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局——西方列强之冲击

传统的中国是个家族取向的社会，人们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对外界的认识，不超过一定家族或地域的范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并没有近代国家的概念，而只是在宗法和地域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念。清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序列。中国自称天朝大国，中国以外是蛮夷之邦，是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天朝上国，尽善尽美，无所不有，无求于人的自满自傲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从最高统治者到整个知识界，都不把外国的事放在心上。的确，这种世界观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根源。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东亚唯一大国又为东亚政治文化中心，周边的小国与中国保持着长期的朝贡关系；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也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一切都助长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并且使中国统治者长期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自我陶醉，养成闭目塞听，睥睨一切的习惯。但是就在清政权建立不久，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中国传统农本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之时，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却在西方悄然崛起：“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1]，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以惊人的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东方。世界资本主义近代一体化的迅速扩张，最终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相互隔绝的状态，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和国家，几乎都被纳入西欧资产阶级所主宰的世界秩序之中，强大的“西力东渐”之势不可遏制。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文化触角终于延伸到了中国这个古老世界的最后一片乐土。不幸的是，这时清政府仍然沉湎于文化中心的梦幻中，结果造就了盲目自大的心态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要求清朝对外开放，互为通商，清廷以“华夷之辨”为原则，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英国又派公使阿美士德来中国，再次要求通商，但同样遭到了嘉庆皇帝的拒绝。到道光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国力的强大，英国统治者不再满足规模愈来愈大的鸦片走私欲望，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以后，又掀起了强行打开中国门户的狂潮。至此，大清国与英国的正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于是爆发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清朝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若将视野放大，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世界进入了中国，中国也开始逐步进入了近代世界。鸦片战争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不在于这场战争本身。就双方而言，战争规模并不算大，过程也很简单。但是，这场战争代表了中英两国不同文明、实力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战争的胜负实际上早已由双方的社会性质和军事力量所决定。对于清政府来说，失败是必然的。最后清政府置“天朝大国”的脸面于不顾，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迫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国2100万元，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同英国签定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随后，美、法等国接踵而来，纷纷仿效英国，也分别强迫清政府签定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扩大了外国在中国的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等等。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签定，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屈辱的开始。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是清政府王权危机的前奏曲。有人说：“本朝内乱，以洪、杨为巨；而外祸之发韧，则始于鸦片战役。有鸦片战役，始知外国之强。未几英、法联军继之，而中朝情势乃大绌矣。故南京、天津二次条约，实维新政治之所由朕也。”^[2]鸦片战争后，清廷误认为西方国家入侵中国是暂时的，他们的要求满足之后便不会再来，《南京条约》不过是“暂事羁縻”，但事实远非如此。殖民主义者的欲望永远是不会满足的。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以失败而告终，再次先后被迫签定《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清政府对西方国家不正确的看法。此后，西方国家也认清了大清帝国的虚弱本质，频频挑起事端，对中国的权益要求不断增加；清政府经过两次惨败的教训，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也由蔑视变为恐惧，失败一个接着一个，除了满足西方列强要求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自古以来至高无上的皇权破天荒地受制于列强并开始出现危机。对此，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势力之下被暴力所打败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3]不仅如此，伴随着外国公使的进驻，不平等贸易的往来，通商口岸的开放，传教士的到来等等，西方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并不断深入。西方政治、文化终于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

从现代政治的观点看，西方的冲击使中国的皇权出现了危机，促使了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为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它使得中国“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虽然至甲午战争以前，这种变化是局部的、缓慢的，但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5年），中国的政治观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是在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上面，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承认了千古变局的存在。郭嵩焘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扬州秀才黄钧宰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3000年来最大的变化。曾纪泽称这是5000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的确，这种变化太大，不能再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了。严复把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其进程。^[4]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已经认识到了时代变化的性质，这就是西方的入侵在给中国造成危害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治三年（1864年），王韬就认为，上天使西方诸国麋集于中国，是用来磨砺中国。就像把刀放在磨石上磨快那样，使它变成富强国家。如果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因势而利导了。郭嵩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世界大势；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承认变局和向西方学习。这种新的政治思想观念的产生本身就对靠“闭关自守”而维系的清皇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给传统政治统治带来危机的同时，也给近代中国政治带来了一线生机。

其次，是天朝观的逐渐破灭与主权观的产生。鸦片战争前，清朝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这一政治神话，“华夷之辨”的陈腐理论再也行不通了。战后，以林则徐、魏源、姚莹、夏燮、徐继畲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睁眼看世界，分别撰写了大量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及世界各国。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人的天朝观念。正如姚莹所说：“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曾不知其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魏源认为，西方人与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一样，不应该称之为“夷狄”。“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5]；西方国家是比中国更为强大的文明国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官僚阶层内部出现了要求摆脱困境、变法自强的洋务派。洋务派是一批与西方国家打过交道的官僚，对于西方国家的认识和世界秩序的看法比林则徐等进了一大步。李鸿章承认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几千年都没有碰到的新变局。一些洋务官僚认为中国不仅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反而到了落后挨打的地步。因此，必须彻底放弃自我为中心的天朝观念，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李鸿章就曾感慨地说：世界一体是大势所趋，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应当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曾国荃甚至说：“泰西各国之利皆同，中国所欲摹仿而收其利者，已非一日，臣窃以为不开于今日，必开于将来，势必之为也。”^[6]为此他们开始开办学堂、译书馆，派遣学生出国学习。洋务派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同文馆，同治二年（1863年）设广州、上海广方言馆，同治六年（1867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驾驶和军舰制造。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编译馆，翻译了不少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他们派遣学生到美国去读书，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的优秀生到英国深造，以培养工程、军事、商务、外交方面的人才。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还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武备学堂，以西方兵备为标准，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陆军方面的人才。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有些人还主张运用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主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的，应该根据国际法来重新审定。王韬、黄遵宪、陈炽、薛福成、郭嵩焘、曾纪泽等人认为治外法权是对中国法律主权的蔑视，应该取消。郑观应认为关税主权的丧失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应该自己控制关税。曾纪泽、薛福成认为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中最有害于中国的两项条款，主张应该设法予以废除，行使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

