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制度——乃颜之乱杂考

历史大观园制度构成 2020-06-20 15:05:17 0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分别把他的诸弟和诸子分封在中央兀鲁思的东、西两侧，称为东道诸王和西道诸王。元代前期，朝廷与企图自立于一方的东、西道诸王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它起始于西北边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边又爆发了东道诸王联军叛元的事件，这就是所谓乃颜之乱。叛军的活动，东线从水达达居地直指辽河流域，西面一度远达克鲁伦、土拉二河。当时，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的战争正在金山一线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能立即平息乃颜之乱，就很可能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局势。因此，忽必烈决定以玉昔帖木儿领蒙古军、李庭领汉军，亲征乃颜。他自从战胜阿里不哥后直到去世，总共出征过两次。一次为打海都，还有就是这一次平灭乃颜之役。元廷对乃颜之乱的重视，由此可知。

正如屠寄所说，乃颜“虽败不旋踵，然骚动已半天下矣”^[1]。可惜因为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有关元初政治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若干基本史实，还不甚清楚。本文拟对其中几个问题，做一些粗陋的考订和分析。

一　斡赤斤的份地

乃颜是成吉思汗同母幼弟帖木格斡赤斤的玄孙，继承的是斡赤斤份地。洪钧认为：“大约太祖诸弟，斡陈那颜份地最广、辖军最多。自枯伦淖尔（即呼伦湖）以东、洮尔河南北、嫩江东西，大率属其封境”^[2]。大兴安岭以东的嫩江平原后来自然是“乃颜故地”，但它是否在斡赤斤始封地范围内？如果不是，斡赤斤的始封地又在哪里？

关于这一点，拉施都丁有一段话为人所共知。他说，斡赤斤的“领地和禹儿惕位于Mughulistan最边远部分的东北地区。因而沿着它的那一边，便再也没有一个蒙古部落了”^[3]。根据这段话，斡赤斤的始封地，本来是属于Mughulistan的一部分，而不在它之外。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对这段话的译述大体上是正确的。屠寄将洪译“份地在蒙古东北面，界外已无蒙古人”误读为份地“在蒙古东北面界外”，并且自注“辣施特谓其地已无蒙古人”。据此，他把斡赤斤份地位置于大兴安岭以东。箭内亘在《元代的东蒙古》一文中所持的意见，基本上与屠寄相同^[4]。此后，伯希和虽曾顺便提到过乃颜的封地“在蒙古东方及满洲之一部”^[5]，可惜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相隔半世纪之后，杉山正明在探讨元代东、西道诸王的始封地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引用《长春真人西游记》及《元史·撒吉思传》中的有关记载，与拉施都丁上引史文相参证，断定斡赤斤始封地位于大兴安岭西麓、海拉尔河以南直至哈尔哈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6]。他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杉山正明没有提及《史集》中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它比上述任何一条史文都更明确而且具体地指出了斡赤斤的始封地之所在。

根据拉施都丁的叙述，成吉思汗在从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Qa-laaldtit Elet，即合兰真沙陀）与王罕的鏖战中撤出以后，曾退到一条名为斡儿的河流（Or Müren）旁边整顿军队。关于这条河流，拉施都丁写道：“它在客勒帖该山（Keltegei Ghada，即建忒该山）地方，它（按指斡儿一名）既是河流，又是那较广阔的山地的名称。塔察儿（斡赤斤孙）家族的居地就在这里”^[7]。建忒该山位于哈尔哈河流域，有《元史·太祖本纪》、《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等书可证。是知斡儿河或者斡儿山地亦位于哈尔哈河流域。对照上面引用的拉施都丁两段史文，结论是十分明确的：塔察儿家族在哈尔哈河流域的斡儿山区所据有的牧地，就是帖木格斡赤斤始封地的中心地区，而其份地扩展到哈剌温山以东，应当是后来的事。

