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局——清廷生存之危机

与袁世凯集团在新政中的影响力急剧上升相反，清廷“合法性”权威却在新政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各种矛盾冲突、交织，使清廷的权威资源在这场冲突中已经流失、消耗殆尽，主要表现在：

（一）政治结构迅速瓦解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这样一种奇特、新旧文明尖锐对立的氛围之中：一方面现代物质文明日益加快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烈冲击着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制度层面的传统政治结构却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这种令人沮丧的政治现实，与人们心目中受西方模式影响的政治理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并且随着新政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这种心理反差越来越强烈。民众与知识分子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压力急剧膨胀并超越了现存专制政治体制的承受限度，从而形成了对现存专制权力集团的巨大冲击力。

在20世纪初现代物质文明向中国社会普遍渗透的众多迹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兴起。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这些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总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领先于经济社会发生现代变革的必要条件。有关统计显示，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的现代交通事业迅速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年），境内已修建铁路21条，总长度达9719公里。这些铁路集中分布在人口密集、经济比较繁荣的华东、东北和华北地区，从而把以往“形同列国”的各省紧紧连在一起，同时也给予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事业，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与火车通行具有同等意义的另一项发展是现代邮电事业的移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正式成立“邮传部”，统管邮政、电讯和交通事业。有线电报线迅速达12万余里，局处560余个，遍及全国各地。在各大中城市乃至县城，电话也从无到有，渗入市民生活。

现代通讯、交通手段的引进，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生活方式。在20世纪之前，人们靠原始的以人力、畜力或风力为动力来源的交通手段，很难跨出一县或一省的疆界，绝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固定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由此所产生的只能是狭隘的本土观念和家族观念。火车、轮船的通行，改变了陈旧的交通方式。“日行千里”、“朝发夕至”再也不是诗人们的想象，而是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电报、电话的引进，也使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由过去的闭塞、隔膜，一下子变得灵通、便捷了。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现代交通、通讯事业的超前发展，对于传播知识、更新观念、加速社会流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借助于这些崭新的交通、通讯手段，20世纪初叶的社会动员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仅仅到了这个时候，民族意识才有可能在全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普遍觉醒起来。

随着现代文明的广泛渗透，社会各阶层普遍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改革的要求。并且现代物质文明越发展，各阶层民众的变革要求相应地越强烈，变革的期望值也不断升高，可以从各政治团体为政治动员所制订的目标上反映出来。就激进派而言，在19世纪末，其目标尚不是很明确，所采取的行动亦很有限。孙中山的“兴中会”，虽然在内部使用的入会誓词里，写进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字句，但在对外使用的《章程》中，则未敢明确提出武装反清的口号，只是含糊地宣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兴中会成立的当年，孙中山亦曾作过武装反清的试探，但起义没有举发就失败了。进入20世纪后，随着新的政治动员高潮的到来，国内形势大变，孙中山敏锐地感到武装反清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因此，他充满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布：“全国革命的前夕，现已成熟”，强调“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1]随后，孙中山便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章程》里明确宣布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接着又制订了《革命方略》，作为各地举行起义的指导文件。激进派的反清起义，从此在南方各省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些连绵不断的武装反清活动，对清政权的瓦解起到了有力的冲击作用。

就改良派方面而言，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张謇。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叶的国内政坛上，他是一位对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转变（建立立宪制）起过真正的重大促进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当时一直在国外从事舆论宣传活动，其影响在国内并不大。张謇作为东南各省众望所归的士绅领袖，起初对立宪的期望并不是很急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他方才意识到条件已渐趋成熟，对立宪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大增。经过反复奔走、劝说，终于在该年六月，促成直督袁世凯、江督周馥、鄂督张之洞（三位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总督，跟张謇均有私人关系）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张謇进一步与上海名流人物倡议成立了国内最早、最大的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不过，此时的张謇仍然主张“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缓进方针。此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国内各阶层立宪要求的日益高涨，张謇改变了原来的缓进策略，先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代表“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清廷“以二年为限”召开国会，接着又连续发动了三次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请愿的规模一场比一场大，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在政治动员的高潮中，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值在迅速上升。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结构能不能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适时地转换，从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期望，首先取决于这一结构的自身的调适能力。然而，不幸的是，清末中国的政治结构对于迅速上升的改革要求不可能做出积极、成功的反应。在进行内部结构的现代调适方面，事实证明清廷是无能和失败的。到了20世纪初，在全社会动员浪潮的冲击面前，清末政治结构所能做出的反应只能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由于大权旁落，已失去了主动调适的能力。只有当颇具影响力的各省督抚提出变革建议之后，中央才会做出被动的反应。一旦中央企图改变这种权力关系，重新回到高度集中化的旧体制之后，它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动员所做出的反应便是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实施的旨在集权于中央的官制改革，使它失去了那些过去虽然一直跟它分庭抗礼但毕竟对它起到支撑作用的最具实力的总督们的支持；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皇族内阁”的成立，又进一步使国内为数众多的稳健派对它失去了信任和希望。这种普遍的失望转过来形成一种刺激，致使他们产生更强烈的改革愿望。这样，一方面是不断上升的政治变革期望，一方面是传统政治结构更加衰弱、腐败的现实。两者相互冲突、相互激荡的结果，只能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日益加重，促成越来越多的稳健派转向非常规变革方式。长期以来的非集中化趋势，跟近期出现的政治期望与政治现实之间的严重冲突，已经使清王朝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首义后，之所以出现各省纷纷“独立”、督抚观而不战、传统政治结构顷刻土崩瓦解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二）权力断层现象日益严重