再次，是德政观念的削弱与法治观念的出现。儒家提倡道德政治，强调靠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道德政治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一方面，在西方列强的攻击下，清政府一败再败，道德教化已经无济于事；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中的法治与民主制度逐步有了认识。早期开明派的代表梁廷彤在他所写的《合省国说》中极力赞扬美国的法治。郭嵩焘系统比较了中西不同的德治与法治，阐明了对这两种政治的看法。他认为，西方重法治，中国讲德治。西方国家由于法律制约，君主不能胡作非为，国家政治也不会因为君主的改变而发生混乱；而中国的道德政治却使国家安危、兴衰系于帝王一人，一旦昏君当政，政治就会混乱，国家也不能稳定发展。他说：“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7]从这一点说，中国的道德政治不如西方国家的法律政治。

最后，是导致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的崇尚与改革国内弊政要求的产生。西方对中国政治观念影响最大的，就是民主观念的引进与发展。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撰写《海国图志》，首先对西方民主政体表示向往，开始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历程。他详细介绍英国的议会制，认为议会制的好处在于能集思广益，对国王有监督权，从而保证了英国政治的健康发展。他还极力称赞美国的共和民主制，认为美国总统的选举既周道又公正。相形之下，由于人心积患，官吏的腐败与无能，中国的政治就存在着种种弊端。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败于西方，并不是武器不行而是国内的政治不上轨道，当务之急乃是改革国内弊政。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虽然洋务派学习西方仅限于物质层面，但也有一些人受到西方民主观念影响，对中国的专制政体开始产生怀疑。甲午战争前夕，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西方影响的深入，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马建忠、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与主张。他们批评洋务派只求西方洋枪洋炮等表层东西，而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国家的强大主要不是取决于军事而是国内的政治，所以洋务派的做法是舍本逐末。郑观应认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马建忠认为，西方国家强大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实行了“人人有自立之权”的立宪政体。薛福成也认为西方各国的政治，当以议院为最好；所以中国弊政改革的关键，是“仿泰西之良法”，建立民主议会。早期维新派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主议会非常推崇，认为只要中国建立民主议会就能转弱为强。郑观应就说，政府要想得民心和使国家强大，就应设立议院。有了议院，昏君就不能为所欲为，官吏也不敢玩忽职守。汤震、陈炽、何启等人甚至主张，中国应该设县、府、省三级议会，议员分别在秀才、举人、进士中选举产生，并规定任期；凡地方兴革，官员须与议员协商，若双方意见不能统一，则由议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8]早期维新派提倡民主议会制，虽然在当时不能实行，却是对中国君主专制的一种大胆怀疑和否定。它在一潭死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不啻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思想上的浪花，引起了波动，对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变化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开端。

西方的影响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政治文化，孕育了某些现代政治观念，同时也促进了清朝政治制度的分化和新型政治机构的建立。鸦片战争以后，出于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增设一系列新的政治机构。主要表现在：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咸丰四年（1854年）成立“上海江海关”；咸丰十年（1860年）设“抚夷局”，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改设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底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元年（1862年）左右又设“总税务司”、“同文馆”等。

这些机构的设立，都是中国传统政体在西方国家冲击下新出现的产物。虽然西方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加剧了清王朝合法性统治的危机，但更多的是带来许多不利因素。首先，西方介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主权危机。领土的割让与通商口岸的开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独立；片面最惠国待遇又损害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为外国商品单方面向中国倾销提供了保障。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一个现代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应不受他国的侵犯。可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全面挑战，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愈来愈陷入依附国的不平等地位，这就为近代中国的主权统一与政治发展造成了极大障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民族主义就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主要趋势。其次，西方的影响又削弱了清政府统治的权威。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盲目自大，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民间的反满情绪与活动在清初遭到高度镇压下一度沉寂后，再也未能发展起来。鸦片战争后，在强大的西方武力面前，清政府屡战屡败，天朝大国的政治神话终于破灭。不平等条约体系为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耻辱，使中国人不仅增加了对西方国家的仇恨，而且也对作为“异族”的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这就使近代中国在迈向政治现代化的行程中，常常陷入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两难选择的境地。

[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2] 宣樊：《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十二期，第283页。

[3]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181、182、185页。

[5]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6] 《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洋务运动》（六），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7页。

[7] 《郭嵩焘日记》卷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8页。

[8]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