成吉思汗率兵西征期间，斡赤斤以幼弟身份留镇漠北本部，他的份地又位于当日蒙古国的最东面。这就使他极便于朝着大兴安岭山脉以东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就像术赤领地沿着蒙古国的西北界大幅度地向外推进一样。斡赤斤一家不仅在实际上取得了镇守辽东的藩王地位，而且至迟到塔察儿即位为斡赤斤后王的时代，已经攫取了大兴安岭东边的大片地区作为直接领属于自己的份地。窝阔台死后，斡赤斤企图用武力夺取汗位，被贵由处死，但是他家在辽东的势力，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很大挫伤。蒙哥死后，塔察儿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推戴忽必烈为汗，由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拉施都丁说，塔察儿“在忽邻勒塔大会和重大事件上，总是站在忽必烈一边，并且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尊敬”^[8]。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真正缓和元政府与斡赤斤后王之间争夺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据《高丽史》记载，塔察儿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至元后期，斡赤斤后王乃颜反状日益明显。鉴于治理辽东政事的宣慰司“望轻”，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元廷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将辽东的地方行政机构升格为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治今辽宁辽阳市）。翌月，又北徙东京省治于咸平（在今辽宁开原县）。东京行省虽然不到半年就撤销了，但仍然成为催发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次年四月，斡赤斤后王乃颜联合成吉思汗弟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和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叛元。元朝与东道诸王之间的战幕就这样挑开了。

二　忽必烈的出征路线

二十四年五月，忽必烈自上都出发北征。他所经过的第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应昌（旧城在今达来诺尔西南）。

元赵岩《应昌路曼陁山新建龙兴寺碑》：“至元丁未（按，“未”字当为“亥”之误），世祖皇帝躬御六师，徂征弗庭。驻跸应昌之夕，一佛飞空，现金色身，如影如幻”。根据下文，“弗庭”者即指乃颜^[9]。1893年俄人波兹特涅耶夫游历蒙古草原时，还在达来诺儿东南方向的达日罕乌拉山北侧见到过此碑，并录下了碑文^[10]。

关于忽必烈道出应昌之后的进军路线，似乎还没有发现充分的史料记载。黄溍《也速儿神道碑》曾说：“……宗王乃颜叛，（也速儿）扈跸亲征。给饷运筹，备殚其勤。既平乃颜，群臣从属车奏凯而归。王复与诸将留兵讨其余党金家奴、塔不，悉戡定之，乃还。上以王生事素薄，赐钞五千缗。王因奏：‘臣前出军至亦乞列思之地，有来供餽乡导者。’上命厚赏之。”^[11]这段话里既有“扈跸亲征”之语，又云曾“出军至亦乞列思之地”，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忽必烈所部元军是经由大兴安岭东侧北进的。但是这与我们已经确知的忽必烈驻跸应昌的事实互相抵触。因为从上都进入辽东，完全可以取道潢河之南东行，而不必先向北绕道应昌。相反，出应昌后沿兴安岭西麓北行，倒是当日的渡漠干道之一。长春真人邱处机西游时就采取过这条路线。也速儿可能是随发至辽东的偏师进征而途经亦乞列思之地的；或者所谓“出军”，并不指元军最初阶段的出兵路线而言。无论如何，像屠寄和箭内亘那样，到大兴安岭东麓的潢河中游去追寻忽必烈大军的行踪，恐怕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自应昌北进，元军于六月壬戌抵达撒儿都鲁。这段路程一共走了十几天^[12]。这时在忽必烈左右的部队，主要是博罗欢率领的五部军前锋和李庭所领汉军^[13]。元军在这里先后与叛王将领黄海、塔不台遭遇。虽然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忽必烈却乘象舆贸然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14]，并以汉军前列步战，迷惑叛军。塔不台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溃而去。在漠北地区乘象督战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所以这个细节也被穆斯林史籍和马可波罗纪录下来了^[15]。此役亦因而名声大著，以至伯希和把它视为平定乃颜之乱的“主要战役”^[16]。

屠寄大概是受洪钧“当日军情以辽河为要害”之说的影响，把撒儿都鲁与《蒙古遊牧记》著录的什喇陀罗海相勘同^[17]。他的主张，无论从审音或地望来说都难以成立。据1:20万分之一图L-50-Ⅳ，在贝尔湖东南（东经117°42′48″，北纬47°33′强）有沙尔土冷呼都克。蒙语呼都克意谓井。是该井所在地名为沙尔土勒，它应当就是忽必烈乘象舆临阵督战的撒儿都鲁之地。其地望与史文所载距应昌十余日程也完全相符。

