时却被看作拨乱反正的信号，在士人中颇得赞许 ^[10] 。他的即位诏称：“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 ^[11] 。其措辞之严厉，与一般即位诏书为示恩天下而申明禁止的笼统口气相比，颇有不同。即位翌月，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行用。就这样，武宗以“溥从宽大”和理财富国为核心的诸多政策措施，在两三个月内被先后废止。仁宗初执国政，真有一点“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 ^[12] 。

从至大末年到延祐二三年间，元政府推行儒治的一系列政令，主要围绕三个侧重点来制定实施：一是抑制诸王贵戚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加强皇权；二是按儒家的政治主张整顿选法、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三是检核田粮、甄别隐占，以求田税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相一致。至大四年七月重申，近臣擅自传旨，“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同年冬，诏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令所隶千户鞫问。皇庆二年（1313年）四月，改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旧制，以流官任之，诸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勿畀文阶。十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寻放宽到五品 ^[13] 。

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纂集现行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以便检索遵行。元朝立法行政，长期采纳因时立制、临事制宜原则，以条格、断例等形式分别公布。各级行政部门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随着日积月累，为处置各类个案而颁发的格例越来越多，其中新旧相悖、冗杂重出，使官吏得以任情玩法、用谲行私。仁宗即位当月，曾诏命中书省“裒集中统、至元以来条章，……斟酌重轻，折中归一，颁行天下”。这部法令大成的编纂，前后历六年，至延祐三年夏天，方始基本定稿。

自然，这时获得最广泛、最积极的社会反响的儒治措施，还是科举制度的恢复。自1210年代起，河北、山东即因被蒙古攻占而停科。从1230年代蒙古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考试在整个中原停废几达一世纪；江淮以南，宋亡后废科也已历时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其中除少数人出自几家汉人世侯后代，大多是蒙古、色目人。中下级官员，则都由吏员晋用，“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时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 ^[14] 。中原传统的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养根基。所以随着政纪的衰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久弊，日渐成为汉人儒生乃至受儒学影响的蒙古、色目官员的时髦话题。仁宗要以儒治国，首先要拓开征用儒士的途径。至大四年七月，诏拔擢儒士出任国学、翰林等职时“勿限资级”，“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定制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蒙古色目人及汉人南人举子。考试科目有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表章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 ^[15] 。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被立为考试标准。理学从此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定地位 ^[16] 。

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改变当初的官僚构成没有多少实际的功用。但是，由于鼎革科废而被压抑了大半生甚至几代人的广大士子，仍把延祐复科看作“文运将兴”的征兆。在他们的感觉天地里，世界似乎突然变得光亮起来，“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 ^[17] 。元仁宗在后代的声望，差不多总是与延祐开科的盛典联系在一起。以“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而轰动天下的延祐二年首科会试 ^[18] ，把仁宗的儒治推到了最高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仁宗“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的同一个月里，江西爆发了反抗经理土田的蔡五九之乱。它标志着延祐年间的儒治自此走向退坡。大约从延祐二至三年之后，仁宗在执政前期曾显示过的那股锐气悄然消退。再也看不到有什么新政继续出台。原先颁定的政令，甚至还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驰马、功臣份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对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印等凡二十六颗。六年，对吏人出身的晋官限制完全取消。早已编成的制诏格例汇集，拖宕多年不克颁行，亦可见仁宗后期行政效率的低落。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时儒治的疲软呢？

三

延祐初的儒治措施里，有一项直接遭遇民间的强烈反抗。这就是延祐经理。

元代中叶的土地关系，长期存在慢性危机。各地富户、诸王及寺观多隐占官、民田产，致使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百姓既受赋役不均之苦，政府的岁入也受到侵害。延祐经理的本意，是通过检核地方上田土占有的实况，理算租税数额，调整赋役负担。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分道南赴，实施经理。“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 ^[19] 。河南的经理也差不多在同时开始。

由于地方上吏治的腐败，“经理考核多失其实”，“郡县并缘以厉民” ^[20] 。“自实土田”于是在许多地方演变成收刮田产的暴政。有的地方发展到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这次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 ^[21] 。故而不出半年，蔡五九就在宁都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又转战福建；至延祐二年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为平抑腾沸的怨情，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地税三年。延祐五年届及期满，先诏河南新括民田，依向例减半课税；已而又宣布罢征该省区新括民田，只如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也因民众反抗而免课新税。

仁宗素以“安百姓”自命。延祐经理因激起民变而连连受挫，无疑会在一时间损伤他的自信心。然而蔡五九局促于南方的骚动，尚不足牵动当日朝政的全局。导致儒治退潮的原因，应当还要复杂得多。

