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局——中央变局意识不强错失机遇

自19世纪末欧风美雨纷纷侵淫中国大地以来，中国实际上就被纳入了全球化的体系之中。传统的一套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要相应地发生改变。但是，面对西方的不断冲击，清政府却昧于世界大势，掩耳盗铃，一叶障目地顽固坚持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的排外意识，不是去积极建立自己的世界眼光与全球意识，根据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去改造创新自己的体制，在中央政府内部实行革新，建立一套与时俱进的领导机构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而是在苟且偷生中一再丧失重建现代政治权威的机遇，最终，在中国亟需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时代里，这一机遇被地方督抚所占有，这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政治权威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中央政府丧失调整政策、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职能体系的机遇，至少有以下几次：

1.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在风光旖旎、富丽堂皇的热河避暑山庄，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使团代表马戛尔尼谈判建交的请求。乾隆皇帝的这一举动，使大清帝国丧失了半个世纪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了解，调整自己心态及建立世界眼光，进而发展自己的大好机会。当时的乾隆皇帝不会知道自己的这一意气用事的草率决定，将会给他的子孙与帝国的未来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他不知道，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成功，大英帝国光是准备礼品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仅仅由于礼仪的争执，这位大清帝国的主宰者就暴跳如雷，立即降旨降低接待使团的规格。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1]不仅如此，英国使团费尽心思带来的代表当时英国最先进科技与军事装备成果的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等重要礼品，一概被乾隆皇帝嗤之为“可以给小孩当玩具”，将它们尘封在圆明园中，不再搭理。东西方两个大国就这样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这个事件表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在自己的环境中生成、发展，从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制度及观念，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东西方世界要想相互接近、沟通、理解，开展正常的交流与往来，就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艰难的适应与磨合的过程。

2.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不甘心的英国政府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他们带着和马戛尔尼同样的要求，碰到了和马戛尔尼同样的遭遇。嘉庆皇帝的保守、固执甚至比其父乾隆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干脆拒绝接见阿美士德使团。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没有因此变小，而是愈来愈大，两个文明之间的矛盾很快演变成为刀兵相向的对抗。

3.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拒绝与世界的交往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但是清政府仍然不注意体制创新，迎头赶上世界潮流，反而一厢情愿地拒绝外国公使进京，不愿意与列强直接发生外交关系，从而设立五口通商口岸大臣，将中央政府的外交大权毫不在意地下移给了地方督抚。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进一步设立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国家的外交大权进一步下移。

4.咸丰元年（1851年）发生的太平天国战争，本来可以促使清政府彻底改变已经腐朽的军事体制，迅速建立一个战时统帅部来领导各地的平叛战争。但是，清政府不是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反而将本属于中央政府的诸多权利下移给地方督抚，从此造成内轻外重，太阿倒持的局面。

5.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清政府虽然成立了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指导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央部门。但在实际权限划分与具体操作等问题上，仍把事权交给地方督抚办理，迟迟不愿走出任何推进具有现代化决定意义的一步。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在中国现代化这个关键的发动期，中央政府并没有采取从传统到现代战略意识的转变，并没有制定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政策与成立相应的领导管理部门，结果，洋务之花全部开放在地方，地方督抚在发展现代化事业的同时，占用了本应由中央政府拥有的经济、军事、交通运输甚至外交等权力资源。中央政府在这次自强运动中进一步丧失了权力与政治权威。

6.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举国上下自强之议纷起。但清政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新建陆军，依然没有全局化的意识。虽然不久发生百日维新，企图全面创新，但在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上，并没有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调整与规定。

7.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清政府虽然决心实行新政，在中央设立了一个督办政务处来领导全国的新政事业，但并没有决心来彻底创新中央政府组织职能，而是把新政事务一股脑地推给了地方督抚，只知道等地方新政办得有条理后，及时将成果据为己有。结果，导致地方主义抬头，以省为单位的财政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

可以说，在清末，一切新生事物或者改革事业，基本上都是从地方做起的，省一级的机构改革与现代化意识明显走到了中央政府的前面。事实证明，实力决定一切。等地方发展起来以后，中央政府虽然进行补救，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农工商部、财政处、练兵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学部、巡警部等作为领导和管理地方的中央机构，但这种变革是建立在地方利益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这些中央机构已经难以确立起应有的权威了。这种弱中央、强地方的实际作法，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展，必然要以削弱中央政权为代价。清末期中央政府苟且偷安，下移权力的做法，不仅没有能够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中央权威的不断削弱、地方主义的抬头。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必然是地方崛起与强大，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纷纷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地方实力派北洋集团则乘机鸠占鹊巢，从地方走向了中央。鸦片战争以来中央政府错失机遇、不断下放事权的做法，最终是以中央政权覆灭作为惨重的代价。

[1] 《掌故丛编》第7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