根据随元世祖出征的高丽贵族洪万的传文，元军击退塔不台之后，遂自撒儿都鲁东行，“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讨乃颜”^[18]。这里的哈剌河，无疑就是流注于贝尔湖的哈尔哈河；所谓失剌斡耳朵（Sira Ordo，译言黄金帐），当即位于哈尔哈河流域的塔察儿份地中心，亦即斡儿山地之乃颜大帐。元军在这里“获乃颜辎重千余”^[19]，不会是不战而获。史载乃颜曾“遣哈丹领兵万人来拒”，被元军击败^[20]，大概即在此时。接着，元军主力就在玉昔帖木儿率领下直扑乃颜屯兵之地，以求与之决战。

三　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

玉昔帖木儿出军时，乃颜屯驻在“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兵号十万。元军前锋玉哇失陷阵力战，终使叛军溃散。乃颜仓遑出逃，至失列门林，被元军追擒，俄而被忽必烈下令处死。那么，不里古都伯塔哈和失列门林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屠寄将不里古都伯塔哈断为两个词。其谓伯塔哈即《元朝秘史》中的孛勒答合（boltagha），译言孤山，这是正确的。至于他说不里古都意谓有柳，则未可遽从。按《华夷译语》卷上“鸟兽门”，黑鹰作不鲁骨惕。蒙古国时期的阿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在其写成于1241年的著作中附有一张蒙语词汇表，其中著录了burkui qush一词，译言鹰隼^[21]。突厥语qush原意谓鸟，它也可以跟在各种鸟类专名的后面，用以泛指这个专名的类属，如toqan qush，意即猛禽之鸟^[22]。所以，乞剌可思词汇表中的burkui，就是《华夷译语》的不鲁骨惕，它的正确的拼写形式应是b?rgüt，意即鹰隼^[23]。而不里古都则是B?rgüt-tü的音译。B?rgüt-tü Boltagha，是谓有鹰之孤山，或即鹰山。

东蒙古地区以鹰隼为名的山岗不止一处。据清张穆记载，旧喀尔喀东路车臣汗部左冀后旗的牧地，“西南至布勒格图山，接达里阿爱牧场界”^[24]。这座布勒格图山即鹰山，当在蒙古国苏赫巴托省浩勒布占至乌拉巴彦一线。又，克鲁伦河下游由东南流而折向东北流的大河曲之南，亦有哈喇真布尔古特山^[25]。哈喇真为蒙语ghaljan的音译，译言秃顶、无树木的^[26]。哈喇真布尔古特，意谓秃鹰山。但这两座鹰山，都不会是乃颜屯驻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因为乃颜称兵后不久，土土哈即从杭海岭领军东来，疾驱七昼夜；渡土拉河，又奉命逆克鲁伦河而上，沿途肃清叛军，并将叛王“献俘行在所”^[27]。可见哈尔哈河流域以西地区，当时并不在乃颜控制之下；所以《元史》在叙述元军从贝尔湖东南的撒儿都鲁向东，达于哈尔哈河流域时，方才说他们“至乃颜之地”。在当时情况下，乃颜不必要、也不可能在一座远离自己巢穴的孤山中结集重兵。

查乾隆《内府舆图》，在大兴安岭西侧的喀尔喀必拉（哈尔哈河）和讷墨尔狠必拉（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亦有一山，标注为额尔占布尔古特图阿林。康熙《皇舆全览图》用满文记注为Haljan Burgudtu，脱Alin（满语，译言山）一词^[28]。我认为，这座秃鹰山，就是乃颜屯兵的不里古都伯塔哈。这是因为，一般地说，此地是联结大兴安岭西、东两侧交通要道的枢纽所在；特殊地说，斡赤斤后王的份地恰恰可以从哈尔哈河流域经过该地，再东逾兴安岭而向嫩江流域伸展。乃颜放弃了自己的大帐，撤至不里古都山地，并在这里结集大批军队，确实是使自己居于进退两便的战略位置。它既紧贴着位于大兴安岭东侧的广大后方，又十分有利于伺机出击进逼哈尔哈河流域的元军。从审音和对当日战争形势的分析来看，这一勘同似乎都可以言之成理。

在决战中惨遭失败的乃颜，逃到失列门林就被元军生擒。据现在所知，失列门林这个地名在元代文献中仅此一见。研究它的方望，是一个有些困难的问题。

今西辽河上游名西拉木伦河，是蒙语Sim Müren的音译，译言潢河。屠寄和箭内都说失列门林即为西拉木伦河。是则“门林”系蒙古语müren的汉字音写，译言大河。林字在元时似仍以-m尾收声，能否用它来记录-ren的读音，稍有可疑^[29]。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潢河西邻上都，朝这个方向逃窜，无异乎自投罗网，想来必不为乃颜所取。所以对此还可以重新考虑。