爱育黎拔力八达执国命伊始，曾用厉行镇压的手段把武宗时当权集团的核心人物一网打尽。这在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排除了一批宿敌。尽管如此，儒治仍然不可能在没有干扰的情形下推行。在成宗、武宗两朝受尽“惟和”政治之惠的权幸勋贵们，自然不甘于自己的既得利益随朝政的改变而受到损害。虽然他们已很难依靠本身的能量聚集起足够的影响力，却很快环绕在两个新近显贵起来的势要人物身边，组织成反对儒治的政治同盟。这两个新出现的势要人物，就是太后答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

答己出身弘吉剌氏，是武宗和仁宗的生母。武宗做皇帝前镇边近十年，答己一直由仁宗侍奉。无论是就情感或威信而言，她对仁宗的影响力，比起对武宗来要大得多。成宗死后，武、仁兄弟夺得帝位继承权。答己曾欲以阴阳家言阻止武宗即位，遭到后者的忌忿。所以武宗一朝，除了倚仗太后身份内降旨除官，她对朝政的干预权，总的说来很有限。但是仁宗继统后，答己凭“两开帝业”的身份和仁宗对她的顺从 ^[22] ，明显地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武宗死后不出二十天，答己就抢先擢升云南行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造成后来内外朝呼应，“相率为奸”的局面。

关于铁木迭儿的身世，我们所知无多。他很可能从宿卫世祖起家，大德间曾任同知宣徽院事。武宗即位初，他由宣徽使转任中书平章政事；未届年外调江西，复至云南。至大三年，发现他业已擅离职守赴都，却因答己出面干预得停止诘问，贷罪还任。答己当时正“盛年寡居” ^[23] 。《元史·后妃传》称她“不事检饬，自正位东宫，淫恣益甚”。铁木迭儿私自入京，似即与答己有涉。武宗一死，她又迫不及待地把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总揽大政。两人的关系，殊不寻常。

答己与铁木迭儿的勾搭，与儒家传统为太后角色所设定的“母仪天下”的规范绝不相合，这本身已引起两人与朝中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 ^[24] 。他们公然在朝政方面置皇帝意图于不顾而自行其是，因而为朝中反对儒治的各种人物所争相拥护。于是政治的分野逐渐明晰，以致“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谬，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而铁木迭儿所以能经常得手，则是因为他善施奸狡以“间谍两宫” ^[25] ：站在他背后的，正是兴圣宫内的皇太后。

对太后通过铁木迭儿干政，仁宗虽然心怀不满，却只能间接地进行抵制。他的即位诏称：“命丞相铁木迭儿，平章政事完泽、李道复等从新拯治”。当日中书省，应该还有中书右丞相铁木儿不花、平章政事床兀儿等 ^[26] 。诏书突出东宫旧人完泽、李孟与铁木迭儿对举，显示出仁宗欲倚重他们与铁木迭儿相周旋的意图。但是，老于世故的李孟眼看局面险恶，不久就以归葬父母为由告假而去。皇庆元年底，李孟还朝后，坚决不肯再进中书，结果只做一个议事平章了事。仁宗担心权力失衡，遂于翌年初，由他的亲信柏帖木儿出面，向太后叩头力陈，硬是争得铁木迭儿“以病去职” ^[27] 。延祐元年九月，铁木迭儿复为右丞相；同年冬，仁宗又强勉李孟接受中书平章职务。但后者好像仅仅以中书执政的地位主持了延祐二年春天的廷策进士，自后坚持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乃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左丞，寻升平章政事，转而依靠他来牵制铁木迭儿 ^[28] 。

在两宫争夺中书政柄的过程中，仁宗一直稍居下风，表明在高层蒙古人中，他很缺少得力的支持者 ^[29] 。然而，无论如何，在延祐二三年前后，双方政治势力的对比，并未见有任何重大变化；而仁宗的儒治热情却在此前后明显蜕化。这就很难简单地用太后—铁木迭儿集团的掣肘与压力来解释。帝、后之间新的妥协背后，一定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促成因素。

汉族的士大夫们从来倾向于把两宫妥协归因于仁宗的孝顺，奉承他“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甚至还说他“视虞舜而不愧” ^[30] 。这些赞讴仁宗“惟恐不至”的人们，恰恰忘记了帝舜在历史传说中尤以身后不传子而著名。而仁宗自即位之始，就蓄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前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为了实现这个难言的隐衷，他需要答己集团的支持。延祐儒治的退潮以及仁宗本人在位最后几年里的心情低落和精神萎靡，就是他为这个妥协而付出的代价。

