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局——变，未必通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两次重大变革运动，但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还较为简单，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导致清末新政从发起到走向失败的原因则就远为复杂多变，历史留给这个末代王朝改革成功的几率相当有限。

大体上，新政过程中存在着戊戌变法时期所没有的四个问题。这些问题与矛盾只有在改革引发的社会变迁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会显现出来。

新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鼓动政治改革者极力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

在新政过程中，作为清末现代化精英的绅商阶层，存在着一种对他们的政治选择与政治行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心理死角，这就是为了他们能够迅速参政议政，他们不顾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当时的具体现状，盲目急躁地把引入与全盘移植这种制度作为解决中国出路问题的工具与方法，其结果必然会出现消化不良与水土不服等种种症状。

在一个民族面临危机压力的情况下，制度主义者的思维方式预设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例如西方宪政制度，可以无条件地适合于所有民族与国家，并且可以产生与西方国家同样的效能。这种预设会使危机压力下的变革者顺理成章地认为，只要大幅度地快速地移植某种被认为良好的特定的西方制度，就可以使本民族摆脱危机，迅速实现富强。受这种思想理念影响的人们的危机感越是强烈，那么，他们引入这种制度的要求与渴望也就越为强烈，其变革态度也就变得越为激进，因而也就越发减少理性，而会用慎重的态度去对待。这种情况，可以在清末几年立宪派掀起越来越激烈的国会请愿中看到。这种颇具乐观色彩的制度主义的思想方法，远比焦虑型的激进主义更具有民众影响力，因而更能为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官僚阶层与体制外的精英人士所接受，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清政府改革失败的宿命。

新政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改革引发了政府合法性危机。

改革愈深入，原来潜在的各种矛盾就会愈暴露，从而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强化了当权者的变革意识，出于维系王朝统治的本能，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主动积极地推进变革；另一方面，这种危机又使统治者的合法性在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心目中产生了动摇，从而会影响到改革的正常推进。

清末新政是一场由传统专制君主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变革运动一样，必须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相对充实作为成功的基本条件。

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连续不断的丧权、割地、赔款，尤其是庚子事变所导致的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已经从根本上削弱了清政府的权威合法性。

到了20世纪初年，由于庚子事变的巨大国耻，清王朝的统治权威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其权威合法性资源开始急剧流失，逐渐丧失了对本国臣民的镇制力。直到此时，清王朝的统治者才真正意识到认真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然而，恰恰由于这个政权在此之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可以动员民众，传统权威已很难成为转变秩序的支点和力量。清政府权威合法性资源的急剧衰落，对于清王朝推行前所未有的新改革无疑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作用。

正是因为清政权陷入合法性危机，这就会迫使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以过去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迫切心情，希望通过加速变革来恢复它在臣民心目中原来享有的绝对权威地位，力求以改革的实效来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护。单就这一点而论，清末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对于驱使传统专制政权从保守转向变革，未尝不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非借以时日，慢工出细活，不足以出成绩。用大步跃进的方式、一篮子工程等，不仅不能成事，实际上消极影响更大。

但不幸的是，政府权威合法性资源的丧失，对于一个充满焦虑的统治者来说，其推进改革失败的概率远远更大更多。那就是：（1）要冒欲速则不达的风险；（2）在这场前无古人的政治动员与政治整合实践中，统治者没有能力全面挑起这副重担。因为在此时，他们已经缺乏足够威信、能力和命令的贯彻能力来动员社会各种资源，整合社会并控制改革的进程。这往往意味着，越是陷入危机的泥潭，他们就越会被深重的内外危机感所引发的焦灼心态所驱使，去从事远远超出自己能力与客观条件所许可的大幅度的、高难度的变革。这往往意味着各种从未经过实验的新举措会连番出台，以至于饥不择食，从而违背欲速则不达的常理，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

尤其要命的是，对于清政权而言，它在权威合法性还面临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问题。那就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彼此的异质性问题。清王朝是由满洲民族建立的一代王朝，作为被统治民族的汉族对这一异族王朝具有很深的潜在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使清政权在受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远比同族王朝政权的合法性更为脆弱。这也就是说，当统治民族在应付外力压迫方面出现过失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屈辱时，异族统治者所犯的错误与失败，就更难为被统治者所容忍和谅解。正如人们对生母的过失较容易容忍，而对后母所犯的同样过失则较难容忍一样，因为后者行为的动机较前者更会引起怀疑。庚子事变之后，清政权被革命派称为“洋人的朝廷”，这一论断并不完全合乎历史事实，但却在青年一代的知识精英层中有广泛的支持者。以“革命排满”来追求国家富强的目标，已经构成了不断冲击清政府合法性的巨大政治思潮。这一点可以解释清政权的权威合法性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何以显得如此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新政的第三个问题，是随着改革推进而出现的“改革综合征”。

这种综合征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权威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急剧下降，地方离心力的增强，变革时代所必然引发的人们行为的“失范”，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政治腐败、利益集团的凸显、财政危机、民间动乱、人们思想的前所未有的解放、对政府批评不断升级等等。这种改革综合征，一方面加重了原有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激起了民众与知识分子精英更加强烈变革政治制度的要求。

改革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由于西方列强历年对中国压迫与侵略，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机会、条件和能力。

列强的侵略与压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英、法、日、俄为代表的列强诸国，通过战争的方式战胜中国，迫使中国政府签定各种不平等条约，削弱了中国政府在对于发展至关重要的那些领域的决策自主权，特别是在对税收、关税与海关收入等重大财源上的控制。

2.列强的五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不断陷于战争与军事上的失败状态，国防的无力与虚弱大大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权权威，而这种权威本来是国家督导改革成功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3.庚子事变以后，当清政府终于准备为拯救国家而努力大幅度改革之际，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却耗尽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所亟需的财源，使中国政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可以动员的财力资源几乎枯竭。这种情况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或向西方各国贷款，或加重民众的负担，从而又引起国人的怀疑和反感以及增强对外国的依赖，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虽然清政府在内外危机面前坚定地迈开了改革的步伐，但其前途并不被看好，似乎仍是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