尽管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能圆满地解决失列门林的今地问题，我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其所在方位作一个粗略的估测，以待今后的进一步验证。

为了上述目的，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嫩江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间的交通状况。今天这两地间的干道主要有三条。其北线大致上沿雅鲁河谷西北行，逾大兴安岭达于海拉尔河流域，此可置勿论。其南线则沿洮儿河西北行，至归流河叉为两道。一道逆归流河下游西行入山，至乌里吉勒河流域。至元二十五年土土哈平灭乃颜余党时，即循此路东逾大兴安岭。另一道则继续循洮儿河谷入山，逾大兴安岭而至哈尔哈河上源。这条路在蒙古国时必定也已经是便行之道了。因为我们知道，1213年，合撒儿奉命率左路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军而还”，就是溯洮儿河返回漠北的^[30]。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连接大兴安岭两侧的驿路，采取的并不是沿雅鲁河或洮儿河穿越大山的路线。据《析津志》引元《经世大典·站赤》佚文，这条驿路，不是在位于洮儿河流域的塔鲁站，而是继续向北，至吉答站（在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西龙江）方才分道：“至北（按北当为此字之讹）分二路。一里（按里当为路字之讹）东行至失宝赤万户；一路西行至吾失温，其西接阿木哥”^[31]。从吉答溯嫩江而上之东路诸驿站的定点已经解决了；位于呼伦贝尔高原的西路末尾几站的所在方望也已明瞭^[32]。关键是自吉答往西逾越大兴安岭的驿道走向如何。恰恰是这个问题，与我们要探讨的失列门林的方望有很大关系。

元代在边地的驿站设置，常常与诸万户府、千户所的分布走向相一致，显然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系统的设置同时考虑到了相地理之宜的原则。吉答以东的驿道走向是如此，在它以西自应同样如此。在吉答之西，元代曾设置过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它是明朝著名的兀良哈三卫之一朵颜卫的前身^[33]。据朵颜卫第一任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致明政府的书信，这一部分兀良哈人的居地在互相毗连的朵因温都儿山和绰尔河流域^[34]。千户所之设虽在延祐年间，但它说明朵因温都儿山地当冲要。吉答西路诸驿中有一个驿站名为斜鲁^[35]。元人说斜鲁译言陡坡，不知道它是否就在朵因温都儿山附近。看来自吉答以西的驿路，当在绰尔河下游以北取正西方向直行，在西北一东南流的绰尔河中游逾河过岭，遂进入岭西的呼伦贝尔草原，即可达于辉河流域。位于呼伦贝尔高原上的回引站，即得名于辉河。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失列门林的大概位置了。绰尔河中游有支流名色勒必拉，康图记注为Sele Bira。这条河虽不甚大，其位置却颇易把握。因为在它的南面有绰尔河的另一支流特门必拉^[36]，它源于金边墙附近，东注绰儿河；而在这条特门必拉北面、金界壕之外，就是色勒必拉了。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失列门林这个地名系由失列·门林两个名词组成，那么失列恰好就是sele的对音。上面已提到过，门林的林字在《广韵》中属于以-m尾收声的侵母字。在元代，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韵系统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北汉语方音中以-m尾收声的韵母还没有转为-n收声。《蒙古字韵》读林为lim，读三为sam，尾音-m仍然保留着^[37]。正因为如此，元人才会用“林”字来译写Qamqorom（哈剌和林）之-rom，用“三”字来译写Samqachulai（三哈出来）之-sam。因此，把“门林”看作müren的汉字音写，严格地说起来并不太准确。但是出于以下两项原因，我们还是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识读法。首先，色勒、失列两名语音极相近。如果它们确实是同一地名的不同音写，那么失列门林与色勒必拉就完全可以认为也是对同一条河流的指称，不过这两个地名中的普通名词“河流”，前者为蒙古语（门林＜müren），而后者则是满语（必拉＜bi-ra）。其次，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地区，正好处于金界壕之外、连接哈尔哈河上源和绰尔河中下游河谷、并由此东去嫩江流域的通道上。乃颜在不里古都伯塔哈战败后，很可能就领残部取此道东逃，企图退守位于嫩江两岸的根据地，结果却在色勒河流域被元军追擒。这样的分析若不致大误，则亦可反过来显示出将失列门林定位于色勒必拉之地，不能看作完全是臆测而已。