四

仁宗身后的皇位继承问题，本来早在他的兄长海山即位时，就已有过约定。

1307年，元成宗病死。时皇太子先已不在世。成宗后卜鲁罕欲援安西王阿难答辅政，临朝称制。皇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官僚中枢支持下“入造内庭”，抢在卜鲁罕行动之先发难，控制京师局势。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廓清宫阙”时，镇边于岭北的海山一直屯军和林，注视着大都动向。他在真金嫡孙中次序居长，又统兵朔漠近十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对皇位志在必得。面临海山的武力威慑，爱育黎拔力八达只得虚君位以待兄至。在达成“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后，海山先受推戴为帝，是即武宗 ^[31] 。

海山即位翌月，就按约定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当时有人向他揭发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的表面反应是“弗听”。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兄长面前依然许久“不敢复言孟” ^[32] 。挫败卜鲁罕时曾起过关键作用的哈剌哈孙，在武宗登位后留任中书右丞相仅两阅月，遂因有人施谗而改调和林。史料没有提及他受谗的具体内容，却很可能也与他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关系过分密切有关。可见皇位问题一直是两兄弟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至大三年，武宗的亲信三宝奴召集高级官僚，建议改封武宗子和世为皇太子。他提出的理由：“是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因为与会者主张不一，议遂止 ^[33] 。不久武宗病重，三宝奴矫诏妄赦天下 ^[34]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这一系列情形必定很警觉。他所以要趁武宗尸骨未寒，就对三宝奴等人大加诛讨，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重施四年前先发制人的手段，防止三宝奴等人抢先矫称受遗诏改储，白白地丢掉皇位。

以皇弟身份位居潜邸的四年艰险，显然给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下极深刻的刺激 ^[35] 。倘使不趁自己在位时改变先前的约定，那么他的儿子重获皇位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再存在。这种关注从一开始就贯穿在他的诸多政治安排中。他即位不久，元廷置隆镇万户府守居庸关。未久又一改宗王镇边的旧例，以驸马丑汉出总北军。这些措施，无疑含有事先防范漠北镇边宗王依恃武力染指皇位的用心。几个月以后，“敕皇子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实际上是向天下暗示自己欲立硕德八剌为皇储的意图，借以刺探舆情。

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复于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胁迫和世偕常侍府之云南就藩。

遣周王西行的行动，在当时人心目里，被非常确凿地与剥夺他的帝位继承权一事相联系。黄溍《柏帖木儿家传》写道：“明宗（按指和世）之西行也，兴圣诸臣定谋禁中。王（指柏帖木儿）默言于仁宗曰：‘兄弟揖让，古所罕见。既尽美于前矣。今议传次，倘先兄而后己，庶全圣德。于以正前人之绪，绝他日之虞。惟陛下察之’。时虽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鲠直。” ^[36]

和世离开大都前，发生了一件争夺世祖遗传的御铠的故事。据高丽文人李谷记延祐年间任元朝利器库使的同胞韩永事迹说：“时明宗即封于周。将行，请细甲于仁宗，上命给之。江浙省丞相答失蛮时为武备卿，抵寺欲取镇库者。公（按指韩永）曰：‘卿不闻乎，世祖赐以尚衣御铠，若曰以此镇武库。后世嗣圣，或乘戎辂者服之；否则秘藏，世以宝守。寺官相传，奉之惟谨’。卿曰：‘吾将取观耳，无他也’。及见，即持走。公大叫：‘卿违制’！奔及而手夺之，仅得觉牟。卿复来夺，公曰：‘我头可得，此不可得也’。乃抱之哭。卿无如之何，止以铠上王邸。后数月，仁宗命取是铠。主者以实对。上怒，置卿极刑” ^[37] 。世祖的御铠，被争夺的双方看作“嗣圣”身份的标志。和世想夺走这件御铠，自然有明确的意图。这件事同时也表明，他在朝中不乏同情者。

周王出京前向仁宗陛辞。只是在柏帖木儿的一再劝谏下，方才获得“留燕饯而后行”的待遇 ^[38] 。他行至陕西，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寻以内部不和退师，“盘桓屯难，草行露宿”，往投察合台后王 ^[39] 。

陕甘兵变的余烬刚止熄，仁宗就急忙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延祐四年闰正月布告天下。他的心愿，现在算是了却了一大半。

今存汉文记载，大多为仁宗讳，而把和世被迫离京、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的事归因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这件事确实需要由太后和铁木迭儿的强有力支持才能实现 ^[40] 。但是仁宗本人的态度，仍然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政治角色，从这时起就变得愈发混乱起来。

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趋于激烈。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名参劾右丞相铁木迭儿受贿、亵职、占夺田产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 ^[41] 。铁木迭儿走匿太后近侍家中。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但他暴怒之后，仍屈服于答己压力，仅将铁木迭儿罢相了事。一个月后，李孟虚挂的中书平章政事的职衔也被罢去。而铁木迭儿家居不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也难以真正起到匡救时弊的作用。

