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武帝时期，还为未来千年的中国经济和财政制度树立了另一个样板——货币制度。

武帝之前的汉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处于罕见的自由竞争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间和诸侯国也都可以发行货币。而武帝则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国营垄断发行制度。

欧洲和美国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垄断，而中国的货币垄断却已经维持了两千年。

汉武帝的制度使得宋代之前的中国一直处于金融抑制状态。直到北宋时期纸币出现，才唱响了对这种金融制度的反叛。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它为了方便贸易而诞生，却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在纸币发行之前，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时期，最古怪的问题是货币面值和实际价值不一致。

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人们利用金、银、铜做交换的时代，人们会按照金属的实际价值来估值。比如，一斤麦子价值一两铜，一两银子价值一匹马。

由于称重很不方便，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做法，把一两铜做成特殊的形状，并在上面标明重量（面值），标准化的货币从此诞生了。由于省去了称重和切割金属的麻烦，货币很快就成为贸易中最主要的中介物。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货币上标明了重量，但有的人会把货币做得比标明的重量更轻，却按照标明的重量去使用，赚取差价。也就是说，面值上标明是一两，但实际重量只有八钱，面值和实际价值出现了分离。

就算一开始货币都是足值铸造的，但随着货币使用一段时间后，足值的货币也磨损成不足值的了。

为了对付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对货币进行称重，按照实际重量估值。但这样做除了不方便之外，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造假手段，即往铜钱里掺锡、铅等不值钱的金属，人为地给货币增重。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办法。

二是政府规定，不管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市场只能按照面值来接受它。当加入了官方强制力后，货币也就从“自然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必须依靠政府立法强制流通，已经偏离了货币的实际价值，而后来出现的纸币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再把剪边货币当作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时间长了，足值的货币反而不见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劣币问题在所有使用铸币的人类文明中都会出现，只要由官方强行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

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而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如此一来，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如果政府规定所有货币都可以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良币最终会驱逐劣币。

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政府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历代政府，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手段。结果，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钱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段罕见的时期，由于形势所迫，政府采取货币自由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这段时期就是汉初。

战国时期，每一个国家发行各自的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的货币统一起来，规定只有秦代的“半两钱”可以流通。

但是，秦代的钱币并非统一铸造，而是在规定了钱币的重量和规格后，由各个地方分别铸造，铸造的钱币只要符合规格，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当汉高祖得到天下时，人们仍然在继续使用秦代的半两钱。只是这时的钱币制度已经显现出了许多弊端。

第一，由于战乱的影响，货币的数量严重不足。汉政府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铸造，来满足民间对于钱币的需求。

第二，秦代的半两钱太重了，不便于使用。

在古代的重量单位中，二十四铢为一两，半两等于十二铢，接近后来汉代五铢钱的两倍半。按照这个重量，一串（一千枚）钱就有三十多斤重，携带很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半两钱的价值太大，不利于小额交易。

在汉武帝之前的数百年间，中国农民的收入是很固定的，按照一家五口一百亩地计算，每亩地一年可以产一石到一石半粮食，除去五口人的口粮和缴税，大约可以节余四十五石粮食，一石粮食的价格是三十钱。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货币收入只有一千三百五十文钱，平均每个人每天的货币收入不足一文钱。

由于货币最小的单位是一文，如果购买一文以下的商品，就不好付账，这就像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元两元的硬币，却处处是百元大钞一样。那么小额交易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了。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汉代前几任皇帝都被迫采取了放任民间铸币的方法，由官方规定货币的重量，由民间来完成铸币。流通在市面上的钱币更是五花八门，政府铸钱、诸侯铸钱、私人铸钱并行于世。

这也是一个验证货币竞争理论的恰当时机。最初，混乱产生了。民间铸币的质量良莠不齐，绝大部分都是不足值的。实际上，汉代官方已经将货币贬值，官方规定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钱，而重量却降到了八铢、六铢，甚至四铢。民间在铸钱时再次减重，加上做工粗糙，各种各样的小钱、劣钱并出，最小的钱只有一铢左右，相当于秦代货币重量的十二分之一。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自由市场的混乱消失了，更加优良的货币脱颖而出。这些货币的重量不如秦钱，但是方便小额交易。同时，这些钱也不能随便作假，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落败。

在这些货币竞争的胜利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作刘濞的诸侯王。他的封地吴国恰好是个产铜大国，刘濞借助铜山发展铸币业，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位是汉朝廷的大夫邓通。这两家的铸币由于质量好、有信用，通行天下。一种民间经济的新秩序创建了起来。汉初的恢复，与金融业和工业的发达有很重要的关系。

但是，有关货币问题的争论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停止。皇帝们允许自由铸造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掌控全局，不得不放手让民间去干。

汉文帝时期，货币问题已经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之一。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皇帝曾因为秦钱太大，更改了一次货币标准，规定民间铸钱不再按照半两的重量来铸造（其实当时已经没有人铸这么重的钱了，皇帝的诏书只是追加了它的合法性），而是按照四铢的重量来铸造。所有民间铸造的符合四铢标准的钱，都可以自由流通。

这时，贾谊乘机进谏，提出要废止民间铸造钱币的行为，改由官方铸造。他认为，民间私自铸造钱币，是一切劣币的根源。贾谊甚至详细讨论了如何才能断绝民间铸币。他认为仅仅下令禁止民间铸钱，是没有效果的，不管法令如何严苛，民间还是会偷偷铸钱。如果想要彻底断了民间铸钱的路子，必须从源头禁止，也就是禁止开采铜矿。