追获乃颜后，玉昔帖木儿复至哈尔哈河，继而领军北进，扫荡呼伦贝尔高原。元军逆亦迷河（伊敏河）而上^[38]，北至海剌儿（海拉尔河），溯河水行，战于扎剌马秃^[39]。该地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作济尔玛台^[40]，即今海拉儿市西面的扎罗木得。而后，元军东逾大兴安岭北端之蒙可山，追乃颜残部直至嫩江。九月，玉昔帖木儿师还。

至于忽必烈本人，在玉昔帖木儿北上亦迷河后，大约就从哈尔哈河上源逾大兴安岭东行。假如他始终盘亘在大山之西，那么这次亲征就只能称为北征，他的随从将领“类次车驾起居”而写成的行纪，恐怕也就不能叫做《东征录》了^[41]。还有一条史料亦可以证明忽必烈曾逾岭而东。其所部元军曾与东窜的哈丹相遇，“帝召忽怜至，值薛彻坚哥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哈答罕（即哈丹）众甚盛。忽怜以兵二百迎敌，败之。哈答罕走度揉河（即嫩江），还其巢穴”^[42]。程火失温今地无考。但从史文仍可看出，忽必烈当时确在大兴安岭之东。

四　乃颜之死及其宗教信仰

汉文史籍记载了乃颜之乱平定后，元廷对其宗族、其所隶领的女直等族户口和所部蒙古军、其在中原的封邑以及辽东份地等等的处置，而关于乃颜本人的命运，只用“以反诛”三字交待了之。幸而马可波罗留下了颇为详瞻的记述。他说：

大汗得悉乃颜被擒，感到非常高兴，遂下令乃颜应当被立即处死。他全然不想再见到乃颜，免得由于自己与他原是亲骨肉而会饶恕了他。于是乃颜就按照我就要告诉你们的这样一种方式被处死了。他被很紧地捆绑起来，裹在一张毯子里，而后被反复地拖来曳去、猛烈地抛上抛下，他就这样地死去了。……鞑靼人说，他（忽必烈）不愿意让帝室成员的血洒到地上，不欲其向天空哀告，或使太阳和天空看见他的血，或让任何动物触碰到他的肢体 ^[43]。

按照这样的方式执行死刑，在蒙元史上其例甚多。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被用毯子裹起来以后扔进河里^[44]。根据瓦撒夫书和诺外利书，阿拔斯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则是被卷在毯子里，任群马践踏至死的^[45]。《元朝秘史》没有述及成吉思汗处死札木合的具体做法，只说“教杀时血不教出”^[46]。但恰恰是这段话，道出了此类死刑执行方式的共同特点。它本来是处死成吉思汗宗族成员的特殊刑典，但也往往施用于其他出身高贵的敌人。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马可波罗提到对鲜血溅地的禁忌。而据术兹札尼的记述，攻陷巴格达后，蒙古军中的回回人威胁旭烈兀说，哈里发若被鲜血溅地，将会导致一场大地震，从而会使旭烈兀和全体蒙古人遭受灭顶之灾^[47]。这种类似天方夜谭式的说法，未必准确地反映了蒙古人所以要采取这种特殊刑典的初衷。因为尽管按“教杀时血不教出”的方式被处死要备受痛苦，在蒙古人中间却多为受刑者本人所自请、自愿。札木合向成吉思汗要求如此，而成吉思汗也满足了其昔日安答的这一请求。是知在当日蒙古人看来，这是对被处死者的一种恩惠。这一点，那珂通世早已有所察觉^[48]。

一般研究突厥和蒙古原始宗教的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些古代游牧人的观念，灵魂存在于血液中。虽然保留完整的骨骼是保证人死后精灵犹存的基本条件^[49]，但在死去的时候使血液不流出躯体，也就是使灵魂与躯体不致分离，似乎也会给逝者在冥界带来格外的好处。“教杀时血不教出”，“不过是反映了对于流血、尤其是让它溅落在地上的普遍忌讳的一个特别事例”^[50]。正因为如此，古代蒙古人才甘愿忍受痛苦，为自己选择不出血而死的受刑方式。