仁宗与其他元朝皇帝一样，性好饮酒 ^[42] ，也有点迷信 ^[43] 。被迫与太后集团的妥协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矛盾。他似乎变得有些乖戾多疑。哈剌契丹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趋出。公徐入。至，上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告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之走，独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无愧，朕亦信之’” ^[44] 。仁宗对近臣的猜忌之心或属无据，但“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这个被焦虑所深刻折磨的蒙古皇帝发自内心的自白。

由于这种心态的发展，他在晚年颇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曾隶于他本人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甫逾月，复以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成的右卫率府隶东宫位下。八月、十一月，分别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告天下。年底，更命皇太子参决国政。大约在此前后，仁宗还向左右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 ^[45] 他深恐硕德八剌在自己身后不能平稳地继承帝位，所以甚至想在生前就提早看到这一天。

延祐六年一连串加强皇太子地位的措施，似乎表明仁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大数在即。次年正月，他果然离开了人世，时年36岁。

元仁宗虽然死了，但是作为元代中叶的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由他开始的“儒治”时期，还需要包括他的儿子、英宗硕德八剌在位的四年才告一段落 ^[46] 。因此，本文还须对这后来的四年略事讨论。

五

英宗执政时，刚刚十八岁。他虽然接受过比较多的儒学教育，却是元代唯一的在登位前没有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想大有为于天下，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便以太皇太后之尊故伎重演，制出中宫，发表铁木迭儿为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对从前弹劾或反对过他的人“睚眦必报”。英宗登位时，仁宗留下来的“儒治”派中坚早已遭受了一番大清洗；幸免于难的人，也都箝口摇手，不敢再多说话。答己和铁木迭儿又把一批私党从外省调进中书省。与仁宗临朝之初的政治气候相比，英宗面临的局势还要严峻得多。

但是英宗本人对这一点好像不很在乎，惟急于逞快一时。登极伊始，他就重新规定吏员秩止从七品，命京师势家与民同役，课郡县回回户包银；还有一大批官署被压低品秩，甚至被撤罢。他与答己的关系也很快显露出紧张的端倪。延祐七年三月，即位典礼后第二天，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贺于兴圣宫，“英宗即毅然见于色”。答己见状，马上就后悔拥立他为皇帝 ^[47] 。五月，答己的“嬖幸”亦列失八（桑哥党羽要束木妻）与私党失列门、黑驴（亦列失八子）以及刚被罢职的左丞相阿散等人谋废帝另立案发。英宗意识到此事应与太皇太后有涉，遂不待鞫状而悉诛之。两个月以后，他将可能被答己用来取代自己的皇弟，即安王兀都不花降封为顺阳王。不久又为彻底断绝后患，竟不惜骨肉相残，处死了兀都不花。之后整整两年，英宗受困于政出多门的窘境，差不多注定要与从前那些被太后临朝或权臣柄国所钳制的青年皇帝一样无可作为了。

转机恰巧就在此时突然出现：至治二年（1322年）八九月间，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死去。英宗顿时如释重负。至治“新政”于是挟风行雷厉之势推展开来。延祐年间后劲不足的“儒治”，一时间呈现出再度振作的乐观局面。

但是，事实上新政维持还不到一年，就以英宗被自己的亲信大臣弑杀而中断。这个蒙古皇帝，被儒家文人们说成“兆民至今而永怀”的明君 ^[48] 。马祖常在元末鉴赏英宗御墨，依然不胜惆怅地慨叹：“河汉昭回光气在，凄凉空抱小臣弓” ^[49] 。而在当时的蒙古上层集团里，除了丞相拜住的“孤忠”，他却几乎落到“孑然宫中”的地步 ^[50] 。真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

对至治期间这一番起伏陡然的波折，已经有学者从元廷中主张汉法和坚持蒙古—回回法的两大派政治势力之间对立冲突的角度作过很精彩的论述 ^[51] 。本文要补充的是，从事态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英宗的失败与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元朝皇帝都更热衷于表现天子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 ^[52] ；“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人见” ^[53] 。在“威严若神”的表象下处处受制于人，又反过来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所以当日朝中“大臣动遭谴责” ^[54] 。对诸王及其所部的赏赍岁给，也以国用不足为由而一度停颁。这种情况，与草原大汗和他的“伴当”、“倚纳”之间带有浓烈个人色彩的相互关系差别极远，尤其使他的同族感觉疏远和隔膜 ^[55] 。