这是汉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矿业国有化的理论。幸运的是，汉文帝听不进去贾谊的国有化理论，汉代的金融自由又保持了数十年，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然而，贾谊代表的儒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经济的发达使汉初一直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如何抑制失控的诸侯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

吴王刘濞有了钱，中央政府对他心怀猜忌，害怕他会反叛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猜忌又终于逼迫刘濞反叛。七国之乱的爆发，令这个中国少有的金融黄金时代进入了尾声。随着叛乱被镇压，皇帝也在考虑如何利用金融政策来抑制诸侯势力，对民间铸币的政策开始收紧。

这种逐渐收紧的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达到了顶峰。由于战争消耗和财政浪费，武帝需要更多的钱来填补财政缺额。于是，他看上了货币发行这块肥肉，以发展民生为借口整治货币。

武帝对币制的收拢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出于敛财目的，发明了皮币和白金，并发行了一种三铢钱。三铢钱重三铢，钱上的文字也写着“三铢”，这是汉代第一种标明重量的钱币。之前，虽然有过八铢钱、四铢钱，但这只是钱的重量，而钱上的文字仍然和秦代一样写着“半两”。

汉武帝的白金、皮币大大地扰乱了市场，原本已经稳定的币值重新变得紊乱不堪。货币市场出现了紊乱，武帝不仅没有反思政策问题，反而以此为借口，加紧干预货币发行。

二是在皮币、白金、三铢钱名声不佳之后，武帝规定了一种新的钱币——五铢钱。这种钱币重五铢，面值上写的也是“五铢”。武帝同时规定：不许私人铸币，只准官方发行。

但这时的铸币权仍然不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铸造这么多货币的能力，于是，皇帝允许各个郡国（诸侯和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颁布的标准来铸造。郡国铸造的钱币称为“郡国五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各个郡国铸造的五铢钱立即出现了劣币的特征。王侯、郡守获得权力后，并不遵循金融规则。他们发现在币材中大量掺假可以制造更多的钱币，造假比遵守规则更赚钱。这引起了另一波的金融混乱。

如果郡国劣币只在民间流通，皇帝不会感到很难堪。但是，当郡国劣币通过税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时，汉武帝就感觉吃了亏。这就像现在地方政府滥发地方债，最后却让中央政府兜底是一个道理。

为了对付这些劣币，汉武帝又发行了一种钱，这就是赤侧五铢。所谓“赤侧”，就是钱币有一个红铜镶边。这些钱币的发行权已经不再授予郡国，而是收归中央政府，在京城铸造。赤侧五铢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汉武帝规定，每一个赤侧五铢要顶五个郡国五铢来使用。同时，上缴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侧五铢，不得用其他钱币缴纳。

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实质是使其他的钱币都贬值了五倍。于是人们纷纷伪造赤侧五铢，钱币市场更加混乱。

到了这时，货币市场已经混乱到了极致。皮币、白金仍然在使用，郡国五铢在地方上流通，而真假赤侧五铢更是让人民吃不消。大量的投机分子在山上开炉铸币，监狱里关满了假币犯。

当一切已经乱套，汉武帝能够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不仅不准民间铸造五铢钱，也不准各个郡国铸造，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从此，中国的钱币从自由竞争阶段彻底过渡到了国有垄断阶段，并成为未来的样本。短暂的自由铸币时期过去了。

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通行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五铢钱规定了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路线，即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这种做法造成了中央帝国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并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留下了后门。

对于汉武帝的货币政策，历史的评价却出人意料。

汉代时，许多人的评价是负面的，他们看到政府垄断铸币之后的金融抑制，以及武帝当初制造的金融混乱。即便官方垄断铸币，到了西汉后期，也仍然有官吏偷工减料、掺假的情况，而且是借国家名义合法化的掺假。

可是汉代之后，人们却又颂扬他的功劳，并世世代代以他为榜样来发行货币。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间，一共铸造钱币二百八十多万亿。这个庞大的数字令人眩晕，于是后人原谅了国有化带来的一切问题。

当然，后世的皇帝们也充分地意识到，汉武帝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当政府垄断了铸币权之后，皇帝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且是最简洁、最直接的手段。他只需在铸币中掺一半的假，就可以铸造出多一倍的货币，用这些货币可以换来多一倍的物资。等市场发现了皇帝的诡计时，一切都晚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一半，相当于政府收取了百分之五十的通胀税。但由于皇帝利用了时间差，没有人能够防范这种铸币税。

在历史上，货币的减重总是悄然地逐渐发生。一个月、两个月还显现不出来，但如果在更长时间段内，就会发现总是“劣币驱逐良币”，钱币的铜含量越减越少，被其他杂质所代替。

于是，到了每个朝代末期，法定货币已经掺了太多的假，到了再掺假就铸不出钱来的地步时，政府就干脆不再铸钱。而每个朝代的末期，经济本来就脆弱，不铸钱的做法让民间经济缺乏了润滑剂，更趋于混乱，从而加速了王权的崩溃。

宋代以后，随着纸币的发明，政府更是找到了一本万利的方法，通过印钞票来掠夺民间的资本，而纸币的老祖宗还师法了当年武帝的皮币。不管是法国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骗局，还是魏玛共和国、南京国民政府、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一丝影子。

表2 汉代发行的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