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



在王莽的改制中，有一项改革对后世的人们充满了吸引力：币制改革。

这项改革深刻地体现了“复古式改革”的魅力。利用古人创造的理想图景，来设计一个全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失败得如此彻底，却又设计得如此精美，令人们既神往，又感到困惑。

即便到了现在，收藏者们仍然把王莽时期的钱币当作是中国钱币艺术的高峰。从工艺上讲，王莽时期的每一枚货币都是最精美的创造。比如，在钱币工艺中排第一的金错刀（一种错金的刀币），从材料到工艺无不是精心设计的。

由于幅员辽阔，中国历代的钱币首先需要的是快速生产。即便粗糙，但只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铸造，满足全国的需要，就是好货币。只有在生产效率提高之后，才会去考虑工艺的改进和美化。

而王莽的货币似乎首先考虑的是工艺和其象征意义，有不计成本的嫌疑。货币在王莽的哲学体系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流通工具，它还是通往古代理想财政模型的途径。

在这个模型中，货币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还代表着礼仪。货币的价值是由天子规定的，不是由它的实际价值决定的。当然，天子的规定总是对自己有利，当他铸造高面值的货币时，其实就是一种使货币贬值的行为。

王莽在他最顶峰的改革中把背后的经济利益掩藏得那么深，以至于人们根本感觉不到。在他之后，有多少人利用粗制滥造的小钱煳弄民间，行偷盗之实。但人们却总是相信王莽是在实现他的理想，只是不小心偷走了民间财富。

但是，不管他小心还是不小心，民间经济立即做出了回应，与他的其他一系列的改革一起，击溃了本来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走向了崩溃。

虽然隐藏得很深，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人们仍然能够找到王莽货币改革的利益动机。

王莽的币制改革分为四次，而第一次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公元7年，在他还是代理皇帝时，推出了一个货币政策上的“小手术”，来解决一个看似不那么要命的小问题。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达到目的，却引起了蝴蝶效应，逼迫着王莽做第二次改革、第三次改革……直到他的货币改革牵扯面越来越大，并最终走向失控。

而他第一次改革要解决的小问题是：货币贬值问题。

到王莽时期，汉武帝推出的五铢钱已经流通了一百多年，世人基本上已经适应了单一货币。但令政府感到烦恼的是，经过一百年的不断贬值，铸造五铢钱的成本已经显得太高。特别是五铢钱对重量是有要求的，政府即便可以偷偷减重，但不能做得太过分。

王莽希望通过一次改革来使货币贬值，但又不影响社会的稳定。他的办法是发行大面额的钱币，这是中国统一之后政府第一次系统地发行大面额货币的尝试。

这一年，王莽发行了三种新的货币，和五铢钱并行使用。

第一种是大钱（大泉五十）。重十二铢，相当于两枚半的五铢钱，但它的面值却是五十个五铢钱。

第二种是契刀。这是一种综合型货币，它有个类似于钱币的圆环，但圆环又挂了一把类似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刀币的把儿。面值五百。

第三种是错刀，也就是俗称的金错刀。这种钱与契刀类似，但用错金工艺组成了“一刀直五千”的文字。面值五千。

由于后两种货币的面值太高，如果民间盗铸会有很高的利益，故而，王莽在铸造这两种钱币时采用了很多先进的防伪工艺，造得精美无比。这些钱币成了后世的艺术精品。

如果这项改革成功的话，政府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比如，大钱只用两个半五铢钱的材料，却当五十个五铢钱来用。而发行契刀和金错刀更是一本万利。

但是，在政府看到利润空间的同时，民间也同样看到了。一枚大钱就意味着二十倍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偷铸一枚大钱获得二十倍的利润。这是一项少有的暴利投机。

于是，民间立即熔化原来的五铢钱，再盗铸成这些贬值的钱币。民间造假蜂起，人们如同当今炒股票一样疯狂地拥进了这个行业。

另一方面，在交易市场上，由于钱币贬值得太厉害，人们纷纷转用黄金交易，不敢再接受这些货币。为了对付这个问题，王莽禁止了黄金的流通，强迫人们使用这套新的钱币系统。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市场混乱。

王莽以为他的改革可以解决财政问题，却没想到，这次铸币改革等于踹开了地狱之门，再也收不住了。

两年后的公元9年，王莽已经登基称帝。他开始着手修正第一次货币改革造成的问题。

由于两种刀币面值太大，民间反弹太厉害，遂将其废除。他寻找的借口是，汉皇室的“刘”字就是由“卯金刀”三个字组成的，既然刘氏已经不再担任皇帝，那么刀币也应该停止使用了。