英宗经常酗酒，甚至乘醉杀人。宫廷艺人史骡儿，“至治间蒙上爱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 ^[56] 。延祐七年，以台臣谏修寿安山佛寺，杀二人、远徙二人，造成轰动朝野的“至治四御史”之冤 ^[57] 。很可能这也是他在狂怒不克自已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

元廷的尚佛在英宗朝亦有所发展。延祐七年十一月，即位未满一年的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是为全国范围大规模营建帝师寺之始 ^[58] 。次年五月“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这件事更明显带有公开压制回回人的政治色彩。英宗朝一再颁布的罢建寺之费一类诏令，实际上首先就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当时社会已出现“民劳役巨”的迹象 ^[59] 。

延祐七年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七月，“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按波斯语taryāk（tiryāk）译言牛黄石、解毒剂，或者鸦片。元代回回药方中应已有以鸦片入方剂者。打里牙在这里是否指鸦片？如果确是鸦片，那么除了入药之用，元廷内是否已有吸食鸦片的风气？对这一点尚有深考的意义 ^[60] 。

至治二年答己、铁木迭儿之死，对英宗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时机。假如他不是那样偏执，那样狂躁，也许他可以对业已陷入涣散状态的太后余党先示宽恩，用释其疑，然后再找寻合适的机会各个击破。英宗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完全瓦解，竟毫无节制地把郁积了几年的愤懑一齐发泄出来。太后一死，他就下令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 ^[61] 。由于此举被迫赋闲而仇视当局者，不知几许人也。与此同时，一两年前案发但不克上闻的“诳取官币”案又被提了出来，其所惩治的对象更直接涉及太后集团的核心人物。

所谓“诳取官币”案的缘起，是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自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愿以祖传的旧赐浙西汤沐田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串通，奏赐官币十二万五千锭偿其值，得逞后将这笔巨款暗中瓜分。待朝廷命专人“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 ^[62] 。“新政”时复鞫此案，以田归原主；刘夔、囊加台坐死。因为铁木迭儿已不在世，遂仆其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封赠制书；其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似与案情没有直接牵连，也被处死 ^[63] 。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则被黜职。惟铁失得免于追究。

铁失的妹妹是英宗皇后，所以他被时人认为与英宗“情过骨肉”。这是屠寄的一项重要发现 ^[64] 。因为只有这一事实，才能解释为什么铁失会像木华黎后人拜住一样，成为英宗最深信不疑的两个蒙古人之一。答己死后，英宗以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不授，表示对他信任之专。而后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用意与专任拜住同。拜住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铁失则兼领左、右阿速卫和忠翊卫事。军政权力这样高度集中，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蒙古人为数极少。这两个人，一个与英宗同样歆慕儒学，但迂阔而不谙世情；另一个虽然“妹为君配”，却同时又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 ^[65] ，实际上是答己集团的一名核心成员。英宗曾因担心皇位不稳而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但他居然又迷信裙带关系而对铁失毫无戒心，真有点令人惊讶。

铁失虽然事涉诳取官币案，但并没有因此而立即失宠。他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表在结案的两个月后。危机的高潮看来已经过去。可是形势在紧接着的几十天里又发生了新的转折。由于拜住等人把铁木迭儿的“过恶”一再陈述，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会发展到不能自抑的程度。他决定再次整肃铁木迭儿的“奸党”。现在已很难知悉，铁失是否真被列入了即将受惩治的朝臣名单中。但是英宗喜怒无常的性格特点，肯定使铁失即使身为他的妻舅，仍感到安危莫测。至治三年八月，英宗从上都返回大都，途中驻跸南坡。铁失终于下决心孤注一掷，以所领阿速卫宿卫亲军为外应，先杀拜住，再入行幄刺杀英宗。

“回首桥山泪成血”。英宗已经沿着挟忿用刑的轨道滑得过远，乃至招致杀身之祸。仁宗开始的儒治，也就随英宗之死而戛然中止。

六

仁、英二朝的儒治，给元代政治留下若干不容忽视的成果。用驸马、疏族总兵朔漠，朝着割断镇北宗王与嗣君地位的传统联系走出一大步，因而开始削弱草原势力干预皇位继承和君权的压力。仁宗时编就、英宗朝颁定的《大元通制》，是元朝第一部具有法典性质的行政、刑事、民事等法规总集。科举制的推行则赋予这个王朝更多的正统性。理学也从那时起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元成宗以来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和升格的趋势有所抑制。御史台督察朝政的功能在儒治风气激发下显著加强。延祐经理的结果和英宗的“助役法” ^[66] ，也在部分地区发生一定效率。