上述刑罚，使人联想起蒙古统治者对异民族臣民强制推行的一条奇怪的法令。此即屠宰牲畜时，严禁采用抹喉的方法，而必须先将牲口的四肢缚住，剖开胸腹，把手伸进去按住牲口的心脏，至其死去^[51]。一般来说，元朝对它统治下的各族臣民采取“各从本俗法”的统治方式；只有出于某种十分特殊的原因，才会将本族的习俗用法令形式强加在其他各族头上。回回人杀羊，都要抹喉放血；淤血留在肉中，在他们看来，是不洁净的。为此，在元朝和伊利汗国，曾有不少回回人因为违反这条规定而被处死^[52]。两种屠宰法的区别，正在于放血与否。按后一种方法，牲畜的血有相当部分仍可留在躯体内。羊、马等牲畜是游牧人的主要财富，从古代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观念看来，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仍然如此^[53]。然则他们对屠宰法的严格规定，是否与“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具有某种在观念上相类似的出发点，即认为它会影响到牲畜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繁衍之兴旺与否呢？

关于乃颜的宗教信仰，马可波罗这样写道：“乃颜曾秘密地为自己行过洗礼，却从不做基督徒所应做的功课。但在这场战争中，他认为最好还是把十字架的徽记画上他的战旗。在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徒，后来全被杀害了。当大汗如此行事而打赢了战争、征服了乃颜——就像你们已知道的，他已死了——之后，居住在上述乃颜领地之四大地区的各种居民，那些撒拉逊人、偶像教徒们、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不信上帝的人——可惜其中也有一些基督徒——都大肆取笑基督徒们的信仰，以及曾被乃颜画上战旗的神圣的十字架。……他们对那里的基督徒们说：嘿！看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是怎样保佑基督信徒、向它顶礼膜拜的乃颜和他的人民的！”嘲笑和凌辱日盛，终于使忽必烈不得不出面干预^[54]。

证以汉文史籍及他种史料，则有前引龙兴寺碑谓乃颜“离佛正法”。又、乃颜旧部有被徙之定海者。“延祐间，倚纳脱脱公来为浙相，其党屡以水土不便为诉，乞迁善地。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当为汝迁之’。众遂不敢再言”。关于这段史料，伯希和评论说：“依我看，这些话本身似乎就意味着，乃颜党徒奉行一种作为异教的颇受重视的宗教，实际上也就是基督教”^[55]。有一个跟随忽必烈北征的方术之士亦透露：“叛始由惑于妖言，遂谋不轨”^[56]。此外，在日本发现的侵日元军头盔上饰有十字架徽记^[57]。侵日元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辽东军队。这种饰有十字架的头盔，或许就是从辽东派去的军士们使用的。

以上材料虽然十分零碎，但仍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乃颜确实可能利用了基督教来煽惑辽东人心，借以发动叛乱。马可波罗关于他以十字徽帜作为战旗的记载，也许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本文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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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75，《乃颜传》。

(2)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1下。

(3) ?斯米尔诺娃：《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56。根据《史集》，Mughulistan系指被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诸部所居住的蒙古高原本部，它西括克烈故地而与乃蛮居地相邻，东至兴安岭。

(4) ?《蒙兀儿史记》卷22，《帖木格斡亦斤传》；箭内亘：《蒙古史研究》，页612—613。

(5)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第2编第15卷（1914年），页935。

(6)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原像》，《东洋史研究》37·1（1978年）。

(7) ?《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126。斡儿一名，在《元朝秘史》中写作斡峏讷屼、斡儿讷兀，旁译山名。见第175节、第191节。伯希和在其秘史复原本页57、页67中将这个地名转写为Or nu' u或Ornu' u。它的意思，即“Or河之河曲”，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日文译注》卷2，页154注17。是其仍系得名于Or也。

(8) ?《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56。

(9) ?《口北三厅志》卷13，《艺文志》二。

(10) ?波兹特涅耶夫：《蒙古和蒙古人》卷2，见日本东亚同文会日译本（书名改为《东部蒙古》），页439—451。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注》页789曾提及此书。