清末10年，从庚子事变到宣统元年（1909年）这一段时期，上层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新老交替的断层，从而严重地影响清政权的权威运作的效能。传统政治中心的权威与治理能力由于多种原因而急剧流失，从而使中央政权迅速丧失了对时局和社会矛盾的控制能力。

这种政治断层现象早在庚子事变以后不久就开始出现。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荣禄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文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退休以后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逝世，影响最大的要算得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先后谢世。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37岁的光绪皇帝久病之后，在孤寂中含恨死于瀛台。第二天，慈禧太后在过了她的74岁生日之后的第13天，也随之去世。这意味着由慈禧太后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的结束。晚清几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凝聚力的重臣与慈禧的先后死亡，对清末权力结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标志着清廷权力真空的形成。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就认识到：“光绪皇帝和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的突然逝世有加速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国内各方的力量正在集结；间歇发生对政府的攻击，可能会推翻帝国，使它分崩离析。一般人认为执政太后的去世意味着失去自太平叛乱以来维持这个解体国家的一个强手。国内外敌视强大中央集权现代政府的力量正打算利用年青而没有经验的新摄政王代替他的幼子——中国新登极的天子来行使职权。他们这样做也帮助煽起那一场巨火，它的烈焰正在步步摧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由满、汉、蒙古统治者辛苦经营，但是现在正在塌下来的巨厦。”^[2]不仅如此，继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袁世凯被罢黜以后，当时在朝残存的尚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的汉族大员张之洞也死于1909年。

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是在同治中兴时代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的中兴重臣，他们为清王朝效忠的数十年中，积聚了雄厚的政治权威资源。他们对这一王朝的价值在于：一方面，他们深得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忠心耿耿，久经历练，与满族统治者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政治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汉族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们的存在，使这个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王朝至少在汉族地主士绅阶级中尚享有相当的权威合法性。

另外，像荣禄、端方这样一些满族官僚，长期以来与汉族士绅阶层也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与刘、李、张一样是维系汉族士绅与满族统治者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

随着同光时期建立起来的较为牢固的满汉合体的老一代官僚的相继去世，调和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人物越来越少。这批人物离开政治舞台以后，清王朝的高层统治阶层中失去了一批可以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平衡的，并可以在日益尖锐的满汉矛盾方面起缓冲作用的中心人物。

继张之洞于宣统元年（1909年）逝世之后，甚至连孙家鼐、鹿传霖、戴鸿慈这样一些稍有经验的慈禧旧臣也在短时期内相继去世。不久以后，就连端方这样的相对开明的改革派满族官僚也以“微罪”去职。尤其是载沣当政不到两个月，就罢黜了袁世凯，这在当时国内外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就有不少外国观察家们指出，慈禧太后之死与袁世凯暂时退出政治舞台，使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状态。当时英国驻中国公使就认为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强有力的人”。袁世凯的罢官使朝廷当时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产生一种空虚之感。摄政王载沣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与才干。伊藤博文也在袁世凯去位以后评论道：随着“袁世凯已去，北京政府中没有一个性格坚强，并有知识和才能的人”^[3]。这一切都表明，清廷在充满危机和困顿的时期，却没有突出的领袖人物足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困难。构成载沣当政时期权力核心的是一些少壮派的满族权贵，例如载振、载涛、载洵等等。这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王府中，生活经历贫乏而简单，与汉族士绅接触机会不多，难以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经验极为不足。徐致靖早在清亡以前20年就从中看到了清王朝必然败亡的命运。他根据自己在朝廷中任职达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的经验，认识到由于中国未来执掌大权者均属于这样一类人，而“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4]。

（三）民族主义的盛行与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暴露

在清末革命风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叫得最响、最富鼓动力的口号就是“排满”。“革命”二字，在20世纪初之所以能够广为国人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沾上了“反满”宣传的神光。在中国，在经历西方挑战之后，民族主义的向心力没有凝聚起来以前，排满主义却已经成为瓦解政府权威的巨大力量。

排满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落后的满族之所以能统治4亿汉族人达200多年之久，只能靠那些愚弄锢塞人心的成法，满族统治的特权地位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实行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改革。在主张排满论的人们看来，清廷之所以不断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乃是出于维护满族统治权这一极为自私卑下的政治目的。因为只有满人的“祖法”才能保持其民族等级的特权制度，任何涉及这种“祖法”的变革则意味着削弱其特权。

作为排满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章太炎对清政权的攻击最具代表性。章太炎的排满主义带有很强的情绪化的倾向。他甚至认为，百日维新乃是出于光绪皇帝“挟外人之势”向慈禧夺权的自私目的。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光绪皇帝“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章氏甚至公然宣称，“载湉小丑，未辨菽麦。”^[5]章太炎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正是这位被章氏唾骂的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对满员时时加以面斥，其严厉态度却很少施于汉人官吏。

章太炎的排满主义具有最为激进的性质。他直截了当地认为，单凭满族人非我族类这一点，清王朝就不具有统治中国的资格，汉族人根本就不必考虑这一政权的政绩是好是坏。只有排满才能改革，才能救亡，排满是消除变革的障碍，排满为救亡所必须。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尽符合事实。但在当时，却是符合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所坚信的激进的救国富民的思想逻辑的。激进的排满心态从根本上否定了清廷存在的合法性，这种思想认识的迅速普及与广泛存在，使清廷在清末危机中已经完全陷入孤立。

[1]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

[2] 〔美〕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16页。

[3] 〔美〕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6页。

[4]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0页。

[5] 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