我们已经看到，围绕儒治问题反复较量的双方，都不只是抽象地代表了某种政治理念而活动着的角色符号，却是同时夹缠着各自活生生的私欲、情感体验或性格特征等等个人因素，一齐卷入当日纷争中去的。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很具体地影响到有关过程的各个细节；但对较长时段的演变趋势来说，它们又往往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仁宗必须向太后集团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念；英宗在反对派的两大头目死后仍夭折于危机的余波。在他们徇情退让或一意孤行的个人抉择背后，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在支配着当时的形势发展：仅仅依靠儒治派所动员的儒家政治资源，尚不足以按其预期程度来改变当日制度体系及权力结构各部分之间的既有制衡关系。

元朝自1270年代后，始终以“大元”、“大蒙古国”的汉、蒙双重国号并用。列帝的纪年和庙号，也都是汉式、蒙古式两种规格并列行用 ^[67] 。怯薛不予官阶，而与宿卫亲军各司所守。这样两套符号体系长时期并行不衰，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大汗在他的蒙古同族中的角色，与他君临于汉族臣民的皇帝角色判然有别。大汗依草原旧制约束诸王、那颜的权威，远不如汉法中的专制君主那样大 ^[68] 元朝制度体系中“大汗—皇帝”的双重角色结构，使元政权与金、清等北族王朝相比，带有更多的贵族制色彩。尽管蒙古上层长期受汉文化影响而有“仁渐义摩”的可能性 ^[69] ，他们对专制君主官僚制的感知和接受仍很难与儒家传统相契合。

然而，体现在儒治时期诸多政令里的一个重要意图，正是用儒家的君臣名分去重新规范大汗和蒙古上层的相互关系。仁宗和英宗都没有亲劳鞍马的业绩，又不屑讲求“惟和”来加强自身及其政治主张的合法性与上层集团内部的认同感 ^[70] 。在这种情势下，儒家政治作为一种纯粹的外来资源，就很难在改塑蒙古内部关系方面取得多少实效。元仁宗因为别有所求，后来退到“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的立场，从而避免了政治上的大变故。英宗锐气过盛，终于把差不多全部“迤南诸王大臣”都逼到与自己相对立的一边。《元史·英宗纪》开列出一长串参与南坡之变的宗王及高级官僚名单。《元史·泰定纪》更明确地说，当日“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因此，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对“新政”的结局恐怕也不容有太多的乐观。

［本文原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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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宗朝在形式上中书、尚书二省并设，实际上政柄全归尚书省，“中书之署，仅同闲局”（虞集：《曾益初〈小轩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4）。爱育黎拔力八达本来要将尚书省臣“尽按诛之”。因杨朵儿只之谏，才“特诛其尤者”脱虎脱、三宝奴等五人，忙哥帖木儿杖流海南。见《元史》卷179，《杨朵儿只传》；卷24，《仁宗纪》一。又据《高丽史》卷34，《忠宣王世家》二，当时还有“平章迷里不花”，以“三宝奴之傥”，见流于高丽乌安岛。

(2) ?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圭斋集》卷9；危素：《桧亭集序》，《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

(3) ?“惟和”一词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1。贺表说“惟和”的对象是“小民”和“下士”，当然只能是脱离实际的谀词。

(4) ?马祖常：《赵思恭神道碑》，《石田集》卷12；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15。

(5) ?“溥从宽大”一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22，《武宗纪》一。

(6) ?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8；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20

(7) ?前田直典：《元朝纸币的价值变动》，《元朝史的研究》，东京，1973年。

(8) ?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第3册，页347—366。扩大海运的收效至为显著，因为“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丘浚：《大学衍义补》卷34，《漕挽之宜》下）。以铜钱与楮币相权行用也是可取之策，所以杨朵儿只曾以铜钱“未可遽废”谏仁宗（《元史》本传）。惟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相同品秩的官员原来可以获得的职田租额，且又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因而受到大部分官僚的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0年）。

(9) ?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36。又《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其政见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10) ?尚书省诸臣中，最受人痛恨的似为三宝奴。当时人在诗歌里骂他“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见刘埙：《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5；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今为法藏寺》，《玉井樵唱》中。

(11) ?见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引，《中庵集》卷15。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见《国朝文类》卷9、《元典章》卷1、《元史》卷24。惟对附于诏文之后的“拯民急者”诸条画，诸书或略写或删削，未若刘敏中引述之具体。

(12) ?语见《元史》卷176，《刘正传》。

(13)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

(14) ?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11；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15；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5。

(15) ?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3。

(16) ?据达尔德斯：《征服者与儒家》（纽约，1973年），在崇尚词章、经义的东平学派和理学派之间，蒙古人所以更重视后者，是因为理学更直接地强调“其学说永恒不变的、并且大体上是很简明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也比较地没有种族化、地域化的色彩。见页33—34。关于理学为什么会在宋元时期发展成为儒学主流，还可以从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去加以考察。从思想史演进的内在逻辑看，是禅宗“直指本心”的主张强烈地刺激儒家学说去寻求开发心性以实现自我提升的新途径。从文化史与社会变迁相互涵合的层面看，理学强调“为己之学”，是脱离世家大族背景的士人阶层最适宜的认同标识。见余英时：《中国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1987年；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社会的思想转换》，斯坦福，1992年，第1章。

