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当盐铁官营制度创建之后，汉代财政制度为之一变，从以土地税为主，变成了土地税、盐铁收入并重，政府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的体系已经创建，但这还不能完全满足汉武帝对于财政的需求。

于是，他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商业税重组的问题。

在马邑之战后不久（约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已经引入了商业税。这种税的征收方式是：由于商人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使用载货车辆，政府就设立关卡对车辆征税，叫作算轺车。

此前，税收大部分都是依照土地和户籍而征收的，土地和户籍都是固定的，容易征收，而商人和货物却是流动的。所以，虽然规定了商业税，但征收难度很大。直到皇帝更加缺钱的时候，才想起要采取更为严厉的征收办法。

首先，政府逐渐细化有关商业税的规定。政府规定，商人每拥有价值两千钱的资产，就要缴税一算（一百二十钱），税率是百分之六。手工业税率为百分之三。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就按车算，平民有一辆轺车要缴纳一算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

虽然税制很详细，但由于规定过于苛刻，没有人主动缴纳。因而，皇帝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雇佣大批的帮手——酷吏去征税。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

即便在武帝时代，大部分有尊严的士大夫对于政府的横征暴敛也是有看法的。皇帝要征税，只能依靠那些“大无畏”的酷吏。一时间著名的“刀斧手”云集：御史大夫张汤，御史中丞减宣、杜周，以及推崇严刑峻法官至九卿的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相继而出。

其次，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令。民间社会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许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在这股吃大户的风气下，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家庭大部分都被告发过。

《告缗令》由一个叫杨可的人推行，而主持审判工作的则是著名的酷吏杜周。

在《汉书》中，班固为杜周刻画了一个入木三分的形象。杜周当廷尉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逮捕的郡守及九卿以上的官吏俸禄二千石以上，和现在做个对比，可以理解为省部级以上不下百余人，每年由地方上交审讯的案件不下千份。一个大案所牵连的人动辄数百人，而小案牵连的也有几十人。为了查证案件，办案人员来来回回折腾数百里甚至千里。遇有不服审判者，狱吏则采取严刑逼供的办法来定案。到最后，人们一听说惹上官司了，就立即逃亡，免得落在杜周的手里。有的案件拖延十几年还未结案，监狱里关押着十余万人。

就是这个杜周，当官前只有一匹马的财产，当官后成为巨富，并安然善终。

在杜周的主持下，没收的民间财物以亿计算，奴婢以千、万计算，没收的田地大县有几百顷，小县也有上百顷，中等商人大都破产，政府收入大大增加。

告缗钱上缴后，大都交到了上林苑，于是武帝专门派遣一个新增加的官职——水衡都尉来管理上林事务。由于钱多了，上林苑需要扩建，武帝就在这里大修亭台楼阁，还以征讨南越为名修建巨大的战船。这些钱如果留在民间，本可以作为发展经济之用；而收归政府后，却成为战争和高档馆所的浪费之源。

汉武帝最后两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叫作均输、平准。这两项政策所引起的争论也是最大的。特别是平准政策，从初衷来看，人们认为它是一项好政策；但从执行来看，不仅没有预想的好处，反而带来无数的恶果。后世的书生往往根据初衷来相信平准的好处，而不去检查一下实际的执行效果。

这两项法令由著名的敛财能手桑弘羊提出，其目的仍然是增强政府的财力和对经济的控制力。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在外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

从理论上看，均输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如果实行得当，各地的产品分配会更加均衡。但执行的实际效果是：政府参与市场之后，不仅没有平抑物价，反而会利用权力压低采购价，抬高出售价，形成剪刀差，赚取额外的利润。因为政府拥有着权力资源，能够通过公权力形成垄断，将其他玩家踢出去；而它奇高无比的管理成本又会抬高商品的价格。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价、高于收购价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由于历代政府都强调民以食为天，平准的原理吸引了大部分的执政者，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设立平准仓来平抑粮价，有的时期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历朝历代的实际运作中，平准仓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

首先，政府一旦缺少了收入，就会打平准仓里粮食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卖掉，把钱拿去充当养官成本。灾难真的来了，人们往往发现平准仓空空如也，不知道粮食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其次，仓库里的粮食也有保质期的问题。政府的仓库往往管理不善，许多粮食发霉、变质，被平白浪费掉了。

再次，政府一旦逐利，会变得比私人更加凶狠。敛财的官员们很快学会如何坐庄哄抬价格，不仅起不到平抑的作用，反而成了粮食市场上最大的玩家，把其他的商人都挤兑出局。加上还有一些关系户和官员相勾结，依靠政府资源大发横财，平准仓成了少数人的工具。

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根据理论和教条得出某些结论，却没有实在地去考察，致使某些政策看上去很美好，可一旦实施，必然变味。至于统治者推出上述政策的实际目的，也往往不是所谓的民生，而是看上了它们盈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