(11) ?见《黄金华文集》卷24。参与乃颜之役的有两个也速儿，此为乌里养哈氏。另一个是伯牙乌氏，因平乃颜有功而以乃颜姑娣妻之，见程钜夫：《也速儿墓碑》，《雪楼集》卷17。按、塔不与金家奴（元明善《伯颜碑》作金刚奴，见《元文类》卷24）此前俱曾在撒儿都鲁与世祖军队交过锋，详下述。两人大概都在战败后遁脱，最终才作为乃颜之乱的余烬被扫灭。

(12) ?五月十二或十三日忽必烈发兵上都，六月三日抵撒儿都鲁。见《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13) ?玉昔帖木儿当与忽必烈分道行进，所以他在忽必烈击退塔不台之后才率大军来会。见《元史》卷121，《博罗欢传》。

(14) ?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12。郑元祐在这里描述的，无疑为忽必烈初遇叛军之役，故当即《元史》中好几处提到的撒儿都鲁之战。它发生在夏历六月壬戌至甲子（即公历7月14日至16日）之间。据《元史》，叛军在此役中之主将为塔不歹，而不是乃颜本人。

(15) ?参见波义耳英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8；穆勒、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英译本，页79。

(16)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页789。

(17)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75，《乃颜传》。

(18) ?《元史》卷154，《洪万传》。

(19)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20) ?《元史》卷132，《玉哇失传》。

(21) ?布洛晒编译：《乞剌可思书》，《亚洲杂志》第5编第11卷，页135—137。转引自霍渥思：《蒙古人史》第3卷，页87—88。

(22) ?突厥语toqan译言食肉猛禽。toqan qush在元代被音译为都罕忽思，见危素：《忻都公神道砷》。柯立甫在他的《1362年忻都公碑汉、蒙文碑铭研究》（《哈佛亚洲杂志》，1949年）中详细列举了蒙古学家们对于这个词的研究。

(23) ?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页1262。

(24) ?《蒙古游牧记》卷9。

(25)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155，“呼伦贝尔图”；屠寄：《黑龙江图说·呼伦贝尔图说》。

(26) ?《蒙俄法词典》，页820。

(27) ?《元史》卷128，《土土哈传》。按世祖此时当在哈拉哈河流域乃颜的昔剌斡儿朵中。

(28) ?《内府舆图》七排东一，《皇舆全览图》二排二号。

(29) ?按《元朝秘史》第195节失列门旁注生铜，此字又见《华夷译语》卷上“珍宝门”。不过它大约与失列门林之名无关。

(30) ?《元史》卷1，《太祖纪》；《元朝秘史》第253节。

(31) ?《永乐大典》卷19426，页2下。

(32)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图》，第6册，页9—10、10—11。

(33) ?《元史》卷88，《百官志》四；《明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五月。

(34) ?《华夷译语》卷下，“脱儿豁察儿书”。据《内府舆图》七排东一，绰尔河中游北岸有多永乌哈达，康图满文记注为Toiongaa Hada。《中华帝国志》采录的D' anville图第5幅标注为Toiongo Hata。此山在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札赉特部”中又作朵云山。《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编者认为它就是朵因温都儿山。见《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1988年，页203。

(35) ?《永乐大典》卷19426，页2下。

(36) ?《内府舆图》七排东一，《皇舆全览图》二排二号。满语sele译言铁，则色勒必拉，铁河之意也。

(37) ?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页124、122。

(38) ?亦迷河清代作伊密河，又作依奔河，见方式济：《龙沙纪略》；《大清会典图》卷155，“呼伦贝尔城图”解说。

(39) ?《元史》卷154，《洪万传》；卷131，《伯帖木儿传》；卷166，《王綧传》。

(40)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71，《黑龙江·山川》。关于扎剌马秃，洪钧曾说：“编考中外地图，无合音者”，似失考。

(41) ?《元史》卷154，《洪君祥传》。

(42) ?《元史》卷118，《忽怜传》。

(43) ?《马可波罗行纪》，页199-200。

(44)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15。

(45) ?见霍渥思：《蒙古人史》第2卷，页128。关于哈里发之死，诸家说法很不一致。波义耳认为术兹札尼、瓦撒夫和Ibn-al-Fuwati之说较可信，参见其《末代阿拔斯哈里发之死》，《闪米特学研究集刊》卷4，曼彻斯特，1961年。此文亦收入他的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

(46) ?《元朝秘史》第210节。按《史集》的相关记载与之颇相出入，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