(17) ?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2。

(18) ?李孟：《初科知贡举》，《元诗选》二集乙集引《秋谷集》。首科蒙古状元护都沓儿，有1318年应仁宗之命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传世，见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故宫丛刊甲种之18，台北，1981年，图版11。

(19) ?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16。

(20) ?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32。

(21) ?刘岳申：《孙正臣墓志铭》，《申斋集》卷9。

(22) ?语见揭傒斯：《皇太后加尊号监修国史府贺表》，《揭俱斯集》卷6。

(23) ?语见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9，《答己传》。

(24) ?仁宗即位时，廷臣曾用皇太后旨，把登基仪式安排在答己旧居隆福宫。时法驾已陈，因儒臣劝阻，仁宗才临时改变主意，到大明殿举行大典。见《元史》卷175，《张珪传》。据邵远平《元史类编》卷7，答己此意，系出于阴阳家言。惟未详此说之所从出。

(25) ?《元史》卷175，《张珪传》；卷33，《文宗纪》。

(26) ?《元史》卷24，《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三月。中华书局标点本此处点读似稍有误。或当读作：“以陕西行尚书省左丞兀伯都剌为中书右丞；昭文馆大学士察罕参知政事；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床兀儿，钦察亲军都指挥使脱火赤拔都儿，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铁木儿不花，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也速，知枢密院事兼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也先铁木儿，遥授左丞相；仁虞院使也儿吉〔尼〕，太子詹事月鲁铁木儿，并知枢密院事”。

(27) ?黄溍：《柏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43。“以病去职”语见《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

(28) ?延祐四年夏，“帝尝夜坐，谓侍臣曰：‘雨旸不时，奈何’？萧拜住对曰：‘宰相之过也’。帝曰：‘卿不在中书耶？’拜住惶愧”。这段对话反映出仁宗对铁木迭儿深自不满又无可奈何，同时也对萧拜住等人抗争不力颇为失望的复杂心性。见《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 ?铁木迭儿两次罢相，仁宗都不顾丞相必用蒙古勋臣的故事，以回回人合散取代之。他还曾打算加意擢拔他信任的月鲁帖木儿，希望尽快增加他的资望，好用他接替年事已高的合散。这表明能使仁宗感觉得心应手的高层蒙古人并不多。见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朴文集》续集卷7。

(30) ?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1；许有壬：《庆云赋》，《至正集》卷1。

(31) ?《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关于兄弟叔侄间的传位约定，达尔德斯认为当时并没有定论。“可能此事悬而未决，尚有待于未来的某次宗王大会来定夺。只有海山集团的人才明确地声称，根据1307年协议，应由海山的一个儿子继承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位”。见《征服者与儒家》，页18。按、今存史料明确提到这个约定的，只有康里脱脱此语。而与之对立的三宝奴，则担心日后叔侄相授的承诺可能落空。从后者口气判断，当时应曾达成过这样的约定。柏帖木儿绝不是“海山集团的人”。但从他劝仁宗先传兄子的话中（详下），亦可以看出康里脱脱所言绝非无据。关于成宗死后的汗位争夺，见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北京，1986年。

(32) ?《元史》卷175，《李孟传》。

(33) ?《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

(34) ?至大四年正月朔，以武宗不豫，免朝贺，大赦天下。赦免的范围，包括谋反、大逆、杀祖父母及父母等十恶在内。十恶之罪，“自世祖皇帝时分，不拣那个赦里不曾放来”。故仁宗即位前一日，应中书省臣奏闻，下制收回成命，“命毋赦十恶、大逆等罪”（《元典章》卷3，“圣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奏）。又据虞集《张珪墓志铭》，“三宝奴矫诏赦天下，赦常赦之所不赦者”。见《道园学古录》卷18。

(35) ?参见杨金荣：《潜邸侍臣与仁宗朝政治》，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打印本），南京，1990年。

(36) ?《黄金华集》卷43。

(37) ?李谷：《韩永行状》，《稼亭文集》卷12。

(38) ?黄溍：《柏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43。

(39) ?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34。按、当时甘肃行省亦有“叛党”响应，见吴澄《伯都高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64。