而第一次货币改革之所以出问题，在于面值五十的大钱与五铢钱之间的比值悬殊。王莽认为铸造五铢钱太不划算，政府应当直接废除五铢钱。

于是在第二次改革中，他发行了一种重量只有一铢的小钱作为基本货币，将五铢钱停用。实质是把最常用的货币也贬值了五倍。

通过第二次改革，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只剩下两种，分别是重十二铢价值五十文的大钱，和重一铢价值一文的小钱。这时，人们熔化掉十二文（也是十二枚）小钱，就可以铸造一枚大钱，来当五十文花，盗铸仍然有四倍的利润。

随着人们纷纷把小钱熔化掉，市面上将只剩下五十文的大钱。由于民间缺乏散钱，许多小额交易无法进行。第二次改革仍然以扰民为结局。

到了第二年，王莽意识到他的两次改革并没有解决货币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麻烦，决定来一次一劳永逸的改革，按照古代的理想来重新设计货币。这就有了他的第三次改革，而这次改革被视为货币改革的巅峰。

在古代，有许多种物品曾经充当过货币的角色。比较典型的是龟甲、贝壳，以及金、银、铜。王莽将上述所有的材料都纳入一个复杂的体系中。

通过这五类材料，他发行了六类货币，分别是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和布货。除了金、银、龟、贝四种货币分别对应四种材料之外，钱货和布货这两种货币都是以铜为材料的。所谓布货，不是现在的布匹，而是一种铲状的铜钱，而钱货（泉货）是指圆形方孔的铜钱。这就是所谓“五物六名”。

这六类货币又分成了二十八品。就像现在的人民币面值分为一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一样，每一类货币都有若干种（品）。所有的货币形成了一个梯度差，从小钱的一钱，到金货的一万钱。

这或许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内部出现的最复杂的货币系统，它代表了一个幻想家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也表明了儒家按照礼制设计的金融体系能够达到的荒诞水平。

王莽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把如此众多的钱币投向市场，人们也很难记得住它们的换算关系，更难验证货币的真伪。人们苦于货币的混乱，社会经济已经接近停滞。在私下里，人们拒绝其他货币，仍然使用当初的五铢钱。王莽为了强制推行他发行的货币，下诏凡是敢于携带五铢钱的人，都要发配边关当戍卒。在此之后，五铢钱的确慢慢地消失了，但是整个商业系统已经彻底崩溃。不仅是普通百姓，就连那些公卿大夫因为被强迫使用高面值的货币，也出现了破产的情况。到最后，王莽不得不再次妥协，只使用大钱和小钱两种货币，将龟、贝、布币暂时停止使用。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金融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当汉武帝将货币发行权彻底收归国有之后，就彻底将政权的命运和金融绑定在一起。因此，任何时候，金融的混乱都会让人想起政府的失职。

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最后一次货币改革。此时性价比最高的五铢钱已经绝迹，市面上只流通大小钱。王莽此次的改革废除了大小钱，发行了货布和货泉两种货币，其中货泉重五铢，值一。一个货布又等于二十五个货泉。

这次改革是王莽承认失败之后的回归。通过变相的方式，重新回归了五铢钱的重量，也画上了币制改革的句号。

币制改革极大地扰乱了社会和市场。直到宋代交子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疯狂的币制试验。这次改革足以和法国约翰·劳的货币试验媲美。它演示了一个政权可以利用币制带来多大的灾难，也显示了当货币的面值严重脱离了其价值时，即便依靠一个庞大政权，也仍然无法战胜市场的力量。如果不遵循这个规律，那么历史将把该政权扔出舞台。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杀。与王莽撇清关系的儒生则继续在复古的招牌下，兜售儒术于帝王将相之间，直至近代。

表3 王莽第三次货币改革的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光武帝刘秀创建东汉后，却在经济战场上遭遇了最顽强的抵抗。他试图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却遭遇了普遍的抵制。甚至他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有人对抗清查。

民间与中央在财政上的对抗贯穿整个东汉时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由于东汉的制度继承自西汉，社会结构也早已固化，中央政府的统治成本更加高昂，这就决定了东汉是一个行政效率低下的朝代。

任何继承前朝制度的朝代都会有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开支大却收不上税的窘境。

东汉的财政能力不足以支撑对外战争，却恰好遭遇了羌乱盛行的年代，皇帝最终只能通过卖官、敲诈等各种手段获得收入。这些非常规手段最终导致了政治败坏，从而又引起了内部的叛乱。

东汉末年，由于财政无法满足维稳的需要，皇帝创建了一个新的官职：州牧。州牧是一个集军政、民政、监察于一体的官职，州牧一诞生，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最终会瓦解中央政府的官职。东汉也是从这时，进入了解体的节奏。