(40) ?《元史·英宗纪》谓仁宗立储时，硕德八剌以“宜立兄”为由，曾“入谒太后固辞”，太后不许。屠寄认为英宗所谓“兄”，系指安王兀都不花。惟兀都不花实非硕德八剌之“兄”，而为其弟。是“兄”应指和世 。答己因“明宗少时有英气，而英宗稍柔懦”，故属意于硕德八剌。见《元史》卷116，《答己传》。

(41) ?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朴文集》续集卷7。

(42) ?仁宗在东宫时，萧 曾上《酒诰》以进。“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故公首以是训陈之”。见苏天爵《萧 ·墓志铭》，《滋溪文稿》卷8。

(43) ?仁宗生于鸡年。故“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见杨瑀：《山居新话》。

(44) ?刘岳申：《回会墓志铭》，《申斋集》卷8。按，此事在萧拜住擢升平章政事、即延祐三年六月后。

(45) ?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朴文集》续集卷7。

(46) ?孙克宽称仁宗在位时期为元代的“二期儒治”。其时间范围甚应当将英宗在位的此后四年也包括其内。见《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北，1968年。

(47) ?《元史》卷116，《答己传》。

(48) ?谢端：《进实录表》，《国朝文类》卷16。

(49) ?马祖常：《功德使三旦八藏英宗皇帝所赐御书……》，《石田集》卷4。

(50) ?张养浩：《拜东平王拜住丞相画像》，《归田类稿》卷20；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76。

(51) ?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52) ?苏天爵：《董守简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2。

(53) ?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

(54) ?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

(55) ?当时铁木迭儿以私怨杀大臣，多以“便服迎诏”、“不敬”等以为口实，自然是在有意投合英宗脆弱的自尊心理。元与高丽的关系这时颇有波折，似乎亦与英宗偏执自大的个性有关。已退位闲居于大都的高丽忠宣王，结怨于高丽族出身的仁宗宦官伯颜秃古思。后者乘英宗新临朝，“厚 八［里］吉思，百计诬谮。英宗不之察，以学佛为名窜之吐蕃”。高丽在位国王也为其从兄所谮，被拘收国王印，留朝三年不予遣返。谗诉中最有效力的一条，是王尝手裂天子敕书。可见罔上不敬，确实最能挑起英宗的心火。见《高丽史》卷91，《沈王暠传》；李齐贤：《高丽忠宪王世家》，《益斋乱稿》卷9上。

(56) ?王逢：《史骡儿引》，《梧溪集》卷4。

(57) ?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吴正传集》卷1。

(58) ?吴澄《杭州路帝师殿碑》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见《吴文正公集》卷26。是则诏令最早颁布于仁宗朝。据李齐贤：《高丽忠宪王世家》，此议起于延祐初一个“鲜卑僧”（当指西夏僧人）的建言。惟元人中亦有将此事系于英宗的。可以认为，大规模地在各地修帝师殿、寺，实始于英宗朝。见刘鹗：《重修帝师殿记》，《惟实集》卷2。

(59) ?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吴正传集》卷1。

(60) ?《元史》卷27，《英宗纪》一。补记：本文写作时，我只检阅了斯坦英嘎斯的《波英字典》，所以当时关于“打里牙”的知识仅此而已。近检R．P．Matthee著：《追寻愉悦：1500—1900年间伊朗毒品和兴奋剂的历史》（普里斯顿，2005年），乃知打里牙（希腊语作theriak）在当日既译言解毒蛇药，同时也确有可能被当作解忧的毒品使用。它在《回回药方》里著录为“答儿牙吉”，指“专治毒蛇所伤、风（按，同“疯”字）狗咬伤”的药。《追寻愉悦》转述了爱尔森在《蒙古时代欧亚地区的文化与征服》（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对《元史·英宗纪》内这条史料的引用（按、这条补记写于作者将此文编入本书时）。

(61) ?《元史》卷175，《张珪传》。

(62) ?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6。

(63) ?按八里吉思之名见于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元史·拜住传》作八剌吉思。此名在《元史·英宗纪》里多误写作八思吉思。

(64)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铁失传》。其所据，为许有壬《恶党论罪疏》。疏中说：“如帖实（按即铁失）者，身为台端，兼领数职；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指英宗）待之，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76。

(65) ?《元史》卷175，《张珪传》。

(66) ?即在地方上划出一部分田亩，以其岁入作为应役人户的补贴。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有的史料说助役田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乎太高，不很可信。见《元史》卷185，《干文传传》；郑元祐：《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11。

(67) ?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68) ?E．Endicott-West：《论元代君权》，《哈佛亚洲研究集刊》46·2（1986年）。

(69) ?语见前引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

(70) ?英宗时诸王中的受封人数大大少于仁宗朝，也是他对宗戚刻薄少恩的一个例证。见野口周一：《元后期王号授与考》，《史学》卷56（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